内容摘要：本文运用历史资料，阐述了俄国东正教在华近3个世纪传教活动的特点。作者指出，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实际上是一个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工具。

东正教传入中国已有290多年的历史，其间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1665-1716年），从沙俄在我国黑龙江雅克萨地区修建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至沙俄派出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第二阶段（1716-1858年），从沙俄派出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至中俄签订《天津条约》；第三阶段（1858-1900年），从《天津条约》签订至义和团运动；第四阶段（1900-1917年），从义和团运动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五阶段（1917-1949年），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六阶段（1949-1956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俄国侨民撤离中国。1956年，俄侨撤离后，北京传教士团负责人暂由中国人（俄裔）姚福安神甫接替。从此以后，东正教在华势力急剧减弱，到“文化大革命”前，北京传教士团已不复存在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290多年间，沙俄向中国先后派遣传教人员300多名，建东正教堂300多座、修道院1所、独立教区6个、神学校20所、气象台1座。沙俄政府也自1820年起向传教士团提供经费，最初每年为6500卢布，以后增至16250卢布。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兴办企业和事业单位46处，拥有教会财产150万卢布。它的势力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教徒总人数高达338200多人，其中多数为俄人[1]。

概言之，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中国3个世纪的活动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东正教传华与沙皇的侵略密切相结合

马克思在《希腊人暴动》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俄国东正教会的反动本质，指出它“变成了对内压迫和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从17世纪以来，沙俄除了采取军事手段侵略我国外，又积极利用宗教这个精神武器，先后多次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1692年，沙皇彼得一世派特使义杰斯到中国，给他下达了六条指令，其中一条是“要求清政府拨地供俄国建造一座东正教堂”[2]，供在北京的俄国人过宗教生活。当时东正教神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除了在俄国人中间进行宗教活动外，还把他的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人中间，为此深受沙皇彼得一世的重视和赞赏。1695年，西伯利亚教区都主教伊格纳秀受沙皇彼得一世的委托，指示马·列昂节夫今后不但要为沙皇祈祷，而且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可靠的立足点，诱使更多的中国人信奉东正教。1698年，彼得一世又批示：“此举甚佳，为了上帝，要干得小心一些，不要鲁莽，不要因此，怒中国官吏……。我们应当在那儿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有礼貌的战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事业……遭到失败。”[3]

1716年，俄国政府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旨意，正式派遣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在谈到这一时期东正教的作用时指出：彼得一世巧妙地利用了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以打开中国的门户”[4]。1721年，英诺森·库利奇茨基主教被委任为在华传教士团的新领导人。他一到任，即遵照沙皇彼得一世的指令，要求中国当局准许他在北京“自由居住，主持教务，随意访问有俄国教徒居住的（中国）其他地方”[5]。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修士大司祭英诺森也供认，传教士团在这一时期“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传教士团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政府希望通过教会实现俄国的政治利益”[6]。可见，东正教的传华活动是在沙皇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与沙皇的侵略野心息息相关。

二、东正教传华与沙俄的军事、贸易、外交密切相配合

在军事方面，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他们走到哪里，火和剑就到哪里，灾难和痛苦也就出现在哪里。1665年，沙俄政府派遣以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一批武装人员（其中有随军东正教教士一人，名叫叶尔莫根）侵占我国黑龙江雅克萨城，在那里修建了最初的东正教堂和修道院，强迫当地居民信奉东正教，同时到处抢劫财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激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685年，清政府出兵收复了雅克萨城。1830年，沙俄政府委派了以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为首的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其中有一名监护官，名叫拉迪仁斯基，他原是沙俄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军官，利用“传教士”的身份非法窜到我黑龙江地区刺探军事情报，随后他又提出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深受沙俄政府的重视和奖赏[7]。1850年，沙俄政府派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为第十三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他在任职期间，参与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武装侵略，扮演了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角色。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积极鼓吹：“目前中国的内乱（指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毫无疑问，我们一旦派遣大军公开沿黑龙江而下，满州当局一定会出面口头阻拦，然后也许还会由理藩院向我国枢密院提出书面抗议，但是，对于这两种情况都可以而且应该坚决地回绝，……我敢断言，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8]

