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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丽蓉:中国“丝路战略”与伊斯兰教丝路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1]   2015年9月21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在古丝绸之路上,伊斯兰教作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而“大有作为”,郑和宗教外交实现了“宗教软着陆”的目的,成就了“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柔化并美化了中国形象。“中国威胁论”的泛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蔓延恶化了中国“丝路战略”的软环境,故应使“伊斯兰因素”真正成为丝绸之路上实现“民心相通”的润滑剂与助推力。为此,要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国家政策形象上的特殊优势,探究宗教管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人文外交新空间;在朝觐交流的基础上深化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交流,探究宗教轨道深化“民心相通”的人文外交新思路;以上合组织、伊合组织为抓手,探究进一步发挥宗教在维护非传统安全领域特殊作用的反恐合作新平台。

 

    [关键词]中国“丝路战略”;儒伊文明交往;郑和下西洋;人文外交

 

    一、古丝路上伊斯兰教人文交流优势凸显: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动因

 

    众所周知,佛教、拜火教、景教及伊斯兰教等均借助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其中,郑和在七下西洋中,忠实地贯彻了明朝朱元璋、朱棣的睦邻友好政策,且在实现“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目标的过程中,借助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在沿途伊斯兰国家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夯实了对象国的社会民意基础,并最终与30多个亚非国家缔结了友好关系。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被公认为伊斯兰教入华的起始期:“开元初,遣使来朝……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唯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2]大食遣使入华的“殊俗”得到唐高宗的宽待,既反映出儒伊文明的差异,也并形成唐政府包容异己的多元宗教胸襟,为儒伊和平交往上千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大食和波斯的使节、军人、传教士及商人等的不断入华,尤其是这些商人在唐宋开放、优惠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吸引下,通过陆、海丝路开展高利润的丝绸、瓷器、香料等国际贸易,由此形成了“一个连接南洋群岛、中国、西域、印度以及阿拉伯半岛的海陆两路”的“多头商贸网络”[3],外来的穆斯林客商多在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经商,并逐渐形成其特定的侨居社区——蕃坊,既设立市舶司招徕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且允许在蕃坊内建立清真寺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又任命德高望重的外商任蕃长以承担教俗事务,甚至招商引资的使命,在构建蕃坊制度中达到隔离与防范的目的,折射出伊斯兰教入华后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与疑虑。

 

    在元朝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盛况,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蒙军西征东返后客观上造成了西域穆斯林人口大迁徙,并集结于西部各省,出现“围寺而居”的西北穆斯林聚居区;二是元政府为打压汉人而使穆斯林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特权,自1260-1367年间就有26名色目或回回人在朝廷任宰相,其中包括郑和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等[4];三是元朝实行的户籍制首次确立了入华穆斯林的中国国民身份,中国回民从此由“西域回回”这一泛指概念内独立出来,成为儒伊文明相互融合、彼此涵化的成功产物,标志着伊斯兰华化进入历史新纪元。

 

    明朝恢复了汉人至上、儒家治国的惯例,采取了禁胡服、胡语、胡姓、族内婚等一系列汉化政策,结果催生了回回族群的形成——有汉人外形、操汉语、大分散于全国各地却小聚居在西部、成为“围寺而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群中国人,故“明末清初的回回族群的兴起,以儒诠经及以回(伊斯兰)释儒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明朝的汉化措施,也推进了汉化中国伊斯兰教”,并“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及伊斯兰文化”。[5]亦即大体在明末清初之际,由穆斯林商人从海陆两条丝路上传入的伊斯兰教完成了华化过程,并以西部聚居区的经堂教育、东部散居区的“回儒对话”成为伊斯兰完成华化、形成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标志。

 

    郑和是在伊斯兰教成功华化的现实背景下远播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尽管传播伊斯兰文化不是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但“伊斯兰因素”却成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郑和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其祖父和父亲还曾到过麦加朝觐而获得“哈吉”(麦加朝觐者)殊荣。郑和自幼就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先辈远涉重洋完成朝觐功修的宗教壮举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有朝一日也能像祖父辈一样去麦加朝觐也成为他的生命夙愿,尽管他出使忽鲁谟斯时,面对近在咫尺的天方(麦加),最终竟未能完成朝觐夙愿,其部下替他圆了朝圣之梦,但朝觐夙愿却成为他探访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内驱力。

 

