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欧洲东方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当人们谈到欧洲哲学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时，都要述及到德国。道教研究也是这样。一般认为，道教研究，在欧洲以法国尤为发达，其实德国毫不逊色。

多年来，有关德国的中国学情况一直介绍得很少，致使多数人不了解。近来有了变化，如今既有研究德国思想家的专著出版，也有德国学者的专著中译本出版。1944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国刚先生专著《德国的汉学研究》，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已在《文史知识》连续刊登过，现作为《文史知识文库》出版，作者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这是我国目前有关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开拓性专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别汉学著作面世。

就目前状况而言，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宗教有着浓厚兴趣，出版了大量著作，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如能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介绍，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张国刚先生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指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当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不能说决不会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外国人褒贬评鉴，有时或许正是一块‘他山之石’。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选题的角度，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的评价标准，无不反馈出另外一种文化背景。‘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讨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明，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将推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有益于在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世界文明的建设。”

道家、道教研究只是德国中国学的一部分，它虽涉及面广，毕竟不是汉学的全部。本人对德语一窍不通，借助同行的帮助，再扩充一些新资料，把这个问题说得更集中一点，看看德国汉学界是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的。

（一）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

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追溯到数百年以前。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正式出了德文译文，后来葡萄牙、法国、比利时等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陆续传入德国，使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丰富起来。

明末清初时，汤若望（1591-1666）、戴进贤（1680-1746）、魏继晋（1706-1771）等德国传教士入华，后来有的还是皇帝的座上宾。他们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传播了东方的文明。谈到17、18世纪的德国汉学时，不能不提到欧洲“浪漫汉学”时代德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1646-1776）。

留德华人学者夏瑞春于1985年编了一部德文版《Deutsche Denker Uber China》在法兰克福出版，1995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爱政等人的中译本《德国思想家论中国》。这个译本的前面收录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序言》及其《论闵明我的两封信》，书后有夏教授写的“编后记”，对莱布尼茨热爱中国文化的事迹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与欧洲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世界文化：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盛行自然宗教，而欧洲风行神启示的宗教。两者都迫切需要理解对方。因此，他认为，双方通过相互交流学者深入研究对方的文化很有必要。此外，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他还表达了相互派遣使团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与欧洲应当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俄国位于这两大文化之间，因而有责任充当沟通两者的桥梁。为此，他曾不遗余力地为争取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支持而奔走斡旋，并且于1711年还当面同彼得大帝谈了自己的计划。尽管彼得大帝为此什么也没做，可莱布尼茨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就在他去世的那年，他还写信给彼得大帝说，‘可以将自己的新发明的手摇演算机当作礼物奉献给中国皇帝’……不过，莱布尼茨关于文化交流的计划至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那就是1700年在他倡议下成立的普鲁斯科学院。这个科学院的一项宗旨就是实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夏瑞春教授在“编者引言”中已指出：“莱布尼茨主张以基督教的传教士交换中国的文化使者，他甚至将自己发明那个对当今时计算机技术至关重要的二进制数学系统归因于《易经》的八卦。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弗曾被限令于24小时之内离开他执教的那个哈勒城，否则被处以绞刑，其原因只是他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赞颂了中国的自然哲学。”莱布尼茨新教中国教团计划的夭折，使德国的中国研究逐渐衰落，18世纪柏林很快失去了汉学中心的地位。汉学中心移到了欧洲西部的荷、英、法和东部的俄国。

（二）研究道教的先驱

自莱布尼茨去世后，德国汉学没有停止发展，有的人自学成才，有的人到中国考察，有的人留学法国，他们的早期研究大都涉及过道家、道教。

嘎伯冷兹（1840-1893），德国早期汉学家，精通多种文字，其父亲汉斯·嘎伯冷兹（1807-1873）是德国满文研究的奠基人。他18岁开始自学中文。1876年以翻译和研究中文和满文的《太极图说》而获博士学位。1878年成为莱比锡大学新成立的东亚语言讲座的教授。其成名之作是《中国文言语法》（1887）。他还研究《庄子》和《老子》。1888年在莱比锡出版《<庄子>的文字对中国语法的贡献》。曾在上海《中国评论》（1888-1889）第17期上用英语发表过《老子的一生及其学说》。1897年发表过有关《文子》的论文。

