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原苏联境内有130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其中有30多个少数民族属穆斯林，人数较多的有：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阿塞拜疆以及车臣、印古什、维吾尔、东干、鞑靼、巴什基尔等民族。这些民族大多聚居在中亚、高加索、乌拉尔等地区。就国家来说，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6个共和国为穆斯林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其中阿塞拜疆位于高加索南部，其他5国均处于中亚地区。简言之，无论从民族角度，或从国家文化历史来说，中亚是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地区，伊斯兰教在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影响。
中亚地区5个共和国的面积为4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100万。从阿尔泰山脉到里海东西长1900英里，北起西伯利亚，南至独联体最南端——土库曼的库什卡连绵1325英里，在这块比美国德克萨斯州大6倍、5倍于英法两国面积总和的广阔土地上居住着1700多万乌兹别克人、800万哈萨克人，400万塔吉克人，300万土库曼人和250万吉尔吉斯人——总共为3450万人，占中亚地区人口的70%，占原苏联人口12%。
虽穆斯林在历史上和地理上分为许多民族，各有各的文字和政府，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突厥文化(70%的苏联穆斯林是突厥族，语言非常接近)和共同的历史传统，这有助于形成穆斯林的高度团结。
中亚绝大部分穆斯林属于逊尼派，局部地区有十二伊玛目派，帕米尔山区伊斯玛仪派较多。伊斯兰教三大礼仪割礼、婚礼和葬礼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民族习俗。这里的穆斯林不大重视到麦加朝觐，而鼓励朝拜当地的圣墓、圣地。
苏非派兄弟会在前苏联是被取缔的。据说，它开办秘密宗教学校和地下清真寺，是地下伊斯兰教的主要支柱。前苏联一位社会学家说，北高加索的伊斯兰教信徒有一半以上参加兄弟会。苏非派兄弟会起源于北高加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高加索少数民族被迫迁徙到中亚，把苏非派兄弟会也带到中亚，它体现高加索和中亚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和好斗的“圣战”传统。值得指出的是，为反对沙皇俄国入侵北高加索，1785-1791年曾爆发了由曼苏尔教长领导的山民起义；1813年又有哈吉·穆罕默德率领伊斯兰教苏非派兄弟会对俄国占领者进行圣战；从1817-1864年打了近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中，由伊玛目沙米尔领导的达吉斯坦山民起义，整整坚持了25年之久(1834-1859年)。沙米尔曾一度建立了政治军事统一的伊玛玛特-伊斯兰教长国，最终沙米尔因寡不敌众，被俄军俘虏，并被流放到卡卢加。但是沙米尔这种始终不向侵略者屈服的爱国主义战斗精神，在当地人民中有极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伊斯兰教力量迅速发展。据报道，3年前中亚地区只有160座清真寺，而现在已达到5000座。1989年时只有1所穆斯林大学，2所古兰经学校，到1991年，前者增加到9所，后者发展为25所。1990-1992年乌兹别克纳曼干市的清真寺从两座增至26座。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力量发展尤为突出，塔吉克斯坦的清真寺1989年为70座，到1992年已猛增至2870座，占中亚地区清真寺总数的一半以上。中亚某些地区的伊斯兰复兴党十分活跃，且信奉原教旨主义，该党在乌兹别克斯坦虽被禁止，但在塔什干地区仍拥有5000多名党员。在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于1990年6月成立，并于9月取得合法地位，该党在各地建立基层组织，现在党员人数已达7万之众。可以说，当前中亚各国伊斯兰教已全面复兴。
中亚5国伊斯兰教蓬勃复兴有以下一些表现：
大量修复和新建清真寺，修复圣地陵墓——特别是那些在反对俄国人的圣战中死难者的陵墓，这是宗教与民族感情相联系的反映，因此，圣地很快成为穆斯林精神生活的中心。对于去麦加朝圣活动，也逐年激增，如1989年从苏联到麦加的朝圣者只有25名，而到1991年则增至4000多名。
伊斯兰教义和教规重新显示出其权威性，如封斋、举行宗教婚礼和葬礼，每天做礼拜等均得到恢复和遵守。
翻译出版大量宗教书籍，在报纸上刊载《古兰经》语录，恢复和新办宗教学校，吸引青年参加宗教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信教者的年轻化。在斯大林时期出生、在赫鲁晓夫时期受教育的40岁以上的成年人对伊斯兰教的兴趣不如20-30岁的年轻人那样大。今天的教徒中，民间长老少了，而曾经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干部的入教者多了。1980年在塔吉克共和国的中学生中进行的调查表明：12-14岁的学生中有1/3的人信教。
