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沟通的重要纽带，其意义不仅局限于物资、人员的往来，更促进了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传播。形成于外国的佛教、景教、犹太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众多宗教都借助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也曾经由丝绸之路向西域传播。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以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为契机，让其认可了道教的贵生思想，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为后世留下了“一言止杀”的佳话。

关于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召见的过程和二人的对话，《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道教方面的文献多有记载，虽然其中可能存在虚构的情节，但是整体而言是可信的。因为，成吉思汗主动召见丘处机一事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丘处机身上有何吸引成吉思汗之处呢？那就是，成吉思汗对不死药有强烈的渴望。耶律楚材《西游录》和释行迈撰《至元辨伪录》记载说，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仲禄的人，因常献养生药物而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他进言称丘处机已经三百岁，有保养长生之秘术。1219年，时年56岁的成吉思汗被刘仲禄所说动，决定召见丘处机，欲得其长生之药。

当然，除了求长生之药这个直接动机之外，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还有更深的意图。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随着其铁骑的前进不断扩张，征服了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民族。所以，蒙古帝国内部宗教的多样化成为趋势。加之，蒙古人的信仰属于萨满文化体系，是一种自然崇拜和泛神论，并不具有排他性，所以，成吉思汗对源自中原的全真道自然全无排斥之意。甚至可以推测，在战乱不断、社会陷入混乱、人民痛苦绝望的背景下，成吉思汗也试图借助全真道的影响力来维护统治，笼络人心。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看出全真道和丘处机在当时的号召力。1214年，山东杨安儿等起义，登州和宁海不平，金朝驸马都尉仆散安贞请丘处机进行抚谕。丘处机招安两州获得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不仅是金，南宋和蒙古也争相向其示好，希望丘处机能够为自己所用。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长生药。

那么，成吉思汗的召见对于全真道和丘处机方面又有怎样的意义呢？丘处机是全真道开祖王重阳的七名高徒之一，王重阳之后，以这七人为中心开展传教活动，让全真教获得很大的发展。1187年，王处一被金世宗召唤，询问养生治世之术，翌年，丘处机也被召唤并受到了厚待，全真道与金王朝的关系变得密切。但是，随着蒙古势力的崛起，金和南宋显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如果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很有可能让整个全真道的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在对时局进行判断之后，丘处机决定答应成吉思汗的邀请。

丘处机当时已经73岁高龄，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沿丝绸之路远赴中亚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与成吉思汗的钦差刘仲禄见面之初，丘处机有所顾虑，没有欣然同意。他甚至曾对道徒说：“其道合与不合，未可必也。”可见，对于全真道的理念是否能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他还是带有一定的怀疑。但是，劝说成吉思汗减少杀戮的使命感令丘处机下定决心，正如他在临行前的诗中所言：“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其大义凛然正体现了丘处机胸怀天下苍生的使命感。

1220年，丘处机带领18名弟子从山东莱州昊天观出发，一边沿途传播全真道思想，一边追赶蒙古大军西征的脚步，两年后西行至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才得以与成吉思汗相会。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之后，开口便问：“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丘处机诚实的为人和坦荡的态度让成吉思汗颇为欣赏，为日后的交往奠定了信任的基础。

某日，成吉思汗在狩猎时落马，险些被附近的野猪伤害，丘处机乘机进言，说天道好生，堕马是天戒，野猪不敢上前是天之护。成吉思汗对于天意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此后两月不出猎。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性情有深刻的洞察，所以才能巧妙地向其宣传全真道贵生的思想。

《元史·释老传》记载说，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治国之方时，被告之以敬天爱民为本，询问长生之道时，被告之要清心寡欲。对于这样的观点，成吉思汗表示十分认同。每有战事，丘处机必然关心能否不杀人。成吉思汗询问不杀生的原因，丘处机就解释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恩推德，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宏基可保。”

丘处机以有利于个人养生和政权长远统治的角度宣扬不杀生的重要性，这正是能够让成吉思汗转变思想的关键所在。最终，成吉思汗在临死前宣布：“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发现，游牧民族掠夺式的征服方式，已经不适用于稳定的长期统治，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安抚百姓，获得民意的支持更为重要，“止杀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而这与丘处机的反复劝说无疑有密切的关系。

作为回报的是，成吉思汗厚待全真道士，免除其徭役和赋税，更让丘处机掌管天下道门事务，让原本独立发展的全真道逐渐融入道教，成为与正一道并列的道教两大派。1224年，丘处机东归，居燕京长春宫，以此为中心大力发展全真道，派弟子去各地营造宫观，成为大量流民的庇护所，全真道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追求个人长生与成仙是道教早期的目标，刘宋以后，《灵宝经》从佛教吸收了大乘思想，开始强调对他人的救济优先于个人的修炼。我们回顾全真道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开祖王重阳原本不过是普通的内丹道士，他开创的全真道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庞大的教团，根本原因在于其教法重视“功行两全”，特别凸出“行”的重要性，摆脱了神秘主义和个人修行团体的局限，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功能的大众宗教。金、元时代战乱不断，正是因为全真教徒实践利他行为，所以获得百姓的拥护，由此获得了朝廷的重视，逐渐与国家权力结合，被赋予一定的便利和特权，进而加速了教团的扩张，实现了宗教发展中的良性循环。

贵己之生，必先贵他人之生；贵人之生，必先贵万物之生。道教这种齐同慈爱、天人合一的贵生思想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中国复兴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国家软实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

（来源：2015年9月28日《学习时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