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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楠史学研究》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8年1月31日

 

作者:刘芹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月

 

内容提要

王树楠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史家,史学成果较多。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了王树楠史学著述的诸方面,评述王树楠以一个体制内官员身份撰写欧洲史著的背景及特点,首次发现并评价王树楠撰写的《清史稿》序言文稿,从士人视角首次探讨了王树楠与康有为之关系,评析王树楠在民国时期的遗民史学著述,首开从清遗民史家视角研究其史学著述的先例。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既可以对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有准确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本书力求构建一个由天下、国家、地方到个人的王树楠史学撰述体系,填补了长期以来对王树楠史学研究方面的空白。

 

目录

绪论 王树楠研究综述

一、王树楠个人研究综述

二、王树楠文学研究综述

三、王树楠政绩研究综述

四、王树楠史学研究综述

第一章 王树楠生平及师友

第一节 王树楠生平简介

一、为官青神等县

二、张之洞幕僚

三、陶模幕僚、甘省为官

四、新疆布政使

五、清史馆总纂

六、讲学、修志

第二节 师友关系

一、晚清封疆大吏

二、维新变法派

三、桐城派

四、同年科举

五、幕僚友朋

六、师友关系

七、与外国人的交往

第二章 欧洲史著编纂

第一节 《欧洲列国战事本末》

一、编纂背景

二、编撰特点

三、主要内容

四、主要观点

第二节 《欧洲族类源流略》

一、编纂内容

二、编纂特点

第三节 《彼得兴俄记》

一、材料来源

二、重大事件认识及评价

第四节 《希腊春秋》和《希腊学案》

一、《希腊春秋》

二、《希腊学案》

第三章 当代史编纂

第一节 《清史稿》编纂

一、关外本和关内本

二、王树楠史稿撰修

三、王树楠史稿评价

第二节 《武汉战纪》

一、主要内容

二、政治立场

第四章 地方史志编纂

第一节 王树楠与西北《新疆图志》

一、《新疆图志》编纂

二、志稿内容分析

三、志稿编纂思想及特点

第二节 王树楠与河北地方志

一、《畿辅通志》

二、《冀县志》

三、《新城县志》

四、《河北通志稿》

第三节 王树楠与东北地方志

一、《奉天通志》

二、《东三省盐法新志》

第四节 王树楠的其他方志

一、《法源寺志稿》

二、《民国续修临邑县志》

第五章 人物传记编纂

第一节 人物传记撰写

一、传主身份考察

二、人物传记的时代性

三、王树楠与传主关系考察

四、人物传记风格

第二节 整理编纂乡邦先贤文献资料

一、编纂《畿辅丛书》

二、编纂《张文襄公全集》

三、编纂《大清畿辅先哲传》

第三节 《陶庐老人随年录》

第六章 王树楠史学编纂思想观念

第一节 史学编纂认识

一、撰史目的

二、史学认识

三、世界意识

第二节 史学编纂特点

一、从史志撰修看史学撰述的创新

二、辨镜源流,去伪存真,重视考证

第七章 王树楠史学观念认识

第一节 忧患思变易

一、忧患意识

二、变易观

第二节 尊君与尊中华

一、尊君观念

二、尊中华观念

第三节 遗民情结

一、遗民与遗老

二、王树楠的遗民心态

三、王树楠带有遗民情结的史学著述

第四节 富国与攘夷

一、富国

二、攘夷

 

结语

 

参考文献

一、古籍刊印著作

二、现代出版著作

三、港台及外国人著述

四、论文

 

附录

附录一 王树楠学术年谱概略

附录二 王树楠笔下的爱国人物

附录三 与王树楠交游的遗老

 

后记

 

 

 

清末民初名儒王树楠史学中的变易观及实践

 

摘要:王树楠是一位清末民初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传统士人,一生有多部经学著述,如《尚书商谊》《费氏古易订文》《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尔雅郭注佚存补订》《广雅补疏》《左氏春秋经传义疏》《左氏春秋伪传辨》《焦易说诗》《尔雅订经》、《庄子大同注》等多部撰述,被称为北方大儒。

 

