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红阳教，一般人都比较陌生，甚至连这个教名也从未听说过。事实上，这是一个与道教有密切联系的民间教派，在明清两代北部中国曾有过广泛流传，教徒众多，影响甚大。只不过因其受到封建王朝的禁止，正统宗教的排斥，不大见之于经传罢了。
　　红阳教与道教的关系，从清代中叶发生的教案——刘和案中可见其端倪。嘉庆二十年（1817）十二月，直隶总督方受畴，经过明查暗访，在山东德州曹家庵红阳教首刘和家，起出图像和大量经卷。其中一部经卷的刊记中，发现有“山东济南府德州河西高海庄清修观刊销释随堂祖明经板，……康熙三十六年孟夏吉旦”字样。上报朝廷后，皇帝遂令山东巡抚陈预到高海庄清修观查办，经讯问道士明云，在南乡庙内起获经板十九块，明云并称:此板片流传已久，前因官差搜查红阳教经卷，恐致起出被累，故将板片收藏于南乡庙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陈预折）。
　　这件事证明，清代红阳教的许多经卷，是由道教宫观刊刻印刷的。道士们对这些经板不仅妥为保管，传之百年而不失，即使在官府严厉追查时，还把它秘密转移，藏而不露。从中我们可以推断，这些道士是把红阳教的宝卷，当作道教经典一样，视为珍宝，奉若神明的!如其不然，何至于甘冒吃官司，被判刑的风险呢?
　　红阳教的创教祖师飘高，他究竟是何许人，在研究者中间有不同看法。经过我们考证，认为飘高就是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今属河北省）的韩太湖。
　　据《广平府志》卷六十韩太湖传及明刻本宝卷所记韩太湖生平可知:韩太湖，号宏阳，曲周人。生于隆庆四年（1570）五月十六日，早岁曾读书，懂医道。十九岁出家，在北禅山曹溪洞静修多年，得真人口诀，著明心经救苦忏文若干卷。受封敕为“正德明医真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五日，正式创立红阳教。死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十六日，时年仅二十八岁。
　　红阳教的全名叫作“混元红阳教”，简称红阳教，红阳法，又称混元门，混元教。“混元”是道教创世纪说中所说的天地化育生成以前的一个极遥远的时代，北宋真宗曾敕封道教祖师老于为“混元上德皇帝”，把他抬到天地自然的教化者的崇高地位；到了金元之际，社会上曾出现过以混元为名的道教支派，在北部中国广泛流传。在明代，社会上崇礼真武大帝的风气很盛，以佞道闻名的嘉靖皇帝，又特别封赠真武为“混元六天传法教主……天尊”。所有这些，对濡染道教甚深的韩太湖，当然会产生影响。故此，他才在红阳之上，冠以“混元”二字，借以标榜与道教的亲缘关系。至于“红阳”一词，则是由劫变观念演化而来。所谓三阳劫变，即过去之世是青阳，燃灯古佛掌教，现在之世是红阳，释迦文佛掌教，未来之世是白阳，弥勒佛掌教。红阳末劫是世人遇到的最大劫灾，谁能躲过末劫大难，就可以到达无限美好的未来白阳之世。飘高祖师于现在之世临凡，降生“寒（韩）门”，就是来拯救东土众生，逃离红阳末劫之灾，登上法船，驶向极乐的“天堂”。
　　我国民间的传统信仰是多神崇拜。几乎每种自然现象和社会领域，都有一位尊神作主宰。山有山神，海有龙王，木瓦匠有鲁班爷等等。”至于天、地、财、灶，则家家供奉，人人礼拜，普遍遵循着“礼多神不怪”的信条。道教这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沿袭着这个传统，几乎中国老百姓崇拜的所有神灵，都被纳入了道教系统。红阳教随俗效道，也崇拜多神。在红阳教宝卷中，仅有名号的神灵，就有几百位之多。当然，在众多神灵的世界里，并不是平等的，他们也和俗世一样，分等级，论贵贱。
　　在众多神祗中，红阳教推尊混元老祖为最高神。明清时代许多民间教派，都把无生老母奉为最高女神。唯有红阳教独出心裁，设置了一个凌驾于众神之上的混元老祖，而把无生老母放在妻室的服从地位。究其原因，恐怕也只能从它与道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求得解释。
　　在混元老祖和无生老母之后，则要数飘高祖师。他是老祖和老母鉴于尘世红阳末劫将至，特派遣到东土临凡，普度众生的使者。而且指出，飘高是老母最疼爱的幼子，是老子、孔子、真武诸位兄长的小弟弟，人间真正的救世主（见《混元红阳飘高临凡经》）。僧俗男女，只有入他的教，读他的经，才能得到进入“天宫”的门票。
