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其“本土化”之具体体现，即“中国化”的有力证明

“基督教中国化”的议题古老而常新，早在唐朝景教入华，就已经拉开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序幕。由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其“中国化”的历程也复杂多变、意味深长。所以，我们审视这一漫长进程，需要有历史哲学的眼光，以古论今、洞若观火；也需要有现实关切的思考，着眼当下、开辟新径。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历史悠久、传播广远，在其全球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普世性”和“在地性”的张力与共存，有着传入与吸纳、异化与融化的纠结和博弈，其对话与互动的辩证发展延续至今，相关的共识与分歧也留存下来。这种审视和参与，既有文化的理解，同样也不离政治的考量。由此而论，其系统梳理、全面分析就不是那么简单的表态之论，而有着深刻的历史蕴涵和突出的现实寓意。

就其信仰传统及精神本真来看，基督教的“普世性”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鲜活的历史写真，即通过其传播地域的生活经历之“本土化”而生动地体现出来。可以说，基督教信仰理解的“道成肉身”与其传播过程中的“进入文化”有着内在关联，其实质是一致的。从最早基督教传播者保罗融入本土、适应文化的传教理念及其成功实践，就可以看出基督教“本土化”之文化适应、文化融入及文化重构的强大生命力，其成功在此，而其被诟病也是于此出了毛病或失误。特别是其后在传播中是“征服”还是“融入”，则反映出复杂的政治参与及政治利益，留下了令人震撼、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

基督教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本身就让人看到其文化适应的醒目足迹。如果没有其在“外邦人”中的文化适应，早期基督教只能是古代犹太人中被边缘化的民族宗教而迈不出走向世界宗教的第一步；如果没有其在古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各族文化中的吸纳与适应，以及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接收及消化，基督教就只能是古代中东范围的地域宗教而走不出亚洲；如果没有其在“大航海”时代对全球文化的了解与对话，基督教或许也只能是一个欧洲宗教而非世界性宗教。正是在这种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接触、了解、对话、互动及融合的“本土化”进程中，基督教的“世界性”、“普世性”和“全球性”才逐渐形成。所以，基督教的“普世性”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才得以奠立的，没有其地方性则不可能有其全球性。于此，没有必要将“本土化”与“普世性”截然分开、绝对对立。这对基督教而言乃是一种辩证的统一。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是其“本土化”之具体体现，即“中国化”的有力证明。唐朝景教本身就是经历了“东方化”的基督教之体，其在中国明显有着与佛道文化之交织，其基督教自我意识及自我形象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反而不太突出，以致人们将之误解为佛道之派、东方之教。基督教沿丝绸之路不断东进的历史，也是其不断主动或被“本土化”的生动写照。元朝基督教体现出与中国蒙古文化及中原文化的结合。据传汉语在更大地域的真正通用始于元朝时的推广，汉语经当时蒙古语的“同化”而成为元代广被使用的“普通话”。所以，“汉人”和“汉语”的意识与元朝密切相关，基督教此时不仅有着蒙文译经的“本土化”，其与汉文化的关联也仍然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尤其是景教、天主教二者在江南的传播，明显有植根于汉文化的努力。明清之际，基督教的东来是其文化对话及融入在没有政治干预下最为成功的时期。在“大航海”时期地理“发现”的鼓励下和西方宗教改革的压力下，以耶稣会为主要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的果阿经日本传教至中国，一路上文化碰撞、冲突以及对话、交融不断。耶稣会以利玛窦为代表，从“僧服”、“儒装”的变换之文化“披戴”，到译介《四书五经》等中国经典和与士大夫推心置腹、广交朋友的文化“融入”，使其“中国化”事业如火如荼、蒸蒸日上，并发展出迄今仍没有任何衰竭迹象、反而又在复兴的“海外汉学”。而一旦其放弃“中国化”这一底线，则由突发的“文明冲突”转为尖锐的“政治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其“中国化”的停止也遭致其“普世性”的挫败。从“中国礼仪之争”开始，基督教在华的“中国化”出现了异化，其与华关系亦走入了歧途。“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船坚炮利、不平等条约下的强行传教，并没有导致西方政治“征服中国”和基督信仰“占领中国”，反而更使基督教本身的中外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化”的必要和正确。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基督教“中国化”已在中国教会成为共识，无论是天主教20世纪20年代前后所推动的“中国化”进程，还是基督新教在华所开展的“本色”、“本土”运动，所突出和强调的都是其“中国”意识及意向的“在地化”、“处境化”。由此而论，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并不是要开辟新路，不会再付出以往开拓者筚路蓝缕的辛劳，而是温故而知新，发扬加弘扬，继续沿着这条正确之路前进，使基督教在新时代获得更好更多的生存及发展机遇，并能在今天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中有着积极参与和作出重要贡献。

