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编者按：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发表有关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演讲。习主席在演讲中重点谈到宗教，特别是对于世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予以了高度肯定，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宗教学素养和视野，值得宗教界、宗教学界深入解读。

儒、释、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如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样值得宗教界、宗教学界深入反思。

学诚法师：文明交流互鉴中佛教文化的价值 

谈到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习主席特别列举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例证：“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习主席关于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论述，不仅基于丰富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更着眼于构建更加和平美好的人类未来。作为世界多元文明中的一元，中华文明如何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如何认识文化复兴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进而积极推动佛教文化主动投身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值得佛教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详细

刘元春：让佛教的文化精神鲜活起来

习主席在演讲中，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谈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进而谈到“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饱含激情和睿智，给人鼓舞和启迪。

这些年来，面对“借佛敛财”等疯狂糟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径，我们不断谈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不断探讨如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守护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虽杜鹃啼血，但迷茫叹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为了个人眼前的利益，肆意割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关系，数典忘祖，毁弃中华文化的精神法脉，扭曲我们的文化精神，严重污染了社会人心。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解读习主席的这篇演讲，尤其是关于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能不由衷地赞叹：这是推动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顶层设计”，展现了“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的宏伟气象！ <<<<<<<<<详细

张云江：包容有度、吸纳融合，实现中国文明复兴之梦 

天下万事万物皆归于道，故尽管千差万别，皆可悠游包容之，同时亦皆可综合在一个体系之内，这就是中国文化“融合”异质文明的特性。习主席演讲中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说的正是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公元之初，佛教初传中国，其后五六百年间，东来西往之僧徒不曾绝迹于大漠戈壁、南海波涛，到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几乎已全部“搬”到了中国。因为教义和历史的原因，印度佛教自身派别分立，如部派佛教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其中又分为近20个部派。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种分立状态是崇尚“大一统”观念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于是中国学者经过吸纳，创造性地运用“判教”方式，把分立的印度佛教综合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其中影响后世最大者为天台之“五时八教”说与华严之“五教十宗”说，由此完成了“中国佛教”的伟大融合。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认为，“判教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外来佛学的消化吸收”，“为了消弭冲突、避免矛盾，即以判教的方式将各种说法融和消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曾云，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演变为中国佛教，是“世界异质文化交流史上的罕有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包容、吸纳、融合异质文明的卓绝能力。 <<<<<<<<<详细

张志鹏：“和而不同”是宗教发展的愿景 

习主席的演讲，表明中国领导人站在了宗教演变历程上看待世界文明发展。习主席以佛教为例，讲述了宗教文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传播的独特路径和深远影响，又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说明了文化融合对文明演进的重大推动作用。细读这些讲演内容，可以发现一系列内在的基本认识。

一是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具有多种形式，既有无形的价值观念，也有大量的有形物品。就总体而言，宗教显得神秘。有的人只喜欢那些“阳春白雪”的文化，厌恶或批判看似“荒诞不经”的宗教。殊不知，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离开了宗教，文化往往无处扎根。习主席的演讲明确地指出了宗教与文化的这一内在关系，他不仅把佛教看做是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载体，而且还指出“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 <<<<<<<<<详细

张光来：反思宗教的现实意义 

在回顾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习主席虽然没提到开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和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名字，但他既强调了16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丰硕成果，也指出了双方碰撞后的痛苦感受和希望：“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相信熟悉中国和中国天主教、中国基督教近代史以及“礼仪之争”那段痛苦经历的中外朋友都会深有感触。

从中外文化交流转向中华文明，习主席特别以“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为例，肯定了本土化了的佛教对中国和亚洲邻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及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他也鼓励和肯定了所有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进程中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在这次演讲中，习主席没有区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称谓，而是采用传统的提法，把都信仰基督但体制并非相同的两个宗教统称为基督教了。 <<<<<<<<<详细

张庆松：挖掘宗教人文精神，为中华文明助力

中华文明体系中外来宗教的文化元素随处可见。

哲学思维上，佛教的“缘起论”为人们认识世界开启了另一扇大门。缘起论认为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的，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链条之中，否认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三千大千世界”、“三世两重因果”，拓展了人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它与魏晋玄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佛教的“心性论”、禅宗的“本来面目”都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著名命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至宋明理学宣扬之“理”中仍有佛教“真如佛性”的影子.<<<详细