顾路柏（1855-1908），德国早期著名的学术汉学家。生于俄国圣彼得堡，嘎伯冷兹在莱比锡的高足，由于嘎的推荐，1883年出任柏林民俗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德国研究女真文字的开创者。曾在华旅行过，考察过厦门、北京的民俗。兼任柏林大学教授并主持“东亚语言”讲座。他的兴趣颇为广泛，既发表文章研究《神仙传》，也翻译过《封神演义》，多数著作死后出版。其主要贡献在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方面。著译有：《北京民俗》（莱比锡，1901）；《中国的古代文学史》（莱比锡，1902）；《中国的宗教与崇拜》（莱比锡，1910），《中国的古代宗教》（蒂宾根，1911）；《封神演义》（莱顿，1912）。

1814年12月11日，法国在皇家科学院（即今日的法兰西学院）设置了欧洲第一个汉学与满学讲座，首席教授雷慕沙（1788-1832）。当时德国有两位青年东方学家投其门下。

第一位叫卡尔·弗里德里希·诺曼(1793-1870)。是亚美尼亚文学者，后在巴黎从雷慕沙攻读中文。他在学术上没有什么著述。不过他来过中国，主要是搜求图书，两年后的1831年求得6000部中文古籍、类书、丛书，满载而归，现在藏于柏林和慕尼黑国家图书馆。他在《德东方学会杂志》第一卷2、3期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情况时说：“人掌握一种活的语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人们不是想了解这些国家、这些民族的思想和历史，并且把他们介绍给别人；就是试图通过所掌握的语言来传播西方的宗教、科学和文化。这两者在杰出思想家身上直接或间接地总是表现出一致性。”

第二位叫海因利希·库尔茨(1805-1873)，德国第一位汉学家。一生坎坷，少年时父母双亡，在叔父家寄养。起先在莱比锡学神学，1827年到巴黎师从雷慕沙学习中文。他涉猎汉学只有10年左右。在巴黎期间翻译过中国古代儒道经典。1830年翻译的《太上感应篇》，是长期以来唯一的德译本。还翻译过东汉马融的《孝经》，利用《庄子》等道家文献发表过文章。

尤利乌斯·海因利希·克拉普罗特(1783-1835)，德国东方学家。14岁学中文，随后进校进修。1804年赴俄任戈洛夫金赴华使团翻译。他随戈氏到恰克图，在那里学蒙、满文。1815年在巴黎事师于雷慕沙，从事学术研究。1828年在巴黎出版了满文本《太上感应篇》的法文译本。1833年发表过《论中国的道士宗教》。1816年成为柏林大学教授。

《亚洲学刊》的创办人及主编布希鲁诺·申得乐(1882-1964)，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的学者，以古汉语虚词著称，他有专著《中国上古的巫师》(莱比锡，1919)。1924年在《亚洲学刊》第1卷上发表长文《中国古代的旅、堙、郊祀典》。还研究过中国的上帝，如1916年在《亚洲杂志》第4期发表《中国的上帝》，1923年在《亚洲学刊》的创刊纪念号发表《中国上帝观念的演变》。

