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修行人类学”研究群第二届工作坊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自从2013年几位学者在兰州首次商讨以修行实践为中心、重新探讨宗教人类学研究的某种内在主体转向的可能性以来，“修行人类学”研究群于上海、江苏、海南多地多次汇聚，不断探讨“修行”、尤其是含有宗教性的修行活动为人类学基本议题的可能性与边界。本届工作坊以“修行人类学视野下的宗教与社会”为主题，邀请到23位学者及青年博士生作主题发言、论文汇报及评议。

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以《过化与修行》为题作了主题发言。“过化”一词来源于“夫君子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是庄孔韶在思考早期儒学传播时提炼出来的术语。“过化”突出了贤人身体力行的文化传递的过程特点，一方面是对人类学学科中常见的“濡化”、“涵化”、“播化”等概念的回应和提升，另一方面又超越了既有关于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过于强调帝国强力之权力的研究观，涵盖了一种情感本位的人类学视角的可能性。若以墨渍在宣纸上洇开的过程为喻，“过化”一词即以宣教者的感染力为前提，突出接受过程中接收方的感动、情动，反映的是接受方看似消极实则活跃的“趣入”活动。正是接受方的“趣入”才导向“互趣”，或说相互感应，也即交流最高的一种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博士以《“存神过化”与修行动力学》对庄孔韶的讨论进行了回应，认为在扩展“修行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前，有必要针对宗教领域的修行作进一步讨论。“过化”概念的基础在于，“存神”与“过化”是一体两面，是哲学上的体用关系，是“宗教性”的信仰与“社会性”的教化的有机结合，是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的超越性的统一。“存神”与“过化”的关系是“自”与“化”的辩证：若没有“存神”的秩序，也就不存在“过化”的自由。以“修行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人类学的基本议题，过往研究在讨论人类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布动因或发展动力时，容易强调习得过程，而对其内在动因的生长机制讨论不足。就此，强调指向一种宗教意义上终级关怀的“存神”之工夫，有利于研究者有效把握“过化”过程的精神根基和信仰感染的源泉。

北京社会科学院许金声发言的题目是《心理治疗对于宗教徒的影响》，他指出，过去的20年，应用心理学也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中国都市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反映当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实践案例。对此，学界应进一步重视。许金声将应用心理学界的工作坊模式带入宗教活动场所，曾对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进行个案治疗，指出很多人会将原生家庭的问题带入修行场所。许金声主张现代宗教应该与时俱进，向心理学汲取养料，尤其是心理学精准解决个人困惑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接引大众。作为应用心理学工作者，他还介绍了自己通过个人修行和助人实践而总结的“通心”理论和方法，并指出协助来访者解决心灵成长中的各式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建构和自我实践。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德睿在随后的讨论中也指出，相较于过往各历史时期，今日华人对“修行”的理解维度，出现了源于西方传统的心理学视角。

在关于佛教修行的讨论中，中山大学的程肖力围绕佛教修行的出世与在世问题，探讨此对张力对僧团和僧团外的佛教信徒的意义有何不同，尤其是“民间佛教”对中国佛教的意义。她指出，佛教不主张过度苦修，但重视出家修行，认为“家”是烦恼所聚、有碍修行。但佛教并非认为出家是修行唯一之途，亦非主张一切人皆应出家。佛教出家的主张，以及慕佛道者对出家修行的选择，都是基于对佛教之制度性存在高于个人的人之存在的认可。这也是僧团作为修行团体，使得佛教作为宗教组织面向社会获得其神圣性的基础所在。但相比于立基于修行团体的制度建设，中国佛教长期更关注个人修道和心性觉悟，甚至直接以个人修持作为佛教组织的建构基础，不关注信仰者个体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致使其宗教制度为俗世制度所融摄。换言之，由于中国佛教在出家修行与在家修行之间缺乏制度性区隔，僧尼的制度性宗教存在高于个人存在于宗教伦理是充分的，于修行团体的制度性约束则有所欠缺。中国僧人往往出了俗世家后，还要出寺院家；寺院生活也难以扩展为一种僧俗共修的制度。程肖力随后进一步介绍了某镇僧团和寺院制度以外的民间佛教复杂的存在形态、多元的修行动机以及多样的修行形式和内容。她指出，中国社会中，民间佛教与寺院佛教不仅一直并存，而且前者发展相对平稳、持续，不似后者易随时世浮沉。究其原因，是因为民间佛教本身就立足于俗世生活。因此，讨论“世出世间”在不同体系中应有不同尺度。

当代中国普通人的信仰与修行实践究竟呈现何种景观？“修行人类学”追求“揭示人类在宗教生活或日常生活中，寻求内外超越或根本转变、向上成长的方式和手段。”然而，它究竟是否更有能力处理溢出了现有研究框架的、种种普通人寻求身心转变的反复实践？相较于已有的分析视角，“修行人类学”究竟能否提供更具包容力和解释力的分析方案？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的邢婷婷探讨了中国大都市青年人基于超常信仰的实践行为（占卜、占星等），为“修行人类学”提供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参照。这类信仰实践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受到主流意识和官方认可的宗教体系的双重排斥。然而，若将超常信仰看作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当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年轻的、主流的人群开始接触并实践这一信仰时，研究者尤其有必要更新既有的诠释框架。邢婷婷的讨论中，占星、占卜等超常实践表现为个体、私人的实践手段，却指向对公共性的寻求和确认。产生对超常信仰之需求的直接原因是个体焦虑，但导致个体焦虑的根本原因却是结构性的，是社会领域分化导致的多元格局，致使针对个体的权威经验失效。邢婷婷指出，青年人通过占星等实践表达自己内心关切的、与个人经验和当下境遇有关的种种问题。他们接触超常信仰的经历，可以理解为个体试图在变动不居的坐标系中探索和认识自身定位的行为，事实上也是在对规范的建构进行思考，最终探讨的仍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情感，也呼应了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提供的社会分析路径，即以人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共同情感来界定宗教性。（文：沈阳）

（来源：2016年10月25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