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道教写经是中国古代写经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肇始于先秦简帛，兴起于六朝符书，集藏于唐初写卷，自成“三洞四辅”经藏体系。道教教内写经在写本制作、写经功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道教文化、仙道文化内涵；作为普通书籍制作的道教写经，则与中国古籍写本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社会文化功能相符合。

 

[关键词]：道教写经；写经历史；写经规格；写经人物；写经功用

 

道教写经与儒家写经、佛教写经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写经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首先，道教写经的产生和发展可谓渊源流长，肇始于先秦简帛，兴起于六朝符书，集藏于唐初写卷，自成“三洞四辅”经藏体系。再者，道教写经与儒家写经同是中国本土产生的经书写本，自汉代至清代在以儒家经书为主的历代官方写本丛书编撰中，道家道教经书作为子部道家类列入国家典籍之中，与儒家写经共同经历了中国古籍写本各阶段的发展变化。道教写经与中国佛教写经，一为本土宗教写经，一为中国化的宗教写经，二者各有特色。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之后陆续开始译写、抄写经书。道教则于东晋时期掀起了大规模的造经、写经活动。相对于佛教写经的数量庞大、讲究规范而言，道教写经以其崇尚古法的字体和独特的写本制作，别具一格。因此对于中国古代道教写经的研究，无论是在掌握中国本土宗教经书写本的特质方面，还是在理清道教写经以及中国古代写经的历史发展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道教经书的写本，国内外尚无系统研究。本文尝试对中国古代道教经书的写本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关于道教写经研究的目录范围，以明《正统道藏》所收“三洞四辅”经书目录体系为基础，并作一定的补充。主要研究内容：道教写经的历史分期、写本特征、写经人物、写经功用等。其中，研究的历史阶段起于先秦止于清末，即把东汉道教建立之前，先秦、两汉道家经书的写本也包括在内。因为道教把道家经书也奉为重要经书，并收集入藏，因此这里的道教写经是指能为道教所尊奉的经书，或者说是道家、道教经书的写本。

 

一、道教写经的历史分期

 

中国古代道教写经是中国古籍写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古籍写本的产生和发展一脉相承。我们根据道教写经的写本特征，并参照中国古籍写本的历史发展，把道教写经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先秦两汉——道家、道教写经的早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道家、道教经书的写本主要是竹简、帛书，先秦两汉《老子》、《庄子》等道家经书写本产生并初具规模。作为道教经书前身的养生、神仙类书籍也已大量出现。至汉末，道教写经伴随道教的建立而出现。先秦是道家学派的创立时期，也是道家经书祖本的成书时期。道家主要经书《老子》成书于春秋末年，《庄子》成书于战国，然年代久远，祖本样貌难以详考。先秦这一时期传世道家写经稀少，现存最早的道家经书写本是郭店楚简的《老子》[1]，这在中国写本历史中也是最早的写本之一。

 

汉代官方藏书目录《七略别录》中著录的文献主要是竹简写本、帛书写本，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刘向为孝成皇帝书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2]

 

竹素即竹简和帛书。汉代崇尚黄老之学，道家写经在官方书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道家类有《伊尹》、《太公》等写本，“凡三十七家，八百一篇”[3]，是对国家收藏道家经书写本较为全面的记载。这些经书是经过刘向等人校定后抄写在竹简上的，如《筦子》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4]，《列子》八卷，“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5]，“杀青”即指竹简。传世汉代道家写经多有考古发现，近年公布出版的《北大藏西汉竹简老子》[6]（图1），是已知最完整的汉代《老子》竹简写本。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老子》[7]是已知最早的帛书《老子》写本。再如，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竹简《庄子·盗跖》[8]和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竹简《文子》[9]，也是现存著名的道家经书写本。在汉末道教建立之前，作为道经前驱的房中类、神仙类等书籍也已在流传。《七略别录》中记载房中类书籍有《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等写本，凡“房中八家，一百九十一卷”[10]；神仙类书籍有《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等写本，凡“神仙十家，二百一卷”[11]。其它阴阳家类、方技类等道经前驱的写本书籍也多有著录。

 

 

图1  北大藏西汉竹简《老子》

 

关于道教写经，按东汉吴康《越绝书》记载，在传说故事中最早的道经写本可上溯到大禹治水得“灵宝五符”，至春秋末年在吴国又重新发现[12]。然而既属传说故事，且年代久远，难以确切考证。学界一般认为道教最初是建立于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有确切文献记载最早的道教教内写经是产生于东汉后期的太平道经书《太平清领书》，即今本《太平经》的初期写本。《太平清领书》170卷，在东汉由琅琊（今山东临沂）干吉传出，《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初，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13]按记载，《太平清领书》为素书，即帛书写本。

