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节日中的祛灾去病风俗与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具体表现在节日中关于去除疾病、辟兵祛灾、避劫消祸、驱除鬼邪等祛灾心态或风俗活动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道教对民间节日祛灾去病风俗也进行了吸收、改造和发挥，具体表现在岁时节令道教关于祛灾治鬼的法术和消魔成仙的科仪当中。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节日；祛灾去病；道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节日中祛除灾害的风俗与早期道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灾害以其对人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的破坏和影响，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如果说古代节日风俗是一幅浓缩的生活画面，从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大量关于祛除灾害的题材。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则与民间的祛灾风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我们从道教的早期发展阶段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看到这一状况。本文探讨的道教文化主要是指神仙和鬼神信仰、服食、法术、科仪等。民间节日主要是指在一年中风俗活动相对集中的固定时日。由于节日是由节令演变而来，[1]早期道教对二者都有吸收和发展，故对节令也有所涉及。

一、去除疾病的节日风俗与道教文化

在各类灾害中，疾病是最受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民间节日中有许多预防和治疗疾病的风俗。由于早期道教在治病、养生方面对民间有着深刻的影响，自然也就融入节日风俗当中。

就疾病与岁时节令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春、夏、秋、冬四时之气都有可能导致疾病。自然之气的性质随着四时二十四节气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冬季的寒气，[2]有时使人致病，有时藏于体内成为疾病的隐患。这一古代医学的基本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对人们在生活中预防、治疗疾病经验的总结。在去除疾病的节日风俗中，古人就是采用生活化的手段，以应对不同的节气变化，希望达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的目的。

首先是预防疾病。保持人体五脏健康是预防疾病的基础，关于去除五脏邪气的节日风俗，如《阳羡风土记》讲：“元日造五辛盘，月正元日五薰炼形”[3]，“五薰，五辛也，以发五脏之气”。五辛指五种辛辣的蔬菜，“一者韭，二者大蒜，三者小蒜，四者葱，五者薤”[4]，其辛辣的性质有助于发散五脏的寒气、邪气。至于魏晋民间传说得道之人姜叔茂种五辛菜，则使得五辛菜与仙人有了关联。传说中姜叔茂在句曲山一带种五辛菜，[5]卖之以换丹砂服用，后得仙“在蓬莱为左卿”，又早期道教神谱《真灵位业图》中有张叔茂（张或为姜之误）在第四中位太清的左位，[6]姜叔茂当是早期道教中影响较大的仙人。

关于养护眼睛的节日风俗，如《荆楚岁时记》讲八月十四“以锦彩为眼明囊”[7]相赠送，又《述征记》讲：“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头露，洗目目明。”[8]民间用彩囊明目与仙人赤松子的传说有关，《续齐谐记》讲：“宏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无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曰：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9]民间节日的这一风俗似在模仿传说中仙人的养生之道。

关于提高人体预防疾病能力的节日风俗，如元日服用药物“敷于散”，而这种药物出自著名道教人物葛洪，“葛洪《炼化》篇，敷于散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分为末，元日井华水服之，抑阴助阳，却邪辟疫”[10]。葛洪不仅是著名的炼丹家，在药物学方面也很有成就。

外在病邪之气也会导致疾病。关于攮除、压制疾病的节日风俗，民间有的用药物攮除毒气，如《荆楚岁时记》讲“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11]。民间以五月为恶月，祛灾风俗较多，采药治病是其中的风俗活动之一，这其中也含有道教文化或者说巫术的内容，《荆楚岁时记》讲，五月五日人们“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12]，还说到：“宗士炳之孙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13]艾本身具有治病的药用价值，但古人在采艾时取似人形者，或将艾草制成人形，则与巫术、法术的影响有关。在道教文化中，有取“人”形器物厌解疾病的法术和章奏科仪，如《赤松子章历·病死不决银人代形章》就讲到用“银人”或“锡人”[14]厌解疾病。民间还以某种简单的仪式厌解疾病，如“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15]，这种以朱墨点头部厌制疾病的风俗与民间巫术、道术也有密切关系，道经《真诰》讲，道士“以真朱笔点左目眦下，以雄黄笔点右鼻下”[16]，用以“检制魂魄，消灭尸鬼”，以为朱红色有驱邪治鬼的作用。