在贸易方面，沙俄政府通过贸易活动把传教士秘密带入我国。1702年，沙俄政府以在华的东正教神甫马·列昂节夫年老体弱，无力继续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为理由，要求清政府准予另派两名传教士来京接替，遭到拒绝。于是沙俄政府改用派商队的办法，使一些传教士偷偷随商队来京，以加强与北京东正教堂的联系。1703年，萨瓦齐耶夫商队中就有东正教传教士数人夹在其中。[9]

1711年，胡佳科夫率领俄国商队来到北京。这时康熙正准备派遣以皇太子待读殷札纳为首的代表团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看望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胡佳科夫遵照彼得一世的指示，借机要求清理藩院准许俄国传教士来华接任马·列昂节夫，并以此作为沙俄政府同意殷札纳为首的代表团过境的交换条件。[10]康熙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1716年，沙俄政府委派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为首的北京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住在俄罗斯北馆（即北京东正教堂，位于北京城东北隅），生活费用全由清政府供给。这就是沙俄政府派遣的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这个传教士团的到来，使沙俄对华的宗教活动前进了一步。他们积极充当俄国商队的向导和翻译，[11]起了俄国商人带路人的作用。同时，商队又是北京俄国东正教堂向沙俄政府传递情况的可靠人。1836年7月，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修士大司祭向沙俄政府报告有关中国贸易的情况时指出：北京市场上镜子短缺，“我国如向中国出售同类货物，亦将有厚利可图”，并具体指出了镜子的宽度和长度。这一商业信息给俄商带来了巨额利润。1843年俄商向中国出售镜子的总价值是9555卢布，1847年激增为32640卢布，四年间销路增加了好几倍。[12]1844年4月，第十二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修士大司祭向沙俄政府报告说，由于《南京条约》保证了英国在沿海通商的优越地位，俄国绒布在中国的销路可能好景不长。于是他建议在英国人不易到达的中国西部开辟新市场。沙俄政府根据他的建议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在新疆进行贸易的要求，并于185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哈台通商章程》，获取了许多利益。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在谈到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的活动时写道：“他忠告俄国商人，哪些商品能在中国市场畅销，告诉他们市场行情。……在银价上涨时期，他给我国商人指出毫无差错的行动方针。总之，他……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才能和创造力。”[13]俄国历史学家格尔也指出，俄国“传教士把中国看作俄国商业资本的殖民地。”[14]可见，东正教传华与俄国贸易配合得多么密切。

在外交方面，1728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使沙俄政府取得了向北京定期派遣传教士团、在北京建立教堂和传教的权利，沙俄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了中国。如条约第五条规定：北京俄罗斯馆今后“仅由来京之俄国人居住”；中国协助在该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每届可派遣传教士4人来京传教，由清政府供其膳食。此外，中国方面还要接受6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汉、满文。

后来，沙俄政府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将北京传教士团隶属于西伯利亚总督衙门，接着又将其直接归属外交部。这就是北京传教士团成为沙俄政府对外政策的得力工具。1781年，以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为首的第七届北京传教士团来华时，俄国外交部指示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15]1807年，以修士大司祭雅金夫·俾丘林为首的第九届传教士团来北京时，俄国外交部为该团配备了一名督护官，以便对传教士团的活动给予指导。“从此，北京传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16]。1818年8月，沙俄政府指示在华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17]1823年2月14日，俄国外交部副大臣湟谢利罗致宗教事务和教育部的信中写道：“传教士团神职人员应当从事中国的农村经济、家庭生活、农业等的情况收集工作。”[18]俄国学者格列勃夫说，第十二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波列卡尔普修士大司祭出色地充当了俄国外交部的情报人员，“他的情报总是非常全面细致……他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局势总是了若指掌。所以，他向圣彼得堡外交部提供情报时，俨然以此指导外交部的行动路线”。

1857年，沙俄政府根据传教士团的要求，委派有丰富侵略经验的外交官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他来中国后，采取两面派手法，于1858年诱使清政府首先与俄国签订《天津条约》，捞取了包括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内的许多特权。如条约第八条规定，俄国东正教士“由通商处进内地自由传教”，中国方面不得“禁其传习”。从此以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得以由北京向中国各地发展。在此以前，它的合法传教机构只有一个北京传教士团，但1858年以后，在哈尔滨、天津、上海、汉口、内蒙、新疆等地先后建立了东正教堂，形成了东正教区。19世纪末，俄国外交部又赋予北京传教士团以“特殊任务”：探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俄国商品需求的类别和潜力，以及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情况，并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清朝官员的活动经费。[19]