在上层穆斯林社会，年轻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教职员中，对充满伊斯兰思想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表现出新的极大的兴趣，在民族意识和宗教精神之间，出现了一种共生现象。
具有民族宗教复兴意义的争论还有使用字母的争论，主张西方化者提倡废除西里尔(即俄语)字母，采用罗马字母(即拉丁字母)。而传统主义者则提倡恢复使用阿拉伯字母。这种争论的意义在于对字母的选择将会影响人们接受哪种知识，继而影响人们要受什么样的文化教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所表现出的政治色彩。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一度处于内乱之中，后来形势虽逐渐稳定，然而，经济上的严重困难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因此，宗教的复兴与各国争取民主和向市场经济迈进相联系。伊斯兰主义的政治色彩也表现为争取民主和进一步民族独立。各国穆斯林民主派，大多在伊斯兰教教义基础上参加社会变革，形成伊斯兰教派与其他民主派的携手联合。而在政治斗争中又得到中东国际穆斯林的支持。
伴随着政治经济斗争的复杂形势，宗教的偏激和左倾也难免，例如伊斯兰复兴党组织的出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渗透等。
然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大多数属于逊尼派，不会轻易地接受伊朗什叶派教义。目前在政治经济上基本上倾向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对原教旨主义的过激手段及其政教合一主张也基本上采取抵制态度。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穆塔洛夫明确表示，原教旨主义不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该共和国政府“将尽力扼制这一潮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表示，他要使吉尔吉斯斯坦人免遭“共产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表示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信任”，要采取各种办法加以抵制；哈萨克斯坦总统反复表示他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出现原教旨主义”。总的看来，原教旨主义在中亚虽有影响，但在中亚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社会基础并不十分雄厚，不会发展到伊朗那样激烈。
三
中亚5国在伊斯兰教复兴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l)哈萨克斯坦伊斯兰化的时间较晚，伊斯兰教的影响不如在中亚其他共和国那么大。宗教生活在农村较为活跃，而在城市居民中则较淡薄。
据历史记载，哈萨克斯坦人的祖先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比过去伊朗萨珊王朝一部分南端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要晚近千年。哈萨克斯坦境内很少有发达的大城市，缺少规模大的清真寺，几乎没有宗教学校和图书馆，也几乎没有受过阿拉伯和波斯经典教育的教士，伊斯兰教规对人们没有严格的约束。也就是说，在居民中伊斯兰教规没有普遍被采用。法律事务并不依据教法，而是靠习惯解决。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哈萨克斯坦不能算是穆斯林文化辐射的典型区域。从历史上看，在中亚各民族中，哈萨克是最早受俄罗斯影响的民族。
尽管哈萨克受伊斯兰影响较弱，然而它毕竟属于穆斯林国家。因此，自苏联解体后，它也很快步入伊斯兰教复兴当中。1988年以来，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哈萨克人的民族意识迅速发展，而这种意识中，仍以宗教意识所占比重为大。在宗教复兴中，拉特别克·乌雷·内桑巴耶夫发挥了作用。他于1990年1月由卡迪(教法执行官)当选为哈萨克的大穆夫提。他曾毕业于布哈拉伊斯兰学校，曾到利比亚伊斯兰大学深造。在他的努力下，仅1990年1年在哈萨克境内就开放了87座清真寺，1991年增至150座。为解决清真寺缺少伊玛目的问题，他主持创办了阿拉木图高级伊斯兰经学院，招考2年制学生。他认为青年人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的原因，主要是青年人对过去的社会实践感到绝望，那种口头上宣传的理想与实际生活相矛盾，而当这种实践终止、理想破灭之后，传统的宗教精神便得以复活，人们便转向安拉。他认为宗教宣传的道德价值，能巩固人们对善、和平、和谐、忠诚、相互尊重和容忍的信仰，这也是于伊斯兰教信仰之中，掺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