关于季节性去除炎热或寒冷的，如《抱朴子》所讲不热之道中有立夏日“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不寒之道中有立冬之日“服太阳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17]。这应当也只是传说中的去除寒热的方法，难以实证，正如刘孝威《苦暑诗》说：“玄冰术难验，赤道漏犹长。”[18]但也说明道教所讲服食丸散等在节令文化中确有一定影响。

可以看出，治病健身是魏晋南北朝岁时节令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于传说中的神枕，就是将疾病预防、治疗与岁时节令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神仙传》讲汉武帝东巡，听泰山父老讲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三十二物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19]，枕中的二十四种药物分别与二十四节气相对应，其制作方法为道士所传授，传说有治病甚至返老还童的功效。神枕的民间传说集中体现了二十四节气与道教养生文化的紧密联系，道经《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记有神枕的具体药物成分和功用：

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当二十四气，其八毒以应八风……一年中所有疾病及风疾皆愈差而身尽香，四年白发变黑，齿落更生，耳目聪明……芎藭、当归、白芷、辛夷、杜蘅、款冬花、藁本、蜀椒、桂、干姜、防风、人参、桔梗、白薇、肉苁蓉、飞廉、柏实、薏苡仁、白术、木兰、衡花、秦椒、糜芜、荆实凡二十四物以应二十四气，又加八毒者：乌头、附子、藜芦、皂荚、矾石、莽草、半夏、细辛[20]。

这里枕中多为疾病治疗中的常用中药，将其调配起来以应对各节气中的病邪、毒风对于预防疾病、养生当会有一定的效果。至于道经把“神枕”作为道教科仪用品，则是对“二十四气”说的吸收。

疫病在古代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乃至生命，民间在冬至日有禳除瘟疫的风俗。如《荆楚岁时记》讲：“冬至日量日影，作赤豆粥以禳疫。”[21]禳疫的风俗观念与民间信仰有关，在民间鬼神信仰中以疫为鬼，如传说“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为疫鬼”[22]，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道教对这一民间信仰多有吸收和发挥，如道经《太上洞渊神咒经》说：“天遣疫鬼行七十二种病，病杀恶人，世间浩浩，鬼兵流毒。”[23]《女青鬼律》讲：“逆煞之鬼流布人间，诳作百病”[24]，将众多疫病说成是疫鬼造成的。再者《女青鬼律》还将一年十二个月以及地支对应的十二日均配以瘟鬼名号，[25]这些是对民间节日、节令疫鬼文化的广泛吸收。

民间禳除瘟疫的风俗活动也与道教文化有一定关系。禳除瘟疫的节日有正旦、五月五日、冬至日、腊日。还是以冬至日禳除瘟疫为例，《荆楚岁时记》讲，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又魏晋间宫中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26]。所讲赤豆粥、红线与上文提到的朱墨、朱笔似乎都在强调红色的辟邪作用。其中用红线量日影以禳疫，还体现了时日与所谓疫鬼的对应关系，道经也讲“温鬼各直其日，从十二时支干上来，疾病民人”[27]。那么，从民俗活动的角度来看，是用红线禳除特定时日的疫鬼。其他如葛洪讲：“正月旦吞鸡子、赤豆七枚辟瘟气。”[28]“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29]这种正旦禳除瘟疫的道术有一个特点是强调数字七，是以食物与术数相结合的一种节日风俗活动。再如，《齐民要术》讲：五月五日“合止痢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蜍及东行蝼蛄”[30]。上文已讲，五月五日端午节古人有采药治病的风俗，这里列出了多种药物名称，突出的是端午节这一特定的时日。再如，腊日以土逐除瘟疫，《宣城记》讲：“洪炬吴时作庐陵郡，载土船头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头云，无所载，土耳。”[31]以土逐疫是一种镇厌、驱除的法术。道教文化中有以土厌解的法术，《抱朴子》讲：“常以执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叶薰草，以泥门户方一尺，则盗贼不来；亦可取市南门土，及岁破土、月建土，合和为人，以著朱鸟地，亦压盗也。”[32]这虽然是厌解盗贼的法术，与逐除瘟疫目的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土厌解。在这种法术中，对取土的年、月、时日还作了说明，也反映出道教法术对岁时节令文化的吸收和发挥。以上节日禳除瘟疫的风俗活动中，人们使用了食物、药物、生活用品、自然物，这些本来都是普通物品，之所以传说有辟瘟疫的功效，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术来使用，其中涉及颜色、数字、时日、疫鬼等内容，这其中多有道教文化或方术的影响。