至此，德国旧汉学已迈向新汉学阶段。

（三）研究道教的传教士汉学家

在诸多德国新教传教士中，有两位研究过中国宗教。

第一位是恩斯特·法贝尔(1839-1889)，中国名花之安。25岁加入基督教礼贤会，1864年代表该会到香港，后在广东内地一面学中文，一面实习传教。1880年脱离礼贤会独立传教，1885年加入魏玛差会即同善会，翌年从广东搬到上海，专门从事著作。花氏关于中国的中外文著述很多，涉及道教的主要有：《中国宗教科学导论》(1873年德文版，1879年英文版)；1884年出版德文版《道教》。他还在上海英文版《中国评论》(1884-1885)第13期发表过《道教的历史性质》，1902年在上海英文版《教务杂志》第33卷第6期发表《论道教和儒教》。第二位是里夏德·威廉(1873-1930)，也是魏玛差会传教士。自取中国名尉礼贤，字希圣。1897年来华，在青岛办礼贤会，还组织尊孔文社，推前清遗老复辟派劳乃宣(1841-1921)主其社事。1922年任德国文学顾问。离职后在北京大学任德文教授。结识不少中国学者，想联合中德双方创办“东方学社”，亲自拟定章程称：“中国有数千年的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近几十年，欧美人民饱尝战争之苦，认识到在强权和枪杆之外还有另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因而纷纷注视研究东方文化。本会以研究中华文物制度为己任，研究古代经籍和历史的关系，以洞察国家和社会治乱之根源”。1924年回国后，被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聘为荣誉讲座教授和系主任。1925年在法兰克福创立中国学社，同时主编《中国学报》，晚年研究中国文化和翻译中国经典，就在去世前一年完成了《中国文化史》的书稿，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研究和宣传中国文化事业，死时年仅57岁。尉氏以尊孔闻名于世，除翻译研究儒家经典外，他对道家经典也倾注了不少精力。生前他曾对中国新儒家张君劢说过：“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尉氏留下的道家、道教译著引起德国汉学界的重视。据说德国还专门成立了“尉礼贤翻译研究中心”。他在这方面的译著有：《老子道德经·老子关于意义与生活的书》(1911)；《列子·冲虚真经》(1912)；《庄子南华真经》(1912)；《易经》(1924)；《太乙金华宗旨》(1929)。著作有：《实用中国常识》(1922)；《老子及其道教》(1925)；《中国精神》(1926)；《中国文化史》(1928)；《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变迁》(1928)；《中国哲学》(1929)；《人与存在》(1931)。其子卫德明(1905-1990)，也是位著名汉学家，生于青岛，1933-1937年在北京大学教德语，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德国人办的德国学会。1948年赴美定居，任华盛顿大学东方学院教授，著有《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1942)、《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个帝国的历史》(1944)等。曾参与父亲德译《易经》工作，并以讲授《易经》而闻名于欧美，西欧人对《易经》的理解深受他的影响。

（四）外交官中的道教研究者

佛尔克（1867-1944），1890-1893年为德国驻华使馆翻译学生，后来在使馆和领事馆任翻译。1903-1923年任柏林大学东方语学院中文教授，1923年以后任汉堡大学中文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著译有：《中国的神秘主义》（柏林，1922）；《中国人的世界概念——他们关于天文学、宇宙论和自然哲学的构思》（伦敦，1925）；《中国文化领域的知识界》（慕尼黑，1927）；《古代中国哲学史》（汉堡，1927）。还发表过《西王母》（1906）、《葛洪是哲学家和炼丹术士》（1932）、《评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1941）等论文。

奥托·福兰阁（1863-1946），德国汉学家。中国名傅兰克。1888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890年以后在中国各埠德领事馆任翻译和领事。1895-1896年任使馆代理翻译。1901-1907年转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1907-1922年任汉堡大学汉文教授，后转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一生著述甚丰，文章和著作200多种，书评100多篇。主要有：《中国历史》（五卷1930-1952）、《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讲演和论文集》（1902-1942）（1935年北平德国学会出版）。

（五）一个“伟大的内行”

“伟大的内行”是西方汉学界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评价，因为他不懂中文，只是依据一些不完全的翻译材料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看中国，写了一本《儒教与道教》，这自然免不了说出一些外行话。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曾任柏林、海德堡和慕尼黑大学教授，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东西方文化和历史比较研究角度，来探讨世界诸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1922年在蒂宾根出版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全书分三卷，第一卷《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中的一部分就是《儒教与道教》（1915）。1951年美国学者格斯译成英文，改名为《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由纽约自由出版社出版，华裔社会学家杨庆坤作序，称这本书的“主题在于论证合理的市民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不发达，大部分是因为缺少一种宗教性伦理，而这种伦理作为心理动力，可助长其发达起来”。

这本书于1995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洪天富先生的中译本，除译者序外全书共分三编八章。第一编根据英、法、德文资料，从货币制度、城市制度、农业制度、政治制度、军队组织与民族组织等方面，以西方社会中的这些制度为参照系对中国的“社会学的基础”作了的一种静态的比较。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中，这些制度组织产生了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但在中国的社会中却不可能产生。这个看法实际上就是韦伯一向反对的片面的唯物论。第二编“正统”和第三编“道教”是本书的主题。余敦康先生指出：“在论述儒教和道教时，韦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考虑到精神因素而很少考虑到物质因素，当然也没有考虑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韦伯的这种论述也不是分析，而是一种比较，是拿西方的基督教来和中国宗教作比较，是精神与精神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韦伯认为，基督新教是外在的超越，中国的宗教是内在的超越，外在超越强调征服世界，控制世界；内在的超越强调适应世界，顺从世界，因而前者改造了传统，后者则是传统主义的”（见《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1期）。

