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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洁:当代中东伊斯兰教教派冲突:神学还是政治?*   2018年4月19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内容提要]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与特定宗教内部的分歧相关的暴力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建立以主权至上取代神权至上,曾使得欧洲的宗教战争和教派冲突大幅度减少。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中东地区诸多国家虽然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教派关系较为和谐的发展阶段,但是自20世纪后期起,中东各国国内的教派冲突却频频发生,地区政治中的一些斗争和博弈也被冠以教派冲突的名义,烈度和广度超过了伊斯兰教产生以来的任何时期。塑造中东地区历史的政治运动曾不断受到宗教因素的助推,在对中东政治的考察中,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因素持续、强大的影响,但也不能将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单纯归结于神学上的差异。

 

[关键词]教派冲突;什叶派;逊尼派

 

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与特定宗教内部的分歧相关的暴力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这种分歧间接介入和影响地区冲突,有时则直接成为暴力政治的旗号,引发国家间或是国家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在17世纪的欧洲,基督宗教不同教派间的冲突与欧洲各国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曾引发了众多暴力冲突和国家间战争。随后建立起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以主权至上取代神权至上。之后,虽然基督宗教内部各宗派间的神学分歧依然存在,但是以此为名义而爆发的战争和冲突却大幅度减少。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中东多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却未能因此而免于国内的教派冲突和地区冲突的教派化,时常成为教派冲突的演练场,其烈度和广度超过了伊斯兰教产生以来任何时期。这一持续的冲突背后,到底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神学纷争,还是出于政治利益的争夺?

 

教派分化的产生与历史变迁

 

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7世纪前期的阿拉伯半岛。以一神信仰为号召的伊斯兰教,极大地改变了此前以部落为主的半岛政治形态,促生了一个统一的、以麦地那为中心的新兴政治实体。在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的启示中,留下了“坚持真主的绳索”(《古兰经》2192)、“谨守正教,不要为正教而分门别户”(《古兰经》4213)等倡导团结、反对纷争的教诲。早期的穆斯林,确实也以穆罕默德为领导核心,结成了具有很强凝聚力的组织。但是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这种统一与团结立刻遭遇了挑战。穆斯林社团内部对谁来继任领袖产生了分歧。这一政治意见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伊斯兰教内部最为重要的一次教派分化。支持穆罕默德的堂弟、也是他唯一女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担任哈里发;认为只有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才是穆斯林社团合法领袖的人,就成为日后的什叶派。

 

在主流派别逊尼派发展的同时,什叶派发展出了以伊玛目学说为重要特征的神学体系。但是总的来说,对于逊尼派大众所尊奉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宗教功课,什叶派并无太多不同认识。可以说,两派的关键分歧仍然在于政治层面,即是否认可只有阿里及其后裔才是穆斯林社团的合法领袖。其他教义和教法学上的不同主张,多由这一点派生发展而来。

 

自教派分化出现之后,两派的差异就多次成为穆斯林社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因此而起的不同教派民众间的冲突在历史上留下了记载,也曾引发过国家间冲突,比如什叶派的埃及法蒂玛王朝与逊尼派的阿巴斯哈里发的斗争、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争夺。但是总的来说,在伊斯兰教产生1000多年的历史上,教派间的差异和冲突并不是核心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帝国式的政治体制不仅需要容纳境内众多民族群体的多样性,也能够容纳教派间的差异。统治阶层的教派偏好会对不同教派的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很少强制推行改宗政策。与此同时,不同教派的宗教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互相学习、不断论辩的过程,共同推动着伊斯兰宗教学术的发展。而教法学中不同流派对相同问题可以采取的不同裁决方式,也为灵活地处理教派间分歧和差异留有很大的余地。

 

中东地区的传统政治格局在20世纪的前半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伊朗卡加尔王朝覆灭。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在它曾经的疆域内建立了多个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现代国家。二战结束后,中东各国先后赢得了独立。“它们的政治结构不论是激进的共和国,还是保守的王国,都基本处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内。这为伊斯兰国家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确立了政治背景”。[1]这些中东伊斯兰国家成为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与民族国家相容这一认识也成为主流观点。

 

