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至21日，第四届昆仑高峰论坛在甘肃兰州举行。本次论坛由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和南京大学道学与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提供支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甘肃、河北等地的道教界人士，围绕“道学与中华文明”“丝绸之路道教”“道家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道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小跃在开幕式致辞中说，中华文明对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道”的思想。“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美学的最高境界、伦理学的基本价值取向。道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分显现了重生命、重精神、重实践的东方文化特征。为了弘扬道学文化，2015年，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和南京大学道学与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发起举办“昆仑高峰论坛”，探讨作为东方“天人合一”传统精神代表的道学，如何深刻地影响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又能为当今世界和人类未来发展提供哪些智慧。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永明说，道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的道学文化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有所创新，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远国认为，道教在中华文明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三皇崇拜，有了举行宗教活动的祭坛，有了主持宗教活动的人员。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李刚认为，道教史从方仙道开始书写，是能够成立的。与燕齐文化尤其是齐文化密切相关、自战国时兴起的方仙道，属于道教早期的形态。尊崇黄帝的黄老道，接收了方仙道遗产。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张泽洪认为，黄帝是道教推崇的祖先神，历史上，道教各派都致力于建构黄帝信仰。道经中对人文初祖黄帝的塑造，多维度地丰富了黄帝信仰的内涵。古代有道家认为，道教之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都是在践行黄帝之道。

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沈文华认为，敬天崇道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从尧至周文王，圣人确立了法天而治的天下治理信念。圣人认为，对于天道的认识和把握，得天道于己身，即“德”。以德配天，才会有人类的规范以及随之而有的社会和谐。

中国伦理传统的重要理念：“道”与“德”统一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王文东认为，《马王堆帛书·老子》中的“上德”在于谋求合“道”之“德”，“德”“位”一体，以“道”“德”要求或规范行为，“道”无“德”不行、“德”无“道”不正。这是中国伦理传统的重要理念。道、儒两家在谋求“道”与“德”的统一方面是一致的，伦理关系之“理”，也就是“道”，“道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认为，早期道教信徒的必读经书《老子想尔注》实际上是注者按照其主观意愿的阐释和发挥，把道家的哲学著作改造成了道教的宗教经典，为道教的形成、传播及发展作了理论上的准备，使道家走向道教，成为道教创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固盛介绍了古代高道李道纯注解《道德经》的著作《道德会元》。李道纯(1219—1296年)本为道教南宗创始人白玉蟾的二传弟子，后来加入了全真道，是一位兼具道教南北之学的著名高道。《道德会元》体现出道教南北二派的立教宗旨，即主张性命双修，三教会通。同时，《道德会元》还阐发出丰富的治国之道，表现出鲜明的积极应世倾向。

丝绸之路上丰富的道学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汪桂平认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要道，历史上是多民族共居、多宗教汇聚的舞台，也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道教文化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对民间风俗影响至深。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道教文书，反映了当地百姓信奉道教的事实。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传播到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高昌时期绢画“伏羲女娲图”，与河西一带出土的众多“伏羲女娲图”表达的道教思想是相似的，反映了文化的融合。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吕锡琛评述了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弘道伟业。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刘温来到中原，敦请全真派首领丘处机前往讲道。丘处机慨然应诏，以道家身国同治的伦理主张和治世安民的思想，对成吉思汗进行道德劝诫，成就了“一语止杀”的千古佳话。

道家与中国绘画、养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姜子策介绍了古代文人倪瓒的诗、书、画与道文化之间的关系。倪瓒（1306—1374年）是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他在绘画境界、风格、技法、画论等方面，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倪瓒的诗、书、画浑然天成，法天贵真，以象显道，与道家自然、清静、虚无、生生的理念相呼应，“去俗、去情、去形、去艳”。以倪瓒为代表的古代山水画家在创作上努力实现天、地、人“三才”的和合与共、与道合妙的境界。这种境界不是画者刻意为之，而是中国绘画在历史传承理路中的内在使然，也是道教人文情怀的流露。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超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注重养生的传统。近些年来，我国曾数次兴起养生健康热潮。但是，几次热潮并没有带来传统养生文化的健康发展。要使传统养生文化步入健康发展的正轨，必须运用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心理学、宗教学、哲学等相关学科加以综合研究，使其与时代相适应。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玉辉认为，基于养生学的养生健康产业包含了养生及养老、养病等方面的内容。发展养生健康产业，需建立独立养生学科和养生教育体系，加强养生理论研究和科普宣传，建立起专业规范的养生服务体系。

戴闻达的三语种《道德经》译本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玲娣介绍了荷兰学者戴闻达的《道德经》译本。戴闻达是上世纪享有国际知名度的汉学家。他在青年时期曾师从沙畹、高迪爱等法国汉学名家学习汉语和东方知识。1912年至1918年，戴闻达在驻北京的荷兰大使馆担任中文秘书。二战期间，欧洲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学术活动遭到极大破坏，有感于《道德经》鲜明的反战思想，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943年，戴闻达根据中文原文将《道德经》译为荷兰语出版。战争结束后，他又根据荷译本将其译为法文，于1953年在巴黎出版。这两个译本问世后都广受好评。

1954年，戴闻达的《道德经》英译本在伦敦出版。这样，戴闻达译本有3个语种，并且都出自同一译者之手，这在《道德经》翻译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戴闻达的《道德经》英译本成为《道德经》西译史上的名篇，是继亚瑟·韦利1934年英译本之后在英语世界接受度最高、影响最大的译本之一。戴闻达充分借鉴了民国时期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其对《道德经》通行文本的“批判性重构”而独具一格。

在《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后，戴闻达对传世本《道德经》文本的处理和对其产生时代的判断都已失去原有的光彩，但是戴闻达译本在西方老学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英译本所属丛书的编者说，丛书的一个目标是使所有收进丛书的著作“成为东西方之间良愿的桥梁”，为“（西方人）充分了解东方的伟大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因为“只有通过真正的理解，西方才能领会东方潜在的问题和抱负”。

戴闻达在每一章的译文后面都给出了大量注释，这些注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尽力“避免借用西方哲学的思想，而是尽可能采纳中国的观点”。“中国的观点”是指《道德经》在它被书写的年代里应该反映的思想。这是十分珍贵的洞见。直到今天，如何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道德经》而不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道德经》，仍然是许多学者正在倾力而为的事业。（文/陆杰峰、中国民族报记者：蓝希峰）

（来源：2019年9月24日《中国民族报》）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