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是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典型范例。回顾慧远的佛教中国化思想和宗教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慧远（334年-416年），东晋著名高僧，出生于雁门楼烦（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早年崇奉儒学，后来服膺老庄，最后归依佛教。慧远为佛教中国化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以相即不离的政教观恰当地处理好佛教和政治的关系，取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二是通过引进、翻译佛典，与梵僧大德切磋教理，以儒、道典籍会通佛教思想，开展佛教义理的中国化；三是四方寻求、翻译戒律文献，创立各类僧制，进行佛教制度的中国化建设。

相即不离的政教观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如何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如何获得上层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群体的认可，如何在已经广泛流行儒家、道教文化的主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政教关系问题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当时，这一问题表面上看是佛教教义教规是否违背封建纲常伦理名教，实质上其集中表现是沙门应不应该礼敬帝王。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早在慧远之前半个多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只是那个时期的争论发生在王朝内部，以何充和庾冰的争论为代表。慧远时期，这一争论再次爆发，是由于东晋时期发生了僧人介入政治、聚敛钱财的行为，备受朝野争议。所以，慧远时期的这场争论，是以慧远为代表的整个佛教界与以桓玄为代表的封建王权之间的政教关系之争，对于佛教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场争论中，精通儒学的慧远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撰《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答桓太尉书》，从“在家”“出家”“求宗不顺化”“体极不兼应”“形尽神不灭”等五个方面论证“沙门不敬王者”的基本立场。

慧远将佛教信徒分为在家信徒和出家信徒两种，在家信徒应该顺应世俗礼法，尊亲敬君，因为在家信徒“情未变俗，迹通方内”；而出家信徒要独立修道，应隐居、变俗，即使鞋袜服饰也应与世俗有异。这就是坚持相即不离的关系。慧远认为，佛教具有化导世俗的作用，僧侣出家看起来对父母没有尽孝，对君主有失礼敬，但实质上既不违孝道，又不失恭敬。“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慧远大师进而主张佛教救度众生与辅助王者教化的本质是一样的，佛教不但教人修行学佛，还在更高层面上有助于救济世俗，可以为封建统治服务。

慧远的这种相即不离的政教观落实到修行实践中，便是结社庐山，潜遁丛林，迹不入俗，影不出山，以虎溪为界，树立“方外之宾”的僧格形象，以超脱的出世、清净品格博得统治者的尊重。这种远见卓识不仅令庐山僧团在桓玄沙汰沙门的运动中得以幸免，未入搜捡之列，更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得以兴隆发展，使庐山成为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中心，与鸠摩罗什的长安佛教中心遥相呼应。鸠摩罗什《大智度论》译出时，后秦姚兴致书慧远，请他为之作序，并赠送他礼品和佛教法器。三翻四次诘难慧远的桓玄，也对慧远肃然起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评价道：“释慧远德行淳至，厉然不群。卜居庐阜，三十余年，不复出山。殷仲堪国之重臣，桓玄威震人主，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曷能若此。”慧远在政教关系上的姿态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面旗帜，是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成功范例。

佛教义理的中国化

慧远虽然是影不出山三十年，但并不意味着绝尘离俗，不问世事，反而与上层社会、文人雅士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慧远的博学多才、高尚僧格，吸引了大批文人儒士，比如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季硕等。慧远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弟子，如慧宝、慧要、慧观、法净、法庄、法领、法安、法幽、道流、道恒、道授、道温、道静等，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弘化一方的佛教高僧，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深入开展。同时，慧远为寻求佛教中国化之道路，派出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取经，设立私立译场翻译佛经，礼敬梵僧佛若多罗、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人。为引进佛典，慧远曾致书祈请昙摩流支翻译《十诵律》，请佛驮跋陀罗翻译《修行方便禅经》并为之作序，使佛教禅学流行于江南。

慧远和鸠摩罗什分属于庐山僧团和长安僧团，两人分别代表南北方佛教中心，从佛学思想上看，两人也分别代表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在两人的书信往还中，慧远提出了很多佛学理论问题向鸠摩罗什请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涅槃有关的法身、法性问题。表面上看是两人就佛学义理进行的理论切磋和争论，实质上是慧远作为中国佛教思想家对佛学重大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是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思想交锋，更是佛教义理中国化的一条必经之路。

慧远另一方面又以儒道典籍会通佛理，对佛教义理进行中国化的解读和阐释。比如援引《庄子》解释般若实相，在因果报应理论中引入神不灭论，将印度的业报轮回与中国的“灵魂不死”宗教思想相结合，依据佛经阐发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之说。结合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新业报论，成为之后中国佛教因果报应理论的圭臬。慧远驳斥当时流行于世的“自然之性不可移”“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及其由此导致的命定论和名士颓唐之风，阐述佛圣能学能至，途径就是戒定慧三途并进。他创立简单易行的念佛修行法门，非常有利于佛教在下层普通信众中的传播，也为净土宗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宗派奠定了基础。

佛教制度的中国化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含义理层面的中国化，又包含制度层面的中国化。佛教传入后，形成于印度的佛教戒律有很多内容无法在中国实行，于是便出现了僧制这种独特的佛教制度形式，既不违背佛教戒律，又可以因应中国僧团建设的实际需要。慧远的师父道安曾制定“僧尼轨范”，统一僧尼姓氏，使中国化的僧团队伍开始形成并壮大。慧远继承道安的事业，制定《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和《比丘尼节度》。法社节度即庐山白莲社僧众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分别指适用于外寺僧和比丘尼的规章制度。慧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约束庐山僧团的所有信众，这些规章制度被后人称为“远规”，为南北佛教界所通用。自此以后，中国佛教僧团便一直延续着僧制和戒律并存的传统，僧制发展到后来形成清规，这从本质上看就是佛教中国化在戒律上的表现。慧远这一做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庐山僧团有了适合自身实际的规章制度，而且这些规章制度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进行改革和完善，僧团自身拥有了订立规矩的“立法权”。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慧远的佛教理论和实践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胡适先生将其称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慧远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仍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来源：2018年10月9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