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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基本经验   2014年4月30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处理宗教问题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不断创新党的宗教理论;必须巩固和扩大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宗教政策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路线,积极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宗教工作经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智慧结晶,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宗教理论政策的科学总结,是正确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不断创新党的宗教理论,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主要是在19世纪中后期领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深入研究宗教问题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与政权认识和对待宗教与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俄国宗教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认识和处理革命中的宗教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不断创新党的宗教理论,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是指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同中国宗教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和民族气派,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指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先后经历了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创造性地探索宗教本质、宗教根源、宗教价值、宗教信仰自由、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政教分离、宗教渗透等一系列革命中的宗教问题,形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造性发展,已经形成了含有现代国家所要求的宗教基本政策体系,对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基本观点和政策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与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宗教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上,根据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发展变化,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和工作上不断创新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工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境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在客观上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体现时代性,紧密与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相结合;把握规律性,善于总结宗教工作经验,敢于创新党的宗教工作实践;富于创造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党的宗教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创造性地探索了宗教本质、宗教根源、宗教价值、宗教信仰自由、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政教分离、宗教渗透等一系列革命中的宗教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形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确认识宗教问题和开展宗教工作,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动党的宗教理论创新,并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经验。

 

二、必须重视团结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不断巩固和扩大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首要经验

 

党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宗教工作的首要经验。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和重要团结对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宗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于动员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宗教界爱国人士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团结对象和重要依靠力量,必须在政治上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进驻武当山,开辟武当山根据地,就受到徐本善为首的武当山道士的帮助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又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1940年,毛泽东就无神论的共产党员和有神论的信教徒建立政治上的统一战线问题而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信仰上要同宗教唯心主义划清界限,而在政治上要同宗教界人士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明确态度。由于中国共产党真正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真正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和正当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注重团结宗教界人士,把宗教工作纳入统一战线之中,并措施保障广大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得党对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欢迎,客观上壮大了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赢得了各民族及其宗教界的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都非常注重团结宗教界进步人士,宗教界始终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重要团结对象。直到今天,宗教界已成为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证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基本权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必须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1945年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2]即对个人而言,宗教信仰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思想问题,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完全消除掉人们头脑中的宗教信仰问题,信教者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是该受到尊重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蓝本。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使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由一项政策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已经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意义重大。

 

坚持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首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宗教徒在爱国主义方面有相同之处,是有合作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张和宗教教义有一定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宗教是注重人文关怀的社会实体。其次,中国共产党和宗教徒在思想信仰上可以相互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科学思想体系,是彻底的无神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是有神论的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与党的世界观根本对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宗教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与宗教的有神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不同,而采取关门主义甚至宗派主义的打击。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既要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又要在政治上行动上团结联合宗教界爱国人士。

 

宗教界爱国人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团结对象和重要依靠力量,广大信教群众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群众基础,必须坚持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在思想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行动上团结合作,尊重和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首要经验。

 

三、宗教问题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路线,这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经验

 

宗教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大局,关系到民族稳定、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全。因此,处理宗教问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实践证明:党的宗教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政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

 

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列宁认为,尽管在世界观上宗教与共产主义思想是根本不能调和的,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决不能把它提高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即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和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任务。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代,革命与战争成为时代主题,因此,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运动取得胜利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在这个首要任务下,宗教问题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运动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宗教问题是中国革命诸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不是独立于民主革命之外的,因此,这一时期,党的宗教工作就要服从和服务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和目标。

 

党的宗教政策要服务服从于党的总路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会因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制定出当时阶段的总政策。其中,党的宗教政策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党的宗教土地政策是服从于党的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大革命时期,党的宗教政策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总政策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土地方面的政策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的剥削和债务。党在这时期的宗教土地政策实际上也是党的土地总政策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总路线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3],可以说,打倒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这就需要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党同宗教界建立的统一战线就是服从和服务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一使命的。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总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这时期,党的宗教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有利于促进解放战争胜利的宗教政策;二是实行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政策;三是实行有利于建立新中国的宗教政策,这些政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政权而服务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宗教政策的变动与调整,都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制定和党的政策、策略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是服从服务于党的总路线的。

 

积极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宗教,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宗教的价值和宗教界国情的变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制定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相适应的党的宗教政策,发挥宗教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抑制或消除宗教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消极作用,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需要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党的积极正确引导;二是宗教界的主动适应。无论是制定和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有特色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城市宗教事务,发展和完善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与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宗教工作是党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这就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宗教工作,政策上认真制定,措施上落实到位。

 

处理宗教问题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坚持党的宗教政策服从服务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经验。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挥宗教界在民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引导宗教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认识宗教双重性特征和作用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以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政策、政教分离政策等一系列服从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宗教政策,团结宗教界进步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与立场与中国宗教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在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关于宗教工作的丰富经验,即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不断创新党的宗教理论,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经验;必须重视团结广大宗教界爱国人士,不断巩固和扩大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首要经验;宗教问题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路线,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经验。

 

注释: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4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4页。

[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4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

 

(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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