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料缺失和历时弥远，还原历史真相已属困难，而探寻古人的信仰世界更属不易。如何跳出科学与迷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古人的信仰世界，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游自勇的研究兴趣点。

破解《五行志》的怪异世界

2008年7月，游自勇的博士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五行志》是二十四史中独特的一类志书，专门记载各类灾异之事物，多数学者在读史时往往直接跳过这一部分，或者只是把里面记载的内容当作灾害史研究的史料。但游自勇却独辟蹊径，从这批纷繁复杂的材料中看到了古代士人阶层为制约皇权而建立起的一套话语体系。

读博期间，游自勇通过邮件与导师郝春文进行大量关于史学方法论的交流，那些在交流中闪现的思想火花不断拨动着他的灵感，使他不断思考新的问题，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在这反复的沟通交流中敲定的。博士三年，游自勇发表了5篇专业的学术论文，真正开始步入学术的殿堂。

“回顾读书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我感觉最关键和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寻找统领整篇文章的主线。在选定博士论文题目后，我曾长时间陷入乱麻般的材料迷团，找不到一根可以统领整篇文章的主线，写作提纲几易其稿，最后在和导师的一次面谈中才顿悟，豁然开朗。”游自勇告诉记者，他花了将近9个月时间来寻找这根主线，而真正撰写论文其实只花了3个月。现在不少博士论文缺乏问题意识，在游自勇看来很大原因就在于煎熬不够，自然达不到水到渠成的效果。

占卜文献是民众信仰的真实反映

如果说《五行志》的系统研究属于古代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层面，接下来，游自勇则将目光投向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世界。2006年，游自勇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其间参加荣新江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整理吐鲁番地区新出土的一批文献，由此步入敦煌学研究领域。2008年以后，他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敦煌藏经洞及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各种占卜文献上。“敦煌学已走过百年历程，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留给后学的空间其实十分有限，但还有一个领域是学者较少涉猎的，即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占卜文献。”

游自勇告诉记者，由于知识水平限制，古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神灵鬼怪的世界里，出于本能，消灾解难是民众普遍的心理需求，而占卜正好迎合了民众的心理。占卜文献是民众信仰世界的真实反映，游自勇研究的占卜文献不少都带有图像，比如《白泽精怪图》、《百怪图》。他说，《白泽精怪图》就像是一本初级的妖怪指南，是民众居家生活必备品，即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能够对照图谱来认定鬼怪，从而找到应对办法。“我的研究思路是不去讨论纯粹的占卜技术，而是探究占卜背后所要反映的古人的思维方式。”

积累历史“语感”

宋以前“祭祖”是贵族行为，普通百姓没有资格在家中祭祀祖先。游自勇的另一项研究重点就是考察唐宋时期民众祖先信仰的演变，他选取“家庙”（唐宋时期贵族祭祖的场所）作为研究对象，透过家庙营建、维系、破败的过程，观察贵族家庭的盛衰。如研究魏徵家族的兴衰史，魏徵官至三品建立家庙，表明一个新官僚家族的崛起；魏徵去世后，家庙尚能维持两代，到魏徵嫡系曾孙时，家庙已经破败，连最基本的日常祭祀都谈不上。一直到魏徵五世孙魏謩当上宰相之后，家庙才重新修葺一新，这其实也就意味着魏氏家族的中兴。

当今时代，学术更新速度之快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中国古代汉语的灵活性很强，适用于同一种事物现象的表述词汇不止一类，抽离了原典的文献背景，研究者认识上可能出现偏差。”游自勇认为，即便在数据库横行的时代，认认真真阅读原典仍然必要，依靠这样的方法积累起自己对历史的“语感”，从而内化为一种对于历史联系认知的“下意识”，这不是靠其他方法所能造就的。（作者：记者：马献忠）

（来源：2014年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