关于驱除疫鬼的符咒，如《三皇内文遗秘》所载“敕瘟咒”：“四时八节因旺而生神，不内养外作邪精五毒之气，入人身形，或寒、或热五体不宁九丑之鬼，知汝姓名急须速去，不得久停，急急如律令！”[33]咒语说明道教对驱除疫鬼的关注，其中敕令包括了“四时八节”而生的疫鬼，则是对民间节令文化的吸收。道教文化中用以祛除疾病、灾祸的法印也吸收了民间的岁时节令文化，《三皇内文遗秘》记载有“太清黄神越章印”[34]（图1），“用雷震枣木心，于五月五日或春甲子日或夏丙午日刻之”，该印“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二分”，以为佩持宝印，可以“内无疾病，外断诸袄，救护天人，除精却恶，所求自然”，还有“越章咒”“印章咒”“杀鬼咒”“救瘟咒”。“太清黄神越章印”的制作时间与民间端午节是同一天，明显是吸收了民间祛除疾病的节日风俗观念。

民间节日风俗中还以一定的仪式来驱除疫病，如腊日逐疫的风俗活动，《荆楚岁时记》讲：“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35]。其中金刚力士是民间信仰中形象威武的神灵。《河图玉版》云：“天立四极，有金刚力士，兵长三十丈，此则其义。”[36]力士逐疫的风俗是一种巫术活动，从道经中也可看出对这种民间逐疫风俗的吸收，《太上洞渊神咒经》讲，太上道君“遣天丁力士令逐此鬼”，“若有一鬼不去者，十方力士即来收之矣”[37]。关于道士驱逐疫鬼，讲到“（道士）勤为众生遣一切疫鬼矣”[38]，“吾遣十方大驱将军三十九亿人助道士驱逐之耳”[39]。在早期道经中既有巫术中的力士驱除疫鬼，又有道士驱除疫鬼的内容，反映出道教文化对巫术的吸收和对民间驱除疫鬼风俗的关注。

二、辟兵祛灾的节日风俗与道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兵戈之灾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这也反映在节日风俗当中。古人以五月为恶月，禁忌较多，[40]这集中地表现为五月五日端午节有关辟兵祛灾的风俗。民间有通过传说中的方药辟兵之法，《荆楚岁时记》讲，“五月五日，俗以此日取蟾蜍为辟兵”[41]，就是用蟾蜍辟兵。关于这种做法《抱朴子内篇》讲：“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矢弩皆反还自向也。”[42]又陆机《要览》也有类似说法：“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重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五日取阴干，以其足画地即流水，带之于身能辟兵。”[43]所讲万岁蟾蜍显然属于传说，但是这种传说中以特定时日合成药物的道术对节日辟兵风俗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如，魏收《五日》诗写道：“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44]，是以符、印、灵文辟兵。这在道经中也多有记载，《抱朴子》所讲辟五兵之道，“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著心前”[45]，是作道符佩戴用以辟兵，还讲使用辟兵道符要“岁符岁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说明早期道教已有与岁时节令相结合的辟兵道符。又《三皇内文遗秘》讲五月五日用枣木心刻“太清黄神越章印”[46]除精却恶，是以印祛灾。又《明真科经》讲“帝王国土灾疾、兵寇危急厄难，当丹书真文五篇于中庭”[47]，是以真文、灵文辟兵。早期道经中对这些保护自己、免遭敌方侵害法术的记载，说明古人节日中避兵祛灾的风俗有着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

