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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宗教人类学讲座”第19讲

撰稿: 编辑:许津然 来源:2019年4月16日 中国宗教学术网 时间:2019-04-16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宗教人类学讲座”第19讲。德国汉堡大学中国学教授田海(Barend J.ter Haar)主讲:“天地会的历史与传说:一些方法论的小注”。主讲人对天地会的研究集中呈现于1998年出版的《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一书,该书的中译本在去年一经出版,即引起热烈反响,本次讲座着重讨论了这项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贡献。

 

 

 

田海教授认为,对天地会的理解至少有三种路径,即视之为历史的现象、历史学的现象以及现代社会的现象。他认同的是第一种理解,并将之视为一个具有宗教形式的非宗教性的社会团体。由此审视Gustave Schlegel(印度尼西亚的荷兰翻译官、汉学家)、W.Stanton(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官员)、J.S.M.WardW.G.Stirling(具有共济会背景的新加坡殖民官员)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关注的并非历史,更多涉及社会控制方面,并为天地会贴上“秘密”的标签,在对档案和仪式的研究中无视宗教环境因素。对于中国本土的天地会研究,主讲人指出了其中的政治性偏重,以及对于宗教方面的忽视。基于此,在接下来的讲座中,田海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讲述。

 

首先是如何定义研究对象的问题。主讲人认为不应该从史料和历史理论出发利用固有的标签定义天地会,而应该按照其社会表现。实际上,中国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有祭祀活动(cult),如亲戚团体、乡村社区、会馆等,天地会并非例外,其宗教方面的表现包括利用祭祀活动创造团体或集体认同、入门仪式的构成以及千年王国信仰的影响等。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团体具有宗教内容或形式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宗教团体,后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具有某种宗教目的。作为社会团体的天地会之目的或功能主要是社会性的,其宗教性不以具有宗教目的的方式体现,宗教内容或形式的作用在于改变参与者的身份,使之能够突破自身固有的家庭、亲戚和地域关系,以及加强团体的凝聚力。

 

 

 

其次,现象的多元性需要研究者突破领域(disciplinary)的限制。对天地会“史前史”的追溯,包括将之与郑成功事迹、前明遗老的复明夙愿、拜兄弟习俗相联系的多种解释体系,田海教授认为这些具有目的论(teleology)色彩的解释,皆无法完整的理解天地会及其所具有的凝聚性。探究来源应该按照其自身的社会表现,在组织形式方面,主讲人认为与春秋以来的“盟誓”以及拜兄弟习俗的普遍存在相关。在宗教来源与意义方面,研究者则需要考察焚香、米斗、入会仪式、千年王国传统、驱邪习惯、天命(政治)思想等因素。总言之,田海讲授认为天地会的来源是多元性的,杂糅了政治、社会、宗教等多个方面,如果按照现代的学科/领域分类展开研究,则无法获得其完整的图像。

 

最后,通过了解仪式参与者以重建环境(context)。主讲人谈到,在对天地会的研究中,官方看法、档案、西方人的描述、天地会内部的文本资料并非不重要,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重建成员对于仪式和起源故事的看法。在无法参加天地会团体的情况下,田海教授使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经验,曾于1990年代初在闽台和粤港地区对地方仪式展开了数个月的田野调查,以了解天地会所在文化区的地方社会对于仪式的态度。通过与基督教和天主教仪式的对比,他认为在当地社会仪式具有义务性,其意义并不为参加者和观众所理解,简言之即是“仪式要办但不用懂”,传播意义并非是举办仪式的主要目的。主讲人强调,利用田野调查补充历史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带有目的论的论证。

 

 

 

总的来说,田海教授认为自己的欧洲汉学背景,使其问题意识不被某个学科所局限,把天地会作为复杂的现象加以研究,而非将之进行简化。在他看来,研究一个社会现象要了解其宗教性、文学性、社会史、政治史等多个方面,现代的领域划分已经决定了某些事实对于一个领域的重要性,进而造成了对其他方面的忽视。

 

与谈人台湾政治大学名誉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李丰楙认为,本次讲座对方法论方面的深入探讨,对理解主讲人的著作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并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思考道教与民间教派在思想和仪式方面的历史的共同基础,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影响。李丰楙教授以自己在马来西亚的调查为例,讨论了中国东南沿海移民在东南亚地区对与天地会相关的传统和文化的移植与再创造。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何建明教授看来,田海教授的讲座强调了档案研究的局限性和目的论的危险,于此开展田野调查的意义重大。只有深入民间社会,我们才能够发现所谓的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互通性在仪式中有突出表现。同时,他指出主讲人在讨论团体议题时对宗教意识/内容和宗教目的的划分与中国的现实相契合,有助于理解中国的非制度性宗教的团体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与主讲人就以下问题展开了对话:在千年王国传统中,中国传统的循环的甲子观念与西方直线的末世论之相异;中西宗教参与者对于仪式的不同态度,应该如何进行理论化的解读;历史上的天地会通过对“反清复明”的强调表现了其政治性的方面,对于现今的海外天地会团体而言,“反清复明”的话语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研究员的主持下,与会师生展开了热烈的问答讨论。陈进国研究员在总结中谈到,田海教授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的创建,对讨论中国明清以来的民间宗教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对于明清以降的宗教传统之延续与断裂的理解,不能仅仅从革命、反叛、迷信等视角进行思考。1617世纪的中国已然身处近代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由此而来的是更大地域范围之间的宗教互动。在此意义上,互动中的中国宗教并非是落后迷信或反传统的,明清以来的整个民间宗教运动具有其近代性特征和跨区域背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宗教自身的更为广阔的谱系。

 

田海(Barend J.ter Haar),德国汉堡大学中国学教授。毕业于莱顿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urcher),曾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经济史教授,莱顿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学讲座教授,以及Toung Pao(最早的汉学杂志)和Sinica Leidensia (汉学系列丛书)编辑。著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1992)、《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1998)、《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Telling Stories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2006)、《天命:中国帝国的历史》(Het Hemels MandaatDe geschiedenis van het Chinese keizerrijk2009)、《演出经文:中国帝国晚期的在家佛教教团》(Practicing Scripture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14)、《关羽:一个失败将军的后世》(Guan Yu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2017)等。  

 

“宗教人类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重点扶持的院级“交叉学科”,系由世界宗教研究所金泽研究员和陈进国博士共同主持,共举办了四届“宗教人类学学术论坛”,学术辑刊《宗教人类学》(已出七辑)已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核心期刊。“宗教人类学名家讲座”不定期在京举办,系列演讲集将会结集出版。现受邀之讲座者有:Robert P.Weller(魏乐博)、王铭铭、罗红光、渠敬东、Hirochika NAKAMAKI(中牧弘允)、张珣、梁永佳、David A.Palmer(宗树人)、范丽珠、王建新、Roberto Malighetti(马力罗)、黄剑波、张小军、庄孔韶、李天纲、Kristofer M.Schipper(施舟人)、吴重庆、赵丙祥等学者。(文/王超文)

 

(编辑:霍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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