    第二,因朱元璋起义军中有忠心耿耿的穆斯林将领如常遇春、沐英等,朱棣身边更有郑和等值得信赖的穆斯林太监,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伊斯兰势力,使得朱元璋和朱棣均持亲伊斯兰教的态度,“其中的穆斯林太监不但有权有势,而且在海洋探索、外交与外贸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6],这也是朱棣任命郑和、王景弘两名穆斯林宦官为正负统帅率领强大船队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第三,在郑和使团中,有一批穆斯林随员,包括正使太监兼副统帅王景弘、副使太监侯显、通事马欢、费信、巩珍等,在郑和七下西洋中发挥着核心领导层的作用,尤其成为出访沿途伊斯兰国家的特殊外交人才,尤其是马欢的《灜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为国人正确认识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指派年富力强、懂得阿拉伯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与马欢、费信等7人率领分船队前往天方(麦加)朝觐,在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不仅带回“中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克尔白圣寺写真图《天房图》”,而且“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并促成对方也派遣使者随其船队来中国访问。[7]对中国伊斯兰文化影响重大而深远,更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友好交往提供了历史佐证与宝贵经验。

 

    第四,郑和船队到访过的30多个国家,大部分属于亚非伊斯兰文化圈的国家,涉及东南亚伊斯兰地区、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以及非洲伊斯兰地区等伊斯兰教发源地与两翼辐射区,郑和对这三个伊斯兰地区的影响程度方式各异: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因商贸往来、使团朝觐尤其是郑和船队出入亚丁港而赢得阿拉伯社会良好口碑,使中阿成为丝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郑和船队对非洲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在东非沿岸的帕泰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物质文化因素,据索马里驻华大使默哈迈德·阿威尔于20101月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披露,在索马里还有一个“郑和村”,当地人自称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船员的后裔。以前索马里还有郑和纪念馆,郑和做礼拜的清真寺还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语也受到了汉语的影响;郑和对东南亚伊斯兰地区的影响程度更明显,因“催生了一个有利于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大环境,加速了阿拉伯、印度、中国与马来西亚穆斯林商人及阿拉伯传教士在马来群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而在“不经意间加速了岛屿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历程”。[8]

 

    第五,因有史料记载,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不仅参与佛事、拥有法名,还兴建天妃庙宇、参加道教活动等,使得郑和的宗教信仰备受争议。但究其根由,恐怕是将“包容性的宗教外交举措”等同于“包容性的宗教信仰”所致。因为“伊斯兰教对于一个穆斯林内心信仰的问题的界定,具有绝对严格的排他性,决不容许多元信仰意识的”[9],但就历史现实而言,“从宗教形式看,封建皇朝重视和宣扬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根本排不上号”,“从郑和身份地位看,他跟佛、道的联系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跟他的处境相协调的”,但“谁也否定不了郑和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这个事实”。[10]他在持守伊斯兰信仰的前提下,参加佛教和道教活动,旨在顺利完成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对内,郑和船队在海上丝绸之路远航的28年间,常会遇到海上风险,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的信仰与崇扬,曾成为激励他们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程中不畏艰险的一种精神力量,故在每次远航前举行的佛教、道教甚至伊斯兰教名下的祈福祷告仪式,发挥着稳军心、壮国威、造声势等重要现实作用;对外,在出访沿线各国时,据对象国信仰不同而采取灵活多样的宗教外交举措,或捐款建寺修庙或立碑建亭,留下了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佛教与丝路沿线国友好交往的佳话,即使是“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伊斯兰教是郑和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但其实际的效果是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11]

 

    事实上,“伊斯兰因素”之所以能成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表明“宗教对增加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2]换言之,因宗教通过教义、仪式、神话等将个人身份与认同神圣化,尤其是神圣的宗教仪式易实现个人认同、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密切关系。在下西洋近30年间,郑和及其使团中的穆斯林随员,既虔诚信奉伊斯兰教,又懂得阿拉伯语甚至波斯语,到沿线伊斯兰国家进行访间,便能凭借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联络感情、减少了隔阂、增进了理解,进而扩大了“信任半径”。基于宗教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穆斯林兄弟情谊”又深化了贸易互信,大大推动了彼此间贸易和商务活动的开展。因此,郑和远播世界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实为华化的伊斯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伊斯兰文化,也为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文化的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郑和与沿线穆斯林兄弟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尤其是曾经主导全球海上贸易的中阿瓷器与香料交易活动,美化了彼此的商品形象,且借此柔化了中阿文明形象,再加上郑和的“强而不霸”的壮举,使得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国家声誉得以提升,“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出现即为明证。亦即,郑和的宗教外交实现了“宗教软着陆”的目的,进而柔化并美化了中国形象。

