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诵《护国仁王般若波罗蜜多经》，其中，佛陀说：“我以是经付嘱国王，不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者何?无王威力不能成立。”《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亦云：“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负荷。”

这让我想到东晋道安大师，当时，苻坚攻克襄阳，感叹地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这一人即指道安，另半人为东晋名士习凿齿。时人称：“弥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所以，凡出家人，皆应以“释”为姓。这也从其后传入中国的《增一阿含经》得到验证，该经说：“四河入海。无复何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尤其，他有句关于政教关系的名言论断，即：“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以历史的眼光看，实乃真知灼见。

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曾书《玄秘塔碑》，其中有段文字，曰“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舍此无以为丈夫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

唐代径山禅师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也。”在我看来，这“扶世导俗”与“阐教利生”，为一体两面，皆为大丈夫所应为也。就如：为“令戒律流通汉地”而南行的法显大师；为“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而西行的玄奘大师；又“为法事也，何惜生命!”而东渡的鉴真大师等等，皆是此类的“大丈夫”，奋力着大丈夫之事。

法显、玄奘、鉴真，这三大师，出发点都为了“阐教利生”，而实际上，却是在“扶世导俗”，他们无可责疑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文化的脊梁，世界文化互鉴交流的使者，世界人民友好交流的使者。

举例这些，我想说明的是爱国爱教与护国护教的话题。

我1985 年出家，至今，已是33 年，以我为僧经历与体悟，我想说：作为一个出家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是佛教徒，人格与僧格要求我们，要“爱国爱教”“护国护教”，但首先，爱国爱教是前因，护国护教是后果。也就是，爱国才能护国，爱教才能护教。爱国是护国的基础与根本，爱教是护教的基础与根本，同样，爱国才能爱教，护国才能护教，不爱国如何爱教，不护国如何护教。爱教不能空口，护教也不能无凭。爱教，就应让教得到尊重，护教就应让教得到保障，谁的尊重最高？谁的保障最有力？从某个角度说，当然是“国主”“王”“天子”，之于今天来说，即国家也。没有国家的尊敬，没有国家的保护，有什么教可以立足让我们爱，有什么教可以立足让我们护。历史证明，于教自身之力，或可自爱，但如何自护。因此，爱教与护教，是基于爱国与护国的。爱教必先爱国，护教必先护国。爱国爱教，护国护教，国与教，虽有主次，但为一体，同舟共济，方可共生。爱国爱教与护国护教，最基本的内容，我认为，应是：尊法尊戒，守法守戒。尊崇法律、敬畏法律；尊崇戒律、敬畏戒律，从而双守之。

正因如此，《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才说：“人王正化，利益人民”“如法化世，名为天主”，更说：“敬辅仁王，尊重如佛。”即便近现代，诸高僧大德，皆倡“爱国爱教”“护国护教”思想。如“以戒为师”的弘一大师，他就说：“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抗日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即“以护止杀”。他还说：“为护法故，不怕枪弹。”他且有诗曰：“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圆瑛大师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利民护国，饶益有情。”圆瑛大师及高足明旸禅师还因抗日，遭遇日军逮捕，宁死不屈，险遭杀害。

抗战时期，湖南南岳一批爱国僧人，组织抗日救国，周恩来亲书：“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相赠。为此，当时有南岳僧人丘赞法师回应称：“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记得，授法恩师明旸禅师曾经对我们说过：“国家，是佛教最大的护法。”我信此真言，始终铭记，这也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用意。

最后，谨以历代中国佛门佛教法会常用的四句祈愿偈作为本文结尾：“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