学诚法师：文明交流互鉴中佛教文化的价值 

习主席在演讲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主席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谈到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习主席特别列举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例证：“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习主席关于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论述，不仅基于丰富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更着眼于构建更加和平美好的人类未来。作为世界多元文明中的一元，中华文明如何继续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发挥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说，如何认识文化复兴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进而积极推动佛教文化主动投身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值得佛教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演化至今，从未间断。虽历经磨难，又能愈挫愈勇，推陈出新；虽自成一体，又能博采众长，吐故纳新。《尚书·盘庚》中引用古贤迟任的话说：“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世界先进的科技文明，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困境。然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新的问题。从世界范围看，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恐怖主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等问题日益凸显，促使人类开始反思现代文明发展困境产生的根源。

相对于主要依靠探索、占有和开发新资源以满足不断膨胀的人类欲望的发展模式，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所奉行的精耕细作、勤俭节约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重新彰显出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和谐相处的理念又开始为世人所重视。文化为文明之核心要素。文明的复兴与重塑源自于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而这些都需要立足于对原有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在儒、释、道三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中，佛教文化具有独特的优势。佛教起源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其后传播到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而今更传播到欧美各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重新审视佛教传入中国长期演化的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佛教文化的特点及其广泛的社会价值。

首先，佛教文化的传播重视融入本土文明。佛陀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差异性，因此教导弟子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翻译佛经的祖师大德们不但有着很高的佛学修为，而且还通晓汉地的文化，对儒家和道家思想有很深的造诣。在和平的传播过程中，佛教强调与世间法的融通，不仅重视影响上层人士，也重视走进民间百姓的生活，形成“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

其次，佛教文化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佛教寺院在历史上充当着学术机构、教育场所、慈善机构、图书馆藏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佛教经典得到系统精致的翻译和妥善精心的保存，其思想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传播，僧侣们成为知识与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当社会陷入战乱或动荡时，寺院还为广大民众提供衣食的庇护和信仰上的依靠。近代以来，佛教还成为亚洲各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重要精神支柱。

再次，佛教文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佛教在逻辑、语言、技术、医学等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哲学、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天文等方面成果斐然，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宝藏和文化遗产。比如文学方面，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经》、《维摩经》、《百喻经》影响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词。又比如建筑方面，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宝塔，如河南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石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

此外，佛教文化还能够增进地区间的和平与友谊。当其他宗教每每陷于宗教战争或教派冲突的泥潭时，佛教徒们却常常能够发扬慈悲宽容的精神，致力于消除相互的敌意。阿育王皈依佛教后，宣布不再发动战争，平等对待一切宗教。在玄奘西行、鉴真东渡、日本遣使入唐等交流活动中，求法及弘法僧侣们接受或传送的不仅是珍贵的法宝，还有先进的文化和真诚的友谊，为后人永远铭记。在习主席的讲话中，特别提到1987年，在中国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在中国古代的寺院里，竟然能发掘出来自遥远地域具有相当大差异的文明中生产的器物，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宽阔胸怀的象征吗？！

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佛教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既要根植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沃土，又要着力回应走向全球化的新问题，这不仅包括研究汉传佛教如何与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互相借鉴、优势互补，以及佛教如何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乃至西方哲学思想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还包括佛教如何与现代科技文明相兼容、相促进。在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经的翻译与佛教文化的传播主要是由精通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天竺及西域诸国僧人完成的。这启示我们，如果希望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希望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要主动走出去，深入世界不同的地域，学习不同地域的语言，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中，使中华文化和合共生的精神理念给世人带来福祉，使佛教文化中慈悲济世的精神品格给世人带来清凉。（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刘元春：让佛教的文化精神鲜活起来 

习主席在演讲中，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谈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过去与未来，进而谈到“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饱含激情和睿智，给人鼓舞和启迪。