三、打着传教的幌子从事间谍活动

俄国在华的传教士团表面上是宗教组织，实际上披着宗教的外衣，暗地里进行不可告人的间谍活动。他们在沙俄帝国对我国的侵略中，起着大炮和商品所不能起的作用。

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各种情报，是沙俄政府给予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一项长期性任务。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伊拉里昂修士大司祭抵达北京后，先是熟悉北京情况，接着广交朋友，结识清廷官吏，千方百计探听消息和窃取机密。[20]以后，来华的历届传教士团，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

历届传教士团里都配备几名“学生”，他们来华后首先是学习汉语、蒙语和满语。在掌握了这些语种后，他们立刻分别到中国人中间和各地活动，广泛结交朋友，了解中国实情，同时打入清政府有关部门充当翻译人员，盗窃各种机密情报。例如，1738年，在清理藩院担任翻译的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伊拉里昂·罗索欣偷窃了一份详尽的中国地图，送交沙俄枢密院，因而获得了准尉军衔和每年150卢布的赏金。[21]1780年4月6日，全俄东正教最高主教公会在沙俄政府的授意下向前往北京的第七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发出工作指示：“尔修士大司祭于驻北京期间，一有机会就应尽量把当地动态认真详细地写成材料，上报全俄东正教最高主教公会”，“在你前往北京途中和驻北京期间，为执行委托给你的职务，切勿做出任何泄密事情”，“如果国家事务中有什么必须保守秘密的事情，那么绝对不能在私人信件中提及。要按照彼得大帝于1724年1月23日颁发的谕旨所规定的那样去做。”[22]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俾丘林来京后，利用传教机会察看了北京的全部贸易市场，测量了北京每一条街道的面积，确定了北京城围的总长度，于1817年绘制了一幅北京城廓图，[23]然后密送沙俄政府。第十二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巴拉第修士大司祭还在中俄划界事宜的交涉中，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积极出谋献策，提供情报。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在中俄划界问题上，“中国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国采取妥协政策”[24]。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第十三届北京传教士团随班“学生”斯卡奇科夫，总结出一条窃取情报的经验：北京茶馆是中国街谈巷议活动的百科全书。因此，他常常坐茶馆，刺探各种消息。[25]此外，他还多次窜到中国农村搜集各行各业和有关中国人口、农村风貌等方面的情报。

俄国传教士还根据沙皇的旨意，竭力拉拢在华的耶稣会士。例如，1675年，东正教教士尼果赖来京后，很快就和西欧在华的耶稣会士南怀仁勾结起来。他们互相利用，进行政治交易。尼果赖看到南怀仁在清政府担任钦天监监务的要职，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有关情报，而南怀仁也想取得沙俄政府的同意，以便为耶稣会士来华开辟一条从罗马经莫斯科到北京的新路线。因此，南怀仁利用职权之便，把有关清政府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情报，透露给尼果赖。1754年，北京传教士团团长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修士大司祭来华后，更直截了当地说：“凡生活在北京的俄国大司祭必须和耶稣会士交往。因为通过他们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探听到当地的很多事情。”[26]可见他们是把拉拢耶稣会士看作窃取情报的重要途径。

四、打着“汉学家”的旗号进行文化侵略活动

俄国在华传教士团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以“研究”中国为名，实则进行为沙俄帝国服务的文化侵略活动。彼得一世于1700年发布特谕，指示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神职人员应当精通汉、蒙语言文字，以便深入调查中国的情况。[27]沙俄政府在1728年与中国签订的《恰克图条约》曾规定今后定期来华的“学生”应学习汉、满、蒙文字。到18世纪90年代，先后来华的俄国“学生”共计24人[28]。他们除了受命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外，还带有“研究”中国的特殊使命。俄国的第一批“汉学家”正是从这些“学生”中产生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是阿·列昂节夫、罗索欣、弗拉迪金等人。当时，他们从事汉、满文书刊的编译工作，翻译了《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异域录》等书，编译了《中国地理手册》、《中国丝织厂资料》等。这些书刊资料涉及到清朝皇族的家谱、清政府的机构、政治、法律、经济、对外关系和中国地理等方面。为了获得中国的绝密资料，这些所谓的“学者”于1756年伙同东正教传教士从清朝宫廷偷窃了《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然后把这些地图送沙俄枢密院。