 

    二、“中国威胁论”泛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全球蔓延:“丝路战略”软环境恶化

 

    2013年至今,中国政府提出的“丝路战略”构想已从倡导期进入落实阶段,并呈现出“倡导与落实并重”的特有态势,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其间有赞誉、认可与响应的,也有疑虑、担忧与抵触的。据2014714日美国皮尤民调显示:1、美国对中国的印象“继续变差”,对华的积极评价比例,2011年的51%降至35%,表明“对武装冲突的忧虑,以及对中国经济成功的不安,加剧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2、“在所有11个接受调查的亚洲国家中,大约一半或更多民众说,他们担心中国与其邻国间的领土争端将导致军事冲突”,93%的菲律宾人有些担心,其次是日本人、越南人和韩国人,分别是85%84%83%,日、菲、越三国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中、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将美国视为“最大威胁”;3、“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公众普遍把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积极因素”,且认为中国即将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超级大国”;4、尽管中国“通过英文媒体和在全球推广中文来打造其软实力”,但研究表明,“北京在让世人相信其意图方面仍需努力”,美国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仍远远高于崛起中的中国。[13]因此,如何营造良好的“丝路战略”软环境迫在眉睫。

 

    就中国而言,“丝路战略”意图不明,使得战略软环境日趋恶化。“意图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确定的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只有将‘目标’与‘手段’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意图’表述。一定程度上说,‘手段’比‘目标’更容易引起忧虑。”[14]其中,“战略互疑”已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挑战,且在美国的影响下,东盟国家大多疑华,新加坡都不例外,李光耀回忆录对此有所披露。[15]美、日等国的战略焦虑,实为“出于相对衰落状态的大国本能作出的反应,把钱更多地花在‘安全’上,从而将用于‘投资’的资源调拨出来,以缓解它们的长期困境”。[16]于是,“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共同由头,使得中国“丝路战略”目标与手段均被蓄意歪曲,进一步恶化了战略软环境。亦即,在中国倡导并落实“丝路战略”之际,一方面我们要向外界清晰地表明“我们要做什么、怎样做”,另一方面,也要让外界准确地知道后能够有回应,并使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借此想做什么、怎样与我们合作完成”,故国际传播与沟通成为优化中国“丝路战略”软环境的重要手段,也因此大大提升了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地位,除继续履行价值沟通、增信释疑的基本使命外,“培育反恐共识”更成为中国人文外交的迫切任务。因为,在陆上丝路沿线地区,“若干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跨国界的民族、宗教、教派冲突,将对未来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17]其中,“三股势力”与“基地”、塔利班等伊斯兰极端组织所致暴恐事件由境外向境内蔓延。在海上丝路沿线地区,也存在由多民族、多宗教纷争派生出的武力冲突,“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在东南亚一带的活动日渐活跃。因此,中国人文外交在综合根治恐怖主义问题上应该并且能够“有所作为”,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性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政界、学界与媒体开展交流,认清恐怖主义本质与危害,早日达成反恐共识,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18]其中,因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向全球蔓延,并在中东、中亚、南亚、美欧乃至东南亚等地区出现了以基地组织、IS等为首的极端组织异常活跃的迹象,呈现出“中心-边缘”扩散的鲜明特征,“东突”势力乘势融入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并投靠IS等参与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圣战”后回国施暴,使得涉疆暴恐事件进入高发期,并出现“东突”组织由美欧向日本等亚洲邻国发展、由中东、中亚向东南亚发展的新趋势,且与境外反华势力、遏华势力相勾结,对中国“丝路战略”软硬环境均造成极大冲击。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9]因此,如何在总结郑和宗教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源远流长的传统情谊与高度互信,将人文外交中的宗教交流提升为宗教外交,让“伊斯兰因素”真正成为丝绸之路上实现“民心相通”的润滑剂与助推力。

 

    三、如何发挥中国伊斯兰教在丝路人文交流中的比较优势

 

    (一)应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国家政策形象上的特殊优势,探究宗教管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人文外交新空间

 