韦伯认为儒教和道教思想都不能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促进现代化的实现。但近几十年来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十分明显的对韦伯影响极大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故重新审视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热门题目之一。

（六）战后初期的道教研究

艾克斯（1891-1985），原东德著名的汉学家，1913年以研究屈原《招魂》在莱比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17年又以《论<淮南子>的世界观》为题通过教授论文。他是老汉学家孔拉迪（1864-1925）的高足和女婿。生前在莱比锡大学讲授韩非子、列子、老子、中国古代宗教、中国历史（一），在洪堡大学教庄子、中国历史（二），发表大量论文。著有：《中国》（1919）、《老子的神话式宇宙论探索》（德累斯顿，1932）、《今日道教和它的文献》（莱比锡，1933）、《河上公老子注》（瑞士阿斯科纳，1951）。还有《道教的起源》（1928）、《道藏的出版》（1935）、《道观的起源》（1936）、《道教的冥想及其对中国的精神产生的影响》（1949）等论文。

艾士宏（1899-1991），蒂宾根大学汉学系创始人。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于1927年到莱比锡大学东亚系研究汉学，师事于艾克斯，1932年翻译出版了周敦颐的《通书》。同年到中国留学，师事于张君劢、冯友兰、胡适等。1935年回国后在波恩大学任教，次年完成北宋张载《西铭》翻译和研究工作，通过了教授论文。60年代西德经济起飞，文化教育发展，各大学增设汉学系。他以61岁的年龄出任蒂宾根大学汉学系主任。计有论著56种。他的学生荷乐瑟在《纪念艾士宏》的文章中把老师的研究成果概括为四个方面：一、对中国哲学与宗教，特别是宋代哲学和道教的研究；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戏剧和古典小说；三、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农民起义如东汉的张角、东晋的宋恩等；四、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化史》（斯图加特，1964）；《佛教和道教在宋代的价值及法律地位》（莱顿，1968），《中国古代宗教和国家社祀典》（莱顿，1976）。还写过《<庄子>第二章的道教思辩》（1942）、《孙恩叛乱和早期道教反乱概述》（1954）、《张角起义和张鲁国考察》（1955）、《太平与太平教》（1957）等论文。

洪德毫森（1878-1955），德国诗人，中国名洪涛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华，在北京从事翻译工作，曾将《道德经》译成德文《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榜样的道》，于1948年由北平出版社出版（1948）。解放后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1954年回国。

（七）当前研究道教的代表人物

石泰宁格（1920-1991），德国著名汉学家。被称为马伯乐之后欧洲最重要的道教专家。二战前莱比锡大学东亚系毕业，战后回到母校，在西德厄尔朗根大学获博士学位，教授论文是研究关尹子的。1956年出任威尔茨堡大学远东语言教授。1965年主持远东文献讲座，不久创办汉学研究所。1979年设立国际道藏研究组，与巴黎远东学院有合作，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关系密切，为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还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淮南子。主编“威尔茨堡中国学与日本学丛书”并出版了好几本道教论著。1985年为纪念他65岁生日，他的弟子编辑出了纪念文集《东亚的宗教与哲学》。这本书分道教、佛教、诸宗教和哲学四部分。道教部分收论文30篇，作者大部分是德国和法国的有成就的道教研究者。论文与作者分别是：《俞琰与吕洞宾的<沁园春>——宋代的炼丹诗》（法尔琴·巴尔德里安-胡塞因）、《五通——祭祀的概略史》（乌尔苏拉-安格利卡·策德齐希）、《<西游记>中对炼丹术的解释》（凯瑟琳·戴斯博）、《天师对天意的确认》（巴尔巴拉·亨德里希克）、《东华帝君之名在道教传承中的地位》（弗洛利安·莱特）、《宋、元道教徒中三教的超越统一》（伊莎贝尔·奥比奈）、《关于敦煌文书中所见道士的法位阶级》（克·施博尔）、《关于老君八十戒》（汉斯-赫尔曼·施米特）、《彼世的许可证——后汉墓卷所见冥界观》（安娜·赛德尔）、《早期道教中治病礼仪与罪的问题》（米·斯特里克曼）、《郭宪的<洞冥记>》（艾士宏）。

其中不少学者参加了道藏研究，在起动计划上得到了傅海博教授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鲍威尔教授的许多指导。