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特别要求中国宗教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其中有着文化和政治两大含义

当今中国倡导积极引导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种适应特别要求中国宗教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其中有着文化和政治两大含义。由于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治对抗，使基督教在华不再纯为宗教存在，而是有了复杂的政治卷入，因此其“中国化”的政治层面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中国教会20世纪50年代所推动的“三自爱国运动”则正是基督教这种“中国化”之政治层面的清楚表达。面对复杂的现实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已经完成其任务，相反仍然是任重道远，尚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也需要教内外达到对现实敏锐审视后的共识。在各种政治选择面前，中国基督教当然要理直气壮地选择爱国爱教的“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的文化层面则涉及到基督教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和与中国文化会如何互动。其实，这也是外来优秀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融汇、同在、共构的问题。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双方是调适、共享和双赢，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谁“吃掉”谁或谁“征服”谁。那种寻求“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中华归主”早已成为基督教理应反省的过去。当然，我们今天也应该站在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待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使基督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也使中国文化能够吸纳、包含着基督教文化的积极建构及优杰内容，这是“同一个世界”、“同一种生存”，即人类共同的命运所系。由此，基督教理应主动坚持“中国化方向”，而中国社会也不会对这种自然而然的“中国化”进程搞任何运动式的强求或强迫性的规定，基督教“中国化”是古今关联、中外沟通，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渐进和共和，是优势互补、美美与共的同化和升华。为此，在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颇具挑战性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在政治层面当然会涉及到其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定位和表态，这就是要拥护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看到，世界范围的基督教在不同的社会及政治制度里，其政治取向、态度、选择和作为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明显会有着定位上的较大差异和取向上的根本区别。这里并没有“普世性”的共在或共识，对之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基督教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选择及政治表态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对之不可能真正失语，也不会全然沉默。我们有必要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国爱教、维护并贡献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发展，这正是基督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政治意蕴。此外，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倾心，这在文化层面则是其在华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基督教对之不仅要清楚这个“理”，更需要有对中国文化的“真情实意”，中国基督徒理应具有“中国心”、体现“中国情”，有着“爱我中华”的文化自觉和亲情。应该看到，基督教的“中国化方向”绝不是运动式、命令式的强迫，而是基督教生存、并热爱着中国这块土地的一种自觉自愿及其有机结合的“情境交融”。由此，基督教在展示中华文化精神共同体的本质中才能有积极主动的参与和体现。

关于“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实际上“就在脚下”，前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际友人亦有着认真的观察和友好的忠告。我们完全可以围绕这条可行之路来展开分析讨论，加以探索反思。例如，我们可以从对于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回顾、理论思考、实践观照及国际对话来关注其教会信仰团契、信徒人格修养、教牧心灵升华、本土艺术创新等方面为之打开思路、建言献策，让人们体会到基督教“中国化”这条路不是自我封闭之路，而是天容万物、海纳百川的大道。在中国基督教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优秀文化的彰显，也可以看到其他文明优秀元素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复活”及创新，展示出更新、更美之姿。如《圣经》汉译的古色古香，基督徒君子的人格塑造，圣爱精神在中国文学艺术形象中的彰显，中国文化情趣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体现，以及今天以汉语来展开的中国神学建设和基督教研究等，可谓多彩多姿、蔚为大观。而中国社会也正表现出对基督教教义、道德等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及公德之诸多因素的发掘、推广和弘扬，表明了积极引导、主动融摄的意向和姿态。所以说，作为世界性第一大宗教的正常态度应该是：四海为家基督教，乐以中华为故乡。这种乡意、乡情、乡恋，也是中国基督教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基督徒在此不应有自以为义的傲慢，不能搞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而要体现虚已的淳朴、谦卑的崇高、“仆人”的服务。要用“做盐做光”的方式，以大爱大美来投入其“中国化”的实践，以大真大善来体现其信仰情怀，从而让人性向善而升华、社会关爱而神圣，其自我亦可返璞归真、臻于至善。我们当前的基督教“中国化”理解也自然是开放性、建设性、创新性的，我们会审美鉴赏、扬弃提炼、吸纳涵容、统摄共融，推陈出新，形成中国社会与教会的友好互动、和谐共在，消除误解和偏见，去掉隔膜与鸿沟，共构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同有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担当，由此共同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积极发展，使基督徒生活具有中国文化家庭的温馨和欢愉。为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之产生逆反、怀疑和排拒，而要积极提供真知灼见、深思熟虑和睿智远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2015年12月1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