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党和政府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我们应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应历史地而不是突兀地看待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对宗教的批判是青年马克思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开端。但是，马克思把宗教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的发力点，并不是因为他是天然的宗教反对派，也不是基于个人摆脱宗教后的急急宣战。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宗教势力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对劳动人民进行控制与压迫，是马克思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当时的德国出现了激进的启蒙思潮与社会运动，青年黑格尔派对于神话法则占统治地位的基督宗教国家进行了猛烈的宗教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将鲍威尔与青年马克思亦师亦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但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并没有像鲍威尔那样仅仅停留在宗教批判上，而是把人的解放视作批判的最终目的。站在鲍威尔的肩膀上，马克思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智慧，主张“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在宗教批判中，是彻底的和不妥协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经由对“颠倒的世界观”也即对宗教所作的批判，马克思吹响了对“颠倒的世界”进行政治革命的号角。

势易时移，新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不同于彼时西欧国家的宗教国情与时代。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突兀地照搬照用，用作认知中国宗教的“有色眼镜”与“经典依据”。

应辩证地而不是片面地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在开始怀疑和摆脱宗教时，对宗教的作用是持消极和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宗教是与统治阶级结合在一起，对人民施以无情剥削、进行麻醉，从而达到阶级统治的目的。但随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逐步确立，马克思也认识到了宗教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慰藉作用、革命斗争的“外衣”作用，并告诫工人阶级不要愚蠢地向宗教宣战。

反观中国宗教，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宗教一向是政权巩固的助益而非竞争者或者敌对力量。1949年后，中国的宗教界接受引导，进行民主改革，主动调适自己，迈出了与新中国相适应的第一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与你死我活的阶级社会与革命斗争年代有了迥异的差别。这样的历史时期，党有能力调动我国各族信教群众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样的历史时期，更应该辩证地认识宗教的作用，抑负扬正，使宗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应灵活地掌握原则，而不是机械地套用结论

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和运用中，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比如在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把系统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简单化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并断言“这种反动本质永远不会改变”。马克思确实曾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这一论断并不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的论述。马克思确实指出过宗教会走向消亡，但马克思也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这事实上指出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新时代的中国，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一时期，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特征并没有改变。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这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掌握其核心与精髓，明白某一具体结论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而不是奉行“拿来主义”，机械地套用结论。

应与时俱进地发展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地固守教条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自马克思诞生两个百年来，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国际化、信息化时代，中国社会与宗教也发生了巨变。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相结合，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应用于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工作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是立足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

马克思的作品曾经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新时代，我们应该直面新形势、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来源：2018年5月8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