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对东方世界的奇妙兴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TheodorJaspers,1883~1969）在哲学研究生涯晚期对东方精神世界和中国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突破“基督教历史哲学的世界史观”，较为接近“文化多元论”的哲学史观。与传统欧洲中心论哲学史观不同，雅氏跃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将哲学视角转向东方。基于“普遍哲学史”的设想以及“普遍、直观、简单、哲学”的标准，雅氏在《大哲学家》一书中尝试构建一个世界哲学史体系，证明东西方精神世界之间存在互动和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雅氏将孔子视作伟大的思想范式创造者，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共同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老子则与巴门尼德斯、赫拉克利特、柏罗丁、安瑟尔谟、斯宾诺莎、龙树等伟大的哲学家同列一组，是预示着思想幻景，走向宁静以及带来宁静的原创性、根源性形而上学家。老子对永恒、宁静和非历史之物的关注为历史的未来思考提供了无限可能，形而上的人与自然的玄妙关系促使雅氏将老子思想纳入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进行思考，展开了一段跨越历史时空的相遇和对话。

缘起与认识：道乃统摄

（一）   研究缘起

在1953年出版的《哲学自传》中，雅氏这样介绍自己研究东方哲学的缘起：“由于国社党的恐怖统治与被排除于自己的国家之外的经历，我的历史兴趣有了转变。哲学逻辑并不是我那时唯一的工作。……在那些年里，我的妻子常常在晚上依据我们当时的心境为我读一些书：或读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或读关于西方历史方面的书和中国小说。”１９３７年后的海德堡时期，学识渊博的印度学和东亚文化专家齐默尔（HeinrichRobertZimmer,1890~1943）帮助雅氏在崭新的思想领域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为雅氏带来中国与印度世界的哲学原典、译文、参考文献等新资料。在《大哲学家》的“老子”相关章节中，雅氏列举了在齐默尔帮助下获得的参考资料：其一是分别由史陶斯（ViktorvonStrauss,1809~1899）、格利尔、卫礼贤和魏斯翻译的４种《道德经》德译本，其二是佛尔克、哥罗特、格罗贝、葛兰言等编著的中国文化、文学、历史、哲学等的研究著作。由于语言原因，雅氏与东方哲学家的对话完全是通过译本和其他文献来实现的，雅氏同时参考了４种不同的《道德经》德译本，综合各个译本之长，以批判态度全面理解《道德经》。雅氏最为重视和常用的研读资料是史陶斯翻译并作注的译本，他认为这部乍读起来令人费解的译本是“最著名的、难以望其项背的”《道德经》译本和评注，译者在传统德国哲学训练的基础上，尽量深入透彻地翻译原文，对晦涩难懂的译文做出尽可能清晰明了的注释，时而也会带点玄奥的哲学味道。

雅氏认为谈道论德的《道德经》之存在确凿无疑，尽管全书并不完整，但却具备令人折服的内在连贯性。雅氏轻松愉悦又略带哲学味道笔调下的老子是一位神秘的，预示思想幻景、宁静本原的形而上学家。作为中国的隐者和云游思想家代表，老子与以色列先知、印度苦行僧一样以哲学家、思想家的身份出现。雅氏通过“道的概念”“道与世界”“个人的生命实践中的道”“道与人类治国实践”等四个方面对老子哲学进行阐述，还从老子的意义、效法老子的各式人物如隐士、善于生活者、文学家、暴力政治家，以及老子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等视角对老子及其哲学思想进行历史定位和哲学评价。从方法论来看，雅氏对老子的认识并没有局限于历史批判方法之中，而是通过实质性的文字和记述进行自我追寻和思考，在《道德经》的文字中把握老子思想的真实内涵。

（二）   统摄与道的同一性

雅氏在1931~1932年的冬季学期中提出和发展了“统摄（又译大全）”（dasUmgreifende）的概念，成为其哲学逻辑的基础：每个人都被某种东西统摄着，这种无所不包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也看不见的视野边际，超越客体，通过主客体合一说明自身存在。雅氏常通过带有否定性意义的方式对统摄涉及的诸多概念进行论述，统摄的基本思想尽管难于实现，但一旦掌握却又简单甚至自明，就像同时将意识和存在合而为一的超验一样。雅氏认为“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共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历史”，自己的统摄概念与老子的“道”“一”等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实现着共通，为“无限交流的要求”提供了可能。

