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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泽民: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9月14日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的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佛教等跨国界发展。从治理的向度来说,宗教发展融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对立关系,重新创造性的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引导世界走向善治。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甚至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实现,就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关键词]全球治理;公民社会;宗教;非政府组织

 

20世纪不同文明发展的差异,因缺乏互动基础而造成的文明冲突是根深蒂固且难以化解的。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昂扬的2l世纪里,不同宗教与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更加重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化,人类逐渐发现一切事物、现象、变化,并非二元对立之工具理性可概括,代之而起的是宗教信仰于世界各地的复兴之势,过去狭隘的单极宗教观被迫扬弃,朝着终极实在之宗教对话与交流的价值转变。这种宗教信仰的复兴,是对启蒙以来现代性精神反思的全球性现象,诸如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区域冲突、政治冲突等,皆显示出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表现。因此,宗教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势必得与全球接轨,然而在这接轨的过程中,宗教可能导致什么、宗教应该倡导什么、宗教可以避免什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听到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认为全球化是东西文化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与同质化;并由此产生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要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概念已逐渐渗入各种社会科学文献之中,学者对全球化的起始年代有不同看法(1-1)。而全球化一词语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流行用语。然而究竟何谓全球化?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1-2)。经济学家多用来形容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现象。政治学家则指国际干预的不断扩大与建立世界新格局的全球战略。文化学家多用来指称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关注的则是全球性问题。[1]

 

1-1:主要学者对全球化开始年代的看法

学者

开始年代

主题

马克思(Karl Marx)

15世纪

现代资本主义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5世纪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罗伯森(Roland Roberson)

1870年至1920

包括多个面向(文化属性)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8世纪

现代化

皮玛特(HowardV. Perlmutter)

东西阵营冲突的结束

全球文明

 

资料来源:J .N. Pieterse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in M. featherestoneS. Lash and R. 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London1995).p.47.

 

1-2:不同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

学科

基本对象

对全球化的基本表述

研究基本问题

经济学

市场

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市场关系的扩展

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金融风险、福利制度

社会学

社会(民族社会与世界社会)

多向度的全球化(经济、文化、社会等);全球性、世界体系

全球前景、文化之间关系;非西方的反应、移民具体问题

政治学

民族国家

多层次的治理(全球治理)、世界主义、跨国公民社会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权问题;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民主前途

哲学

人类文明

全球性、人类共同体

全球价值;人类存在;生态价值;后现代性

文化研究

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

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后殖民主义

本土文化的反应;全球文化的可能

历史学

全球史

全球史

如何把各种文明纳入一个解释框架

参考资料: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第4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由于全球化在各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使之具有多样性与模糊性。这些特点也使全球化作为一种概念,具有了开放性。它是一种创造性取向,有助于我们跳出僵化的思考逻辑。[2]全球化特征是多向度的,涉及的领域广泛,已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新背景、新坐标和新视角。

 

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全球化,可理解同时发生的系列相互强化的社会转型,其动力来自于世界的挤压(compression)[3]以下予以说明:

 

()时空概念的变化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强大的合力与交流促使我们生活的世界逐渐成为一个地方和一个体系,导致时空观念的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后,通过与经济变化相关之技术、知识的迅猛变化,人们可以将世界远近度量化,而在信息科技发扬的时代中,人与人间更因信息网络的连结而达到无距离感。[4]

 

()文化互动的增长

 

经由时空压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多,大家都必须面临来自其它社会的知识与文化的冲击。其结果可能产生从原本社会环境中提炼出来的文化意义转输到其它社会中的可能性逐渐增加:相较于过去,现今社会可透过各种媒体迅速接触到大量不同来源的文化意涵,了解到其它民族文化的可能性将日益增加,否则,我们将有从许多潜在利益中被排除的风险:网际网络社会的崛起,将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结合成单一整体;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将受邀参与不同风格的文化活动;西方国家对文化和知识交流的特征与影响占有优势。[5]

 

()世界居民的共同问题

 

面对世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交织在全球化网络中的共同问题也不断增多。例如:金融危机、种族冲突、宗教冲突,以及能源、环保、粮食、生态等等危机。[6]

 

()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长

 

快速扩展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将地方、国家,或者公司、市民,抑或是社会运动,整合成一个跨国交流与互动的密集网络,建构出一种网络社会图像。[7]

 

()强大的跨国行动者和不断增长的网络组织

 

