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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贵、周燮藩、杨富学、郑筱筠:如何认识和理解新疆宗教   2014年8月13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郑筱筠,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吴云贵,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周燮藩,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杨富学,兰州大学教授。

 

郑筱筠:人们关注新疆,新疆宗教自然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我们知道,宗教是一个不断“扩容”的系统,新疆宗教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伫立于千年的风沙中的楼兰古国遗址叙述着西域时期的辉煌,漂移的古老河床见证了西域文明的发展变化。在风沙中,一层一层的文明积淀下来,而宗教却承载着不同历史文化层的时代特征,生存发展至今。新疆宗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宗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与各种文明交往的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回顾历史、反思现在和展望未来的探讨过程中,或许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新疆宗教。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吴云贵研究员、周燮藩研究员、兰州大学的杨富学教授一起来谈谈这一话题。我们重点讨论四个问题:一是宗教在新疆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新疆宗教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三是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新疆宗教的特点是什么?四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其特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疆宗教?

 

周燮藩从历史发展看,新疆一直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佛教、景教、天主教,甚至犹太教都曾进入过新疆地区。不过,即便从历史上看,多种宗教曾进入新疆,有的还长期流行过,如摩尼教,佛教等,但从现实看,目前流行的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新疆总人口2208.71万人(2011年),其中共有47个少数民族,占全疆人口的62.4%。有13个世居民族,其中有7个信仰伊斯兰教,即维吾尔族、回、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族。除了回族外,绝大多数居住在新疆。近些年来,有一部分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穆斯林从内地迁居新疆,由此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在新疆均有分布。穆斯林群众占全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在南疆占总人口的90%以上。伊斯兰教虽然进入新疆地区较晚,历经数百年的斗争,才逐渐为维吾尔等民族所接受,但其影响已渗入这些民族的方方面面和日常生活之中。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逐渐与新疆的民族融合过程相结合,成为这些民族形成的文化纽带和认同。作为历史上全民信仰的宗教,宗教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入,在语言、文字、饮食、婚姻、丧葬、节庆、民居、服饰、艺术、风俗等方面,伊斯兰文化已经凝结于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之中。在今日,全疆10个民族1000多万穆斯林,在全区宗教活动场所23362座中,拥有清真寺22945座,占98.22%,在全区各种教职人员30184人中,有伊玛目以上教职者29617人,占98.12%。伊斯兰教是当代新疆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与信教民族的宗教生活和民俗风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郑筱筠:除了伊斯兰教之外,佛教和道教在新疆为部分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族所信奉。其中,蒙古族、锡伯族、藏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新疆的汉传佛教主要是部分汉族群众信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发布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统计,新疆汉传佛教信众约有7万人,其中经常参加活动的约有2万人。道教徒约数百人,分布在北疆各地。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主要为一部分汉族群众所信仰。近年来基督教呈现膨胀式发展的特点,新疆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000余人发展到2006年的8万余人,25年间,增长了近16倍。在全疆各县市都有信徒,但主要分布在北疆铁路沿线。截止2006年底,全疆有天主教信徒约7000人,比20世纪70年代末增加了10多倍。东正教主要为俄罗斯族所信奉,目前有1万多人,保持信仰习惯的大约3000人,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约200多人,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伊宁和塔城市。

 

说起新疆宗教,人们就想到伊斯兰教。其实从古至今,在新疆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宗教类型之多,恐怕在全国堪称第一。学者们研究成果显示,当前新疆宗教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五多”,即信教群众多、宗教活动场所多、宗教教职人员多、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多和宗教活动多。首先,信教群众人数居全国之冠,且相对集中,在南疆尤为突出,信教群众达90%以上,喀什、和田两地区达95%以上;其次,宗教活动场所也位居全国之首,宗教人士、信教民族和宗教活动之多也位居全国前列。但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又有差异性。一般来说,南疆相对于北疆,维吾尔族相对于哈萨克族,聚居区相对于杂居区,农区相对于牧区,农村相对于城镇,宗教对前者的影响更甚于后者,或者说宗教在前者中的表现比后者更为突出。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多元、局势复杂,因此,加强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是当前各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吴云贵:一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基本格局。10世纪以前,佛教传入以后,新疆出现了以“西域佛教文化”为主、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局面。10世纪以后,佛教衰落,伊斯兰教兴起,形成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共存的格局。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在清政府统一新疆以后,新疆包括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内的世居族群已达13个。他们各有自己的宗教传统,有些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尽管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但不仅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有迟有早,接受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显著区别。伊斯兰教经过500多年的传播才在维吾尔族地区真正“安家落户”,伊斯兰化的结果对维族的最终形成有广泛、直接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带有民间宗教色彩的苏非神秘主义信仰和习俗的广泛传播,对融合、吸纳本地已有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习俗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仍广泛流行于南疆的“麻扎朝拜”就是外来的伊斯兰教与当地一度流行的祖先崇拜等习俗相结合的产物。较之维族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情况则明显不同。这两个游牧民族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仍保留了部落宗法制度,号称“真主之法”的伊斯兰教法未得到完全认可,宗教原则并非神圣不可侵犯,部落头人的权力和地位高于宗教人士。草原上的游牧民生活漂泊不定,不可能“围寺而居”,所以一般不建清真寺,礼拜、封斋等宗教功课也不大受到重视。还有自成一体的塔吉克族人。他们属于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他们既不把斋,也不赴麦加朝觐,而是去印度孟买朝拜其精神领袖阿迦汗。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外来的宗教要想在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都必须“接地气”,在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中增强自我的生命力。