哈萨克斯坦有大量俄罗斯人，因此，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之间的关系向来成为社会问题之一，该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一社会现象。因为哈萨克斯坦伊斯兰教狂热主义影响不深，在伊斯兰教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并不存在突出的对抗，民族之间基本上是友好的。
哈萨克斯坦内部形势相对稳定，不像塔吉克斯坦那么动荡，但也潜藏着不安定因素。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公开声明：哈萨克反对以种族或宗教组成集团。他认为哈萨克应走土耳其式道路，即政教分离，类似西方的世俗政治，因此要抵制伊朗原教旨主义，以免破坏稳定。纳扎尔巴耶夫还声称，尽管他本人和其他哈萨克人承认自己是穆斯林，但是他们不赞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原教旨主义在哈萨克不能成事。纳扎尔巴耶夫这一宗旨，对于协调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十分重要，是一种明智的主张。
(2)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教于8世纪由阿拉伯人通过武力传入，比哈萨克斯坦早一个世纪。他们的毛拉懂阿拉伯语，法官在法庭上用伊斯兰教规断案。他们本民族的宗教和文化意识很强，基本上不受俄国的影响。塔吉克斯坦的民族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该国虽不与伊朗接壤，然受伊朗影响较深。被认为是中亚各共和国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最活跃的地区。
塔吉克大部分穆斯林信奉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山区居民(主要在戈尔诺-巴达赫尚州)信奉什叶派(伊斯玛仪派)。还有6个苏非派兄弟会，近年来与阿富汗的穆斯林圣战者来往甚密。
自1988年以来，宗教生活日趋活跃，恢复了葬礼中的80种仪式，还恢复了订婚大收彩礼之风。1990年9月通过《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宣布开斋节、宰牲节和那吾鲁孜节为公休日。1990年在首都杜尚别建立第一所伊斯兰教经学院，招收140名学生入学。在宗教教育方面也得到了伊朗大力资助，伊朗自1991年底起为370名学生学习伊斯兰教提供经费。清真寺也迅速增加，1989年有清真寺70座，1990年增至90座，1991年增至124座，1992年则上升到2870座。此外还有3000处礼拜堂。瓦哈比运动开始在塔吉克出现，这个运动在历史上被称为“宗教政治派别”，要求清除伊斯兰教义中后来增加的成分，即反对“现代化”。它提出的政治要求是联合所有穆斯林建立伊斯兰国家。还有原在地下活动的“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于1990年公开亮出旗帜，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苏联解体后，在塔吉克斯坦出现两股敌对的政治力量，一股是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力量，他们在最高苏维埃和政府中居多数，在伊斯兰教界中也有部分同情者或支持者，如库利亚清真寺负责人，人民代表海达尔毛拉。这股力量也发生分化或新的组合，然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保留传统，与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有极不相同之处。
另一股力量是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核心，他们与民主党(主席绍德蒙·尤苏波夫)、拉斯塔海兹(复兴)人民党(实际是塔吉克人文知识分子俱乐部，为首者托希尔·阿布杜·德扎博尔，在非塔吉克人和农村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组成了反对派。
在原教旨主义者或伊斯兰运动中，又包括两种力量。一是前面提到的伊斯兰复兴党，1990年率先成立，主席穆哈马德沙里夫·希乌佐达。该党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建有基层组织，在一些重要机关设置党代表，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战斗队，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二是官方承认的伊斯兰宗教界的精神领袖、最高教法执行官，38岁的阿克巴尔·图拉忠佐达及其信徒。这一派属于民主反对派集团。图拉忠佐达宣称：“我赞成一个带有自由经济的议会性世俗国家。宗教必须与国家分离，以便使社会的弊端不会安在伊斯兰教的头上”。这表明图拉忠佐达派与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复兴党的立场仍有明显的不同。即使在复兴党人内部，其政治主张方面也不尽一致，如伊斯兰复兴党领导人达夫拉特·乌斯蒙也主张：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是一种理想，近期并无可能。因为宗教同国家分离已70年了，这种状况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他赞成当前应建设一个法制的议会国家。