同时王树楠也是一位出色的传统史家,他将传统的儒家思想融入到其史学著述之中,其史学著述成果较多。刘芹论著《王树楠史学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清理了王树楠在史学诸方面的学术成果,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既可以对王树楠的史学成就有全面准确的了解,也有助于深入推进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本文节选自刘芹博士的《王树楠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王树楠等为代表的传统士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积极要求进行政治变革,谋求解决社会问题,应对严重的中华民族危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代表了中国道路的早期探索过程中的传统士人的文化认知与政治诉求。它对我们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忧患意识是变易观念的前提和基础。在晚清社会的“内忧外患”的局面下,王树楠产生一种变革意识是必然的,在思想上要求变革,要求改变社会原来的现状,在当时具有一种革新进步精神。这种变革意识和革新精神要求在社会上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国计民生各方面变革,王树楠的思想要求反映出中国传统士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普遍要求进行变革的社会思潮代表之一。

 

一 变易观的思想来源

王树楠变易观念的思想来源于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受到中国古代哲学变易观念的影响。变易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观念。早在上古三代时就存在着这种变化的观念。《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其基本观念是一种变易思想,这是晚清时期人们进行变法的思想基础渊源。王树楠具有正统的儒学观念,在其史学著作中多次体现出《周易》及其变易思想,并利用中国古代的变易观念来解释当前所面临的变局和现象。如他在编撰《欧洲族类源流略》时,认为“自古逮今,旧种之弱,每不敌新种之强。旧种之愚,每不敌新种之智。强者、智者出,而弱者、愚者遂沈霾没灭,无复有能存其种者。久之而强者又弱,智者又愚,新种遂变为旧种。而种之尤新者又出焉。存亡消息,如还无端。《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吾于是益知新之为义大也。四千年以前,种之强且智者,莫如印度,欧亚两洲谈贵种者,指为首屈焉。希腊、罗马踵起欧洲,亦世之所谓强种、智种者也,自德多尼苗族崛起,新益求新。于是割全欧,藩印度,种之所布于美、于非、于澳、于南洋诸岛,而蚕食之志,至今犹未厌焉。盖又不第印度之种,希腊、罗马之种之为所羁縻而删夷者,为可惧也。虽然,吾又安知夫旧者之不能复新,而新者之不复为旧耶?”[1]作者以“异域”文化,“夷狄”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民族的兴盛更替作为考察对象,从这种强与弱、智与愚、新与旧的较量和转变中,作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只有变革,中国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变易观中带有进步性,是当时中国社会变法自强的依据。作者的变易观还体现在《彼得兴俄记》中,以俄彼得变法为例,要求中国应当实行变法,且惟有变法才是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社会现状的唯一出路。

二是王树楠在此时也受到严复天演论进化观念的影响。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严复翻译赫胥黎的生物进化学说,向中国人介绍宣传西学,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公理,冀图挽救社会危亡,挽救民族危机。在此书中,严复通过自身理解,利用按语形式,将西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说、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学说创造性地糅合到一起,熔为一炉,汇为其名著——严译《天演论》之中。严复在书中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观点,解释为“明天道知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利用斯宾塞普遍进化说观点将物竞天择之义通用于人类社会,将赫胥黎 “与天争胜”、“胜天为治” 的观点和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治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相结合,鼓励人们“自强保种”;主张合群、善群,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保国保种;主张世界是进步的,“世道进化,后胜于今”;主张渐变,认为“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等,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人们主张改革,要求变法,进行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此书亦使严复获得“中国当时社会上西学第一人”称号。吴汝纶为其所作序中认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2]给严复《天演论》以很高评价,与吴汝纶有师友关系的王树楠可能就在此时,也受到了严复《天演论》观点的影响。王树楠在其史学撰述中,多次运用这些西方思想家观点,并用这些“西儒”观点来说明自己意图。

天演论思想观念在王树楠的史学著述中很多处地方体现出来。《彼得兴俄记》《欧洲族类源流略》都成书于1896年,1901年王树楠撰成《欧洲战事本末》,《欧洲族类源流略》刊行于1902年,在以上这三本书中都没有出现“天演”、“进化”之类词语,却都体现出王树楠的变易观念,表现出王树楠是用新旧、强弱,愚智、好坏观点来看待当时社会问题的,要求进行社会改革。

1902年《希腊学案》开始,史书中便不断地出现“天演之事”、“天演自然之公例”、 “择种”、“竞争”、“进化”等词语,反映出作者受到严复《天演论》思想的影响。“国民天演之事,由分而之合,由驳而之纯。……此盖天演自然之公例。”[3]这段话出自《希腊学案》,王树楠在书中提及“天演之事”、“ 天演自然之公例”这类词语,显然是受到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成书于1905年,刊行于1906年的《希腊春秋》中有“土狭民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