在了解全球化转型的动力植基于世界空间与时间的压缩后,可以说,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mment)意涵已有所转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被赋予新的含意,国家的属性不再是绝对统治。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跨国行动者还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8]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被赋予新的含意,在全球转型动力的驱动下,国家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中。具体而言,即国家的统治意义朝治理的方向转变。简而言之,统治的意涵被转化成治理,即是一种共谋、共生的关系,而非单向度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关系。从总体上讲,全球治理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全球化趋势与地方化趋势并非对立而是并存,这种并存取决于如何调整跨国和次国家层次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非正式和制度化之间、国家中心和多中心之间以及合作与冲突之间的关系。[9]

 

二、社会运动全球化[10]:全球公民社会[11]的可能性

 

1970年以来,在工业国家里公共部门、私人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非政府组织(NP0/NG0)构成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12]或称公民社会组织[13](2-1)。三者之间在社会问题处理的角色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组织在全球化时代参与愈来愈多跨国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藉由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世界舆论来进行与社会运动的结合(2-2)形式。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7000个增加到90年代中期的23000个,而纳入区域性和民间层次上的非政府组织(NG0),已是90年代的两倍。[14]

 

2-1:第三部门之范围

层级/部门

私部门

政府部门

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组织

跨国层级

跨国公司

跨国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

中央层级

企业

中央政府

全国性非营利组织

地方层级

工厂

地方政府

地区性非营利组织

 

资料来源:转引自江明修、郑胜分著《全球性公民社会组织之治理、管理策略与结盟之道》,载《政大公共政策论坛:全球化与台湾论文集》,第8-1-3页。2002年。

 

2-2:全球公民社会期望与实证发现

术语

期望的特征

实证

全球的

global

参与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长,平衡的地理分布

数量上大为提高,但地理上分布不平均,北半球的非政府组织依然占有优势

公民的

civil

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加入参与的新规则;新的参与方式;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更全面的互动

虽然有新规则,但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方式仍受限于国家政府,但其互动性增加

社会

society

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就期望的行为和实质建立起相互理解(框架)

非政府组织中相互理解不断发展;缺乏共同的非政府-国家框架;主权给实质性的非政府组织-国家协议设置了严重障碍

 

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部分学者认为,这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从事活动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跨国性的利益交换,从而认为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其实只是大国之间权力运作的工具。但在笔者看来,建立跨越国界的新联盟,赋予公共问题新的含意,并且使地方社区获得了一定的利益。跨国的非政府组织之所以选择工业化发达的城市作为组织发展的根据地,除了通讯便利和工作方便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较容易与政府或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打交道。

 

三、当代宗教发展图景

 

从宗教的观点来说,国家被当成经济理性的化身并不是先验、命定或给定的,而是一种伴随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主义发展下的产物。国家被赋予理性化的图腾,要求按照理性计算模式操作,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就被局限在所谓的除魅世界(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里。[15]在这个世界里,围绕着宗教信仰的文化或文明被打入前现代(front modern)范畴,宗教不断被弱化。[16]但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是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信仰,道德与宗教的结合是最稳固的结合之一,人类道德在宗教中找到归宿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以往的宗教徒站在宗派的立场,相信自己的宗教传统提供了普遍适用的伦理准则,不愿意承认其它宗教传统也有普遍伦理准则,不同宗教之间的伦理准则的差异性,成为不同宗教的宗教至上的渊薮。[17]长此以往,世界各大宗教传统,不但无法交流,更别说去寻求共同的伦理准则了。

 

人类社会在经历世俗化之后,宗教与现实世界和社会形成一种张力与对峙。但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宗教发展反而有重新复兴的趋势。总体来说,若将全球社会运动投射于宗教发展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今全球化格局中,宗教发展图像所展示的是一种宗教多元主义的平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亦促使宗教信仰的发展走向宗教多元论。如果宗教信仰是以终极实在为普遍对象,[18]则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宗教传统都是源自同一终极实在的经验和表达形式,那么各大宗教应放弃至上论、绝对化的真理观,扬弃冲突,走向对话与交流,共同寻求终极意义上的真理。

 

