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

提起中西交流史，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是利玛窦。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在1583年即明朝的万历年间到达中国。此后余生28年，一直在中国服务，并最终埋葬在这块土地上。

作为先驱式人物，利玛窦首次把西方几何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因此，被誉为是“西学东渐第一人”。同时，他也是第一位阅读和钻研《四书》等中国经典的西方学者。藉着他的翻译，西方才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利玛窦在翻译《圣经》时，极为尊重中国的传统与文化，特意选取了诗经中的“天主”一词来指称“God”。他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思想，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处境化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中国基督徒仍能感受到他的睿智与练达。

数百年后的今天，中西交流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愈发凸显。

雷立柏（Leopold Leeb），颇有当年利玛窦的风采与韵味。他的故乡是奥地利，1995年来到北京，一方面学习中文经典、沉浸于中国式生活，另一方面潜心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西方古典文学的教学，并从事基督宗教历史与神学的研究。目前，他正在筹划将中国宗教学者的著作翻译为英文。

雷立柏说，利玛窦是他的精神挚友，数百年前的利玛窦无言间给了他许多安慰与力量。

的确，虽然时针已经指向了21世纪，飞机、电视与网络让硕大的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但中国和西方彼此仍旧不那么熟悉和了解。

和数百年不同的是，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不再是问题，但语言的鸿沟却使两者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仍旧十分艰难。

虽然中国的“英语热”几十年来持久不息，世界各地也逐渐在发酵和涌现出“中文热”，但这并不能真正弥补语言带来的鸿沟。雷立柏介绍说，在他看来，中文本来就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再加上西方语言的背后其实涉及到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等许多原文的演绎。如果不学习这些原文，那么，中国永远无法深刻地理解真实的西方。同时，如果寻找不到可以搭界的方式，中国文化文也很难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让世界共享其美妙。

“我希望成为一座桥”，雷立柏说。

从未想到会来中国

20岁之前的雷立柏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来到中国、爱上这里并在这里生活。今天想起来，他仍觉得恍如隔世。

出生于传统天主教家庭，雷立柏深受父母影响。他的父母曾经专门去非洲从事医疗服务3年之久，这给雷立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起初，他的人生规划是大学毕业后就去非洲做志愿者，帮助穷人。

天意总是高于人意。大学时，他恰巧得到一次去台湾辅仁大学学习的机会。因为对东方哲学的浓厚兴趣，他计划前往。刚说出计划，周围的亲朋便劝他说：“别去了，中文可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听这话，反而激起了他的年少斗志，“越难学越想学，我不怕挑战”。于是，他到了台湾。“一到那儿，我就知道我来对了，我爱上了中文，我上瘾了！”他尤其梦想着，如果能够原文读懂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那该有多么美好。

1991年从台湾回国时，雷立柏途经香港，到北京待了两周，“就在那两周的时间里，我爱上了北京。”回到奥地利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业，同时也坚持不懈地学习了3年中文后，他于1995年2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师从中国当代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教授，并于1999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张衡、科学与宗教》，这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之路。

此后，他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2004年2月，想继续留在中国工作、生活的雷立柏，给北京3所顶尖的大学写了自荐信，提出自己可以教拉丁语和希腊语。

对于他这样特别的自荐，有一所大学并未当回事，还有一所大学希望他教自己的母语德语，这让他感到沮丧。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非常看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邀请他来开课。

“第一年的时候，我和学校都很担心，因为害怕没有学生报名，课没有办法开。”不过，现实给了他最有力量的鼓励。第一年，课顺利开成了，学生都表示很受益。直到今天，他每年的课都没有断过。

而且，一些学生还把雷老师的课搬到网上，并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一个“雷立柏小组”，吸引了虽然很小众、但却十分忠实的拥趸，彼此分享雷立柏的课程表及自己学习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心得和经验。

许多粉丝在帖子里说，其实最开始对这几门语言毫无概念，完全是因为雷立柏对这3门语言重要性的宣讲，以及他无比的热情和责任心，感动和吸引了他们参与进来并坚持前行。“雷老师是个好老师”，在豆瓣小组里，这样朴实无华的留言，你可以看到许多。

努力筹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除了“输入”之外，最近几年来，雷立柏愈来愈想着“输出”。他说，“桥”的本质就是双向沟通，而目前这座桥有点过于“单向”了。所以他很有急迫感，希望赶快平衡过来。因此，他开始积极筹划把中国时下的杰出思想著作翻译成英文或德文，让西方更多地理解和认识中国。