这些年来，面对“借佛敛财”等疯狂糟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径，我们不断谈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不断探讨如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守护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虽杜鹃啼血，但迷茫叹息。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为了个人眼前的利益，肆意割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关系，数典忘祖，毁弃中华文化的精神法脉，扭曲我们的文化精神，严重污染了社会人心。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解读习主席的这篇演讲，尤其是关于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能不由衷地赞叹：这是推动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顶层设计”，展现了“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的宏伟气象！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习主席的演讲，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精神：为了世界持久和平，要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中华文明，尤其是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精神，能够为世界文明与世界和平提供丰厚滋养。习主席的这些话是说给世界听的，更是说给我们自己听的。我们要珍视中华文明，因为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晶，也是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相融相摄的结果。多元多彩、平等包容、和谐仁爱、积极向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神与时代风貌。这种文化的精神与特质，让我们在推进中华文明迈向世界的进程中，既不能妄自尊大，“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也不能妄自菲薄，避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做到真正的尊重和珍视，“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当今世界里，不论有多少的矛盾和对立，都难以回避和否定这样的事实：“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地反思，不能不勇敢地担当。

习主席演讲中论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及其“独特的佛教理论”，并指出佛教“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同时，中国佛教对东亚文明以及世界文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不过，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习主席由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引发的思考，蕴含着十分深邃的思想，以及迫切的现实期待：“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精美的物件，固然是文明的载体，固然是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但是，如果只满足于器物欣赏的层面，那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当更加珍视“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并让这种人文精神鲜活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显然，这是要通过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引导与推动现实人生信仰，“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这是一种富有殷切期盼和远大抱负的情怀！

这让我们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的对谈中，他们本着超拔自身的立场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客观精神，以积极开放、自由理智的态度，纵贯古今，为世界未来寻找出路。他们认为，稳定、和平、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和平应是宗教及信仰者最大的使命。对于有志于为和平作贡献的人来说，哲学、精神的研究和改造是最好的准备。在现代一些政治家眼里，和平只是一种利益的均衡或休战状态。但是，人类追求的真正和平，并不只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美德，是一种争取正义的性格；它是一种无形的价值，是心灵与精神富有文化教养的一种状态；应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依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如何实现稳定的文化状态，是通向和平的出发点。为了和平，首先要把尊重生命的精神在人类心灵中确立，生命的尊严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价值。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东方文化中对一切生命普遍尊重，因而转化成相互友爱的社会伦理，所以，和平的内涵是东方文化最显著的个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道德观念，形成了社会及个人的行为规范。因而，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心在于东方文化。其中，中国化的佛教将承担重要角色。

佛法可以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高深的智慧和宽大的慈悲精神，使整个生命系统在协调之中安祥平静，又具有一种合理的生命动力。佛法中依正不二、佛性平等、菩萨心行等种种智慧和精神，正是救治社会人心的良药，那种实践意义上的涅槃之境和现实意义上的极乐净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特别是佛法强调人类要从深层心理上和具体实践中，彻底消除“我执”，实现精神世界的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将成为建立持久和平的根本。因而，汤因比期待这种宗教理念，“被整个世界接受”。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同时还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值得称赞的世界文化交流模式。它形式上是贸易通道，但其中蕴涵着对未知世界无穷的探索精神，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特别是伴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中国的儒、道等传统文化以及后来已中国化的佛教，又回流到印度、中亚及欧洲等地。同时，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传入东方，“丝绸之路”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大动脉，而且又大致是采取和平自愿的传播方式，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绚烂多彩，推动了文明发展。这种交流，不仅有利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更有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正因此，汤因比曾表示希望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时的中国新疆”。

习主席演讲中特别赞叹玄奘法师那种“坚韧精神”。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称赞，玄奘等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者轻易地唾弃。”其实，对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而言，这种精神正如当代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所极力倡扬的那样，是一种为社会、为人类、为信仰的担当、胸襟与肝胆，他认为中国佛教徒应当具有远大志向，要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

张云江：包容有度、吸纳融合，实现中国文明复兴之梦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主旨是不同文明之间要交流互鉴，由此促进世界和平。这篇演讲大气磅礴，睿智深刻，是关于当代人类文明健康存续、和平发展方式选择的一种“中国思维”。这种包容有度、和而不同的“中国思维”，是古老而新生的中国文化对现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的一种新的精神指引和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其五千年来一直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异质文化、文明，经过吸纳、综合，进而赓续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正如习主席所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这种对异质文明包容有度、吸纳融合的思维模式，早已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血脉与文化基因。如《庄子》中云，“不同同之之为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君子由此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韬”即包容之意，所谓“不同同之”，按晋时哲学家郭象之注，乃是说“万物万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即包容、尊重万物万形各自的本然形态，并不引导或迫使其同于我，包容的“不同”能各按其分，和谐同处，而能“有万不同”。习主席演讲中所说的“和如羹焉”、“声亦如味”，说的就是因为融合“不同”，才能构成文化、文明以及人心灵的丰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正是这种中国思维模式的非常恰切的现代诠解。