教派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由此得到彻底的解决。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确立以后,教派身份已不仅仅像帝国时期那样限于社群层面,而更多地体现为国内政治中的不同立场和派别,或是成为地区、国际政治中不同国家的标签。加之,一些伊斯兰国家建国的历程本身就是在强烈的教派、或是民族认同的叙事框架内展开,这使得这些国家天然地带有对其他教派、或是其他民族人群的排斥。例如,阿拉伯半岛多个国家的建立,常常被叙述为反对土耳其人、获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战争,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建立更是与其独特的瓦哈比派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意识形态本身就带有对其他教派的不宽容。

 

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世俗化潮流中,教派主义的问题被弱化了。当时,与世界性的潮流相一致,中东地区的诸多伊斯兰国家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宗教在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作用和约束力均出现一定的衰退和减弱。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带有世俗化色彩的治理思路吸纳了一些宗教元素,但超越了传统宗教的观念模式,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2]一度成为各国主流的意识形态。

 

世俗化的潮流对于宗教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伴随着世俗化的趋势,消弭教派差异、强调普世主义的宗教思想逐渐在中东地区传播开来。一些逊尼派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消除不同教法学派间存在的差异,其中也包括逊尼、什叶两派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背景之下,逊尼派最为知名的宗教学术中心爱资哈尔大学,于1959年宣布什叶派的加法里教法学派为伊斯兰第五大教法学派,与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享有同等的地位。同时,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马哈茂德·沙尔图特也发布教令,判定逊尼派和什叶派一起礼拜为合法。同时,什叶派一方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一些什叶派宗教学者在开罗创办机构,致力于以学术研讨、互相对话、书籍出版、合作发表论文等方式,推动不同学派之间差异的解决。

 

分歧得以缓解和搁置的不仅仅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什叶派内部一些地位不甚明确、甚至长期被视为异端的派别,其地位也得到了认可。比如,被外界认为是什叶派的支派、但一直被什叶派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视为异端的阿拉维派,在此时得到了正式的承认。1936年,逊尼派的宗教领袖、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发布法特瓦(宗教教令),承认阿拉维派信徒的穆斯林地位。19589月,爱资哈尔正式承认阿拉维派作为什叶派的一支,视其宗教思想为像逊尼派一样正确的一个学派。之后,什叶派的两位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桑·马哈迪·设拉兹,以及黎巴嫩裔的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分别在1972年和1973年,以不同的形式宣称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部分,同样是伊斯兰的信仰者。[3]虽然这些举措背后有着埃及与伊朗、叙利亚与伊朗政治关系改变的因素,但是这些淡化教派分歧的做法无疑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改变了此前淡化教派差异的局面,这成为之后中东地区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各执一方、教派冲突愈演愈烈之肇始。究其原因,神学方面的差异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说来,伊朗认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败、堕落,是对真正的伊斯兰道路的背离。而在沙特阿拉伯立国的瓦哈比主义看来,什叶派的一些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从根本上违背了认主独一的根本信条,因而都是非伊斯兰的。沙特建国之父伊本·沙特就曾公开宣称,他可以娶身为“有经人”的基督徒和犹太女子为妻,但是绝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因为什叶派是堕落的多神教徒。[4]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把沙特和伊朗的矛盾理解为由宗教教义分歧所引发,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两个地区大国对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争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伊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并开始对外输出革命,其意识形态宣传上刻意淡化什叶派因素,而具有明显的泛伊斯兰主义的特点,以便为自身的诉求获取合法性。同时,霍梅尼“教法学家治国”的理论虽然是基于什叶派传统的宗教学者权威体制,但他所倡导的伊斯兰世界大团结的革命主张却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伊朗革命是对近代以来屡屡受挫的伊斯兰世界的巨大鼓舞,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世界各地的什叶派群体,而且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而沙特阿拉伯身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监护者,一直致力于通过朝觐等宗教活动、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国际组织来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伊斯兰国际体系。在同样谋求地区霸权的沙特阿拉伯看来,伊朗强化自身的泛伊斯兰色彩,以此扩展地区影响的做法无疑会对沙特构成挑战。

 

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立场的变化也影响着两国的关系。巴列维时期的伊朗被誉为“海湾的宪兵”,它与沙特同持亲美立场,是美国在海湾的两大支柱。但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在国际政治领域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理念,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亲美、亲西方的战略转而谋求独立自主,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随着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立场的变化,它与沙特等亲美国家的关系也转趋紧张。

