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的贵和思想内涵丰富、作用强大、影响深远。“和”被视为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被视为万物平衡发展的保障和动力，被视为处理家庭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精神基因的贵和思想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一体多样方面，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繁荣方面，在提高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今天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国的贵和思想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促进各种文化交流互鉴、共存共荣，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具有为当今世界各国借鉴、共享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贵和思想；文化价值；中国宗教特色

作者简介：魏道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部分内容曾于2021年11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承办的“2021年中韩人文交流政策论坛”上作为“基调演说”发表。

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文化基本是在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刺激的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繁荣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成为这种“原生态”文化的集大成群体，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基因绵延不绝，传承永续。内涵丰富、作用强大、影响深远的“贵和”思想基本定型在这个时期，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直到今天，“贵和”思想仍然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源，并且具有为世界各国借鉴和共享的珍贵文化价值。

一、贵和思想的内涵与性质

中国传统讲的“贵和”，是指强调“和”，崇尚“和”，弘扬“和”，实践“和”；中国传统讲的“和”，是指由千差万别事物或现象组成的统一体保持的和平、和睦、和谐、平衡关系或状态。这种“和”的关系既是宇宙万物的理想状态，也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更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理想状态。“和”被用来说明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再到人的精神境界的所有方面。“贵和”思想的理论优势在于：这种思想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在总结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并且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具有理论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易传·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1]。自然界的发展演变，万物的生存、生长，都是有规律的。保持整体的和平、和谐、和睦、平衡关系，共同构成整个宇宙万物间最高的“和”的关系和状态。这就是“大和”状态，即至高无上的和平、和谐、和睦、平衡状态。

正是这种千差万别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大和”关系，以及这种全宇宙整体保持的“大和”状态，为宇宙的动态发展提供了环境，安排了秩序，从而推动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变化、演进。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之弃也。”[2]不同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只有“和”的状态下才能产生新的事物。相反，完全相同无差别的事物聚集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宇宙也就到了尽头。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普遍流行的。《管子·内业》：“和乃生，不和不生。”[3]《荀子·天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4]这种思想强调差别中的统一，反对任何不允许差别存在的意见。从这种思想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否定差别就是否定发展变化，就是违背客观规律。

人类社会也要效法自然界，也要强调“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直接把“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孟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最关键因素，不是自然界的有利条件，而是“人和”（组织内部全体人员的协调一致）这个因素，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6]。

儒家也同时强调，“和”虽然是追求的理想状态，但也不能不讲原则追求“和”。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7]在有若看来，礼制的功能和作用就是以追求家庭、族群、国家和天下的和平、和谐、和睦为目标。前代圣明君王治理国家，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遵循这个原则。有一种情况是不可以的，那就是为了和而追求和，不用礼法节制约束。在这里，儒家人士为求得“和”的关系和状态确定了原则。

追求“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或理想目标，包括处理君臣、父子、朋友、夫妻等伦常关系都是这样。同时，扩而大之，就是要把“和”贯彻到处理家族、国家的关系之中，《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8]。从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修身开始，经过让族群、国家达到和平、和睦、和谐状态的齐家、治国阶段，最终建立“协和万邦”的理想国际关系。

“协和万邦”展示了中华民族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博大胸怀，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有智慧，更是表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讲求睦邻友好的国家。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9]

总之，中国“贵和”思想内涵丰富，“和”被视为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被视为万物平衡发展的保障和动力，被视为处理家庭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贵和”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论的意义，具有重整体、重和谐、重统一的性质，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这与西方文化重个体、重分别、重对抗形成鲜明对照。很显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两种迥然有别的传统。以贵和思想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和平文化，与好战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立。中华民族没有好战基因，几千年来的历史，尤其是近代18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华优秀儿女“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不是在侵略、欺负弱小国家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抵御外辱”“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正义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以“贵和”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不缺少“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10]。

二、贵和思想的历史文化功能

贵和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基因，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一体多样方面，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繁荣方面，在提高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在为自己创造的文化感到自豪的同时，并没有在文化领域闭关锁国，并没有拒绝与任何域外文化交流互鉴。恰恰相反，汉代以后，中国人积极吸收不同质的外来文化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文化，真正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理念贯彻到文化交流互鉴的实践方面，实现了在以我为主基础上的文化繁荣。

