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的长春东本愿寺旧址（资料图片）

1937年7月7日夜，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响起枪声，由此拉开了中国全民抗战的序幕。现在，这一历史事件已经过去77年，但日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仍有诸多混乱认识乃至谬论，特别是安倍政权试图将歪曲的历史观灌输给下一代，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佛教在东北地区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不仅藏传佛教盛行，汉传佛教也有着广泛的信仰传统，同时自日俄战争以来的日本佛教在东北的频繁传教活动也使其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因而佛教自然成为日伪当局重点利用的对象。伪满洲国成立（1932年）之后，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通过设立各种类型的宗教管理机构以及颁布各项宗教法令，对佛教加以控制和改造。日伪当局的佛教政策为维护殖民统治起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危害。

为了巩固殖民政权，维护殖民统治，日伪当局在对风起云涌的抗日队伍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普通民众加以精神控制和殖民文化教育。日本人大谷湖峰在1937年的《宗教调查报告书》中就明确了这一意图：“对苏联、共匪的政策，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能取得充分成果的。另一方面，必须代之以思想或宗教方面的活动。另外，有必要引进日本宗教，以便和满人在宗教感情上求得统一。”日本侵略者对佛教的控制与利用，当时是通过伪满洲国佛教护法会、伪满洲国佛教总会、伪满洲国民生部、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等机构与团体来具体实施的。日本侵略者试图利用佛教来消解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达到一种虚假的和平景象。

1936年6月16日至17日，伪满洲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佛教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满洲国佛教总会于首都，以统辖全国寺院僧人。”这次座谈会是伪满洲国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次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宗教状况进行调查的开端。1936年8月30日，伪奉天省公署和奉天市公署分别颁布《奉天省管理寺庙条例》和《奉天市寺庙登记施行细则》，对伪奉天省内佛教、道教的寺观财产、传教人员作了严格规定，如有违令不遵者，加以重罚。一切宗教活动被置于伪公署掌控之下。1938年9月24日，伪满民生部颁布《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凡不利于日伪统治的宗教活动，皆被取缔。

1938年，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通告大同佛教会、普化佛教会等团体，选派僧人、信徒组成60余人的“宣抚班”，随日本关东军进入长白、抚顺、桦甸等地，向当地村民进行“宣抚”，蛊惑群众“搬迁并屯”，不得接济抗日队伍，切断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此外还组织僧人作为“教诲师”到各地监狱去进行教化，消除被关押者的敌对情绪，作日伪政权的归顺良民。

在沦陷时期，一些上层僧侣被伪满洲国政府拉拢，授予称号、职衔，并利用他们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其中伪满洲国政府民生部聘请一些佛教僧人为“教化顾问”、“教化委员”、“教化嘱托”等。1942年，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还授予东北地区7名僧人为“佛教护国长老”，溥仪还向他们“御赐”紫衣一件。

日本侵略者还以“友善”、“交流”的名义，从1934年开始，向东北地区各大寺庙与佛教团体派驻日本“僧人”，监视中国僧人，注视寺院周边情况，收集情报。如《宗教调查报告书》中针对九台县的宗教说：“满洲的宗教以及社会事业团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些宗教团体也有的标榜寻求平等、和平，实际上则假借宗教的名义策划反日的活动。现在当局作为这类具体的例子可以指出普济佛教会。普济佛教会自民国17年以来，在满洲一部分地区流行，在该县的第3区、第6区也流行，被探知抱有反满抗日的密谋后，于今年5月中旬被勒令解散。之所以能探知这些情况，是因为当局派警察化名打入教会而侦察到的。”并提出“普济佛教会有利用世界大同佛教会的名义进行地下活动的动向，可能还接受华北的指令，现正在进行严密的调查，认为有必要加以镇压。”还特别提出“他们都在通过这种宗教团体来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企图收复东北失地，有必要提高警惕。”另外，日伪当局也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改造东北原有佛教组织以便为其所用。如1924年，由中国天台宗四十四代祖师倓虚法师主持，在哈尔滨修建极乐寺，并成立了哈尔滨佛教总会。