 

2、魏晋至唐末五代——道教写经逐步发展以至高峰阶段

 

这一历史时期道经写本以纸本写卷为代表。自东汉毕升发明造纸术，纸本书籍逐步取代竹简、帛书，至唐代纸本写卷经书发展到高峰。早期道经的产生到集结成藏，基本上是在这一历史阶段。

 

魏晋南北朝，伴随着早期道派的建立，道教内部出现了造经、抄经活动。特别是在东晋南朝时期，《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等早期道教经书传世，据有关文献记载，《三皇经》为符书绢本[14]、《灵宝经》为紫文金简[15]、《上清经》为隶书[16]纸本[17]。道经写本材料绢、简、纸的多样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简帛类写经向唐代纸卷写经过渡的情况。上述写经即道教《三洞真经》的早期写本，甚至是祖本，至南北朝时期发展为三洞（洞真部、洞神部、洞玄部）四辅（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七大部类[18]，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道教经书共有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十六卷。[19]

 

至唐初，道教经书已经集结成藏，称《一切道经》，这在写本发展史上也是卷轴写本的高峰时期。唐上元二年（675），武后作《一切道经序》，并敕令书写道经[20]，即由国家组织《一切道经》抄写。其写本形式即为黄麻纸、小楷书，从存世敦煌写卷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1513《一切道经序》（图2）中可见一斑。又唐天宝八年（749），唐玄宗诏令崇玄馆缮写、诸郡转写《一切道经》[21]，约有经书二千一百三十卷[22]。唐代朝廷尊崇道教，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加之写卷本图书的大发展，而雕版印刷术又尚未广泛使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为道经写本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成为道经写本发展的高峰时期。我们从存世800余件敦煌道经写卷（以唐代写本为主）中，发现官方机构中的楷书手、教内的道士、民间的经生抄写了大量的各类道经，种类大致涵盖了三洞四辅的经藏体系。[23]

 

 

图2  唐代敦煌写卷《一切道经序》

 

3、宋元明清——道教写经的延续阶段

 

这一时期写本（抄本）的主要形式是以册页本为代表，传世道教写经以内丹类和科仪类为特色。册页本即将许多页纸按顺序装成的书籍。册页本既有刻本，也有写本，虽然刻本经书在宋代及以后成为书籍的基本形式，但是作为写本经书的册页本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内丹类写经，如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道书十八种二十卷》[24]，系内丹类写本小丛书,收有《丹房奥论》、《指归集》、《还金述》等经书。官方道教写经如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收有《道德宝章》、《悟真篇注疏》、《古文龙虎经注疏》[25]等内丹经书写本。

 

科仪类写经，如清代台湾地区的道教科仪丛书《庄林续道藏》，共一百四十卷，多为写本，收有《百神登科》、《开光科仪》、《祝圣科仪》[26]等经书。再如清代云南、广西等地瑶族道经写本《正一初真授戒科》、《解冤科》、《无上玉京盟真救苦大小斋秘语一本》[27]等，也属于科仪类写经。从现存写经来看，清代道教内部的写经中多是科仪类经书，写经以为科仪活动所需，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简言之，道教写经产生于简帛写经，集结成藏于卷轴写经、延续发展于册页写经，经历了中国古籍写本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一从形式至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的自成一体的写本文献群。

 

二、道教写经的写本种类

 

（一）道经所述十二种写经

 

在道教教内，真经不同于一般的书籍，是用特殊的方法制作的。至晚出于唐初的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写经品》讲：

“凡有十二相，以造真经：一者金简刻文，二者银版篆字，三者平石镌书，四者木上作字，五者素书，六者漆书，七者金字，八者银字，九者竹简，十者壁书，十一者纸书，十二者叶书。或古或今，或篆或隶，或取天书玉字，或象云气金章，八体六书，从心所欲”。[28]

 

所述道经的十二相，即道教写经形象意义上的十二个种类，主要是从写本和字形的组成材料上说的。其中书籍材料有金、银、石、木、素（帛）、竹、壁、纸、叶，计9种，字形材料有漆、金、银，计3种，合计12种。经文所述道教写经的字体，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通用字体，即篆书、隶书。更宽泛地讲是“八体六书”，这是对秦代通用字体八体和新莽时期通用字体六书的总称[29]，又《云笈七笺》记载：