 

杨富学: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历史上各民族迁徙融合,长期和睦共处,但又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形成了独具异彩的西域文化与宗教文明。历史上,除自然崇拜和萨满教外,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曾流行今新疆地区。从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看,新疆不少民族都曾信奉过多种宗教。各种宗教传播的时间、分布的范围不尽相同,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各有千秋。

 

最早传入新疆的外来宗教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据伊犁、乌鲁木齐出土的祆教文物推断,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时,随着一部分信仰祆教塞种人的迁入,祆教开始在新疆大地上留下自己的踪迹。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残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当时哈密有一座祆教的寺庙,里面画满了祆教的壁画,在吐鲁番发现的文书中,也有不少祆教的内容,但斯时敦煌、吐鲁番的祆教已经与当地原始宗教相融合,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印度佛教约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传入新疆于阗,此后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疏勒、且末、若羌、莎车、龟兹、焉耆、吐鲁番和哈密等地。历史上,佛教对新疆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在当地留下了包括吐峪沟、胜金口和柏孜克里克诸石窟在内的丰富文化遗存。回鹘时期,吐鲁番佛教臻至极盛,柏孜克里克石窟堪称回鹘佛教艺术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佛窟中却存在着不少摩尼教绘画,38窟、第27窟、第35窟及第2窟都可确认有大量摩尼教绘画存在,故而又被称作摩尼教窟。

 

摩尼教从4世纪至6世纪广泛流行于中亚与地中海一带,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763年,回鹘牟羽可汗在洛阳与四位粟特摩尼僧邂逅,将摩尼教引入漠北,并定为国教。摩尼教的传入,是回鹘历史文化发展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随着摩尼教的输入,中亚粟特文明随之而来,举世闻名的回鹘文就是根据粟特文创造的,摩尼教的传入,也使回鹘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朗及地中海地区先进的文明。回鹘崛起朔漠,草昧初开,藉由善于经商的粟特摩尼教徒的帮助,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快速发展,甚至最终取代粟特人而成为丝路贸易的新霸主。

 

维吾尔族先民为漠北回鹘和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土著,今天的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其先民曾信奉过多种宗教。漠北时期,回鹘长期信仰萨满教,唐代中叶接受摩尼教,并奉为国教。9世纪中叶由漠北西迁至西域及河西走廊以后,进一步接受了当地流行的祆教、景教和佛教信仰。摩尼教虽然仍为回鹘王室所尊奉,但佛教势力却远在其上。10世纪中叶,雄踞中亚地区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开始改宗伊斯兰教,随后发动了对天山南北佛教流行区域的“圣战”,及至15世纪,新疆地区以回鹘为代表的各民族纷纷皈依伊斯兰教,经过数百年的融合与同化,最终形成了现代维吾尔族;而河西地区继续信奉佛教的回鹘遗民,则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豳王家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宗教的分野,是裕固族得以成为独立民族的重要条件之一。

 

