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期以来，学者意识到，在探索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在传统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神学之间，某些著作在处置中存在断层。中国学者致力于填补这一断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朝表示，“只有既研究希腊化时期又研究罗马帝国时期；既研究希腊化又研究罗马；既研究纯哲学又研究包裹在宗教外衣下的哲学思想，并将之熔为一炉，才能完整把握希腊哲学的全貌。”作为能够填补这一断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两希”文明哲学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者重视。针对今后应当如何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基督教的思想来源

“两希”文明哲学研究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章雪富认为，广义的“两希”文明哲学研究包括整个希腊哲学、希伯来和基督教文明研究；狭义地理解，就是希腊化哲学及其延伸的包括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希伯来文明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基督教传统。这个研究范围仍可大可小，如果把时间限定在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六世纪，那应该是最大的时间范围了。在这一时期，一些旧的观念如希腊人热爱的命运、运气、友爱等不再成为重要的伦理学话题，这一变化与这一时期希伯来和基督教传统的出现密切相关。同样，希伯来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从希腊传统里面获得了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即一种由历史叙事和生活建构进入观念建构、由宗教而进入神学的方式，这也改变了信仰的单一形式。

学者认为，应重视“两希”文明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赵林表示，古代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共同构成了基督教的思想来源。基督教的信仰根基和历史虽然深植于希伯来文化土壤中，但它的精神特质和神学思想却主要是希腊式的。可以说，初期基督教就是希伯来信仰希腊化的结果，是一种具有浓郁希腊文化特点的希伯来宗教。

研究仍需更进一步

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西学界存在轻视“两希”文明哲学研究的倾向，但这种倾向近年来正逐渐得到改观。王晓朝表示，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拿来主义”或简单化的“贴标签”阶段，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见解，研究范围也在拓展。据章雪富介绍，目前国内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反映在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方面，也有相关的教父哲学研究出现，包括对德尔图良、沙漠教父、卡帕多西亚教父的研究。翻译方面，近年来出版的《基督教经典译丛》中许多作品都是关于希腊教父的译作，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经典集成也正在编纂当中。

但目前国内对“两希”文明哲学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王晓朝认为，从研究对象看，中国学者对希腊化时期三大流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已经有了较为精细的研究，但对学园派怀疑主义的研究严重不足；对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有了较为精细的研究，但对老学园、中期学园、新学园的研究明显不足；对以斐洛为代表的希腊—犹太哲学、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拉丁哲学以及包括奥古斯丁在内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哲学家有了初步研究，但研究力度仍显不足。从研究内容看，还没有系统、全面地对希腊哲学原创性概念及其演化进行的专门研究，缺乏与自然科学、宗教、文学、逻辑学之关系的专门研究等。

关注历史文化背景

对于今后如何推动国内“两希”文明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赵林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两希”文明哲学的研究，除着眼于抽象的思想形态（《圣经》文本和哲学理论）之外，更应该注重思想得以生长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处境，尤其是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征服时期东西方文化在地中海世界相遇、相融的时代特点。希腊人在向东方传播哲学时，也潜移默化地被东方宗教渗透；在希腊罗马世界基督教化的背后，是基督教本身的希腊化和拉丁化，其结果导致了希腊正教与罗马公教的文化分野。这些文化上的融汇、渗透乃至相互颠覆，很难从单纯的文本研究中解读清楚。相反，文本的形成往往正是这种文化张力的历史积淀和理论结果。对“两希”文明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并不等同于简单叠加，而是要更加注重二者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相遇、相融的动态关系。“两希”文明哲学研究的关键就在于梳理希腊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化与基督教的希腊罗马化的辩证关系与历史张力。

章雪富认为，对犹太信仰和相关群体在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状态和特征的研究需要加强。犹太信仰内容的希腊化和反希腊化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犹太信仰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点。另外，所谓的基督教传统与希腊化的关系、与罗马法律传统的关系也是有待澄清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潘玥斐）

（来源：2016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