以上反对派几股力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主张，认为塔吉克斯坦将来必须是总统制共和国，但是在共和国政府中不能让共产党人占优势。
塔吉克斯坦受原教旨主义影响比中亚其他国家多，但是原教旨主义的口号及其激进行动，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并不适应。因为人们希望伊斯兰宗教生活给社会带来稳定，以尽快恢复经济，渡过难关，因此，伊斯兰激进主义不仅受到了各居民阶层的强烈对抗，而且也遭到部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反对。
近来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发生的战斗，虽是塔吉克分裂分子挑起的，也反映出塔吉克的国内矛盾，这对该国内部稳定和恢复经济极为不利，人民对边境挑衅是不满的，其发展趋势将使原教旨主义受到更多的抵制，塔吉克斯坦的前景尽管会曲折和困难，但它仍将走世俗的和民主的途径。
(3)吉尔吉斯共和国，人口436.7万人，其中吉尔吉斯族占45%。吉尔吉斯人操吉尔吉斯语，其文字以俄文字母为基础。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
伊斯兰教于8世纪传入吉尔吉斯，9世纪中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直到15世纪后半期吉尔吉斯民族基本形成。然而由于该民族长期处于游牧生活的特点，社会组织松散，伊斯兰教的渗透并不太深。据俄罗斯《独立报》1993年1月13日介绍：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不同，他们过去是游牧民族，从来不是虔诚的穆斯林。该民族保留了许多拜物教的仪式，没有完全接受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在纯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才信仰它，甚至连宗教仪式也不那么严格遵守。例如，比什凯克清真寺中的虔诚教民大多数是乌兹别克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吉尔吉斯人的“非宗教性”。据比什凯克工学院社会学家的调查资料，在奥什州只有10%的吉尔吉斯人赞成建立伊斯兰国家。
吉尔吉斯对恢复伊斯兰教传统比较审慎。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信教人数迅速增加。1985年全国有30余座清真寺，到1990年已增至60多座。这种趋势仍在发展；伊斯兰教影响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这个共和国经济比较落后，居民生活贫困，然而在宗教生活上却毫不吝啬。据1992年6月俄罗斯《消息报》透露，在吉尔吉斯，伊斯兰教人士提出要在每个村庄建一所清真寺。前些时候由于自然灾害严重，损失达40亿卢布，学校尚未恢复，住房也得重建，但清真寺工程却不断上马。宗教界要求将有历史价值的宗教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移交给穆斯林信徒。要求协助穆斯林到他们最向往的麦加朝觐。穆斯林也积极与国家和社会组织合作，参加各种慈善事业活动。随着清真寺大量出现，缺少训练有素的伊玛目。一些冒名的传道者常常借人们对先知教诲的无知以售其奸，把许多人引向歧途。
吉尔吉斯当局不扶植伊斯兰教，他们强调选择非宗教的发展道路，禁止成立宗教政党，谴责伊斯兰狂热主义。然而民族主义分离势力和伊斯兰教的崛起，仍给这个国家的安定带来麻烦。如在奥什州25%的乌兹别克人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所属地区有伊斯兰教复兴党在活动，该党的骨干分子为乌兹别克人。
(4)马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伊斯兰教恢复和发展很快。20世纪3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分神职人员被消灭，或被关进集中营。十月革命前，撒马尔罕共有清真寺和宗教学校150座，塔什干有300座，布哈拉有430座。这些清真寺成为宗教中心和文化科学教育艺术中心，在斯大林年代在与宗教和蒙昧作斗争的口号下，全部被关闭，大量宗教文献被毁。现在街上又建起了清真寺，每天清晨到处可听到宣礼塔上传出呼唤穆斯林礼拜的声音，甚至使外族人产生一种“异域感”。