吴云贵: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居民信奉多种不同的宗教,是一个文化、民情、社情独具特色的行省。人们对新疆宗教投以更多的目光,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新疆地处边陲,宗教信仰的主体是少数民族群体,其对信仰的理解和表达与以汉族为居民主体的内地“反差巨大”,需要深入研究;其二,宗教信仰外部环境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不断在新疆兴风作浪,新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一再受到干扰破坏,甚至影响到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伊斯兰教是崇尚和平的宗教,暴恐恶性事件的发生与伊斯兰教没有本质联系。但因暴恐行为经常打着伊斯兰教旗号,而且往往是由境外的极端组织一手策划,因此伊斯兰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难免会受到损害。多年来即使是在一些专业宗教学者的心目中,也很难打消对新疆宗教比较“负面”的看法,许多人在思考和研判当代新疆宗教时,一个共同的思维前提就是“问题意识”,而“复杂”、“敏感”则是常用的关键词。我不否认新疆宗教问题的存在,但我想在此明确表示,“三股势力”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极少数敌对势力企图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种带有明确政治动机的违法犯罪活动,既非“宗教问题”,亦非“民族问题”。明确了这一前提,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宗教在新疆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宗教是人类社会子系统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不能脱离宗教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来言说宗教。探讨当今新疆的宗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的五大宗教的面貌和社会作用,同旧中国相比,都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疆的宗教,当然也没有例外。究其原因,以两点至关重要。其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家经济基础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铲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宗教不再是剥削阶级可资利用的工具,而成为人民群众自办的事业。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适时地对宗教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剥削制度和宗教上层的封建特权,普遍实行了寺院宗教活动场所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些改革措施、制度建设以及广大宗教教职人员自身的不断进步,从根本上保障了新疆的宗教同全国各地的宗教界一样,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发展进步,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协调相适应。新疆是少数民族和多民族聚居地区,宗教与民族关系更为密切。从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看,新疆可能要滞后于全国许多省区,人民群众的物资生活水平也无法同内地发达的省区相比。这种落后状态短时间可能无法改变,并将继续对新疆的宗教和宗教工作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郑筱筠:新疆地区是连接亚欧非大陆的通道要冲,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马帮驼铃不仅仅是东西方在“物流”,而且织就世界各地的精神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互联网”。当我们思考新疆宗教这个概念时,要避免在惯性作用下落入两个陷阱:一是以为新疆宗教是个封闭的板块,而且只有一种宗教,即伊斯兰教,二是以为这个地区的宗教格局是“自古以来”固定不变的。其实,新疆宗教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今天的格局是经过近500年才形成的,时代特征鲜明而且今天还在变化,更加多彩。而新疆的绿洲文化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人口构成,产业结构和历史沿革,这些都使不同地区的宗教格局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特征。

 

杨富学: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在印度、中亚及新疆发现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钱币上,可以看到波斯祆教的琐罗亚斯德像、印度教的梵天像、佛教的释迦牟尼像和弥勒佛,更有希腊、罗马的男神女神诸像。地处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吐鲁番,在历史上长期充任世界宗教的坩埚,大凡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庶几乎在吐鲁番都可以找到影子,诸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概莫能外。不同宗教在这里和谐共处,相互融摄。当地出土的宗教典籍相当丰富,有回鹘文、粟特文、梵文、波斯文、突厥卢尼文、佉卢文、叙利亚文、藏文、汉文、希腊文等20多种。随着这些用不同文字书写的宗教文献在各民族中传播,各民族也逐渐开始学习和使用这些文字,例如回鹘人就掌握了佛教的梵文和藏文、摩尼教的摩尼文、景教的叙利亚文、福音体文等等,宗教的传播带来的文化融合,昭昭可见。

 

在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东南,有一座被称作艾苏哈卜·凯赫夫的麻扎,俗称“圣人墓”,是我国境内最古老、最显赫的伊斯兰教圣地。以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为核心的吐峪沟宗教文化遗存,使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曾经在当地流行的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痕迹,也能看到回鹘民族的萨满遗风,同时也折射出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以及本土化的曲折轨迹。包括吐鲁番吐峪沟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在内的新疆地区所存宗教遗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深深打上了当地传统文化和外来民族宗教文化共存的烙印。多民族、多种宗教汇聚并行,共同吸收,共同发展,创造出绚丽的西域民族文化。

 

