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化、学术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回首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我们的学术繁荣而感到骄傲。而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中，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及其成果意义独特。新中国的文化繁荣发展也从宗教学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虽然中国宗教学今天仍然属于发展中的学科，对其潜力还需不断发掘，对其意义也需加深认识，但其成果已经蜚声海外、蔚为大观，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和欣赏。

反观宗教学的学术历史，在此之前的宗教学研究乃宗教界教内的事情，其特点是言教为了宣教，探究旨在认信，即走不出所谓“理解而后信仰”“信仰方能理解”或“理解为了信仰”“信仰帮助理解”的怪圈，囿于“内涵式”发展的窠臼而没有突破。而西方学者麦克斯·缪勒（F.Max Müller）于1873年发表《宗教学导论》，创立宗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这种“在教言教”“学为护教”的窘境，与传统宗教信仰中的学术分道扬镳。这种悬置信仰、客观研究、科学评价乃宗教学作为新兴学科来定位的基本要素。所以，宗教学从一开始就旨在建立一门超越宗教信仰、涵括多种学科的“跨学科”性或以“科际整合”为特点的人文社会科学。必须承认，宗教学创始时虽然立意很高，却步履维艰，一方面其在西方社会的宗教氛围中很难彻底摆脱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宗教学的“科学”意义亦被人怀疑，此后学界多用复数的“研究”（researches）或“学习”（studies）来说明宗教学研究，而早期缪勒等人曾用的单数“科学”或“学科”（science）却没有获得共识。这种局限性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宗教学发展的短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宗教学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其学界定位明确，突出其在学术教育界和科研机构中的归属。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宗教学研究者如陈垣、汤用彤、陈寅恪等人基本上都就职于归属国家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因此，这种国际宗教学受宗教界强烈影响的缺陷和不足在中国社会并不明显，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及政治状态自然也影响到我国宗教学的学科定位，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程中，中国宗教学基本上以学术界为优长，其独立发展几乎不受任何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其学术独立性、学科中立性、学问科学性在整个世界学术界都比较典型、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不过，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归类中，宗教学虽然已经有了其独立体系和建制，但在中国学术界却属于其哲学的附属学科，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归类中仍被定为“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这种归类虽有其特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分支领域的开拓及独立发展，使宗教学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完全成为“显学”。一些著名学者最初乃分散于哲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等研究领域，未能体现出整体优势。当然，这也为中国宗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今后进一步发掘潜力埋下了重要伏笔。

新中国宗教学的第二大特点则是创立了独立于宗教界之外、由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专门研究宗教的国家研究机构。1964年，在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和周恩来总理的落实下，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从而使中国宗教学获得了建制性发展，开始形成整合各个学科、真正体现其“跨学科”优势的中国宗教学学科特色。任继愈先生在建所时以“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为抓手，并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三大世界宗教为研究重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许多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也陆续建立起宗教学研究的专门院所、学系或中心，由此以一枝独秀而发展为百花齐放，给人春色满园的美感。中国当代建制性的宗教学研究已形成整体效应，其合作协调、取长补短、科学布局，以综合研究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用微观探索与宏观把握相呼应，体现出中国宗教学错落有致、有机共构的一盘大棋之全局观；与那种零散性、自发性的宗教学研究相比较，凸显出中国宗教学“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观。因此，建制性、学院性的宗教学研究布局体现出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展示了其后发优势，这种独有模式今后当然也应该保留和加强。

新中国宗教学发展的第三大特点，就是更加强调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学问服务社会，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并积极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决策及有效办法。从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来看，宗教学不可能只是一种“纯学术”的清谈和“纯客观”的描述，不能局限于学术的象牙宝塔尖却“不识时务”“不问苍生”，而是要与现实社会及其相关人群有着密切关联。