德博，海德堡大学退休教授，著名的汉学家。1921年生于慕尼黑。1968年受聘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诗歌。也研究道家思想。发表过《德国小说中的道家思想》、《叔本华理解的“道”是什么》等。涉及道家、道教的专著有：《东亚文化学》（维斯巴登，1984）；《王尔德和道教》（法兰克福，1986）。

鲍威尔（1930-1996），中文名鲍吾刚。曾任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东亚系主任。1953年以论文《张良和陈平——两位西汉开国政治家》获博士学位。1958年通过教授论文。1960年曾任美国密执根大学客座教授，1961年-1962年在美国、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做研究工作。德国当代许多优秀汉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1997年1月16日德国《世界报》称：“他渊博的学识为学生打开了认识中国历史与哲学、道教与佛教、文化与文学的大门。他的言传身教已经突破了狭窄的中国问题，为许多学生指明了生活和实现自己的才能的道路”。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述甚丰。还发表过一些道教论文，如《葛洪关于“知足”之理》。载《亚洲：传统和进步》（维斯巴登，1971）；《老子》，载《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个人崇拜》（慕尼黑，1971）等。

张聪东，华裔学者。1931年生，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先秦史。著有：《甲骨占卜所反映的商代祭祀——中国上古宗教的古文字研究》（维斯巴登，1970）；《庄子的诡辩、智慧和实践哲学》（法兰克福，1982）。曾用英文写过《早期道家思想的理论》一文，被收入法国汉学家苏远鸣主编的《古代中国》（巴黎，1977）。

瓦格纳，海德堡大学教授。1941年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哲学博士。1996年9月巴塞罗那会议（第11届）被选为欧洲汉学协会秘书长。1980年和1988年两次来华访问。对《老子》颇有研究，主要有：《中国中世纪里的生活方式和药品》，载1973年《通报》等59期第79-178页；《相互结合骈比的文章风格：老子和王弼》载《亚洲研究》（1980年第34期第18-58页）；《王弼：<老子微旨例略>的结构：语言研究与翻译》，载《通报》1986年第72期第92-129页；《王弼校订的老子》，载《古代中国》1989年第14期第27-54页。1993年在《通报》发表文章评论阿兰·张的著作《道的两种视角：<老子>王弼和河上公注研究》（1991年纽约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8月应邀参加北京“道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题为《被遗忘的指示：王弼的<老子>解释学》，认为汉代以后注释正式成为最重要的思想工具。哲学的论文，也渐渐变成了一种比注释更为系统的关于经典的隐含意义的思考。将经典的文体视为一个隐藏着绝对真理的宝藏的设想，赋予注释以极大的重要性，并且迫使解释者们为了发掘出这些真理而进行最大的科学努力。

波克特，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医史文献和中国针炙。1979年出版《中医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体系》（1973），1974年在美国被译成英文版。1979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其论文是《紫阳真人内传》。1972年参加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并宣读了《从<平妖传>看道教式叛乱者的伦理性格》。1983年出版《中医诊断教程》。

温树德，慕尼黑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医学史，翻译过《黄帝内经》等中医古籍。著有《传统中医诊断的实践》（1973）、《医学和伦理学——古代中国的社会冲突》（1975）。《中国的医学：一个思想史》（1985-1986）。

莱特，自取中国名常志静。生于1948年，1978年威尔茨堡大学汉学专业博士，1986年完成教授论文，现在威尔茨堡大学任教，主要研究中国道教文化史，是德国目前较活跃的道家、道教研究者。著有《道教的基本因素和倾向》，这部著作于1988年作为“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丛书第48种在维斯巴登出版，全书174页，副标题是“其在金、元及明初历史中的融合与个性间的紧张关系”；《<三洞珠囊>——唐初的道教著作》于1990年作为已故德国汉学家汉斯·石泰宁格（1920-1991）主编的“威尔茨堡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丛书”出版，全书220页，探讨了唐代道士王悬河所编《三洞珠囊》，该道书收入《道藏》第780-782册，为《三洞经》的精华部分；《<上清道类事项>的范畴与事实》将在维斯巴登出版；《图文老子生平与活动·老君八十一图说》，全书240页，1990年在威尔茨堡出版，全书240页。现根据美国德裔学者利维亚·科恩博士在韩国道教思想研究会编《韩国道教之现代的照明》(1992)文集中所发表的《西方道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1991)一文着重介绍这本书的内容：

