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之一部分的宗教学，是与教界、政界都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的学术研究既要面向基础的学术问题，又要面向应用的现实问题。这里，我想谈一个题目，那就是：我国宗教治理实践在呼唤治理理论创新。这种呼唤，既面向政界，也面向学界，当然，教界也可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这里的治理，既包含政府对与社会有关的宗教事务的具体管理，也包含其他一切规范宗教关系、促进宗教和谐的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宗教治理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首先，加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中，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研究所的宗教问题调研表明，各级政府在宗教治理中，同过去相比，既更加注重法治思维，更加注重法律手段，也更加敢于、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国家在去年颁布了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于今年2月实施，这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重要成果。其次，加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国家强调“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宗教工作部门从各个方面对宗教加强了引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国家提出了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方略，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都积极响应。最后，加强了同涉及宗教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斗争。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一直在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国家、破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也打着宗教的幌子干着残害人民生命、损害人民财产、破坏社会稳定的勾当；宗教界还存在一些利用宗教谋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凡此种种，政府都领导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必须强调，这里的斗争，不是对宗教的斗争——法律从来都保护合法宗教；而是对利用宗教践踏法律、危害社会的现象的斗争。

上述管理、引导、斗争，都属于宗教治理的范畴。

我们的宗教治理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同时，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需要补齐的短板。比如，在管理中，如何处理依法与管用的矛盾？我们必须依法行事，但是，由于缺乏针对一些新出现的情况的法律，或者由于法律本身还有待改进、完善，有的时候基层的宗教工作者会感到难以采取管用的措施。我们在调研中就多次听到基层宗教工作干部在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又如，在引导中，“导”之有方的“方”具体是什么？“导”之有力的力度大小应该怎样把握？宗教中国化同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化的具体指标或者标准是什么？中国化的实践者是谁？再如，同宗教领域里的民族分裂势力斗争，同宗教极端主义斗争，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是什么？治本之最佳方略是什么？这方面问题对于西藏、新疆，尤其重要。

这样一些问题、矛盾，很多都需要从宗教治理理论层面加以解决。因此，宗教治理实践正在急切地呼唤宗教治理理论创新。

宗教学研究者对宗教治理理论创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经世致用是我国学术研究的光荣传统，国家一直赋予宗教学研究以宗教理论建设的责任，现实宗教问题研究一直就是宗教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而言，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本身就是国家的高端智库，当然就更责无旁贷了。

宗教学研究者具有宗教治理理论创新的独特优势。宗教治理理论就像国家治理理论一样，是学术与现实结合的产物。学术，就是长时段、深层次把握事物本质、规律、历史、趋势等现象的手段；现实，就是事物的现实表现及其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现实关系。宗教学界有作为看家本领的学术；同宗教工作部门、宗教界有密切的接触，经常进行现实问题调研，又具备了解现实的条件，所以，只要我们心中装有国家、立志学术报国，有意识地加强学术与现实的结合，加强现实问题调研，我们进行宗教治理理论创新就是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接触就可以是调研。我们的学者绝大多数都同宗教工作部门、宗教界有密切联系，在中国走到哪里都有落脚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条件，带着问题看、带着问题听、带着问题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我以这样一些中华民族的格言，作为本次发言的结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18年第10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