再者，佩戴五色织品辟兵祛灾的节日风俗，《阳羡风土记》讲“端午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48]。五色缕在端午节还是比较流行的赠品，《邺中记》讲：“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饲神及作五色缕、五色辛盘相问遗。”[49]五色丝有多种名称，其中辟兵缯则说明它在节日风俗中所谓辟兵的用途。关于辟兵，有两种意义，一指兵灾战乱，二指民间信仰中的鬼兵、瘟疫，如《荆楚岁时记》讲“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50],又道经《太上洞渊神咒经》也说：“疫鬼刀兵杀害众生”。[51]

早期道教文化在以五色缯或五色织品辟兵祛灾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如《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经》具体讲五色缯有白缯、黑缯、青缯、赤缯、黄缯，在上面还分别写有五方帝君的“符命”：“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帝君出下元符命”“南方梵宝昌阳丹零真老帝君出下元符命”“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帝君出下元符命”“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帝君出下元符命”“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帝君出下元符命”[52]，以为可以辟兵禳灾，其中赤缯上写有“其年金石自消，兵灾荡民，中元出此文，固天气禳此灾”。道士还将真文写在五色缯上，“东方青帝符灵宝九炁天文”以朱书青缯三寸；“南方赤帝符灵宝三炁天文”黄书三寸绛缯；“中央黄帝符灵宝一炁天文”白书黄缯三寸；“西方白帝符灵宝七炁天文”墨书白缯七寸；“北方黑帝符灵宝五炁天文”青书黑缯五寸，[53]以为佩身可以消灾免祸。五色缯上的“符命”和“天文”都反映出是以五色象征的五方帝君来镇厌灾祸，是一种五方帝君信仰。又《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讲：“灵宝入山以甲子开除日，以所授委缯参之无色彩，各五寸悬于名山大石上，所求必得度世也”[54]，这里无色彩成了五方神灵的象征物，道士以为向其祈求可以满足愿望。而且道教以为五色缯中的五方帝君与人体有对应关系，“以五色纹缯之信以镇五帝有灾之身”，“万灾咸消，兵疾不行，天人欢泰，国祚兴隆”[55]。似是说人体内也对应有五帝，如不镇厌就会产生灾害。那么从辟兵祛灾的方式来看，道教文化中使用五色纹缯是一种镇厌灾害的法术。

有的神话传说还反映出古人辟兵祛灾的节日文化心态。例如《神仙传》讲，正月十五夜，尹思观月预知兵灾。[56]正月十五月圆之夜本应当赏月，但是故事以仙人观月为题材，反映出的是晋代战乱的社会背景。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兵灾战乱影响了人们安定的生活，神话传说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表现形式。

三、避劫消祸的节日风俗与道教文化

在某些节日祛灾风俗中，灾害是由不明原因造成，或者是古人把污秽与灾祸联系起来形成的风俗观念。例如，九月九日重阳节，古人以为这一天也是逢凶之日，因而有各种避劫消祸的风俗。《豫章记》记载：“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有似龙形，旧俗九月九日登高处。”[57]《阳羡风土记》讲：“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烈气成熟仓赤，折其房以插头髻，云辟恶气而御初寒。”[58]这一风俗的形成与得道之人费长房有关，《续齐谐记》讲：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59]

九月九日避灾的风俗活动主要是登高、饮菊花酒、佩戴茱萸，这种避灾的方法据说是由费长房传出。又《荆楚岁时记》也讲这一风俗是起源于费长房的传授，“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60]。关于费长房，史书记载为东汉术士。[61]又《神仙传》讲，他学道于仙人壶公，能“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有神术”[62]。因此费长房所讲避灾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就是一种避灾的道术。