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苏非派在新疆传播伊斯兰教的历史上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大多与政治力量的支持分不开。蒙古西侵以后,伊斯兰教的政权阿拔斯王朝灭亡,在中亚、西亚等地,苏非教团成为民间维系伊斯兰教的主要力量。14世纪中亚成为苏非教团的摇篮,库布拉教团,叶赛维教团和奈格什班迪教团相继兴起。至16世纪后,奈格什班迪教团在中亚居于统治地位。在政治上,至察合台汗国后期,政治分裂,地方割据,各种势力竞相奋起,都聘请苏非教团的长老为精神导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势力壮大的苏非教团则乘机扩大自身实力,介入并插手政治斗争。新疆的和卓家族的不同分支,都是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国内不同政治势力请来的,由支持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演化为不同宗教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即形成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仇杀。宗教领袖被政治势力拉入世俗纷争,实际上是被政治势力利用,而宗教领袖因政治野心而争权夺利,都会对宗教有损害。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最后双方都沦为准噶尔汗国的傀儡。以后在浩罕汗国的支持下,和卓后裔发动叛乱十四五次,为祸新疆近40年,最终以和卓家族的灭亡而告终。因此,依禅派即苏菲派在政治上恶名昭著,一直为新疆的政治统治者所忌恨,或禁止或取缔,并扶持逊尼派(正统派)以压制之。所以,依禅派始终在民间活动,以麻扎崇拜为标志。在逊尼派的批判和压制下,苏菲派虽然在民间保持强大的影响,但在宗教体制上没有地位和力量,也没有如南亚那样形成一股反对极端主义的势力。

 

在此之前,喀喇汗王朝和东察合台汗国也都利用伊斯兰教扩张领土,攻灭于阗(和田)、龟兹(库车)和高昌(吐鲁番)等佛教中心。新疆地区长期处于政局动乱和战争频发之中。在战争之中,以“圣战”为号召,煽动宗教狂热,实施偏执暴力的不同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历史事实,都使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传播与政治斗争发生紧密的关联。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自19世纪中叶后传入的奈格什班迪教团,即伊玛目热巴尼派,以及其他的苏菲派,与政治就没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产生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主要是政治问题,有其产生的当代根源。这些都需要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在工作中更应谨慎对待。

 

吴云贵:我对新疆宗教的历史未做过深入研究,知之不多。10年前新疆社会科学院的李进新先生在其大作《新疆宗教演变史》中就新疆各种宗教传播、发展演变的历史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作者在《绪论》中就新疆宗教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本走向及由此形成的一些特点谈了几点意见,读后使我深受启发。首先,作者认为多宗教信仰并存历来是新疆宗教的基本特征。新疆地处亚欧腹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同时也是我国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波斯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欧洲希腊罗马文化等古代文明中心的交汇点,所以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并非偶然,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今谈论新疆宗教,人们立即就会联想到先期传入西域的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联想到稍晚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文化。实际上较早传入西域的还有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以及稍晚传入的景教和从内地西渐的道教。因商贸和人口流动而促成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互相交流和融合,成为新疆历史上各种宗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次,历史上流传于新疆的宗教大多为“外来宗教”。它们主要是从中亚经丝绸之路传入新疆的,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印度文化类型的佛教;二是波斯-阿拉伯文化类型的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三是罗马文化类型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异端派的景教)。外源型的宗教是否能够在新疆生存下来,决定性因素是“入乡随俗”,即通过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方式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同和接受。此外,多宗教并存也为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兼容并蓄提供了便利,如高昌佛教不仅吸纳了儒家和道教思想,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甚至还吸纳了摩尼教的某些因素。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也吸纳和保留了多个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和习俗。这告诉人们,“纯而又纯”的宗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第三,历史上新疆宗教的兴衰消长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是促成这种命运变化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不乏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教义思想,但它在本质上有便于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一面,而且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庇护和利用正是一种宗教得以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看到,不论是新疆的佛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兴盛,都是同封建的宗教国家政权的建立分不开的。

 

此外,民族的迁移也是影响新疆宗教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如9世纪回鹘的西迁就是影响新疆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族群的转移不仅使回鹘人成为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的主要成分,而且将他们原来信奉的摩尼教带入了西域,后来回鹘人的一支又改信了佛教。还有一支回鹘人在西迁过程中完成了突厥语化,并联合其他讲突厥语的部族,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并接受了伊斯兰教,为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3世纪以后,大批蒙古人西迁并控制了西域,成为影响新疆历史进程的另一重要事件。蒙古游牧民的一支后来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创建了东察合台汗国,促成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第二个传播高潮的到来。

 