“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受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徒甄丰校定文字，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古文异书；三曰篆书；四曰佐书，即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篆，翻言也”。[30]

 

此外，道教写经的通用字体还应包括经文未提到的魏晋时期出现的楷书。篆书、隶书、楷书不仅是道教也是儒家写经以及中国古籍写本的常规字体。

 

另一类是道教写经特有的字体，如经文中讲到的“天书玉字”，“云气金章”，这些特殊字体属于道符。道符系篆书、隶书的变体，有的还配星图、地形图、神象等。就“天书玉字”，“云气金章”言，道教认为原始经书由天地之气演化而成，道士写经是取象于原始经书字体的形象。在传世的科仪、道法类写经中保存有这些特殊的字体道符，如敦煌写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559《陶弘景五法传授仪》的道符（图3）[31]。即为现存道教写经中较早的道符之一，是由隶书及变体文字写成。

 

 

图3  唐代敦煌写经《陶弘景五法传授仪》

 

此外，道教写经还非常重视使用色彩。关于写经字体的颜色，如“《五老宝经》青绿为字，以书其章”，字体为青绿色；“《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也。八色彩笔，金阙帝君自书之，为致真之法”[32]，字体有八种颜色。关于写经文本的颜色，如上述《太平清领书》“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具体是：

“缥，青白也，素，缣也。以朱为介道。首，幖也。目，题目也。《太平经》曰：吾书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也。[33]

 

即写本材料缣（双线织成的细绢）是青白色，书写界格红色，书首标志青色，经目红色，经目以下文字是青色。文本的主要色调是青、赤，用以合乎“道”，合乎人道之“仁”和天道之“正色”，即所谓“丹青之信”。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道教教内写经独特的字体和色彩，是道士效法天道的体现，并被赋予了仙道的内涵。道教写经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抄写经文内容，写经的文本制作也融入了丰富的仙道文化。

 

（二）传世道教写经的主要写本规格

 

上述道经所记载的道经写本种类许多已经失传，现在传世的道教写经主要是以下几种类型：

 

1、竹简道经写本

 

竹简写经是上述道教写经十二相的第九种，即在竹简上书写道经，为先秦两汉时期的主要写本。著名的竹简写经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图4），为战国时期道家类写经。“现存71枚，分三组：甲组存39枚，简长32.3cm，存1000余字；乙组存18枚，简长30.6cm，存260字左右；丙组存14枚，简长26.5cm，存380字”[34]，每行28-32字，篆书。

 

 

图4  郭店楚墓战国竹简《老子》

 

2、帛书道经写本

 

帛书写经是上述道教写经十二相的第五种，即在素、帛一类的丝织物上写经，系先秦两汉时期的主要写本。著名的帛书写经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为西汉道家类写经。

 

《老子》甲本高约24cm，朱丝栏7-8毫米[35]，每行35字左右，墨书，字在篆隶间，接近秦篆，共464行。抄写年代可能在汉高帝时期，即公元前206-195年。[36]《老子》乙本（图5）抄在一幅大帛上，帛书原高约48cm，朱丝栏7-8毫米，墨书，隶体，共252行，抄写年代可能在汉文帝时期，即公元前179-169年。[37]

 

 

图5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

 

3、纸卷道经写本

 

纸本写经，属于上述道经十二相的第十一种，是现存最为常见的写经。纸本写经主要有写卷和册页两大类。写卷是由纸张粘连而成的，有的还缠绕在短棒上称为卷轴写经。写卷盛行于唐代，代表性的写经，如敦煌写经P.3725《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图6）[38]，以其是礼部、国子监所出，代表的是唐代国家写经制作的规格。纸张规格：纵25.8cm，横118.7cm；存三纸，前两纸每纸纵25.8cm，横50.5cm；第三纸纵25.8cm，横17.7cm，尾部被裁去上下两角；第一纸虽然首部残损，但仍基本具足28行，优质黄麻纸。乌丝栏规格：共有乌丝栏66行，单行1.8cm×19.5cm；天头、地角各约3cm。字体规格：墨书，小楷，经文每字占约1.5cm×1.8cm，注文每字占约1.1cm×1.8cm，字间距较大；每行经注连书，注文单行小字；行字数13-18字，其中经文13、14字，注文17、18字，经注连书则13-18之间字数不等。

 

 