十二月八日腊日通过“沐浴转除罪障”[63]的风俗与道教文化也有一定关系。沐浴是道教科仪的内容之一，其中吸收了民间腊日沐浴除殃的风俗，如《洞玄灵宝道学科仪》讲“以一年将终十二月八日，多煮时有处有之香，作汤温调得所，师先以一符置香汤中，量室大小，听男女各于室中沐浴也”[64]。在沐浴时还有密咒，如“玄水澡秽，辟除不祥”[65]，这里在腊日沐浴的风俗中融入了道符、咒语。道教认为沐浴不仅可使人消除灾祸，而且是一种长生术，“令人光泽，不病不老，月蚀宜救，活人除殃”[66]。

早期道教的沐浴除秽科仪已与岁时节令相结合。首先道教的三元节有沐浴消灾的内容，《三元品戒经》讲：“常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平旦正中夜半三时沐浴身形。”并祝曰：“罪灭三途，祸消九冥，恶根断绝，福庆自生。”[67]沐浴主要是为了消除罪障、灾祸。再者，如《洞真黄炁阳精经》讲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时沐浴以炼化成仙，[68]《养性延命录》讲于一年十二个月中以特定时日沐浴消殃，不病不老。[69]

道教沐浴科仪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除秽、解秽，道经讲人会遇到五秽：“若道士、若女冠有五秽不可顿免，一者自投秽，二者偶见秽，三者自求秽，四者势位秽，五者交居秽。”[70]多是指修道之人生活中遇到污秽的东西或者居住在混杂的环境中造成了身心的污染，通过沐浴进行除秽。沐浴还可以祛除疾病，《真诰》讲：“既以除殗，又辟湿痹、疮痒之疾，且竹芦青而内，白桃即却邪而折秽，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浊。”[71]道教还以为沐浴可以炼化形、炁、神，《洞玄三元品戒经》讲：“夫为学者经三元上吉之日，香汤自炼，沐浴五神，则炁澄形正，神爽结真。”[72]也就是说，沐浴科仪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得道升仙的宗教理想，所谓“身受开度，升入帝庭”[73]。民间腊日沐浴主要是为了转除罪障、祛灾去病，道教除了吸收民间的这一风俗观念还把沐浴科仪作为得道升仙的一种方法。

此外，人们在节日中消除灾祸的文化心态还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其中也有道教文化背景。如《神仙传》讲，正旦大会栾巴用法术救成都市上火，[74]栾巴是蜀郡成都人，“少而好道，不修俗事”[75]，民间多有他祛灾驱鬼的传说，其中漱酒救火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较广。又庾信《正旦蒙赉酒》中也讲“成都已救火，蜀使何时归”[76]，反映出栾巴元日救火的故事在节日文化中影响较大。

四、驱除鬼邪的节日风俗与道教文化

节日中的驱邪实质是祛灾活动在民间鬼神信仰中的反映，所谓鬼邪、恶气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灾害或不吉的事物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早期道教既吸收了某些民间鬼神信仰，又反过来对节日驱邪风俗产生了重要影响。

驱邪风俗相对集中的时间是在新年旧岁交替之际，比较盛行的是元日治鬼风俗，《荆楚岁时记》讲：元日“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厌服邪气，制百鬼”[77]。元日治鬼的风俗在道教文化中也有反映，《女青鬼律》讲：“书六十日鬼名著乌囊贮之，常以正月一日日中时以身诣师家受之，系著左右臂，以此行来鬼不敢干。”[78]所谓治“百鬼”“六十日鬼”都表现出新年之初厌服众邪、辞旧迎新的心态，实质是古人消除疾病、灾祸的心理需求在鬼神信仰上的反映。关于桃汤驱邪，《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也有记载，“初觉似瘟病，便作桃汤服此符(图2)，令汗出”[79]，在服桃汤的同时还要用道符，以强化预防、治疗疫病的功效。