郑筱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疆宗教格局发生了变化。沧海桑田,当年西域的丝绸之路在海上运输之路兴起后落入低谷,而气候变化促使草原铁骑横跨欧亚。曾经是佛教传播发展重镇的“西域时代”的宗教格局已经改变了,虽然佛教仍然存在和发展,但其信仰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分布在汉族群体空间。而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疆宗教自然也在积极转型。但在全球化思潮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互联网的使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宗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周燮藩新疆宗教的特点,特别是新疆伊斯兰教的特点,依据新疆的区情,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非常显著,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尤为突出。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在新疆不言而喻,无须赘言。而伊斯兰教的民族性在新疆具有特殊意义。这不仅因为新疆维吾尔族等10民族绝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而且由于这些民族的伊斯兰化与民族融合进程大体一致,伊斯兰教的教义信仰、宗教义务,以及通过苏菲派的容纳,与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深度的结合。从而在民族文化、民族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素质和思维定式上均带有深刻的宗教烙印,使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与宗教感情、宗教意识,民族心理、民族习俗与宗教心理、宗教习俗,相互交错、互为依据。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新疆宗教问题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在民族问题里总带有宗教信仰问题,而宗教问题又常常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宗教问题成为民族问题中一个十分敏感的因素。当然,民族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范畴,我们在重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时,还必须看到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并不是民族必备的特征,要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不能把宗教问题不加分析地一概等同于民族问题。

 

宗教的国际性,也是新疆伊斯兰教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新疆,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与世界伊斯兰教有着无法完全割断的联系。新疆还与5个伊斯兰国家和印度接壤,历史上与境外宗教和民族存在多种多样的联系和交往。因此新疆伊斯兰教容易受到周边国家和世界伊斯兰教的影响。

 

新疆伊斯兰教的复杂性,除了上述的民族性和国际性之外,还有历史遗留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清代以前和以后,以及民国时期发生的宗教和民族冲突;英、俄和前苏联在新疆地区所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在境外残存的一小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文革及之前的党内左的错误,取消党的宗教工作,对新疆宗教和民族带来极大的破环。加上境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鼓吹宗教极端主义,破环民族团结,妄图分裂祖国统一,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因此,在现实中,敌对势力猖獗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不仅严重干扰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且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民族分裂分子的破环活动提供了掩护。在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牵涉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信教群众自身利益等诸多问题,成为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吴云贵:新疆是我国汉族、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民族家园,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领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建设好新疆,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如今中国学界经常用“社会转型期”这一词语概念来指称社会现代化进程,并在此前提下来讨论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问题。我以为讨论当今中国的宗教,根本前提依然是宗教如何适应社会现代化进程问题。新疆宗教亦无例外。作为民族地区的宗教,新疆宗教如果说同内地宗教相比有何区别的话,我想不外乎两条。一条是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由此影响到人民的物资文化生活水平,影响到教育、就业以及人员素质等方方面面问题。这种落后状态与宗教无涉,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与发展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另一条是新疆地处边远地区,周边环境较为复杂,信教群体在宗教思想上容易受到外来宗教思想的渗透、冲击和影响,从而发生思想混乱。因此,做好宗教思想的教育、宣传和引导,显的格外重要。这对政府主管宗教部门和宗教教职人员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杨富学: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波斯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欧洲希腊罗马文化等古代文明都在这里发生碰撞并逐步融合,从而产生出新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作为人类重要文化现象的宗教。

 

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大致经历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到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再到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但是不管各种宗教如何兴衰更替,各个宗教地位如何变化,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多种宗教并存的过程中,各种宗教之间也相互融通、和谐发展。20世纪初,考古人员在吐鲁番城北一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混为一体的宗教文献,其使用的语言竟达五种之多,涉及当地流行的四种主要宗教,即佛教、景教、摩尼教和拜火教。足见其融合程度之深。11世纪中叶,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曾撰游记性著作《纪闻花絮》,其中也记载了回鹘宗教的繁杂及相互关系的融洽。他说:在高昌回鹘首都和疆域内,景教、拜火教、佛教和摩尼教并存,每天有三四百个摩尼教徒聚集在当地统治者之宫殿门口,高声诵读摩尼的著作。这一记载生动地描绘了高昌回鹘境内佛教、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并行不悖的奇异景象,堪称新疆地区诸教和融现象的真实写照。

 