从两汉之际开始，中国吸收、借鉴、筛选、变革佛教文化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整个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上是创纪录的。来自古印度文明系统中的佛教文化，在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生死观方面，在生活习俗、伦理规范、组织形式和信仰诉求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或者有差别和矛盾、或者有冲突和抵牾，但是，由于中国人看到佛教文化有丰富、补充中国文化的特殊功能，具有为我所用的特殊价值，就没有因为其异质而完全拒绝接受。

正是因为与佛教文化长达千年的交流互鉴，中国文化从以儒道为主的诸子百家格局演变成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的新格局，中国文化呈现出新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进一步成就了自身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活力和适应性。隋唐五代时期，中国逐步从佛教文化的最大输入国转变为最大输出国，以中国佛教文化而不是古印度佛教文化为载体，中国文化在古代传播到东北亚、东南亚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近现代传遍世界各地，明显增强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文化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和号召力，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当然，中国人吸收域外文化并不是为吸收而吸收，在这方面讲“和”自然是有条件的。唐代以后，在世界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宗教文化和非宗教文化几乎都曾进入中国，有的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就在中国扎根生长；有的不能满足中国的社会需要，就逐渐湮灭无闻。

当代中国全国性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宗教”，其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域外传入的占四席，即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可见外来宗教占比例之大。完全可以说，中国宗教实际上就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我们以这四种宗教为例，考察中国贵和思想的巨大文化功能，同时说明中国宗教的一些特点。

域外宗教成为中国宗教，与时俱进地走中国化道路，彻底实现自身质的变化，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和诱导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贵和思想。在中国本土贵和思想的促动、熏染、洗礼和滋养下，这四种外来宗教文化逐渐产生了新理论和新实践，从内在精神到外在风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与域外宗教有了不可跨越的鸿沟，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我们在这里可以举出四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中国佛教华严宗提出了“法界缘起”的新说，为中国贵和思想增加了新内容。华严宗成立于唐代，在武则天时成为佛学中的“显学”，流行于朝野。该宗提出了“法界缘起”的核心教义，也称为“性起缘起”“无尽缘起”。该宗认为，世间无穷无尽的事物、现象，无论表面上看来有多么大的差别，本质上都处于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隔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统一之中；任何事物与现象，包括整体与部分、本质与现象、本体与作用、主与伴、一与一切，都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普遍关联之中。人们的理想追求，就是在个性中寻求共性，在差别中寻求统一，在对抗中寻求和谐，从而达到最高的和谐圆满境界，也就是“事事无碍”的境界。所谓“融通万法，令无滞碍”[11]，就是华严修行的最终目标。华严宗倡导的“事事无碍”圆融之说，无论在古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中还是在中国固有思想体系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新说，实实在在为中国贵和思想增添了新内容。“法界缘起”教义不仅为唐代以后的佛教所有派别所接受，也在宋代以后深刻影响了理学、道教等，在近现代则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

第二，倡导不同宗教以及非宗教思想体系在社会功能上的分工互补，实现了不同宗教以及非宗教思想文化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到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格局和佛道并列的宗教格局。从三国到隋唐，三家的思想融合虽然逐步加深，但是冲突、对抗、斗争有时还是比较激烈的。从宋代开始，儒释道三家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成为主流，冲突与对抗退居次要地位。儒释道三家相互补充，在教化民众方面形成分工，所谓用儒家学说“治世”，用佛教学说“修心”，用道家学说“养身”[12]，这些主张和思想逐渐成为从帝王到庶民的共识。到了清代，儒释道三家更是逐渐形成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命运联系，儒释道“三教”之外无“正教”，孔子、老子、释迦之外无“圣人”，[13]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主流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儒释道并弘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只要一种“教化”体系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助于王权稳固，统治阶级就大力支持，至于这种“教化”体系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并不作为衡量其“正”“邪”的标准。儒释道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模式，也逐步影响了中国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形成的这种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不同的有神论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成为整体中国宗教的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这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现象。

第三，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始终没有鼓吹宗教战争的说教和实践，而是逐渐把贵和思想落实到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从整个世界的局势看，唐代以后的一千多年里，域外发生过许多场规模不等的宗教战争，而中国各宗教受中国文化的制约，始终没有发生成功倡导宗教战争的事件。各种宗教走中国化道路，逐渐接受儒家“以和为贵”的理念，追求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与其他宗教的和谐，不强调、夸大和渲染各宗教之间的差别、矛盾、对立和对抗。