在过去西方国际性的宗教团体发动的跨国社会运动中,有许多是关于宗教交流与对话的情况,虽然大多数活动都标举崇高理想,但最终还是流于形式,无法解决实质问题。这是因为交流和对话的起点是不平等的,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宗教交流与对话不可能取得成功。现在形势变了,全球化的背景,使人无法置身于自我框架之中,必须将生活与全球同步,充分掌握信息,应时代脉动,才不会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同样,宗教发展若置身于全球之外,只作一个单向度的宗教组织,不面向世界,发展就会有所局限,充其量也不过是只有地域性影响。宗教若不能与生活形成有机的结合,只能被现实中的人们抛弃,最终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遗存,成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和文化学者从事宗教民俗学术研究的资源。所以,如何立根于宗教多元对话的立场,与全球宗教接轨,阐扬尊重、包容、博爱的终极关怀,是全球宗教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宗教以全球为具体发展方向,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是全球宗教伦理对话与交流的契机(教育、文化、宗教对话),挑战是如何凝聚共识,与全球同步。因此,若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宗教团体要从事社会运动全球化,充分发挥传统宗教的影响,保持张力,整合资源,建立合作的平台,提倡新思维,吸纳新文化,投身于有益社会的活动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伴随着全球意识的抬头,当代宗教发展不再被视为前现代的范畴或者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全球化的去中心化的特点,不仅打破文艺复兴以来政治与宗教二元对立的思维,进而这种思维也渐被消融。全球治理的提出,使各种世界性的宗教在全球性问题上也可扮演重要的角色,创造性地结合市场、国家与民间的力量,致力于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代世界宗教发展图景的一大特点,即是面向全球、面向社会、面向现实与面向个人。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宗教发展已经很难遁世隐居,更不可能独善其身。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全球具有宗教信仰者约占世界人口的4/5。其中,三大宗教信仰者依序为:基督教徒19.55亿,占世界人口33.7%;伊斯兰教徒11.27亿,占世界人口的19.4%;佛教徒3.11亿,占世界人口的6%。其它传统宗教的信徒人数占前几位者依序是:印度教徒7.39亿;锡克教徒约1700万;犹太教徒1385.8万。另外,各类新兴宗教信徒总数约为1.23亿。然而根据《国际宣教研究学报》(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2001年的统计,世界人口61.28亿中,基督教徒20.24亿,伊斯兰教徒12.13亿,佛教徒3.63亿,印度教徒8.23亿,犹太教徒1455.2万,各类新兴宗教信徒10.3亿。[19]从上述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宗教信徒总数的上升、宗教的多元发展已是不争事实,因此,宗教发展必须立根于全球社会运动的基础上,进而展开宗教的终极人文关怀,引导全球和平。

 

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公民社会的建立,有赖于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而宗教组织要寻求全球性的发展乃至建构全球伦理,就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和活动方式,与全球接轨。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些宗教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引导的不仅是围绕着全球性问题而进行的跨国性公共对话与讨论,进而提出具体的实践解决方案。美国学者奈伊(Joseph SNye)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书中指出,全球化过程对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第一,全球化可能存在着被忽视的问题之后果;第二,阐明全新的价值观与规范,从而引导并约束国际实践;第三,建立跨国联盟,倡议和支持容易被忽视的替代政策方案;第四,改革国际制度,响应未得到满足的要求;第五,推广国际应用价值的社会创新;第六,协商解决跨国冲突与争执的方法;第七,动员资源,对重要的人类生存议题采取直接的行动。[20]在这些影响当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联盟为全球公民社会创造了思想认同和制度安排,使得一种不同的全球治理机制成为可能。[21]

 

随着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世界正变为所谓地球村的同时,传统价值的衰落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某种伦理危机,出现了所谓道德滑坡。令人担忧的是,不同民族、国家和宗教文化之间的对立造成的全球性问题或冲突却依然层出不穷。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些宗教性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治理的行为体之一,是因为其力量来源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商业部门,所依靠的则是由规范、教义、知识所产生的权威,是一种引导人心向善的软力量。但是宗教不是万能的,跨国性的宗教性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不是掌有充分权力的权威机构,因为政府始终也必须是国家的绝对权威领导者,每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每个公民,只能在政府允许的限度下从事各种活动,法律和社会的有序性活动最终限定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所以即使在生活在一个地球村的时代,政府的权力仍然是不能超越的,宗教组织也只能在政府的规定下从事自己应当做的活动,起到帮助政府决策,促进政府行使正当权力的作用。所以所谓全球治理还是有限度的,公民社会也是有条件的。

 

四、结论

 

全球性的大变动,转化了以往时代的政治壁垒,将国家、公司、社会运动、职业和其它群体甚至是个人,整合成一个跨国交流与互动密集网络,这些网络冲破了疆域界限,而每一个人在全球格局的网络中扮演着节点(node)角色,彼此连结,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而当前宗教发展,也势必要回归社会、回归人本。现在,人类对全球化有三种态度(4-1):它反映了在不同现实处境的人之不同心态。

 

4-1:面对全球化的三种态度、方式

项次

态度、方式

内容

1

选择

我们可以只从全球化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改变它,使之嵌入和适应本土条件与需要,这是一种全球本土化;亦即是一种创新传统选择态度、方式。例如:麦当劳化。

2

因应

无论我们是反对还是欢迎全球化,因应本土的需求,反而会更加强对自己的认同。

3

抵制(逃避)

抵制全球化是一种最糟的情况,例如一些宗教或少数民族群体极度厌恶其它文化,总是企图抵制全球各领域的合作,担心自身主体文化会消失。

 

本表系笔者整理:参考Robin CohenGlobal Sociology(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213-215.