新疆历史上流传的宗教大都属于“外来宗教”,它们在传入新疆后,都有一个与本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相融通、相适应的过程。在古代的新疆,佛教的传播形成了我国富有地方特色的“西域佛教”,就是佛教与西域各民族社会文化互相吸收交融的结果。这种独特性,不仅反映在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家礼仪的改造上,更特出的表现在佛教文化艺术上。如代表丝绸之路南道的于阗佛教文化,代表北道的龟兹佛教文化,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郑筱筠新疆宗教的历史回顾让我们领悟到,这个地区的宗教格局是多元而复杂的,同时又是不断在变化的,既有大的改变,又有小的微调。各族民众在长期的共存共生中形成一些非常实用的相处之道。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在提醒我们,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复杂性更加凸显,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要展开深入研究,要审时度势,对新疆宗教总体状况做出准确判断,对新疆宗教工作的思路作出一些调整,对具体工作进行了部署,为新疆工作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当前,新疆社会发展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宗教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处于非常复杂的形势中。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强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尤其要认识到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充分认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吴云贵:就新疆伊斯兰教而论,我想在思想认识和具体解经与宣教工作中应当重视三方面问题。其一,应当明确宗教与宗教工作的范围。长期以来,由于泛伊斯兰主义的消极影响,人们对伊斯兰教有许多误解,似乎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问题都与伊斯兰教有关,都是“宗教问题”。这种泛化宗教造成的谬误认识需要予以澄清。在解经宣教工作中,应当力求把宗教与“非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宗教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国内我们称为宗教团体;在国际上,一般称为“宗教非政府组织”。这样的称谓表明,宗教团体不同于国家政府,它不应干预政治、司法、文教等政府行为,人们也不应当奢望宗教团体发挥社会分工上与它无干的功能。这意味着“宗教就是宗教”,不应当把它同一切问题捆绑在一起。宗教工作也应当如此。其二,应当进一步明确宗教与民族的关系。我国政界、学界流行的“宗教五性论”,确认宗教往往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需要审慎处理。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行省,宗教的民族性和民族构成的宗教性两方面都很突出。但二者既有联系也有明确区别。在新疆的实际工作中,应当力求掌握分寸,既不要把一切宗教问题都扯上民族问题,也不要把民族事务都与宗教问题扯在一起。其三,在解经宣教工作中,新疆爱国宗教团体应当高度重视、大力弘扬“爱国爱教相统一”的思想。应当看到,不论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所谓超国家、超民族的“共同利益”。作为中国的公民,不论信教与否,都必须把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在对伊斯兰教义思想的诠释上,要高度重视“外源宗教”思想的本土化和民族化问题,要把宗教信仰与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民族观念和爱国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杨富学: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的500多年时间内,也是其与维吾尔社会相互融合的过程。特别是苏菲派的广泛传播,把南疆地区固有的某些传统习俗如祖先崇拜、陵墓崇拜、“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以及祆教的拜火习俗、萨满教的崇拜习俗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糅合,形成了维吾尔伊斯兰信仰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南疆地区现在仍然盛行的“麻扎崇拜”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萨满的巫师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地位,但在跳神念咒时却加上了“安拉真实”这类的口号,同时在伊斯兰教的一些仪式中也混杂有萨满教的遗俗。

 

另一方面,多种宗教的并存流传,还促成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交叉渗透的现象。高昌佛教就是因吸收内地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内涵。回鹘迁入后,把摩尼教带入了西域。高昌回鹘统治者对境内并行的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道教的兼容并蓄,形成一种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因为摩尼教综合了景教、祆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加之摩尼教徒往返于唐朝与回鹘汗国之间,不断地将先进的唐文化加以吸收,来自东西方诸文化与回鹘结合后,又获得新的发展,融通合成而成回鹘文明之特征。同时,他们用回鹘语文著述和翻译了大量摩尼教、佛教、景教经典和文献。从近现代出土的文物看,回鹘文直到16世纪尚为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人使用,在河西地区,更是沿用到18世纪。

 

回鹘人改信佛教后,把原来信奉的摩尼教思想引入了佛教中去。佛教的诸神名称被摩尼教所借用,摩尼教借用佛教、道教的形式来阐述其教义,以致出现了佛教化、道教化的摩尼教经典,体现了摩尼教与佛、道之间的深刻互动。同时,也反映了那一时期回鹘人“神佛同体”的信仰观念。后来,这种名称又被蒙古佛教所沿用。从当地人使用的天文历书中则可以明显地看到粟特、汉、突厥等多元文化的合成痕迹。13世纪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曾见到流行于西域的基督教徒由于与当地伊斯兰教徒杂居共处,而在宗教礼仪和风俗习惯上受其影响,与西方基督教的礼仪相去甚远,感到不可理解。但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不同宗教互相交叉影响的结果。

 

伊斯兰教尽管在教义和教规上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在其传播过程中也受到了其他宗教的渗透和影响。南疆地区的清真寺建筑上的壁画、雕刻就可以看到古代佛教艺术的遗风,如莎车县加满清真寺梁坊上的莲花、祥云、和金色光环等图案装饰。有些古代保存下来的伊斯兰教建筑并非都是阿拉伯式的“方基圆顶”,而是保留当地原有的建筑风格。有些建筑就是建立在原来的佛教或是其他宗教寺院的遗址上。而活跃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间的“巴合西”、“达汗”、“皮尔洪”等可以追溯到早先的萨满教巫师;拜火习俗和过“诺鲁兹节”则是祆教的遗留。这些现象都是新疆多宗教并存,各宗教互相影响的痕迹。