天下万事万物皆归于道，故尽管千差万别，皆可悠游包容之，同时亦皆可综合在一个体系之内，这就是中国文化“融合”异质文明的特性。习主席演讲中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说的正是这方面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公元之初，佛教初传中国，其后五六百年间，东来西往之僧徒不曾绝迹于大漠戈壁、南海波涛，到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几乎已全部“搬”到了中国。因为教义和历史的原因，印度佛教自身派别分立，如部派佛教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其中又分为近20个部派。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这种分立状态是崇尚“大一统”观念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于是中国学者经过吸纳，创造性地运用“判教”方式，把分立的印度佛教综合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其中影响后世最大者为天台之“五时八教”说与华严之“五教十宗”说，由此完成了“中国佛教”的伟大融合。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认为，“判教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外来佛学的消化吸收”，“为了消弭冲突、避免矛盾，即以判教的方式将各种说法融和消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曾云，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演变为中国佛教，是“世界异质文化交流史上的罕有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包容、吸纳、融合异质文明的卓绝能力。

再如犹太人在中国的命运。北宋时期，一批犹太人来到首都开封，加入中国国籍后，他们建立了礼拜上帝的会堂，完全按照犹太教仪轨生活。周围的中国居民始终尊重他们的信仰，在居住、迁徙、谋业、就学、土地买卖、通婚等方面完全平等。100多年之后，他们成为当地的富有阶层。19世纪80年代，东欧排犹高潮期间，几万犹太人进入中国，后又内迁到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建立社团，几十年后，一贫如洗的犹太人成为当地的中产甚至富有阶层。天主教历史学家费兰尼说：“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长和最深远的仇恨”，相比较欧洲近两千年血腥的反犹、排犹史，中国文化对异质文明的包容度量之大是不是多少会让人觉得诧异呢？还有古老的祆教，北魏时期已传入宫廷，北齐皇帝身边亲信甚至都有信仰者。在唐代，虽然儒、释、道是主流思想，但是如祆教和景教、摩尼教也都很兴盛，国家甚至有所扶持。类似的还有清代康熙皇帝对基督信仰的浓厚兴趣。

习主席说，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更需要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多少有些吊诡的是，因为古今之变，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也有了少许“异质”的味道，于是传统文化就有了重新发现其价值、重新阐发其时代意义的必要。习主席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等等，正是睿智地看到，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梦，必须重视文化的“包容”与“融合”，在这种融合之中，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中华文明想要“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包容有度、吸纳融合是必由途径。习主席演讲中说，“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这一特性与能力的充分自信，同时也是对这一途径的生动阐释。（作者系华侨大学副教授）

张志鹏：“和而不同”是宗教发展的愿景 

习主席的演讲，表明中国领导人站在了宗教演变历程上看待世界文明发展。习主席以佛教为例，讲述了宗教文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传播的独特路径和深远影响，又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说明了文化融合对文明演进的重大推动作用。细读这些讲演内容，可以发现一系列内在的基本认识。

一是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具有多种形式，既有无形的价值观念，也有大量的有形物品。就总体而言，宗教显得神秘。有的人只喜欢那些“阳春白雪”的文化，厌恶或批判看似“荒诞不经”的宗教。殊不知，宗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离开了宗教，文化往往无处扎根。习主席的演讲明确地指出了宗教与文化的这一内在关系，他不仅把佛教看做是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载体，而且还指出“2000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

二是宗教文化交融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宗教文化往往是独特区域产生的信仰体系及规则、物品，其价值在于差异。人类文明是逐步形成的普世规则，其突出特点是趋同。宗教文化如果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就容易衰落，被普世文明所抛弃。普世的文明也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来自于各地有差异的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正如习主席所讲的，“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三是不断创新的宗教思想才能满足不同时代的需求。那些古老的宗教能够存在于今天，不仅是因为它们有丰富的典籍，而是因为能够及时创新，满足各时代各地区人们差异化的宗教需求。宗教思想“本土化”往往是实现其创新的主要方式。习主席在演讲中以佛教为例，指出“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其实，不仅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宗教也都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以求适应人们的精神需求。