    国家的政策形象实为将政府的政策解读揉入国家形象解读所致,西方主要通过歪曲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双重标准地应对中国反恐,以及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宗教报告等方式臆造了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尤其是自“7·5”事件以来,“东伊运”等在中国境内外制造暴恐事件后,“世维会”等借助西方媒体公开为其开脱罪责,污蔑中国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误导国际舆论以强化外界对中国形象的消极构塑,故中国应从以下几方面修复国家政策形象:1、针对美国发表关于人权、宗教等年度报告,向全世界发表中美人权、宗教、民族等对比性年度报告,采取反制措施来维护中国的国际声誉;2、中国宗教界应积极履行“培养反恐共识”的现实使命,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宗教界的交流,以“解经工程”为抓手,且在“去极端化”问题上开展切实合作;3、“疆独”问题被国际化,实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全球的影响产物,也是西方大国“祸水东引”的结果,已对中国“丝路战略”构成重大挑战,故应在加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交流合作的基础上,探究宗教管道提升国家软实力的人文外交新空间。

 

    (二)应在朝觐交流的基础上深化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交流,探究宗教轨道深化“民心相通”的人文外交新思路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发源地的中东,其复杂的人文环境中宗教问题尤其是伊斯兰问题极为突出,故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1、将朝觐活动提至我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战略高度来运作,在弘扬“爱国爱教”传统的基础上鼓励中国穆斯林精英参与朝觐外交,并在特定多边外交舞台上宣传中国“丝路战略”、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改变中国中东外交中“官强民弱”的现状;2、开展宗教外交“要坚持统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大局。一方面,我们应坚持尊重伊斯兰文明,尊重伊斯兰国家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断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建立起牢固的、充满活力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处理好与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2000多万穆斯林的关系,一向占有很大的权重”。[20]中国外交的内政外交辐射性,也是宗教与国家利益关联性的一种体现;3、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和宗教政治化趋势以及国内宗教格局的变化,均使宗教成为中国内政外交的突出问题。[21]开展宗教外交,旨在“加强同西方国家最感棘手却又具有全球影响的伊斯兰国家的沟通和协调,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互利共赢,也有利于化解西方国家对华的持续挑衅和施压”[22],并以其特殊优势丰富中国民间交往的内涵与方式,进而拓展中国人文外交新思路。

 

    (三)以上合组织、伊合组织为抓手,探究进一步发挥宗教在维护非传统安全领域特殊作用的反恐合作新平台

 

    自“9·11”以来,民族、宗教问题所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7·5”事件后的“疆独”问题被国际化,不仅是需要综合治理的社会问题,也是牵涉国际关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宗教如何摆脱被利用、被歪曲的困窘,并在培育反恐共识、开启反恐合作等方面能够有所作为,将是今后中国宗教界不得不应对的严峻挑战之一,故应从以下三方面着力:1、既在上合组织平台上深化国际反恐合作,也应兼顾伊斯兰合作组织平台,积极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且两个合作平台互补互促,缺一不可;2、丝路上的民族、宗教的多样性决定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再加上“东突”势力与中亚、中东等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宗教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凸显;3、除朝觐外,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外交还应着力开发新的交流与合作项目,如合办学术研讨会、互办伊斯兰文化展演、伊玛目培训,以及清真寺管理、穆斯林社区治理经验共享等务实性活动,进一步发挥宗教在维护非传统安全、防堵极端主义思潮、综合根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特殊作用。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l1BGJ03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上海市中东智库建设等成果之一。

    [2]《旧唐书》卷198,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16-3617页。

    [3][5][6]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090页。

    [4]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7]盖双:《关于郑和船队的一段重要史料——披览阿拉伯古籍札记之二》,《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

    [8]陈达生:《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海洋出版社,2008年版,第98-99页。

    [9]赵国军等:《从穆斯林的角度看郑和及其航海事业》,《回族研究》20052期。

    [10]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29页。

    [11]肖宪:《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回族研究》,20031期。

    [12][]弗朗西斯·福山著,刘榜离译:《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13]《皮尤民调显示各国对华评价不同》,《参考消息》,2014716日。

    [14]李永成:《意图的逻辑:美国与中国的安全软环境》,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5页。

    [15]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世界书局,2000年版,第758页。

    [16][]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等译:《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10页。

    [17]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1017日。

    [18]马丽蓉:《“丝路战略”开辟人文外交新空间》,《环球》,2014年第2期。

    [19]《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fmprc.gov.cn/mfa_chn /zyxw_602251/t1215440.shtml.

    [20]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

    [21]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

    [22]朱威烈:《重新定位中国与中东关系》,《环球时报》,2011328日。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教授)

    (转自《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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