 

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和沙特带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义宣传使得哪里有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哪里就有互相的攻讦和斗争。但是,这一时期的教派冲突往往表现为特定国家内、什叶派社团与逊尼派社团之间的小规模冲突,或是某些极端组织对另外一个信仰者群体的侵扰和袭击。在国际政治层面,以教派划分阵营、以国家为行动主体的纷争并不常见。可以说,“尽管伊朗与沙特的紧张关系推动了什叶派教派意识的强化,但是两国之间的矛盾更多地是政治和外交矛盾”[5],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不能简单地与教派矛盾划等号。

 

21世纪中东地区教派冲突的激化

 

进入21世纪,中东地区教派冲突的频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且方式更为直接和激烈。在这一变化当中,有两个时间段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个时间段是“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2001年“9·11”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朗周边最大的安全威胁被去除,崛起的伊朗成为反美阵营的核心。同时,萨达姆政权倒台为一直处于弱势的穆斯林什叶派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活动空间,什叶派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开始上升,逐渐从萨达姆时期单纯的人口多数变成了事实上政治力量的多数。同时,黎巴嫩的什叶派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什叶派组织真主党开始从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向全国性政党过渡,成为民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以“服务于民”为口号,积极从事社会服务,在选举政治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在多数阿拉伯国家已放弃与以色列正面对抗的时候,真主党依然在坚持反美、反以的立场,与以色列开展武装斗争。这为真主党在中东各国赢得了不少拥护者,一些逊尼派因为持认同真主党的政治态度,转而受到什叶派信众的吸引。这一情况引发了其他人对什叶派复兴、什叶派将主宰中东地区的警惕。而被视为什叶派力量的伊朗、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阿以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更加深了它们隶属于同一阵营的印象,从教派矛盾视角分析中东格局的话语方式逐渐形成。

 

当然,“什叶派威胁”并不是“9·11”事件之后才出现的,海湾战争后沙特的一些学者就认为正在出现一个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中东新秩序。但“什叶派新月”概念的提出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他明确表达了对什叶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影响力的关注,并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说法[6]20064月,当时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更公开对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民众予以指责,宣称他们“都更忠实于伊朗,而非自己的国家”。[7]“什叶派新月”的概念迅速成为地区新秩序辩论中的核心词汇。一些人认为,从伊拉克南部、叙利亚到黎巴嫩南部,一个由伊朗主导的“新月地带”正在出现,这将极大地改变地区地缘政治地图。

 

伊朗与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什叶派,以及叙利亚阿拉维派在种族和宗教方面并非完全同质。与其说它们结成的是一个以什叶派信仰为纽带的宗教联盟,毋宁说是一个以伊朗为核心的新反美阵营。而伊朗之所以成为什叶派新月联盟的核心,当然与伊朗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什叶派国家的地位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被强化,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来组建反伊朗的地区联盟的战略”,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多地反映出政治、实力和特权,而非神学上的差异[8]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段是2010年底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这场政治动荡导致多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或政府重组,为外部力量以教派名义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机遇,使得教派主义问题影响范围更广,叙利亚、也门先后成为教派政治的练兵场。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无序成为激进思想的最佳沃土,进一步强化了狭隘的教派主义思想。

 

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叙利亚成为中东反美阵营中的主要力量。巴沙尔政权不断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纵容恐怖主义、破坏和平进程”、“邪恶轴心成员”、“殖民黎巴嫩”的抨击。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反政府游行之后,各种反对派组织在外部力量支持下快速崛起[9],叙利亚问题不断恶化。阿拉伯多国抨击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是作为少数的阿拉维派对多数逊尼派的暴政,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的意图非常明显。此时,阿拉伯联盟内部反对制裁巴沙尔政权的唯有黎巴嫩、伊拉克,其他的支持者则是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叙利亚与伊朗联盟已成为其他逊尼派国家的巨大威胁,其危险远超过以色列。

 

继叙利亚之后,也门成为教派冲突的另外一块阵地。也门同样在2010年后的政治动荡中遭受冲击。20世纪后期一度与也门政府关系密切的什叶派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