所谓“老君八十一图说”是指“关于老君81种变化的既有图画又有文字的著作”，“老君”在西方中称为“最高的至圣君主”，这里专指圣化了的“老子”和“道”的表象，图文表示一个被融合了的和高度发展了的道的中心神话说。他的模式和神话的结构如下；

“1-5通过作为道的老君创造世界（5幅图）

6-10圣经与经符的创作（5幅图）

11-17老君是古代帝王之师，文化与政令的发展（7幅图）

18-26作为老子的老君诞生、生涯、移居国外和升天（9幅图）

27-34老君和尹喜的化胡（8幅图）

35-44老君在中亚、南亚各国的出现及其改宗：作为佛陀的诞生（10幅图）

45-55回到中国和第一批弟子，包括孔子、庄子、列子和杨朱（7幅图）

56-64自汉初到北魏道的启示（13幅图）

65-81唐、宋时老君的出现（17幅图）”。

以上是“81幅图”的内容。

作者把这本书称为“东亚宗教史和文学史中的图书珍品”。它是由德国汉学家傅海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并获得一份复印件。莱特就是根据这个复印件来写作的。这本书的主要优点是图文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易懂。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代本也可利用。

除了图文本身外，莱特还将其译成德文，还附有一个导论强调“儒家、佛家和道教与哲学体系在古代传统中相互影响”。“他介绍老子是‘关于道及其德行的书’的‘推测的作者’，老子被儒家、佛家及道信徒都视为‘圣人’，被评价为古代的学者；围绕老子同时曾发生持久冲突，它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文证：‘这本书把老子表现为宇宙、创造和整个文明本身的绝对中心。’有关冲突史，以及这本书在其中的作用，在此得到了简短的阐述”（见薛华《老子释撮要——德语范围老子研究资料》，载《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3、4期合刊号第246页。)

此外，1981年以来他还发表过不少论文，论及到金代道士郝大通（1140-1212）、丘处机（1148-1227）、唐代道士王悬河、范祖禹（1041-1098）以主道教经曲《阴符经》、《疑仙传》等。

巴尔德里安-胡塞因，威尔茨堡大学教授。70年代，后去巴黎留学，师事于汉学大师康德谟，承担了翻译和研究宋代难解的道经《灵宝毕法》，1979年3月在巴黎大学获得第三期博士学位，1984年在巴黎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11世纪的炼丹术要说》（1984），长达322页。发表过一些论文，如《俞琰与吕洞宾的<沁园春>：宋代炼丹诗》，载瑙多尔夫等编《东亚宗教》与《哲学》；《北宋文学中的吕洞宾》载《远亚通讯》1986年第2号；1987年为美国《宗教百科全书》第14卷撰写《道教纵览》，原为法文，由查尔斯·列布兰克译成英文发表；1990年又在《远亚通讯》第5号发表《内丹术——“内丹”一语的起源和运用释解》。

古恩奇，青年学者，为德国道藏工作组成员，以《<神仙传>与神仙的形象》获博士学位。这部博士论文已于1988年公开出版，在对《神仙传》翻译、评注的基础上，分析讨论“仙”显身的外在形象特征。这本书作为“威尔茨堡中国学日本学研究丛书”第16种于1988年在伯尔尼（瑞士）和法兰克福（德国）出版。

恩格尔哈特，慕尼黑大学任教，研究道教和中国医学的饮食治疗法及其历史发展和现时应用。她还在中国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呼吸训练，实践太极拳，理解唐代这方面的原作。1981年发表专著《太极拳的理论与技巧》。1987年出版《气功的古典传统——根据唐代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的阐述》，通过翻译和研究原著，分析了气、精、神、形等概念。1989年为日本板出祥伸和美国利维雅·科恩教授合编的英文版文集《道教冥想和养生术》撰写《生命之气：唐代的养生术》。

乌尔苏拉·安格利卡·策德齐希，维尔茨堡大学教师，1987年以研究南朝齐梁时道士和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456-536）的《登真隐诀》获哲学博士，博士论文是《早期文献资料所反映的天师科仪：<登真隐诀>第三卷科仪资料翻译与研究》，已于当年出版，174页。正在写专著以研究“五通”（所谓五圣崇拜）探讨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界限为主。这种崇拜不仅包括佛、道教礼仪，甚至涉及导源于中国古代宗教体系的道教实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道教》1999年第3期、第4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