图6  唐代敦煌写经《唐玄宗御注道德经》

 

4、册页本道教写经

 

册页本包括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本等，这里仅介绍包背装道教写经。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道家类》写经即为包背装，写本规格：“封面蓝绢，开化榜纸[39]，书高31.5cm，宽20cm，子部蓝色，书板心高22.3cm，宽15.3cm，朱磦红格，半叶8行，行21字，墨书，小楷，鱼尾下标注书名、卷次及页数，红框白口”（图7）。[40]

 

 

图7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

 

三、道教写经人物

 

道教写经是由写经者手工书写完成的。道教写经以其性质、规格、功用等的不同，写经者则会出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写经群体。具体来说，古代道教写经人物大致有：

 

1、道教人物

 

在道教内部，特别是在祖本道经的制作上，以其对经书的重视，对写经者的书写能力，乃至对经书、教义、道法的掌握往往都有很高的要求。道教教内写经的著名人物如晋代杨羲，既是书法家，也是上清经早期经书的制作者。《真诰·叙录》记载：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许谧），并弟三息上计掾某某（许谧第三子许翙）。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口受四十余卷，多杨书”。[41]

 

杨羲所写隶书体《上清真经》，实际上就是上清经的祖本。这一祖本经书的产生，是源于道教所特有的一种造经、写经形式——扶乩降笔，杨羲假托神仙上真魏夫人下降，将传授的真经写出。道教教内也有通常抄写意义上的写经，这是用来做功德或传承经书，例如唐代敦煌郡的道士索洞玄，传世写经有《道德经》、《本际经》等。

 

2、经生

 

就民间流传的道教写经来说，最为普遍的写经者是以写经为职业的经生。这种职业的产生来自于古代社会对道教经书、儒家经书、佛教经书以及各类书籍的需求。特别是宋代以前，经书的制作主要是抄写，那么就需要有一大批以写经为职业的人员。例如唐代经生邬忠，现存道教写经有如意元年（692）写《金真玉光八景飞景》[42]。经生以其人数多，扎根于民间，其抄写经书的数量应当是最多的。

 

3、楷书手

 

就官方道家类经书写本而言，其缮写出自供职于官方文职机构的写书人员。在汉代为秘府藏书设置有“写书之官”，《宋书·百官志》记载：“昔汉武帝建藏书之册，置写书之官，于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禄、石渠、延阁、广内、秘府之室，谓之秘书”[43]。至唐代写书人员称为“楷书手”，在秘书省、集贤院、弘文馆、崇玄馆、国子监等机构设有专职的楷书手，并且根据抄写的质量建立选拔和考核制度[44]。官方楷书手所抄写的包括道经在内的经书数量巨大，但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们的写经代表的是官方以至国家的写经规格。如敦煌写经P.3725《唐玄宗御注道德经》，代表的是唐代礼部监制的写经规格。

 

4、书法家

 

作为收藏品的道教写经，多出于历代书法家之手。书法家虽未必是专门从事道教写经的，但却在其艺术创作中有不少道教写经作品，因而也是道教写经的重要人物。如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传世写经作品有《黄庭经》[45]（图8），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传世写经作品有《老子》[46]、《高上大洞玉经》[47]（图9）等。书法家的道教写经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提高了道教写经作品的书法艺术水平，并成为传世法贴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8  东晋王羲之写《黄庭经》（宋拓本）

 

 

图9  元赵孟頫写《高上大洞玉经》

 

5、帝王

 

古代帝王也有道教写经作品传世，他们出于对道教经书的重视或者对书法的爱好而有写经活动。如宋高宗写《黄庭经》[48]，清圣祖写《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49]（图10）等，古代帝王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道教写经的社会影响力。

 

 

图10  清圣祖写《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

 

四、道教写经功用

 

道教写经既有其在教内的特殊功用，也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作为道教教内的经书写本，它对于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籍写本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和主要载体，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道教教派建立和传承的基本条件

 

经书是道教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而早期道教的经书形式即为写经，如上述《太平经》写本之于太平道，《上清经》写本之于上清派。在道教的传承和发展中，写经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敦煌道教写经中的《老子五千文》，即为唐代道士受度的写经文本之一。

 

2、道教诵习经书、宣扬道法的重要文本

 