 

新疆地区这种多宗教信仰并存的特点,是由新疆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宗教作为一种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当然也是人类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必然要随着东西方经济商贸的交通而在新疆这个十字路口得到传播。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其他许多宗教都在新疆广为流传并互相交融的事实,正说明了这种特殊地理位置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在新疆宗教的演变史上,宗教的兴衰更替,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内部的因素,也是宗教本身变化的原因。

 

郑筱筠新疆伊斯兰教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各国之间交流的不断加强,宗教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种种宗教思潮势必会对新疆伊斯兰教产生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当代伊斯兰教的系统研究,对当前局面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当前,新疆宗教局势非常复杂,这与诸多因素有关。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和伊斯兰复兴浪潮的影响也是造成新疆问题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变动剧烈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国际政治格局、中东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等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论是作为所在国家的主流派,还是少数派人群,穆斯林在宗教归属、民族认同和政治倾向等问题上均面临着挑战。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人群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并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可能。

 

未来的伊斯兰教将会逐渐板块化,与国际伊斯兰组织联合起来,成为国际性的力量。尤其是中东阿拉伯之春出现之后,中东地区的政治运动波也传到了东南亚地区,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显然不能低估。跨国伊斯兰组织中的激进主义势力在一些国家的支持下,正在积极活动,开展对世界各国穆斯林的影响。为此,在这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深入研究,防范于未然。

 

已有学者指出,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背景复杂、思想来源多样化,既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思潮,比如瓦哈比派的改革思潮、伊斯兰解放党(即伊扎布特)的政治思潮,也有中亚本地的思潮,比如起源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派别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等。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建立新的共和国,在宗教方面,各国摆脱了苏联时期的宗教政策和无神论教育,实施新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国内外伊斯兰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再次得到复兴与发展。宣教组织(塔布里厄者玛提,Tablighi Jamaat)就是其中的思潮之一。

 

此外,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发展较快,并且与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联系密切。伊斯兰祈祷团的网络庞大,已渗透到东南亚各地。目前的一些事件表明,新疆地区的极端势力开始与东南亚地区的极端势力组织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因此对当代伊斯兰教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是我们了解和理解伊斯兰教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保障。

 

吴云贵:新疆宗教的周边环境明显不同于内地许多省区。新疆自治区的北部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接壤,西部和西南部有漫长的边界线与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相接。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其中阿富汗长期受战乱困扰,巴基斯坦经常发生教派冲突,而与新疆交界的克什米尔地区是印巴两国民族、宗教矛盾冲突的焦点地区。新疆伊斯兰教所处的外部环境,使新疆的穆斯林民众经常容易受外部宗教思想的冲击、感化和影响。伊斯兰教是超越国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宗教思想的交流沟通未必一定是“负面”的。但实际上泛伊斯兰文化正是通过具有地方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板块展现于世界的,即使对基本教义的理解和诠释,也离不开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所以,在新疆不仅在政治上要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渗透,在教义思想的诠释上,也要保持伊斯兰教“正信”的主导地位和相对衡定性,弘扬“爱国爱教相统一”的优良传统。而在这两方面,新疆的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人士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郑筱筠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围绕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国内对新疆的局面稳定、各族人民和谐共处愈加重视,甚至提高到“新疆工作,关乎全局”的高度。正如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所说的,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宗教的生存和发展,以大量群众信奉为前提。信教群众不仅是宗教的载体,更是主体,是宗教中最活跃、最具现实意义的因素。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联系着的广大群众,作为一种现实社会力量,任何政治家都不能轻视,更不能无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决定了宗教由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转变,也就是所谓世俗化的过程。但宗教无论是仍然处于政治中心,还是更多地进入私人领域,争取广大信教群众的支持,始终是各个国家政府和政党所要面对和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将不同的伊斯兰教思潮区别开来,积极扶持和挖掘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和谐思想资源与温和派传统,防范极端主义思潮。

 