 

全球化的发展,必须与各地区、国家的文化特殊性结合。全球化并非西方化,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最终应是一种圆融了世界先进文化特点的多种混合体,西方国家因为害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丧失,抗拒此一趋势,但是思想和信仰是心灵的活动,传统的宗教及其文化可以在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许多我们过去的既定观念、想法与制度、逻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都面临重组,存于我们思维世界中的旧有图像,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改变着。从宗教世界的观察来看,各种世界性宗教的目的都是让人类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社会的生活目标是一致的。在全球化趋势下,宗教发展的多元面向已是不争事实,不论是古老的、现存的、超越个人或是超越民族甚至是超越文化的宗教,我们必须平等对待。当前全球宗教发展正面临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后帝国主义(Post-imper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新型全球局势,宗教与现实世界和社会形成张力与对峙,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这种张力与对峙正在逐步消解,全球治理活动,促进了当代宗教与国家、市场、社会的和谐,宗教也在结合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同时,引导世界走向善治。可以这么说,如果20世纪的政治遗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那么21世纪等待我们的就是建构一个善治的全球公民社会。

 

注释:

 

[1]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第194-196页。收入于俞可平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2]James N. Rosenau著,杨雪冬译《全球化的复杂性与矛盾》,载《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第207-208页。台北推手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

[3][5][6][14]Robin CohenGlobal Sociology(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150-162pp.160-162pp.163-165pp.312-315

[4]John Tomlinson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Polity Press1999)pp.32-35

[7]李英明:《虚拟的极限:信息汪洋中的迷航》第24-35页,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8]Alan RugmanThe End Of GlobalizationA New and Radical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Random House2000)pp.56-68

[9]AJScholteGlobal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pp.23-25

[10]所谓社会运动,笔者认为是围绕一个共同问题而组织和联合起来行动的一种非正式组织活动。例如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和环保运动等。

[11]Civil society一词在学界有三种不同译名,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基本上,这三种译名有些许差异,以市民社会来说,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是civil society的经典译名。民间社会是一般通俗的译法,但有不少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公民社会的译法,近几年来才大量引用,它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参见Richard Falk,“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Present Dilemmas and An imagined Future”,Journal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 52NO.21999.pp.23-31

[12]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在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译名,即第三领域和第三部门。这两种译名之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异。前者指与公共领域相对的私人领域。后者指的是与公共部门相对的私人部门,它们都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第三部门又被称之为“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非营利部门”(Non-Profit Sector)、“志愿部门”(Voluntary Sector)、“利他的部门”(Altruistic Sector)等。主要关心弱势团体或社会福利,与社区或公民保持联系;亦与政府保持关系;同时也与营利组织保持互动,募集资金或争取支持,以实现公益目标。参见官有堩:《第三部门的研究:理论观点与研究途径的检视》,《政大公共政策论坛:全球化与台湾论文集》第8-2-7页,2002年。

[13]公民社会组织通常指非营利、志愿的政府组织;也被认为是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对许多国家来说,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组织的核心构成之一。参见江明修、郑胜分著:《全球性公民社会组织之治理、管理策略与结盟之道》,《政大公共政策论坛:全球化与台湾论文集》,第8-1-14页,2002年。

[15]Mike Featherstone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SAGE Publications Ltd1995.pp.23-25

[16]李英明:“全球化与宗教”课程笔记,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200210月。

[17]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pp.3-12

[18]按照基督宗教的说法“上帝”作为唯一的、自存的实在,就是指的实体;在伊斯兰教里“安拉”有许多名称,其中之一就是实体(al Haqq);就印度宗教传统而言,作为终极实在的“梵”,也被称为实体(satsatya);在大乘佛教里“空”或“法身”也被说成实体(tattva);从中国宗教传统来看,终极的东西就是真,就是实体。文中所用“实在”是考虑行文需要。

[19]参阅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第1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20]Joseph SNye and John DDonahue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CambridgeMass.Visions Of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0)pp.56-59

[21]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第28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作者系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北台科学技术学院讲师)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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