习主席还讲到了不同宗教间应当“和而不同”。他提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可见，来自古代中国的“和而不同”或许是当今世界值得遵循的一项普世规则。

“和而不同”既是宗教发展的良好状态，也应该是宗教发展的愿景。因为，一旦各大宗教为了和谐而减少差异性，或者是为了杜绝一些极端教派的出现，而强制要求同一宗教内的各教派日渐趋同，就必然导致宗教之间、教派之间出现“同而不和”的局面。这是因为缺乏了外部差异化竞争压力的宗教或教派往往会丧失创新精神，也难以满足民众需求。

当然，宗教之间或者教派之间的“和而不同”并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在自由发展的条件下的和睦并存。因为虽然自由发展加大了宗教内部、宗教之间的分化，但能带来宗教或教派不断提高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需求。如果没有自由发展，也就没有了创新变革的动力，再伟大的宗教或教派，也都会淡出历史舞台，无法为人类的普世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宗教或教派间的自由发展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混乱发展。相反，宗教自由一定是在特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下才能实现。要实现这样一个状态，就要求政府依法从外部对宗教行为进行管理。（作者系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张光来：反思宗教的现实意义 

3月27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数次提到宗教及其贡献，并以佛教为例详述其影响。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境外公开向世界畅谈宗教，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宗教的认知和思考，将宗教视为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予以重视，期许当代宗教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为中国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为净化社会风气、为改变人心、为提升全民道德素质、为实现今日中国梦，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习主席的演讲，让宗教界受到鼓舞，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热议。

演讲中，习主席针对当前国际上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产生的担心、误解和偏见，从文明是“多彩的、 平等的和包容的”3个层面深入阐述不同文明及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并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为此，他提出，为消除偏见，加强相互理解和接纳及欣赏，各国“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在回顾中西文化交流史时，习主席虽然没提到开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和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名字，但他既强调了16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丰硕成果，也指出了双方碰撞后的痛苦感受和希望：“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相信熟悉中国和中国天主教、中国基督教近代史以及“礼仪之争”那段痛苦经历的中外朋友都会深有感触。

从中外文化交流转向中华文明，习主席特别以“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为例，肯定了本土化了的佛教对中国和亚洲邻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及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他也鼓励和肯定了所有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进程中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在这次演讲中，习主席没有区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称谓，而是采用传统的提法，把都信仰基督但体制并非相同的两个宗教统称为基督教了。

习主席演讲的现场听众以西方朋友为主。那么，习主席要向这些深受基督信仰熏陶的西方朋友及其宗教团体传递什么信息？他对宗教的论述对中西方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

一方面，在阐述中西方文明和回顾不同宗教在华传教过程中的成败历史时，习主席委婉地提醒在场听众和西方宗教界，外来宗教一如佛教传入中国、立足中国、融入中国，都有一个本地化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面对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和国际形象，习主席又对宗教有所期许，希望宗教能继续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面对社会转型，净化人心的宗教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当前，快速转型、发展中的中国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挑战，宗教界可以在其中发挥哪些积极作用？这些都得反思，比如，如何在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弘扬及丰富当代中国价值观中扮演好先知性的角色，同时拒绝经济红利的诱惑，拒绝同流合污，拒绝巫文化的污染，不做贪腐者们的精神大师。虽然这种担当有时并不容易，但对于国家、民族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于宗教自身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宗教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出多大贡献，这将有赖于社会如何重视宗教界的参与，并提供参与空间，也有赖于宗教界如何全力以赴地做出正确而又积极的回应。（作者系河北天主教信德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庆松：挖掘宗教人文精神，为中华文明助力 

宗教与文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人类文明的滥觞或可以追溯到宗教那里，在历史的长河里，宗教与文明或离或合，流淌至今。当代世界有一些文明本身即是一种宗教文化。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习主席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历史上中华文明就以开放的、包容的精神改造、吸收、容纳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等外来宗教。