1987年，在卡代卡达里亚地区的古扎尔区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在70%遵守宗教习俗和法规、参加宗教活动的教徒中，有80%受过高等教育。也是在1987年，伏龙芝中亚记者特别研讨会上，科学院无神论研究所乌兹别克研究室主任A·库奇卡诺夫严肃地说，在乌兹别克“实际上信教程度农村和城市一样，在一些地区，信教者已占人口的98%”。乌兹别克的穆斯林提出：“他们(指俄国)必须归还我们的历史”。乌兹别克虽属突厥语系，但是很多人以波斯语为第二语言。他们的毛拉懂阿拉伯语，法官用伊斯兰教规断案。
1989年在地方政权机构登记注册开放的清真寺有120座，其中69座为古建筑，曾被当作仓库，或用于其它经济目的。从前被封存在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历史博物馆内的《奥斯曼古兰经》重新回到了穆斯林手中，而且初次计划翻印达5万册。在《东方之星》(乌兹别克文和俄文版)杂志上刊出了《古兰经》经文，这成为伊斯兰教复兴的信号。
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发展仅次于塔吉克。在费尔干纳谷地，伊斯兰复兴特别显著，1992年在那里出现以“伊朗革命卫队”方式组建的组织，那里是苏非派伊斯兰的传统领地。
乌兹别克内部形势比较稳定，国家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所抵制。
(5)土库曼斯坦与伊朗接壤，拥有17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在伊朗有100多万土库曼斯坦人。该国受原教旨主义影响较深，居民中大多数信仰逊尼派，也有相当数量的苏非派，与伊朗什叶派有区别。伊斯兰教复兴也以南部与伊朗、阿富汗邻近地带气氛较为浓厚。土库曼斯坦独立不久，伊朗率先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设立官方代表处，并敦促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成立65人委员会讨论两国铁路接轨问题。
历史上土库曼人部落在被俄罗斯征服之前，曾靠掠夺伊朗人为生，并在中亚的奴隶市场上贩卖伊朗战俘。目前伊朗虽积极支援土库曼，1992年2月德黑兰首脑会上，伊朗宣布每年向土库曼斯坦提供650万吨原油，并援建石油加工厂，还将积极与土库曼斯坦联合开发卡拉库姆油田。另外，伊朗还加紧向土库曼人进行广播宣传。
尽管土库曼斯坦愿意并欢迎同伊朗发展经贸关系和开展友好往来，但对伊朗原教旨主义却存有戒心。总统尼亚佐夫在1992年2月24日答《生活》周刊评论员时说：“土库曼斯坦应该走一条民主的非宗教性国家的道路”，称“政府的方针既清楚又明确，即建立一个非宗教性国家”。次日土库曼斯坦外长库利耶夫说得更明白，与伊朗发展关系“目的不是使自己的国家伊斯兰化，而是进行有利的合作”。
四
目前中亚各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由于穆斯林的国家性质，各国目前直接受中东穆斯林国家影响，例如伊朗、土耳其、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均对中亚施加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伊朗和土耳其，之后为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
目前中亚来自国际的影响有两股大的潮流，一为泛伊斯兰主义，一为泛突厥主义。前者以伊朗为代表，后者以土耳其为代表。这两股潮流又各有其不同的国际背景。伊朗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希望在中亚复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于中亚各国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而土耳其则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希望中亚各国仿土耳其的模式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以促进突厥语民族与土耳其合作。
泛伊斯兰主义被称为宗教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被称为种族民族主义。中亚5国，塔吉克斯坦属伊朗族语系，1992年2月19日，伊朗宣布建立“波斯语协会”，总部设在德黑兰，参加者有伊朗和塔吉克以及阿富汗境内的塔吉克人。其它4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属突厥族语系，为土耳其突厥主义的争取对象。
由于中亚5国均信仰伊斯兰教，而其中4国为突厥族语系。因此，中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双方的影响。所不同的表现为政治倾向上，是走伊朗政教合一之路，还是走土耳其政教分离之路。
泛伊斯兰主义来自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泛突厥主义还表现为土耳其身后有西方大国的支持。下面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加以分别叙述：