第四，从古代到今天，这四种宗教文化都是在有宗教信仰人士和没有宗教信仰人士共同推动下演进发展，丰富繁荣的。在这方面，佛教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可以看到，自东汉开始，佛教文化每一个重要的发展，佛教文化向每一个领域的开拓，几乎都是教内人士和教外人士共同推动的。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从古到今的佛教典籍整理、佛教思想研究，佛教艺术创造，往往不被看作佛教信徒的“自家事”，而是国家的文化事业。参与宗教文化事业发展的非宗教信仰者、无神论者，不是为了吸收其中特有的有神论信仰，而是为了开发其中蕴含的有利于个人修养、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人际关系和谐的有益内容，为了推动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升和文化的多姿多彩。

上述这四种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如果没有占主流的贵和思想，中国文化中就不可能出现这些现象，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博大精深，就不可能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作为整体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宗教文化，也就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特色。

三、贵和思想的当代世界共享文化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几年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和平受到战争威胁和挑战。中国在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特有的贵和思想在为此提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为世界各国借鉴和共享的文化价值。

其一，弘扬贵和思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2013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是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升格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应该重视的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与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的。从本质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重点。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中的“民主”“和谐”就是传统贵和思想具有的内容；第二部分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其中的“自由”“平等”就是贵和思想具有的内容；第三部分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包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的“爱国”“友善”就是传统贵和思想中具有的内容。

当然，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虽然用语与传统的道德规范完全相同，但其内涵已经有很大变化，是对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贵和思想在提升道德修养、陶冶情操、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立良好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代，贵和思想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历史思想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包括贵和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转化、发展和升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一致的。

其二，弘扬贵和思想，促进各种文化交流互鉴、共存共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构成了不同文化共存的多样性。没有文化的多样性，没有差别和不同，就没有生生不息、五彩缤纷的世界。当今一些国家的学者和政客，热衷于鼓吹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无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和睦相处、共生共荣的客观历史。诸如此类的言论实际上是为了标榜某种文化的优越、高贵、先进，为了拒绝、排斥和敌视其他文化。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以同裨同，尽之弃也”的道理，而是因为他们要为政治霸权服务。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一种文化只有与不同质的文化交流互鉴，不拒绝、排斥其他文化，才能实现自己的博大精深，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国贵和思想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真正反映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实况，因此，无论任何一种文化，只要采取唯吾独尊的立场，都会让自己的文化陷入停滞，丧失活力。东方文化也罢，西方文化也罢，情况都是一样。正是由于各种文化的不同，有差别，才为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借鉴提供了可能，为相互促进发展提供了动力。东方文化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西方文化要借鉴东方文化的长处，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正确途径和方式。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今天，诸如文化间的不同和差异必然产生矛盾、冲突、对抗的言论，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发生战争的言论，大多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在当前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有必要弘扬中国的贵和思想，反对诸如此类别有用心的谬论。要让散布诸如此类谬论的政客和学者知道，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仍然在文化上宣扬唯我独尊，敌视仇视其他文化，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四、弘扬贵和思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全球性挑战让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人类命运与共、祸福共担的必要性和紧迫感，人类的地球家园意识空前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不断提升的中国为应对各种挑战，为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为规划人类美好未来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国的这个方案，注入了中华民族世代追求的理想信念，注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倡导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由此可见，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许多内容源自中国贵和思想。比如“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规律，“协和万邦”国际关系准则，“四海之内皆兄弟”情怀，“以和为贵”处理人际关系之道，等等，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凝聚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的追求。中国传统的贵和思想符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共同信奉的理念，所以，贵和思想具有为世界各国借鉴和共享的珍贵文化价值。

[1]《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2]《国语·郑语》，陈桐生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573页。

[3]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945页。

[4]《荀子·天论》，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266页。

[5]《论语·子路》，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60页。

[6]《孟子·公孙丑下》，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65页。

[7]《论语·学而》，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2页。

[8]《尚书·尧典》，王世舜、王翠叶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6页。

[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2021-07/15/c_1127658385.htm.（阅读时间：2021年10月5日）

[10]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5页。

[11]《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卷一，《大正藏》第36册，第3页。

[12]南宋孝宗《原道辩》：“以佛修心，以老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云卧纪谭》卷下）

[13]《大清会典事例·礼部·方伎》载顺治十三年（1656）谕：“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返）邪归正，尊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1年第6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