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对话中国思想、会通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经验。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体现，要持开放、开拓、开明的观念。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华文化积极吸纳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因素的过程，是开放、对话、交流之双向互动即“双赢”的过程。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人们开始热议“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点，而近来我国所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同样也触及中外宗教关系，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定位问题。这样，“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议题遂成为当前学术讨论、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

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如何理解中国伊斯兰教，以及如何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社会舆论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争论甚至非常尖锐，给人带来了一些担忧，也让人不得不深入思考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将体现出对中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的全面贯彻和真正落实，将有效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也将有利于稳妥处理好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团结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确保国家稳定安全。

正确认识世界伊斯兰

讨论“伊斯兰教中国化”，其前提是需要我们中国社会能对伊斯兰教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和公道、正确的评价。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文化体系和文明形态对人类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其信仰精神在世界许多相关民族中形成了相应的精神蕴涵和生活习惯，发展出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和礼仪习俗。由于在“冷战”之后美国学者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断对伊斯兰教有专门的评说，引起了西方社会一定程度上的敌意和警惕，文明对话的气氛被冲淡，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紧张、怀疑、猜忌、排拒和敌视。现在，甚至有人将整个世界的暴恐活动、社会动荡归咎于伊斯兰教，形成对世界伊斯兰教过度的话语暴力和舆论霸权，无视强调和平、主张中道的伊斯兰教主流社会的存在，将这一“沉默的大多数”遗忘为消失的存在，或视为受指责的群体。

目前，这种不利、负面的舆论也在中国社会蔓延，社会在宗教、民族问题上的猜忌、误解、敌视和分化在加剧、恶化，尤其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及评价上，也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和驱动，令人担心和不安。

我们坚决反对并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极端主义思潮，但我们也必须深入了解其根源、缘由、起因，对之有准确判断，并要为彻底清除其根源而努力。为此，就应该对世界伊斯兰教历史、尤其是伊斯兰教近现代的发展变迁和当代最新走向及其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展开系统研究。这不只是“谁为伊斯兰讲话”的问题，而是为公平、公道、正义、正直讲话、呐喊。我们不能在自己感到委屈、受到伤害时却无视或忘掉他人的创伤。如果不公正地对待世界伊斯兰教，对我们的国家形象、社会稳定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对世界局势应有清醒的认识，必须科学地分析、探究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其当下处境，特别是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时，应该特别注意丝绸之路沿线伊斯兰教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精神状况，我们不仅要有经济投资，更需要有文化投资，从而使“一带一路”真正能够发挥出实效。

中国伊斯兰教的传统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悠久历史，其在中国社会处境中亦在不断适应、融合。这一经历为伊斯兰教今天的中国化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谓“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唐宋之际，伊斯兰教沿陆、海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为这一中外交流之路也成为“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珠玉之路”“茶叶之路”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来华蕃客“住唐”不归而形成“蕃坊”，由中国政府任命蕃长，开始了伊斯兰教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元时回回遍天下”，伊斯兰教走出其外域宗教的异化处境。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及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穆斯林采取了认同、服从、吸纳的态度。正如当时回族学者马注(1640-1711年)所言，“圣人不凝滞于万物而能与世推移”。随后，回族穆斯林更是形成了“汉学派”，如西道堂领袖马启西教长熟读“四书”“五经”，主张“以本国文化宣扬伊斯兰教学理”，明确了适应、融入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在中国穆斯林中，这种持守“清真古教”的正统性与对中国文化的适应性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张力。

中国穆斯林在中华文化中的融入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文献的汉译，用汉语创作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文学、史学等，形成福乐智慧与华夏智慧的对话与共构。唐代《坎曼尔诗签》记载了维吾尔人坎曼尔在《忆学字》诗中学习汉字的感触：“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而11世纪成书的维吾尔族《福乐智慧》也是“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明清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在“以儒诠经”上达到过一个高潮，故而曾给人“虽以阐发天方，实以广大吾儒”之感。这种适应中华思想文化的“附儒”态势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一批怀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中华之儒书的“回儒”，如王岱舆、刘智、马注、蓝煦、马德新等人。他们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的会通、融合，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这在思想理论上，也为今天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在思想认知上准备了充分的资源。

由此观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对话中国思想、会通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经验。当然，历史的发展变迁和不同时情，使这种伊斯兰教的中国适应也错综复杂、仍在途中，故此，今天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伊斯兰教中国化”思考

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当前“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体现。我们对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观察及评价既要看到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传统及信仰教理之关联，也应该对其在中国的适应、融入持有一种动态的、互动的态度。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穆斯林地区的关联，使我们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发展一定要持开放、开拓、开明的观念，从促进世界文明发展、维护人类和平、搞好国际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对这一发展的理解和把握，认识到“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也是中华文化积极吸纳伊斯兰教优秀文化因素的过程，是开放、对话、交流之双向互动即“双赢”的过程。我们不能搞所谓封闭性的“中国化”，因为中华文化的优杰就在于其能够做到“天容万物、海纳百川”。所以，“中国化”并不意味着对伊斯兰教所涵容的阿拉伯、波斯等文化之封闭或排拒，而是积极的对话、沟通、开拓、融贯。“中国化”只会扩大中国伊斯兰教的蕴涵，让世界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的优秀元素有机融入中华文明，丰富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底蕴，而不是让其萎缩、消退。所以说，伊斯兰教中国化乃文化对话、文明交汇的继续，这一积极进程会因中国化而得到鼓励，并不会由此而终止。

此外，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伊斯兰教现代发展最要关心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步、发展、革新之“化”。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上“回儒对话”的互通传统，巩固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历史上融入中华文化传统、社会风情，达致中华文化呈现形式的积极成果；而另一方面，还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当代的现实发展上来，使伊斯兰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政策、思想、文化等积极适应，正确处理好政教关系、宗教与社会及其思想文化建设的关系，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当下全国人民齐心实现中国梦的努力中，充分显示中国穆斯林的身影和作用，使这种“中国化”亦为“现代化”“先进化”，不断调适、发展和进步。所以，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体现，是回溯优秀传统与展示当代风貌的有机共构，是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精神文明生活的生动发展。

伊斯兰教中国化还需要伊斯兰教本身加强建设、不断完善。其中既有其教义教规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的完善，其教制教法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建设的完善，也要有其教职人员、宗教领袖及穆斯林精英人士在思想素质、文化修养、精神面貌上的完善，从而带动整个穆斯林群体提高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社会责任、公民意识，特别是“中国”意识，自觉形成“中国心”“中华情”。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新一代宗教领袖和精英人士的培养，在于我们相关教育体制的理顺。我们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政治上与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保持一致、道德上有感人魅力、文化素质上高于普通信众的宗教领袖和精英，其目标的设置及其如何能够实现也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建言献策。而且，这种培养必须基于开放性、开拓性、当代化的教育，不仅要巩固和加强传统经堂教育和宗教院校教育，而且要在党和政府的引导、部署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让国民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积极参与。我们应该形成积极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体制建构，培养出新一代思想先进、政治可靠、知识丰富、教理精通的教职人员，使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组织及宗教院校掌握在这些人士手中，不给境外和敌对势力留下其渗透的空间。并在这些宗教精英人士的引领下，使整个中国穆斯林群体整体步入现代社会，主动积极地适应当代发展，在现代知识、法律意识、公民自觉、宗教认信上都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求，都有着中国社会主人翁的姿态，都达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通，都体认到其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文化精神共同体的参与和贡献。从而在中国当代发展中有积极作为，有创新突破，作重大贡献；让信教群众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全力建设中国、爱我中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来源：2017年7月25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