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间信仰已逐渐复兴，但缺乏统一管理。民间信仰已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还有一些呈现了“会道门”、秘密化、迷信泛滥的偏向。我们认为，民间香头是管理民间信仰的关键，把握了组织并左右信仰活动的各地香头，就等于把握了各地民间信仰活动的领导权。建议对各地香头进行分类管理，及时制定并颁布“民间信仰事务”、确定国家与地方的“民间信仰祀典”，明确民间信仰事务的正当性范围。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要防止各地民间信仰活动中的神秘主义、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或极端主义。同时，把各地重要的香头，尽早纳入宗教信仰的统战工作范围。

为此，我们对各地民间香头进行了调查，进而发现当代民间信仰发展的一种规律，即：各类香头往往就是各地民间信仰事务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身份、地位及其社会网络，以及对于各种信仰活动的组织，决定了民间信仰的活动方式。

香头类型决定了民间信仰类型

依目前研究来看，当代民间信仰的香头，大致可分为以下6类：

巫医、灵媒型香头：他们的人数最多，几乎遍布全国乡村每一类民间信仰中。他们自称有神灵附体，以形成神异性权威。其信仰活动主要是神灵治病，或在香头家中聚会，最有传统“迷信”色彩。崇拜、追随他们的信众，皆因其能治好病痛。其信仰方式比较神秘。

庙会、法会型香头：此类香头大多没有神异功能，其权威来自于他们较好的个人品格与乡村威望，具有相当的群体组织能力和民间资源动员能力，是各类香头中最强大、最常见的信仰组织者。他们能够获得当地道教协会的认同。他们组织的信仰活动，大多为群体方式；在地方社会，很容易形成“民间信仰事务”。

驻庙型香头：此类香头能把农村中的“野庙”、“残庙”，复建为归属于道教协会的道院或道观，自己做成了当地道观或道院的外当家，改变了边缘化的尴尬身份，同时构成香客网络，树立起个人权威与人脉。此类香头，在福建、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常见，陕北香头也大多如此。这种形式，已接近于宗教场所的固有管理方法。

朝圣型香头：在民间信仰活动中，朝圣活动群体性很明显。活动进行之际，会构成群体归属感，但朝圣活动一旦结束，其信仰群体大多不复存在；聚则群体，散则个人。此类活动各地皆有，只是规模与频繁程度不太一样。但其活动规模一般较大，往往事关地方社会秩序与公共事务，群体影响比较大。

职业经纪人式的香头：此类香头目前多是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他们在申请“非遗”项目中，与地方行政人员交往甚密，进而稳定为一种乡村职业，享受固定的经济待遇。他们会经常组织不同规模的信仰活动，或到佛、道教场所参加宗教慈善、社会服务等活动。此类香头还会与其信众定期举行茶会、聚会、庙会等。当信众发生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时，他们也可能被请去评理或调解。

“三老型”香头：此类香头由老干部、老板、老人会共同组成，特别热心于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活动。其中，“老干部”以其手中曾经拥有的行政资源、“老人会”以其民间社区的组织资源、乡村“老板”则以其经济财力，普遍构成了民间信仰的复兴网络，并提供了被地方政府认同的正当性。但此类香头中的“老干部”，大多倾向于把民间信仰解释为民间文化，以消解其固有的“宗教性”，变“信仰”为“文化”。他们同时也担当乡村社区负责人的某些责任与义务，能够直接把信仰活动转换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事务”。

香头管理的难题

当前，对民间信仰活动的场所、资金、信众和香头的管理，缺乏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管理部门既有民宗局、统战部、文化部门、精神文明办，也有文物、园林、旅游等部门，管理方式差别很大，在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主要问题如下：

香头身份如何定位。地方官员认为，“现在国家除了五大宗教，没有民间信仰一说。”管理部门则“把看得顺眼的、制度性的宗教称为合法宗教，对于个人崇拜的、结合民间习俗的，就划到封建迷信。到底什么是封建迷信？政府部门如何界定、纳入监管？管理部门很纠结、很苦恼。”

地方行政最基本的处理方法，是参照目前国家认可的五大宗教，将其纳入道教管理范围，以充分抑制其传统迷信的泛滥，但又无法认定民间香头的合法身份。另外，民间信仰一旦定义为民间宗教，或直接进入道教领域，道教类专职人员就会大量增加；很多香头也不愿意进入宗教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了很多自由。

“宗教活动”与“宗教生活”如何区分。大多数香头认为，他们组织的信仰活动，是“宗教生活”，而不是“宗教活动”，以此作为拒绝宗教管理部门具体管理的理由，因此造成了宗教管理部门的尴尬。国家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只管理宗教活动，条例中缺乏对“宗教生活”的定义与管理措施。

香头身份的神秘化，容易导致其信仰活动聚散无根，组织秘密化。因为处于政府、宗教、文化、民政部门“四不管”的边缘地带，有些香头已经变成“神棍”，把民间信仰活动神秘化、秘密化、私利化，有的活动甚至构成一种秘密组织，成为地方社会一种另类权威。上世纪50年代早被消除的“会道门”或秘密宗教，基于对民间信仰的家族控制与秘密运作方式，已有再度复活的迹象。

分类管理民间香头，逐步规范民间信仰事务

针对上述难题，亟需把民间香头及其信仰活动纳入法治领域，使用政策或法规，鼓励民间信仰体现其所包含的文化性、社会性和历史性，防止香头把信仰活动垄断为单纯私人的神秘体验，防止其偏向发展，导致传统迷信、神道巫术再度泛滥。

把各地重要香头纳入政府统战部门固定的联系对象。就上述6类香头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说，巫医、灵媒型香头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比较疏远。法会、庙会型香头和驻庙型香头，他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要缓和得多，具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度与认可度。职业经纪人式的香头，则已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团结对象。至于“三老型”香头，大多则是地方政府的管理资源了。

其关系如何处理？具体而言：巫医、灵媒型香头，可由地方官员联系，从“私人性交往”构成“默契性交往”，争取建立信任，转化为香头对政府的制度信任。庙会、法会、朝圣型香头，可由“默契性交往”向“统战性交往”转变，最终转变为统战部门对他们的政治信任。

驻庙型、职业经纪人式、“三老型”香头，可经由“统战性交往”向“制度性交往”转变，基于信任，转化为纳入制度管理的信任，尤其是将那些在地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香头，尽快纳入政府统战领域，予以集中培训，以提高其文化素质、法律意识，强化其社会、国家认同。

极少香头，如其利用手中掌握的香客，建立像过去“会道门”那样的秘密组织，则应最大限度地予以孤立，对其实施安全控制或法律制裁。

参照《宗教事务条例》，制定“民间信仰事务条例”，确定民间信仰祀典。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确定国家与地方重大的民间祭祀对象，国家封号、地方致祭，借此对民间信仰进行定义与分类。

其中，可制定“民间信仰分类标准”，把孔子、妈祖、关公等最著名的信仰对象，如炎黄、夏禹等祭祀规格，定位为国家级民间信仰对象，把家族祠祭、地方神灵等，分成先哲类、先祖类、民俗类、文化类，而对于“古神类”、“淫祠类”等神祠，则以相关法规进行严格控制。

防止香头神秘化、信仰组织秘密化。在地方条件成熟之际，可对某些具有一定组织规模与经济实力的香会或信仰组织，试行社会团体或工商注册登记，作为社会文化非营利组织管理，强化其财务、安全、消防、经济资源、活动途径等方面的管理。特别是要通过法治程序，使所有的香头与信仰活动浮上水面，进入法治领域，最大限度地防止香头神秘化、信仰组织秘密化。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2015年11月17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