周燮藩对于新疆宗教的特点,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重视对新疆伊斯兰教的研究,充分认识伊斯兰教。宗教是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同,没有统一的宗教领袖,存在不同的教法、教义学派,不同的教派,不同的苏非教团及其修道实践,要正确分清它们之间的界限。认清新疆伊斯兰教,当然还有必要认清其源头的世界伊斯兰教。在此基础上分清伊斯兰教主体教义和教法的传统要求、苏非主义的道乘学理、新产生的种种思潮和派别,与极端主义及其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主张。在实践中则要分清宗教活动与非法活动,受影响的民众(思想倾向、同情、还是盲从)与使用宗教术语、披着宗教外衣,挑战政治秩序,从事反动活动的少数分子。

 

第二,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实现宗教和社会的和谐,调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参加现代化建设中来。中央关于新疆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决策非常英明。这是从根源上消除问题的根本之举。上海会议组织也是联合周边国家打击三股势力的重要保证。此外,重点的工作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做好他们的工作是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根本。同时,要培养和支持爱国爱教的宗教界人士,去引导民众的宗教生活,化解宗教和民族矛盾,建设和谐社会。要在保持高压威摄的同时,做好宗教工作,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予民众以宽松的宗教生活,并将宗教界人士作为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在新疆,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不会终止,周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各种思潮,也会对境内产生影响,既需要我们保持警惕,也需要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根据伊斯兰教的精神进行区别和批判。“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的主要危险”,这是我们对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以来新疆境内外复杂政治斗争形势一个清醒的认识。而宗教极端主义正是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一贯打出的旗号和主要的思想武器,使其有了更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和危害性。由于新疆伊斯兰教的群众性和民族性,宗教极端主义就有了更大的危害性。不过,我们不要将民族问题,或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统统归结于宗教问题,而是要透过宗教现象看到政治问题的实质。对于各种非法活动,特别是打着宗教旗号,鼓吹民族分裂,组织策划暴力的政治活动,不应从宗教角度去判断,而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判断,从而分清非法与合法、政治与宗教的界限。

 

第四,要充分认识做好新疆宗教工作的重大意义。伊斯兰教是从中亚传入,历经数个世纪的传播,自16世纪以后才开始在新疆地区取得优势地位。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中国伊斯兰教是世界伊斯兰教的组成部分,新疆伊斯兰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组成部分。中国及新疆伊斯兰教,在五功和六大信仰上,在经典、教法和教义上均与世界伊斯兰教一致,在苏非主义学理和苏非教团的传播上,也与伊斯兰教世界的苏非主义及其教团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世界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各种教派或思潮的产生和兴衰,都会对中国及新疆伊斯兰教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还应记住,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在历史都有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命运,现在也有实现现代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伊斯兰教,也不为伊斯兰教传统所接受。最近以来,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一些伊斯兰国家,都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时,经过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国际反恐斗争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地域和信仰人数没有缩小和减少,反而在扩大和增长。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127日发布的调查统计,现在世界人口69亿,穆斯林为16.146亿,占全球人口的23.4%。按增长率预测,至2030年,世界人口达83亿,穆斯林为21.912亿,占26.4%。因此,不管伊斯兰教还是伊斯兰世界,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资源,市场),对于我国发展的战略地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新疆,不论作为我国向西对外开放、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门户,还是作为国内的旅游大省,做好宗教和民族工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郑筱筠:总体而言,当前的新疆宗教问题是一个有全球化特征背景下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情况下的宗教问题,是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背景下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多样化社会和各种社会问题凸显下的宗教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理论或政策都不能一成不变,只有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和眼光做出前瞻性的预判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我们的政策或理论,才能做好宗教工作。对此,加强对新疆宗教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发展格局及其特征也是非常必要的。

 

新疆宗教是一个多元共存的整体生态格局。无论我们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新疆宗教,还是考察其宗教格局的现实存在,可以发现,我们谈论的新疆宗教绝不是仅仅只涉及一种宗教,它是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原生性宗教等多种宗教共同组成的一个宗教大家庭,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和谐相处的良好关系。但这个大家庭是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教中有派,即使是新疆的伊斯兰教内部也有不同教派,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特征。例如伊斯兰教虽然是许多族群的共同信仰,但这并不妨碍各地区、各族群的民众保留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族群传统,如维吾尔族女子用艾德来丝绸缝制的花裙子和男子的亚克太克(长袍),柯尔克孜族的白毡帽等等习俗,都让我们在一样中看到不一样,在不一样中又感受到共居在这块热土上的多种宗教和多个民族间有某种共通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在形成文化群体、宗教群体和族群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相互的交往、交流和融合,这是新疆的历史,是新疆的现实,也是新疆的未来。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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