第一，关于泛伊斯兰主义：伊朗仇视西方，由于它有强大的石油经济为后盾，它以全球10亿穆斯林的领袖自居，梦想建立西起欧洲边缘，东到印度次大陆，北及中亚、高加索的伊斯兰共同市场。伊朗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认为有重建波斯帝国的希望。
伊朗试图恢复建立“里海合作区组织”，它利用较强的地缘优势，试图在封闭的中亚和外部世界之间充当桥梁，成为中亚地区最近的出海口，而中亚又是它的石油、天然气和食品的出口市场。
1992年1月，伊朗成为第一个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设立大使馆的国家。伊朗还派出大量神职人员到塔吉克斯坦布道，其宗教影响已在伊斯兰复兴党和民主派组织联手发起的“倒阁”风潮中显现出来。
截至1992年，短短几年内，伊朗已向中亚诸国提供了5亿美元以上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也积极向中亚灌输泛伊斯兰主义，这里应当说明，泛伊斯兰主义并非仅仅是原教旨主义，沙特阿拉伯注重以研究伊斯兰教形式审慎地向中亚渗透，称之为“绿化中亚”，即“伊斯兰化中亚”。它凭借“世界伊斯兰中心”(又称“伊斯兰世界联盟”)，1989年一次免费向中亚赠送100万册《古兰经》，并于麦加朝觐期间对中亚人大量开放，沙特国王颁旨：“俄国来的穆斯林是我最尊贵的客人”。对来自中亚的朝觐者全部免费食宿，提供交通便利等。沙特阿拉伯还大批接受中亚的免费留学生，在中亚各国建立“伊斯兰中心”的分支机构。1991年8月开始，沙特拨款45.7万美元在吉尔吉斯援建清真寺和经学院。
在中亚，伊斯兰教已超出单纯的个人信仰，它正迅速成为一种政治倾向。在中亚，发生的一种新的宗教和民族意识的共生现象被称为“瓦哈比主义”，其活动区域甚广，“瓦哈比派”教徒经常也是苏非派兄弟会的骨干。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它企图恢复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对穿戴欧式服装和主体民族妇女的解放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向，这种状况已为政府所担心。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仍还有一定限度，因为群众中大部分，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并不能容忍这种类似中世纪教法的约束，而起到抵制的作用。
中亚的土著人绝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逊尼派教徒向来受世俗权力的约束，因为在好几个世纪里，逊尼派的精神领袖哈里发也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他们的教士在宗教生活中虽然重要，但没有伊朗或黎巴嫩教士拥有的影响和权力。因此，中亚的几个共和国不可能具有类似伊朗那样的神权政治。然而，这并不能忽视伊斯兰原教兰主义在这个地区继续发展并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中亚的一些城镇，仍可看到妇女们因穿短袖衣衫外出而遭侮辱或遭顽童们投掷石子的现象。
不容置疑，伊斯兰教是形成中亚文化特征的最重要因素，这一宗教对中亚大众的影响比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影响还要大。而且，因为中亚5国宗教意识的觉醒与它们挣脱经济危机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同步发展。它们都需要来源于中东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援助。因此，它们虽不倾向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却又不可能不接受来自伊朗等国的宗教影响，这构成宗教与政治的复杂情况，而这也是我们研究中亚目前伊斯兰教现状时应当认真和审慎对待的。
第二，关于泛突厥主义：土耳其与伊朗的区别，是它企图以泛突厥主义把中亚突厥语系的穆斯林国家引向非宗教的面向西方的土耳其模式，从而抵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进。
当前泛突厥主义已与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泛突厥主义有区别，具有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内容。
1992年2月，由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组成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德黑兰举行首脑会议，接纳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为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为观察员。土耳其和伊朗的政治主张虽有区别，但它们均信仰伊斯兰教，属不同教派，因此它们在利益上既有冲突，又有联合。而中亚各国为从双方获得利益，则对双方都有迎合。这就使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表现甚为复杂。