一方面，宗教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其研究者本身就有一个“信”与“不信”的价值判断和信仰取向问题，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宗教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信仰背景和宗教归属，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宗教学研究者则以“教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主，从而形成与国际宗教学界的明显区别。这样，中国宗教学不只是关注宗教信仰之内的关切，而更为强调宗教关切与广大社会的关联，其涉及的问题更广、接触的人群也更多，故而也更有其综合平衡、审时度势的可能。传统的教内研究为“内涵式”的自我称义或自我完善，而宗教学研究的性质则决定其为“外延式”的观察比较、分析综合。不过，国际上认信者的研究多少也会影响到我国宗教学界，由此使这一学科增加了其“敏感性”。受这种国际学术氛围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也有人对这门学科望而却步，不敢深入，反倒忘记了宗教学的本真应是客观、中立、科学、学术的研究。因此，面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时，中国宗教学研究会遇到更大的误解，也需要做更多的解释，这给研究者也带来了“忍辱负重”之感，要比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更多的困难和窘迫，故也形成了中国宗教学的另一种特色。此外，宗教学研究必须面对信教群众、接触其教义理论，仅仅抽象地以“批判宗教”“批判神学”为口号则不可能深入其科学研究。在此，“批判”既有学术涵义，也有政治含义。学术批判作为一种学术意义的批评、判断、评断当然问题不大，但也需要深入观察、客观判断、科学结论，为此不能排除宗教学田野调研那种“参与性观察”、接触实际，以及对宗教信众的“同情性理解”，因为这也是做人的工作，是人与人的接触、心与心的碰撞，不能有“伤害信教群众感情”的莽撞。而政治批判则需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宗教”“批判神学”的初心，认清其上述批判的历史、社会意义。马克思以德国为例谈到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且指明“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于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批判宗教与批判社会、批判神学与批判政治之密切关联，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其中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所以，新中国的宗教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特别提醒并强调要于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于是，在新中国的宗教学研究更多提倡对宗教的积极引导，也特别理解和支持党和政府对爱国宗教团体“神学思想建设”“中国化方向”的倡导和推动。这种宗教学研究在世界范围都是绝无仅有的，体现了中国宗教学的鲜明政治特色和社会属性，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新中国宗教学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宗教学研究的问题本身也具有“敏感性”，其研究对象触及许多“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既有宗教与政治的关联，亦有宗教与民族的交织，更有宗教与社会问题的共构，这当然会使中国宗教学有其“敏感性”，由此而导致宗教学研究“无小事”。从上述意义而言，宗教学有着与其他人文学科明显不同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而集中体现出社会科学研究里国际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与现实处境的直接关联，但因此也说明了宗教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其可开拓性和广远前景。因此，中国宗教学的意蕴涵括更广，意义也更为重要，这种宏观把握的整体性、全局性，以及其前瞻、洞观，展示了新中国宗教学的不凡气势，彰显了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学派之争而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气魄。

在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宗教学的创新发展时，我们首先理应抓住上述最根本的特色，说清其最基本的要素，并对之有更多的反思和辨析。在具体研究及其观点上，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定位及不同认识来展开讨论，各抒己见。这样，新中国宗教学发展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商榷和批评，学界期望在这一过程中达到问题越辩越清、真理越争越明的理想效果。这说明学界虽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或现实关切，但各自的研究乃是独立的，所思所论也各不相同，起到百花齐放的效果和作用。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相同甚至颇有分歧，却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思想交流、交锋，在碰撞中更显出真实，离真理也就更近。在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中，目前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澄清，许多争鸣没有得出结论，许多领域尚未被人所开拓，这充分说明中国宗教学正处在现在进行时，其研究“正未有终期”，而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意识、尖锐分歧和敏锐眼光就显得格外重要、非常及时。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局势中，世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其文化意识和文化战略的地位已越来越突出，而在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中，宗教学研究是其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所以，新中国的宗教学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而且还更紧密地与各种宏大叙述、史诗使命有机结合。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宗教学正在被更多的人们所理解，其“脱敏”的进程即从“险学”中走出来，成为体现当今中国文化意识、文化沟通、文化理解及文化和谐的“显学”之发展。中国宗教学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伟大时刻，需要回顾总结过去，而这正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福祉。其共识就在于认识到中国宗教学的进程是与我们的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密不可分的。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专门提到了宗教学，这表明了对宗教学研究的空前重视，也是对从事宗教学研究、致力于这一学科发展的工作者的充分肯定，为我们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来年中国宗教学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宗教学研究已经全面展开，涉及的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以此为我们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及科学方法；宗教学基本理论研究及其学科构建，如宗教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史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当代宗教研究，如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发展状况研究、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研究、新兴宗教研究和网络宗教研究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如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其与中国的关联等；佛教研究，如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国佛教宗派研究、佛教文化及哲学研究、近现代佛教研究、南传佛教研究、藏传佛教研究和国外佛教研究等；道教研究，如道教史研究、道教音乐与科仪研究、道教典籍研究、道教现状与未来走向研究、道教生态思想研究、道教经书语言研究、国外道教研究评介及重要学术论著翻译、道教与民俗研究、中国道教考古研究、道教与佛儒关系研究、道教养生及道教书法、绘画等文化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如世界伊斯兰教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哲学、语言文化等研究；基督宗教研究，如古代基督宗教思想文化背景及其历史影响研究、教会及其思想发展史研究、圣经等基督宗教经典及文献研究、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基督宗教与跨文化对话研究，以及基督宗教现状与交叉学科比较研究等；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如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民间宗教兼顾文献与田野的方法研究、宝卷研究、民间宗教与社会运动研究、民间宗教的传承与转化研究、民间宗教的斋醮仪式与民间文艺研究等；萨满教研究；犹太宗教与哲学研究；中国犹太教研究等。这些研究领域的展开及其学术成果的推出，极大丰富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生活及精神文明建设。

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宗教学创新发展的历程及其成就加以回顾、梳理和总结，是当前我们宗教学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积极响应，也是我们加快完善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所必要的理论及学识准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中国宗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当代中国宗教学的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这也是对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的动员及鞭策。回顾是为了前进，总结是为了提高，反思是为了升华。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继续努力，排除任何干扰、克服一切困难，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使中国宗教学的发展无愧于我们与时俱进的新时代，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19年第8期）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