进入19世纪后，沙俄政府为全面、深入地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又派了一大批“学生”到京学习汉、满、蒙、藏等文字语言。他们之中，修士大司祭俾丘林学习成绩最为突出，后来成为俄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在中国居住了13年，打着“汉学家”的旗号到处钻营，广泛结交，大肆搜集情报资料，不遗余力地“研究”了中国的历史、民族、宗教、地理、风俗习惯等问题，写出了大量著作，诸如《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东土耳斯坦和准噶尔志》、《北京志》、《中亚各民族志》等，还用俄文翻译了《四书》和《三字经》。同时又搜集了许多有关我国各种文字的书籍和各种文物。他回国时，“带回几吨重的书籍”[29]，其数量多于前八届传教士团带回图书资料的总和[30]。苏联学者戈尔切娃写道：“俾丘林在收藏中国文献和文物方面花了很大力气。跟随俾丘林回国的齐姆柯夫斯基说：‘他把中国的文献资料分装了15个骆驼之多。’俾丘林所搞到的收藏品填满了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31]另一个俄国“汉学者”巴拉第修士大司祭在中国活动了33年，撰写了《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等书，为沙俄政府提供了侵占我国黑龙江地区的重要情报资料。俄国“学者”还“研究”了中国经济问题，内容涉及我国的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金融货币、原料资源、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等方面。

以上这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所谓“科学研究”，都是打着“学术”的幌子处心积虑地搜集各种情报。可见，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文化侵略特务，是一帮穷凶极恶的殖民主义分子，其所作所为充分“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利益”[32]，“其目的和宗教事业毫不相干”[33]。

五、披着“慈善”的外衣干着罪恶的勾当

俄国在华传教士除了直接参与各种间谍特务活动外，还打着所谓“慈善”的幌子，进行种种罪恶勾当。他们口口声声高喊什么“立身处世要符合神圣的修士身份”，“对宗教要笃信不谕，举止要端庄持重，不要傲慢无礼”，“要以身作则，做出一切美德的榜样”，“要爱他人，不要做使他人不愉快的事”，“不能蛮横无礼，吵嘴打架，胡作非为，侮辱他人”，“更不能杀人”，“不要抢夺他人的财物，要努力用自己的劳动去获得”，“不要酗酒，要热爱劳动”，“不得只信教而不行善”，“遵守圣经十诫是教徒最主要的美德”，“不要有不良行为，以免引起人们对俄国教会和俄国人的非难”等等[34]。说得娓娓动听，天花乱坠。可是，实际行动却证明，他们都是一伙口是心非，假仁假义、男盗女娼、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强占土地，经营商业，收租放债，敲诈勒索，为所欲为，无恶不作。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者强占我国雅克萨地区，修建所谓的“仁慈救世主”修道院，强迫我国当地居民交纳各种贡赋，直接进行盘剥和掠夺。进入19世纪后，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利用各种手段，在北京郊区强占土地一万多亩，并租给附近农民，每年吃大量地租。[35]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沙俄帝国除向我国敲诈勒索赔款一亿三千多万两白银外，还以俄国东正教士被杀、教堂被毁、坟地被掘等为借口，额外勒索了教案赔款白银一万八千两。北京传教士团利用赔款的一半作教会费用，在中国各地修建和扩建教堂，创办教会学校，建立“慈善”机构，开办工厂企业，经营农场；另一半中饱传教士的私囊。他们利用这笔款项一方面大放高利贷，获取巨额利息；一方面经营商业、出租房屋、包揽诉讼等，变成了大地主、大财主、高利贷者、奸商、房产主和讼棍，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他们到中国来，不仅是为了完成沙俄当局交给的侵略使命，而且也使自己成为一伙贪婪的剥削分子。[36]

这些俄国传教士在中国过着花天酒地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把中国当作吃喝玩乐的乐园。比如俄国驻北京第一届传教士团团长伊拉里昂修士大司祭就是一个贪得无厌、利欲熏心、纵酒无度、行为放荡、生活腐化的人。“他每次外出都有两人骑马在前面鸣锣开道，马车两旁还各有一人骑马护卫”[37]，大显威风。再如，第十八届传教士团团长英诺肯提乙大主教外出时坐着大轿，后面跟着大批仆役，淫威十足，俨然像俄国的高官显贵。他每年夏秋两季必到北戴河和北京西山避暑，每次都有许多仆从、厨师随行，以供其驱使。他是一个地道的身穿“神袍”、头戴“圣冠”、手捧“十字架”的吸血鬼，是一个敲骨吸髓的剥削者。

