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新义理之说

持“乾嘉无义理”说和“以经世义理为旨归”说的学者，大多从学术沿革的角度考察乾嘉学者治学方法。随着研究的推进，学者们开始正面挖掘乾嘉学者的义理观念，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乾嘉新义理”之说。

有学者借用龚自珍“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分野，认为儒学自始即以学思兼致为标的，宋明理学家如朱子等人治学虽偏重“尊德性”，但未尽废学，可谓是“凝学成思”。至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抛弃了闻见之知。清学的重点是“道问学”，换言之，清儒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儒学中的知识传统。清初儒者已强调闻见之知的重要性，至戴震提出“德性资于学问”，使德性之知彻底成为闻见之知的结果，清代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寓思于学”。在考据学的成熟期，戴震和章学诚都认为义理必须建立在客观知识之上，义理只能源自对知识的认真考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清儒排斥宋儒的“义理”，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学内部一种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

台湾学者提出“乾嘉新义理”之说，其代表人物张寿安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形成“由理到礼”的乾嘉新义理脉络。

乾嘉时期学者独标汉帜，但直到戴震新义理说出现后，才真正在理论上与宋学形成抗争之势。戴震重新审视理、性、情等概念，反对宋儒从天理的角度认识理，认为理不应是洁净空阔的存在，而是客观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条理”。在戴震看来，理不是超越性的，而是内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条理”，需要人仔细思考方能得知，因此戴震之学必然“重智”。在治学方面，强调需从具体的考辨经书入手，以训诂通典章制度，以典章制度明经义，方可得圣人理义。戴震在哲学层面推进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说，使义理之学的关注点由理学的宇宙论，转向人伦实践。

凌廷堪在戴震之后提出“以礼代理”的主张，认为礼源于性，圣人制礼为人养情节欲，目的是使人不失其性，因此礼即源于最自然的性。人之性复杂且虚渺难知，但礼却具体可行并见于“三礼”经文。凌廷堪从圣人制礼的原则出发，提出复性必资于复礼。圣贤之理即寓于礼中据礼以显，因此言礼而理在其中。在治学方法上，凌廷堪认为当时学者由训诂上求义理之法，虽然从实学出发但义理往往仍流于空疏，甚至使训诂考据成为为程朱之学做注脚的工作。因此他主张道在典章制度，应注重从经书中考辨归纳典制，再从制度中提炼义理。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即从礼经中归纳通例再从通例上求亲亲尊尊等义理。从礼书中寻求义理，则义理必然不是虚渺的天理，而是侧重于相与群居时的人伦秩序。张寿安认为，自顾炎武至戴震清人的新义理仍不免停留在思想领域，未能在学术实践中落实，自凌廷堪“以礼代理”之说立，乾嘉新义理才有了从思想到实践的一贯体系，也促成清代中后期礼学研究的繁盛。

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是清儒新义理的形成期。戴震义理说被凌廷堪、阮元、焦循等人发展，形成一套具有清人特色的新义理。与宋明理学不同，乾嘉新义理的重心不在心性理气，而在人伦日用之间。

直面乾嘉学术

针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为何会出现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结论？笔者认为，原因在于近现代研究者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往往受所处时代和个人立场的影响。

认为乾嘉考据无义理者，对义理的理解多囿于宋明理学。漆永祥总结儒学治学方法时认为，宋代提倡“不治章句，但求义理”的道学，但二程将训诂考据作为道学的对立面看待。明末清初的学者因痛恨道学末流的空疏之弊，即以辨伪、校勘、辑佚等考据实学作为武器打破宋明理学的权威。清初儒者普遍认为训诂以汉儒为胜，义理以宋儒为胜，呈汉宋兼采之势。乾嘉时期，长于训诂考据的汉学获得长足发展，开始在实学基础上进行义理层面的创新，以新义理代替宋明理学之义理。自宋以来义理与考据的分离，使儒者长期将义理等同于道学。清初以考据对抗道学，更加深了考据与义理（道学）相对立的印象。乾嘉学人曾有言：“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虽然戴震也讨论理，但宋学家仍然认为“理”就是道学独有的概念，因此才有戴氏厉禁言理的说法。此外，近代以来哲学被引入中国，在以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等作为标准考察思想史时，宋明理学就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高峰，清代考据学被认为仅具文献学价值，进一步加深了考据学无义理（哲学）的印象。

近现代以来，乾嘉考据学被当作一种“准科学”的研究方法。杨念群梳理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建构清代考据学“科学性”价值的过程。在清末民初之际，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激烈批判传统的同时，对清代考据学则有意识地加以阐释，使之与所谓的“科学知识”接轨。章太炎认为训诂之学使清儒走出了宋明理学家采用的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阐释途径，而寻求一种具有经验主义式思维的讲求通则意义的研究取径。梁启超认为清代朴学的治学聚焦于归纳，归纳是一种寻求客观性的实验科学手段。这种治学的目的是消除由宋人曲解圣人立教本意带来的经典误读和理解混乱。胡适认为清代朴学具有科学精神，“真有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的类似实验主义哲学的本质意义，即归纳与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总之，清末民初学者在时代背景下，认为宋学是主观的、冥想的，汉学是客观的、实证的、科学主义的，与“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精神”颇有相通之处。这种判断使后代学者更多强调乾嘉考据学作为治学方法的“术”的一面，认为训诂、音韵等才是乾嘉汉学的价值所在，忽视了对“不够科学”的义理的研究。

对乾嘉考据学经世意图的忽视源于清代学术风气的变化。明末清初的学者将明亡归咎于道学末流的虚浮学风，因此主张博通经史以救国救民，大倡通经致用之学。清后期，中国面临空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晚清经世学派兴起，将清初“明道救世”的主张视作经世运动的先驱，绝口不提清初儒者的考据之功。在清后期学者看来，乾嘉时期的考据学丧失了清初那种明道救世的追求，成为埋首古书的专门之学，已无法满足清末的时代需求，乾嘉汉学以考据经世的面相被有意忽视。

以上可见，认为乾嘉考据学无义理追求、不谈经世的观点自有其学术史渊源，可谓是清末民初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时至今日，这些成说仍有影响力。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现代学者开始直面乾嘉学人的著作，考察其中蕴含的思想，直接从乾嘉著作中归纳提炼义理。经过海内外学人的努力，“乾嘉新义理”的图景越发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来源：2019年8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