早期道教还广泛吸收了民间岁时节令文化中的驱邪风俗，并进行了发挥。早期道经已将甲子六十日以及十二个月份均配以鬼神名号，如“甲子日鬼名元光，乙丑日鬼名邴彰……”，“正月温鬼名惟，二月温鬼名肿……”[80]关于在特定时日中驱邪，早期道教文化中有多种方式，有的是知鬼神名号将其降伏，“随日忆知其名，鬼不敢近人”[81]；有的是画符役鬼，如八节日分别以“青炁班符”“赤炁班符”“白炁班符”“玄炁班符”[82]役使鬼神；有的是请天神、鬼官治鬼，如《上清高上灭魔玉帝神慧玉清隐书》讲五帝杀鬼都伯吏分别于甲乙日（图3）、丙丁日、戊己日、庚辛日、壬癸日，为学道成仙者杀鬼，防止被鬼邪干试。[83]

节日驱邪风俗反映的以居住生活为背景的民间鬼神信仰和治鬼文化，也被道教吸收和发挥。如元日门前驱鬼，“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84]。用桃板驱邪是道教治鬼的一种法术，道经讲“厌用桃刺长尺二，朱书又悬门户上”[85]，并作道符以制百鬼。也就是说民间以桃板驱邪的节日风俗是道教镇厌术的一种生活化的应用。

再如十二月暮日镇宅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讲“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86]。首先，镇厌活动反映出民间信仰以为宅舍中有鬼邪。在道教文化中有许多宅舍鬼邪的说法，当是对这一民间信仰的吸收和发挥，如：

“天正鬼名迭卧，地正鬼柃木，右二鬼是宅中死煞守鬼，常住人堂屋梁上，夜主伤害人、鸡、犬六畜……已巴艮、赦姑、殷咎，右三鬼是人屋中四壁角中鬼”。[87]

所述宅舍鬼邪与人的安危、房屋安全以及财物财产都有联系，反映出以居住生活为背景的鬼神信仰。关于以石镇厌的法术，道经《洞真三九素语玉精真诀》讲在五色石上书“九天玉文”以镇五方，[88]以此制万魔。相比较而言，道教的镇厌术还要用到符文、真文，方法更为复杂。

再如正月一日庭前辟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89]，按《神异经》山臊是深山中的鬼邪，会使人得病，“犯人则病”[90]。关于山鬼，道经讲有“山精之鬼长一尺名濯肉”“大山之鬼名弓强”“小山之鬼名和邴”[91]，且名号更为复杂。

再如正月家中辟鬼，《荆楚岁时记》讲“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火以禳之”[92]。这种风俗的产生据说是因为民间认为鬼鸟易对人家中小孩造成危害。[93]关于鬼鸟，道经则讲“人家宅上有树或竹林为乌鸠止，白鹭群鸟所依，此皆有邪魅”[94]，以为鸟类鬼邪产生与宅院里的树木有关，也表现出其与居住环境的密切关系。

总之，魏晋南北朝节日祛灾去病风俗与早期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节日风俗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在特定时日里的浓缩，包括民间信仰、饮食、服饰、居住、医药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可以看到早期道教的神灵信仰，或者说被道教吸收、发挥了的民间神灵信仰在祛灾风俗中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民间许多祛灾去病的风俗活动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生活化的道术，这些风俗活动在道教文化中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当然，早期道教对民间岁时节令文化也有大量吸收、改造，使之成为道教时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还表现出道教祛灾成仙的宗教目的与民间祛灾去病的文化心态相呼应。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文化在祛灾去病的节日风俗中有着重要影响，许多节日风俗有着深厚的道教文化背景。

注释：

[1]乔继堂、朱瑞平主编《中国岁时节令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1页。

[2]《伤寒论注释》，[汉]张机撰、[晋]王叔和编、[金]成无己注，卷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34册，第220页。

[3][晋]周处撰，[清]王谟辑《阳羡风土记》，《粟香室丛书》，江阴金氏补校覆刊。

[4][64][65][70]《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上，《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1988，第767、770、770、771页。