今年，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书，内容是介绍中国学者刘小枫的早期思想。下一步，他最想做的是把中国的宗教学者、哲学家、和他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何光沪教授的一些著作翻译成英文。“我认为何光沪教授的学术是国内最卓越的之一，但外国不知道中国有个何光沪。谁来介绍何光沪呢？这个人是谁？是不是该是雷立柏？”

他坦言，其实他的时间也很紧，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如果现在不做，20年之后还得有人做，这样的使命感驱动着他更多地站出来担当。

教学语言的雷立柏当然最忘记不了的还是语言。在他看来，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一定得解决汉字的问题。

他介绍说，汉语发音虽然难，但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其实是汉字。因为4000个汉字至少需要6年到10年才能记住。这样学习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读者或写文章的人。这让不少本来感兴趣的外国人就此止步。

“我每次回欧洲，总是鼓励我的家人要学中文，中文太美了，非常值得学。但他们刚打算学、开始接触汉字辞典时，就发现查偏旁部首都很难，而且偏旁部首里面没有音调，更让西方人摸不着头脑，很难有动力继续下去，非常容易放弃。”

于是，雷立柏从语言学的角度，发挥了“脑洞大开”的思考方式，给出一个十分另类、但他认为十分科学的解决办法：“我的观点是汉语是不能抛弃的，但汉字是可以简化的，因为已经有简体字代替繁体字的经验，那么，我们能不能再往前一步？”

谈起未来的计划，雷立柏说，要把根扎在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西交流的一座“桥”，在中西之间开通更多彼此理解的渠道。

“面对这么多工作，那您计划什么时候回故乡呢？”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雷立柏自然而然地回应说，“我都已经是个中国人了，我的家早就在这里了。”在雷立柏的心中，他早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中国人。

雷立柏朴实无华的回答让人想起了400多年前的利玛窦。他也曾经是一入中国再未离开，直至埋在这块土地上。眼前的雷立柏教授，原来不仅仅继承了利玛窦的精神，曾经在利玛窦身上闪耀着的心志，也在他的身上散发着光芒。

强调中国基督徒学习《圣经》古典原文

作为一位基督宗教研究学者，雷立柏特别希望中国基督徒重视《圣经》原文的学习。

每周六下午，雷立柏常规的日程就是来到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西什库教堂的一个小教室，进行3小时的免费公开课程，志愿教学古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他带领信徒认真而缓慢地朗读古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诗篇》和古希腊语《新约圣经》中《马太福音》的部分篇章。教学古典原文《圣经》中，他会仔细分析每一个词的语法形式，让每个人都能直接深入感觉到其中每句话的丰富意义。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刚刚结束第二天，北京开始降起雨水，一直到周末都淅淅沥沥。但雷立柏上课的小教室丝毫未受影响，仍旧“爆满”。40个左右的座位来了差不多60人，不少人心甘情愿站在门口和过道上2至3个小时。甚至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因为来晚了，连门口都挤不进来，就站在外面打开侧窗听课。教室外是雨后带来的夏末的凉意，教室内却是一片对学习的真挚和热情。

古拉丁语、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这3种语言在西方传统中都被称为“神圣”的语言，《圣经》与许多神学经典都由这3种语言写成。翻译了西方多部神学经典的雷立柏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希望中国的基督徒更靠近原汁原味的《圣经》和多姿多彩的正统神学，把信仰建立得更健康、更有根有基。

他相信，学习好这些古典原文《圣经》，也可以更方便地丰富我们的历史经验，更好地面对今天的许多挑战。比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问题。

“不仅仅本土化，事实上，中国基督宗教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很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在普世教会历史上都出现过，并且都有过丰富和确实的答案。只是我们不了解历史，所以难免会有些茫然。”雷立柏强调说，中国教会需要加强历史感，多学习世界教会历史；同时，更多地学习自己的历史，因为基督宗教在中国，从唐朝算起已经1000多年了，“四进三出”，经过了非常曲折的发展过程，留下的许多经验和教训都可拿来借鉴。“要安静下来，钻研到历史里，带着现实去思考，并且创造性地结合到现实中。”雷立柏说。

基督宗教本土化需要社会环境的进步。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基督宗教”当做职业追求的雷立柏看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对基督宗教包容很多，“这其实是很好的进步”。不过，他也客观地说，中国社会和学界需要更多地了解基督宗教，至少承认“我们还不太懂它，我们需要了解它”。（文/图：王路德）

（来源：2015年9月22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