俄国传教士还在中国到处横行霸道，经常寻衅闹事，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例如，第二届北京传教士团教士丘沙夫借故“闯入宫苑闹事，殴打前来制止的宫内官员”[38]。又如第八届传教士团团长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修士大司祭供认：俄国传教士在北京“不守秩序，酗酒，挥霍浪费，还殴打中国人”。传教士团的“学生”雅科夫·科尔金，是个臭名昭著的“酒鬼、莽汉和恶棍”。“他常到北京大街小巷的小酒店和小饭馆，在那里大吃大喝，寻衅肇事，打架斗殴。中国妇女常常在自己的小孩啼哭时，就用他吓唬他们”。不仅如此，还有些传教士“简直放荡淫佚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到处胡作非为，甚至动手杀害中国人”[39]。再如第九届传教士团团长俾丘林也是个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由于他和其他传教士“行为不正”，生活极为糜烂，“受到中国理藩院的训斥”[40]。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剥削，在中国所干的坏事以及他们的种种丑恶行径，正是沙俄殖民主义分子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现。

总之，沙俄在中国近300年的传教历史充分证明，他们利用东正教侵华，是无孔不入的，也是无恶不作的。“传教士”并不是真正传教，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间谍特务活动，搜集中国情报，为沙俄的侵略政策服务。因此，沙俄政府的这种侵略活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我国人民捣毁了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士团的老窝——俄罗斯“北馆”，焚毁了很多东正教堂，惩罚了一些罪大恶极的传教士，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反动气焰，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正义。列宁在1900年12月写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愤怒地指出：“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41]这是对沙俄政府及其御用工具——驻北京传教士团所犯罪行的有力鞭挞。

注释：

[1]参见司德敷：《中华归主》（中国的俄罗斯正教会）上海1922年英文版；黄心川：《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

[2]卡札宁；《义杰斯与勃兰德使华记（1692-1695）》，莫斯科1967年俄文版，第27页。

[3]《彼得皇帝书信集》第1卷，俄文版，第253-254页。

[4]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哈尔滨1935年俄文版。

[5]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喀山1882年俄文版，第99页。

[6]英诺森：《在华的俄国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第10期，1916年英文版。

[7]参见巴托尔德：《欧洲和俄国的东方研究史》，列宁格勒1925年俄文版，第236页。

[8]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第2卷，莫斯科1891年俄文版，第107页。

[9]参见《故宫俄文资料》第7件，第279-280页。

[10]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3。

[11]参见《中国福音报》（俄文版），第102-103页。

[12][19]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中俄贸易》，载苏联《红档》第53卷，1932年俄文版。

[13]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

[14]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中俄贸易》。

[15]参见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彼得堡1898年俄文版，第392页。

[16]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教士（1689-1917）》，载美国《太平洋历史译论》第4期，1940年英文版。

[17][18]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中俄关系史略》，载《苏联东方学》第2期，1956年俄文版。

[20]参见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年俄文版，第15页。

[21]参见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美国1969年英文版，第135页。

[22]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年俄文版，第57页。

[23][31]参见戈尔切娃和吉洪诺夫：《俄国研究中国史略》，载《苏联东方学》第2期，1955年俄文版。

[24]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莫斯科1891年俄文版，第142页。

[25]参见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莫斯科1958年俄文版，第84页。

[26]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年俄文版，第27-28页。

[27]参见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圣彼得堡1905年俄文版，第32页。

[28][37]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俄文版，第37-38页。

[29]派克：《中国与宗教》，纽约1905年英文版，第239页。

[30]参见德贞：《中俄政教志略》，北京1872年英文版，第35页。

[32]斯卡奇科夫：《中国书目》，莫斯科1932年俄文版，第8页。

[33]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彼得堡1881年俄文版，第45页。

[34]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年俄文版，第53-57页。

[35]参见格列勒夫：《北京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哈尔滨1932年俄文版。

[36]参见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彼得堡1898年俄文版，第396页、389页。

[38]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彼得堡1898年俄文版，第388页。

[39]以上引文分见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圣彼得堡1905年俄文版，第32页、37页、9页。

[40]奎斯特德：《俄国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吉隆坡1968年英文版，第25页。

[41]《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