[5]《真诰》，卷十三，《道藏》第20册，第568页。

[6]《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道藏》第3册，第276页。

[7][12][15][21][22][26][35][40][50][60][63][77][84][89]《荆楚岁时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4、22、24、25、25、25、25、22、22、25、25、15、14、14页。

[8][清]秦嘉谟《月令粹编》，卷一三，引《述征记》，《续修四库全书》8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页。

[9][梁]吴均《续齐谐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2704册，第5页。

[10][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引葛洪《炼化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4页。

[11][13]《岁时广记》，卷二十二，第329、323页。

[14]《赤松子章历》，卷一，《道藏》第11册，第176页。

[16]《真诰》，卷十，《道藏》第20册，第552页。

[1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3月，第296页。

[18]刘孝威：《苦暑诗》，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880页。

[19][清]秦嘉谟：《月令粹编》，卷二二，引《神仙传》，《续修四库全书》第8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07页。

[20]《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道藏》24册，775页。

[23]《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三，《道藏》，第6册，第9页。

[24][78][81]《女青鬼律》卷一，《道藏》第18册，第242、242、241页。

[25][27]《女青鬼律》卷六，《道藏》第18册，第250页。

[28]《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3册，引葛洪《炼化篇》，中华书局、巴蜀书社，第1966页，以下版本相同。

[29]《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3册，引葛洪《肘后方》，第1966页。

[30]《齐民要术》，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卷三，农业出版社，1982，第165页。

[31]《荆楚岁时记》引《宣城记》，第25页。

[32]《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六。

[33][46]《三皇内文遗秘》，《道藏》第18册，第584、582页。

[34]《三皇内文遗秘》，《道藏》第18册，第582、583页。

[36]《古今图书集成》，第3册，引《荆楚岁时记》，第2652页。

[37][38][39]《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九，《道藏》第6册，第6、6、34页。

[41]《岁时广记》卷二十三，引《荆楚岁时记》，第336页。

[42][45]《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01、270页。

[43]《古今图书集成》，第3册，引陆机《要览》，第2251页。

[44][北齐]魏收：《五日》，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65，第2270页。

[47]《无上秘要》，卷五十三，《道藏》第25册，第193页。

[48][58]《阳羡风土记》，第8、9页。

[49][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邺中记》，中华书局，1960，第146页。

[51]《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二，《道藏》，第6册，第6页。

[52][53]《无上秘要》，卷二十六，引《洞玄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经》，第78、76页。

[54]《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卷下，《道藏》第6册，第338页。

[55]《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道藏》第34册，第387页。

[56]《神仙传》，卷九，《道藏精华录》，守一子校正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第39页。

[57][唐]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五，引《豫章记》，学苑出版社，1998。

[59][梁]吴均《续齐谐记》，《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第2704上册，第4页。

[6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第10册，中华书局，1965，第2743页。

[62][74][75]《神仙传》，卷五，第21、20、19页。

[66][69]《养性延命录》，《道藏》第18册，第480页。

[67][72][73]《无上秘要》，卷六十六，引《洞玄三元品戒经》，第218页。

[68]《无上秘要》，卷二十七，引《洞真黄炁阳精经》，第84页。

[71]《无上秘要》，卷六十六，引《真诰》，第219页。

[76]《岁时广记》，卷一，引庾信《正旦蒙赉酒》，第885册，第2页。

[79]《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卷上，《道藏》第6册，第345页。

[80]《女青鬼律》，卷一，第240、250页。

[82]《无上秘要》卷二十七，引《洞真九赤班符经》，第82页。

[83]《上清高上灭魔玉帝神慧玉清隐书》，《道藏》第33册，第765页。

[85][87][91][94]《女青鬼律》，卷四，第246、246、242、247页。

[86]《岁时广记》，卷四十，引《荆楚岁时记》，第450页。

[88]《无上秘要》卷二十六，引《洞真三九素语玉精真诀》，第81页。

[90]《神异经》，《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第691页。

[92]《岁时广记》，引《荆楚岁时记》，第158页。

[93]《玄中记》，见《古小说钩沉》，《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492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0年纪念文章[1964-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