中华文明体系中外来宗教的文化元素随处可见。

哲学思维上，佛教的“缘起论”为人们认识世界开启了另一扇大门。缘起论认为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的，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链条之中，否认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三千大千世界”、“三世两重因果”，拓展了人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它与魏晋玄学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代学风，并引起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形神之争”。佛教的“心性论”、禅宗的“本来面目”都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著名命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至宋明理学宣扬之“理”中仍有佛教“真如佛性”的影子。

天文历法上，郭守敬的《授时历》中吸收了随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阿拉伯历法；明代的“回回历”也是中伊文明交汇的结果。

政治经济上，基督宗教传教士输入自由、平等、民主的新观念；清末国内出现的“师夷长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思想更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产物。

文学艺术上，在佛教的影响下，出现了六朝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变文”等，其中的因果报应、入冥转世、南柯黄粱、幻化诙奇，原本都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嫁接的果实。佛教的“三世因果”、“生命轮回”等理论为中国古典小说支撑起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若抽去宗教元素，《红楼梦》之“红楼”便会轰然倒塌。另外，中国传统绘画、音乐也与佛教相关。

医学上，佛教译经师也把印度的部分医书和药方翻译过来； 1974年8月，我国福建泉州港东南海底发现一艘载有阿拉伯波斯香水、药材、檀香等物的12-13世纪的沉船。元秘书监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伊斯兰各科书籍；1270年，元政府在大都的太医院设立“广惠司”，专门负责回回医药的研制和管理, 炮制回回药物及和剂。1292年, 元政府在大都又设“回回药物院”，加强回回药学的研究。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收有阿拉伯的药物名和治疗方法。数学上，穆斯林把“零”引进中国并且应用在几何中。

教育和语言上，基督宗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新式学堂，培养出中国最早的一批翻译和外交官。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语汇。人们日常口语“再见”（Good-bye）来源于基督宗教，意即“上帝与你同在”（God be with you）。

宗教蕴含的人文精神也汇入中华文明的传统体系中。宗教并非完全“出世”的，宗教在劝善止恶的同时，也充满对人的关怀，体现出积极的人文精神。

首先，宗教的入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相汇合。中国传统宗教肯定人生的价值，追求在现世的人生幸福。本土化的中国佛教把对彼岸世界的追求转变为在此岸现实生活中成就佛果，也就是“涅槃不离世间”、“涅槃即世间”；中国道教追求的仙境，在人间也找到了相应的“洞天福地”；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大多是人们祈求幸福平安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保佑者。因此，中国传统宗教中的许多神灵都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情味和人间气息。中国传统宗教对人们苦难的关注和对幸福的追求，契合了中国古代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古代哲学家强调人在宇宙内的中心位置，注重社会与人生，追求和谐大同。可以说，两者在“关注现实”的基点上交会在一起。

其次，佛、道教“人人皆可成佛、成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中国佛教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对于人生苦境的关注、对于人生生死轮回解脱的追求以及对于世间涅槃、众生皆有佛性、自利利他菩萨行的倡导等，其核心在于给人们设立了一个可以到达的目标——成佛，并且人人皆有可能。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佛教对于成佛的理论和实践设计：“人人皆有佛性”、“迷则众生悟则佛”，为人们成佛提供了理论依据，“戒定慧”、“八正道”等则为人们成佛提供了实践路径。中国道教亦如此，认为只要坚持修行，得道即可成仙。这种宗教思维进路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同构的。中国古代哲学里，天人是相通的，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天充当一个监督和决策人事的角色，但天人之间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个人依靠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地完善自我就能够达到圣贤的境界，正所谓“人人皆可成尧舜”。因此，“人人皆可成佛、成仙”与“天人合一”思想在“终极关怀”上是相似的，都给人们预设了目标，种下了希望。

第三，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同样表现出积极的人文精神。《圣经·使徒行传》有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古兰经》说：“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等等，类似的大量充满温情的教导，彰显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人文精神，成为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共识。

宗教的人文精神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流淌至今，挖掘和发挥宗教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值得进一步反思。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及1987年在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时说：“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我们对待宗教理应如此。宗教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传统的组成部分，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历史中，而且活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因此，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广大宗教信徒共同致力于践行中国梦，把宗教蕴含的人文精神挖掘出来，使之鲜活起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益的滋养。（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引自：中国民族报；编辑：刘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