1934年，日本比叡山派来天台宗的僧侣，他们提议创设一个依靠佛教统制，实现日满亲善理想的佛教总会，并修改原来的章程。同年末，在新省制实施的同时，将哈尔滨佛教总会改名为“滨江省佛教总会”。其目的很明确：“创立该会应该把上述政策作为永久的理想，其根源是企图使其属于日本天台本山。”伪满洲国协和会主要负责精神安抚及奴化教育工作，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宣抚工作自然遭到普通民众的抵制。连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这样赤裸裸的宣教是无法奏效的。日本人守屋荣夫在所著《满洲国统治的现状》一书中写道：“原来协和会的中心人物都是军人和官吏，其他的职员也都是在这些人的命令系统下工作的；因而即使说他们确实是照料了满洲民众，但在这种情况下，满洲国的一般民众也不信任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官僚军阀的喽啰，而不同他们进行诚挚的对话，以求得融合与合作。……我认为无论如何也应有一个使满洲民众容易接受的组织和对策。”所以要想统一民众的思想，“只有依靠宗教”。而这样的宗教必须符合两项标准：一是要符合满洲国的建国精神；二是从日满不可分的原则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联系的宗教。这样考察的结果是“连具有长期传统的满洲佛教都不具备教化民众的实力，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从日满不可分的关系考虑，由日本宗教进入满洲，实行教化。……对满洲的所有方面都具有指导使命的日本，在指导满洲思想界时，如果说最需要找出两国的共同性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日本佛教在满洲的开始传授是最有现实意义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人企图用宗教来控制东北民众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9年伪满佛教总会的成立，目的就在于方便日伪当局操纵和利用佛教，以奴化的思想影响群众。其宗旨非常明确：“结合建国精神发扬佛法，以民族结合、国运昌盛为目的，进行传教人的指导培养，教理、教义、制度的调查研究，教化民众及进行排共运动。”佛教被日伪当局当做奴化宣传的工具。

在东北地区沦陷期间，由于日本侵略者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佛教，14年间竟新建寺院达数百座，而且来东北地区的日本僧人几乎各宗派都在开设传教所。据伪满洲情报所编的《满洲的宗教》一书统计说：“在满洲，日本人的佛教有真言宗、曹洞宗、临济宗、日莲宗、净土宗、净土真宗、天台宗等诸宗派，大约有200多所寺院与布教所。”这些寺院与布教所的宗旨为“在统制国民信仰方面，要使满洲佛教僧侣新生，并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职业意识，竭力向满洲扩张。……作为整个宗教的建设性的统制方法，如把日本发达的佛教，按照满洲国情，指导其进入满洲。”这种恶意的扩张与修建，打乱了东北佛教的正常发展。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 大会发表的《大东亚建设佛教宣言》称：“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颁下大东亚宣战之大诏正好一年又半，战果赫赫，政道调适，山川慑伏，草木风靡，从而迎来东亚天地间辉煌的黎明。”为此，东亚诸国应在“佛祖照鉴之下，……为恢弘天业作出贡献”。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不久,以文部省宗教局局长名义给佛教各宗下发了一份《通达》，要求各宗派顺应国策，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此后，在东北地区布教的日本僧侣达503名。冈田义雄在《中国开教》中记录了当时日本佛教各派在东北地区的寺院总数，其中大谷派80座，本愿寺派53座，真言宗40座，曹洞宗37座，日莲宗34座，净土宗28座，日本山17座，临济宗9座，天台宗2座，兴正派1座，华严宗1座，时宗1座。1944年，在东北地区的佛教各派响应捐献军用飞机运动，集资捐献了一架名叫“协和佛教号”飞机，直接为战争效力。

1944年9月，日伪当局还在长春修建了露天“造福观音圣场”，这是日本帝国侵华、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伪满洲国十周年的纪念物。建造露天观音像，其缘起是“不唯祈国运之隆昌，更愿于此非常时局下，使国民于精神有以团结，人心有所依托起见，故由朝野官民及宗教之共同发起奉建露天造福观音圣像，俾万众随时瞻礼，咸植福音，冀慈光加被东亚安宁，并于建国史上，亦可竖一精神永久之纪念文化也”。1944年9月，是日本帝国侵略失败投降前的8个月，危机四伏。在这样形势下大操大办“圣场”，无非是企图利用佛教的影响收揽民心，作最后的挣扎。

（来源：2014年7月8日《中国民族报》，引自佛学研究网）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