1998年10月30日在安卡拉，土耳其主持召开了突厥语族6国(包括中亚几个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签署了发展经济关系的《安卡拉宣言》。
尽管当前泛突厥主义已与历史上的泛突厥主义不同，然而，土耳其仍因其企图成为突厥语系各国的领袖，扩张它的国际影响，有时也对泛突厥主义表现野心勃勃，它甚至产生重新建立奥斯曼帝国的梦想。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统一体，在它的旗帜下，土耳其就是伊斯兰的象征。它企图从亚得利亚海到中国的长城，广泛地将“穆斯林突厥兄弟”联合起来。
土耳其鼓吹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突厥语族诸国发生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国情一方面是它们独立后，迫切希望建立地区性的合作或联盟，以新的经济共同体争取渡过困难。又一方面是土耳其走过的经济转型的道路，即由封闭的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换之成功，这促使它们将仿效“土耳其模式”。这一模式也是世俗化的、西方的和民主的模式。这适应了美国阻止原教旨主义在中亚发展、阻止中亚走“伊朗模式”的努力。因此，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虽不可能实现，而其吸引中亚各突厥语系伊斯兰国家，实现某种可能的近期合作，则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中亚各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取西方资本主义援助的一个途径。土耳其之倾向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使它可以起到中亚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桥梁。而且中亚突厥语系国家共同市场的形成也为它带来利益，因此，土耳其也花大力量援助中亚各国。据土耳其进出口银行1992年10月统计，中亚国家从它获得的出口信贷总承诺额为6亿美元。
在中亚，泛突厥主义以哈萨克反应最强。这是因为哈萨克的伊斯兰影响不如中亚其他国家深，在对待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方面，它比较倾向于土耳其。1992年2月1日，《俄罗斯报》发表了纳扎尔巴耶夫答《新闻报》记者问，提出建立“突厥联盟”设想，这使人们对中亚的走向有了新的估计。纳扎尔巴耶夫还说过：“我们对土耳其怀有特殊的兴趣，该国信仰伊斯兰教，却在建设世俗国家。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完全适用于我国”。
目前中亚各国，由于其内部政治经济的状况仍处于艰难的过渡时期，随着国家的独立，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瓦解，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又未建立起来，如何摆脱社会危机，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各国不同程度的伊斯兰复兴是对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民族不平等、压制甚至扼杀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反动，也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相同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促成地区的合作和发展。因此，对宗教的复兴不能仅仅视为消极现象。当前中亚各国要复苏经济，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必须考虑并借助三方面的因素，并从三方面得到好处。一是因宗教信仰一致而借助于中东穆斯林石油大国，二是借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援助，三是调节好与原苏联各国的关系。这就使中亚各国的对外关系处于十分复杂的矛盾状况，一方面有伊斯兰教复兴，热切希望于伊斯兰世界获得援助；一方面又倾向于西方，寄希望于西方，走西方的民主模式，因此表现为容易接受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有影响，但并不热烈。这种矛盾状况决定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都有影响，然而这哪一方最终占有优势，就要看国际间不同力量的消长以及各国内部未来的走向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3期，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集[1964-2014]》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