写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读经，为道士和道众读经提供文本。《要修科仪戒律钞·写经钞》讲：“若复有人，纸墨缣素，刻玉镌金，抄写素治，装褫绦轴，流通读诵，宣布未闻，当知其人，已入道分，名书金格，列字玉篇”[50]。写经不仅是在道教教派建立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宣布未闻”的重要功能，即通过诵读所抄写的道经向教内道士及教外民众宣扬道法，使更多的信众闻知道法。

 

3、祈福度亡

 

道教以得道长生为宗旨，以仙道文化为特色。这体现在道经写经中所特有的祈福文化心态即为健康长寿、得道升仙。无论是为生者积功求福、治病消灾，还是为死者度亡祈福，大多是这一文化心态。如敦煌道教写经S.3135《本际经》，即为唐代女道士郭金基为亡师写经祈福，以资益亡师“道契九仙、神游八境”。

 

4、藏书

 

在古代，特别是印刷术普及以前，要想在原有经书的基础上再收藏一部，只能靠抄写来完成。即使到了宋代印刷术已开始普及，写经用以收藏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抄写经书方便且成本低，而且抄本作为人工写书，有其独特的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道教写经的收藏，著名的如南朝陆修静的天印山崇虚馆，收藏有道经一千二百多卷[51]，并编成《三洞经书目录》，这在当时条件下应该基本上都是写本。

 

5、国家文化治理

 

书籍的制作是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古代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写经也一直被纳入到国家重大书籍制作工程之中。道教写经作为专门的丛书制作，曾由国家组织抄写集结成藏，如唐代国家组织抄写的道经总集《一切道经》，这实质是国家专门组织人员抄写道藏的文化事业。道教写经作为四部书的组成部分，也被列入子部道家类，参与到国家大规模书籍的制作之中。如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将道家、道教经书列入子部道家类，因而道教写经在这部中国最大的写本丛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中国古代道教写经的制作主要分为教内写经与教外写经两种，前者在写本制作、写经功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道教文化、仙道文化内涵，后者作为普通书籍的制作，则与中国古籍写本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社会文化功能相符合。中国古代道教写经主要有两个相对集中的写本体系，即道教经书自身的“三洞四辅”经藏体系和官修丛书的子部道家类体系。在道教经书版本的发展中，唐代就已形成的这两个写本体系是刻本道教经书的前身和基础。

 

注释：

 

[1]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汉]刘向、刘歆撰，[清]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以下版本相同。

[3][4][5][10][11]《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第139、50、54、186、187页。

[6]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大藏西汉竹简老子（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7][36][37]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册，第1页。

[8][9]启功主编：《中国法书全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卷，图版五六、图版七五。

[12]孙谷编：《古微书》卷32引《越绝书》，见《丛书集成初编》第690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26页。

[13][3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4页。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8页。

[15]《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2，第208页。

[16][41][南朝梁]陶弘景撰：《真诰》卷19，《道藏》第20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603-604页。

[17]《茅山志》卷15，述引[唐]杜光庭撰《仙洞拾遗》，《道藏》第5册，第619页。

[18][唐]孟安排著：《道教义枢》卷2，“三洞义”引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见《道藏》第24册，第812页下。

[19][唐]魏征等撰：《隋书》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1页。

[20]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李希泌主编：《唐大诏令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4页。

[22]《南竺观记碑》，见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5页。

[2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61册。

[26]苏海涵编辑：《庄林续道藏》，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出版，第1册。

[27]郭武：《关于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文献的调查报告》，见《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第4期，2012年版，第309、310页。

[28]《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2，《道藏》第24册，第749页中。

[29]参见[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61页。

[30]《云笈七笺》卷7，《道藏》第22册，第40页下。

[31]图版来源：http：//idp.nlc.gov.cn/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7351027898；recnum=59689；index=6

[3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道部·简章》卷676，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13页。

[34]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编号00013。

[35]《中国美术全集》第54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版三八。

[38]图版来源：http：//idp.nlc.gov.cn/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7323774838；recnum=61129；index=5

[39]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40]《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册，第1页。

[42]《金真玉光八景飞景》，见《英藏敦煌文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编号：S.0238。

[43]《七略别录佚文》，第54页。

[44]贞元三年，秘书省建立了“楷书八年试优”的制度。参见《唐会要》，卷65，第1125页。

[45]《中国美术全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图版五八。

[46]启功主编：《中国法书全集》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图版五八。

[47]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9册，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编号：津7-0036。

[48]《中国法帖全集》第14册，《秋碧堂法书》，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49]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4页。

[50]《要修科仪戒律钞》卷2，《道藏》第6册，第924页。

[51]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第1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副所长）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5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