　　在红阳教的教义中，最富有诱惑力的内容，是它的速成救赎说。认为东土众生，不论高低贵贱，都是天宫中无生老母的儿女。这些儿女离母投东，为世俗功名利禄所惑，迷失本性，陷入无穷的苦难。人们在苦海中挣扎，悲惨万状，而且末劫来临，难逃难躲。要想脱苦免劫，只有一条路，即入教诵经，礼拜飘高祖师，就能立刻明心，回归“天宫”，永伴老母，无生无死，快乐无穷。这一以神灵担保的救赎说，就是红阳教众多宝卷中反复咏唱的主题。可以想见，它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和其他宗教一样，劝善惩恶的道德说教，在红阳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它所宣扬的伦理道德，鲜有自己的独创性。在宝卷里，主张三教合一，说什么释迦如来临凡，留大藏真经，建天下寺院，超度亡灵。要天老祖临凡，转生李老君，治天地乾坤，立山林，烧丹炼药，留道德清净真经。善林老祖投胎，是为孔圣人，留下四书五经，仁义礼智信，领三千徒众。于是，飘高将道释两教的清规戒律和儒家的纲常伦理熔铸于一炉，权充作本教的道德观。因而，它的道德观与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道德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红阳教祖韩太湖本人也不安心于只在下层民众中传教，时刻梦想争取王公贵戚们的信奉和支持。一旦在家乡曲周左近打下根基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京城。在《叹世经》卷首，谈到了韩太湖到北京传教发迹的情况:“自从万历年中，初立混元祖教，二十六岁上京城。也是佛法有应，先投奶子府内，转送石府宅中，定府护持大兴隆。天下春雷动，御马监程公，内经厂石公，盔甲厂张公，三位护法，同赞修行。世间稀有，博览三教全真，留经吐卷在凡心。”
　　据此可知，韩太湖二十六岁来到北京，交结权贵，寻找靠山，得到王公勋戚（如定国公）和有权势的太监的信奉支持。正是依靠内经厂石公的奥援，才得以在皇家经厂印造大量红阳教经卷（其印数之多，印制之精美，非其他教可比），扩大了红阳教的影响。这之后，红阳教便在京几内外，迅速流传开来，信徒也日渐增多。入清以后，统治者视邪教为叛乱之根源，镇压唯恐不烈。红阳教的活动地区因近在畿辅，威胁枢要，所以往往首当其冲，教案迭起。仅在清史档案中，就查到红阳教案件三十七起。
　　韩太湖是一位出家的道人，没有子嗣。在他死以后，红阳教的祖师就以祖师传承的形式，递传下来。据嘉庆二十二年德州红阳教首刘和供词，到那时红阳教祖已传到了第十二代。这表明，在数百年间，红阳教虽屡遭镇压取缔，但它的组织系统却一直未被打乱，而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在曲周县周围农村，传承接续，从未中断。可见其在农民群众中受到虔诚信奉，有极强的生命力。
　　还是在刘和一案中，曾搜出迄今所见到的最多的经卷和图像。总计经卷八十八本，图像十一轴。从这些图像和经卷，我们可以对红阳教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并从中看出它与其他宗教的联系。其中不仅有三清、太上、玉皇、元始天尊、普化天尊、真武、清净、全真、清微等大量的道教神祗和专名词，而且有的本来就是道教的正式经典，如《元始天尊说济渡血湖真经》等即是。
　　最后，谈一下作为民间教派的红阳教有哪些特点。
　　其一是在它的教义中，尽管更接近于道教，但却不严格拘守哪一个正统宗教，主张兼容并包，三教合一，而且采取机变的以“我”为主，即三教皆备于“我”的态度。因而，红阳教的经卷内容，显得很庞杂，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在表达方面，文字通俗易懂，合辙押韵，多用活在老百姓口头上的语言，便于诵读咏唱。故此，被官府和正统宗教讥之为“荒诞不经，鄙俚不堪”。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红阳教更适合低层次的群众，即文化不高或根本不识字的劳动群众和下级道士们的信仰需要，受到他们狂热的信奉。
　　其二是注重坛场仪式，善于作斋醮。红阳教与接近禅宗系统的民间教派（如无为教）轻视经教仪式不同，十分重视筑坛诵经，设斋打醮。在它的经卷中，大多是供斋醮用的经忏。教徒们不仅逢节作会诵经，而且常常应村民之请，为丧葬之事设道场，超度亡灵。当然，念经作会，设斋打醮，也是红阳教敛钱的重要手段。
　　其三是特别重视招引妇女入教。红阳教仿效道教经典，编撰了一部《混元红阳血湖宝忏》，专门为妇女念诵。其内容是说妇女经血、生儿育女血污，触犯神明，死后被打入惨不忍睹的血湖地狱，永无出期。欲求解脱，只有入教设坛，讽诵《血湖宝忏》一途。这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往往产生自卑自贱心理的妇女，有特殊的吸引力。档案史料证明，红阳教取得了很大成功，妇女在该教中占有较大比重。
　　其四是更注重现实苦难的解救。一般正统宗教，教导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要茹苦含辛，逆来顺受，以换取来世的幸福。红阳教则不同，更注意解除教众今生今世的痛苦，宣扬入教免劫除灾治病。教祖韩太湖就以“正德明医真人”自许，以为人治病有奇效而享有盛名。此后，红阳教的大小头目，都以治病除灾相号召，逐渐形成了红阳教的传统，同时也是它吸收教徒的重要手段。据清代档案中红阳教犯的供词，绝大多数人都是因病求治，才加入了红阳教的。

（文章转自文史知识（京）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