雅氏将老子的道视作世界、万物和思想家的终极，其哲学问题的内涵是：“道是什么？宇宙万物如何从道中产生、又如何归于道？作为个体的人以及在国家统治下的人如何在道中生活？”作为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基本概念，道在德语世界存在多种译法：道路、上帝、理性、逻各斯、意义等。雅氏认为，如果把道看做人格化的神—男性或女性，那么把它称作中性的道（dasTao）无疑最为恰当。《道德经》开章明义地反对“以有限事物的方法认识道”，道的主导思想是无止境的终极。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出发，道是与存在相反的无，是一种超存在，即有生于无。道先于世界而存在，这种对立物的统一始终在世界之先，例如存在（Sein）和应为（Sollen）是同一的。与世界存在（dasWeltsein）概念类似，老子将道称为存在之根，坚持存在物在超越性的道中具有井然秩序的思想。道是单一和纯朴的，它不可捉摸地在动中有静的状态中达到完满。

雅氏多次表示：道乃统摄。通过否定形式呈现的道是一切对象物的本原：“道是充满可能性的虚空，而不是世界的纯粹现实性”，“道是无差别的非存在，它大于所有可区别、被规定的存在物。道乃统摄”。老子的一、道与雅氏的统摄都是超越一切的永恒空间，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就是要争取这个至大无外的空间，通过统摄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统摄与道一样，能够走向无限的可能性和无限空间，渗透于万物，使它们具备一种深远的含义。雅氏和老子通过两个终极概念所描述的世界本原，与谢林“与闻于世界之创造”（MitwissenschaftmitderSchopfung）所提出的人类根源或万物本原意义类似，哲学思维活动就是在于让人们返回本原—一个看似抽象、玄远而奥秘的空间。

共振：轴心时代世界哲学与老子思想

（一）   轴心时代之老子

雅氏主张文明平行论和文化多元性，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复杂多元的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雅氏不仅关注欧洲和古希腊哲学，更将学术视野扩展至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列子等思想家以及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等东方精神世界之中。雅氏从特定时代和问题的本质东西中，“直觉地洞察到中国、印度、小亚细亚和西方伟大的历史的独立本原”。史陶斯《道德经》译本评注也使雅氏得出了与之相类似的观点，是其对轴心时代最早的相关讨论：“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前521~516）；希腊人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崭露头角；在波斯，琐罗亚斯德对古代教义进行重要改革；印度则出现了释迦牟尼。”然而这些对公元前这段开化民族精神运动的讨论并未引起更多重视，但一种历史观己逐渐形成：人类历史在不同文明的孤立、相互影响和互动中形成统一的整体，一切多样性都在此中有其地位和意义。雅氏认为，人类的哲学精神与文明发展具有共时性特征，各种文化、历史是独立的有机体，是互不相连但能相遇和冲突的存在，构成地球上所有人类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

二战“临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的现实危机促使雅氏思考科技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关系，以“人类共同的起源与目标”为前提，雅氏提出轴心时代概念：公元前800至200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人类文明在北纬30度地区实现了重大突破，欧洲、古印度、中国的文明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都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导师。与耶稣基督降临形成的世界历史轴心一致，这一精神过程也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是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借助跨文化的轴心时代的概念，人们能够“更公允地关注历史、从事异域陌生民族思想文化的研究”。德国学者罗哲海认为，轴心时代理论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对重新确定西方学术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雅氏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论述，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在轴心时代非常活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庄子、墨子、列子和诸子百家等诸多流派。探究哲学无限可能性的《奥义书》和佛陀诞生在印度，先知们纷纷涌现于巴勒斯坦，古希腊罗马贤者如云。处于人类轴心时代的这些地区的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和自身的限度，探寻世界根本性的问题。雅氏认为，轴心时代中真实和独立的个体正是由于通过梵我（Atman）、涅樂（Nirwan）、献身上帝的意志或是道（Tao）才实现了自身存在的超越和飞跃。老子所代表的云游哲人和隐士与轴心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一样，通过哲学思想和内在气质从精神上思考自我与宇宙，发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道家思想中特殊的人性以朦胧的、形而上的形式顺从和范式世界，道与涅槃相一致，服从上帝的意志，以孤独的创造力超越自己。按照雅氏的观点，轴心时代尽管局限于中国、印度和西方，但所有人类都可以共同感受到轴心时代这一人类普遍变化的真实性。正是由于轴心时代的存在，才产生了对于人类无限交流的要求，认识并理解他者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克服在自我封闭的历史性中可能具有的狭隘。

（二）   世界哲学与老子思想

雅氏哲学主要关注存在、真理、生存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生存与超越构成了雅氏统摄概念的高层级样式，生存若是指示现实，超越则依靠“世界哲学”获得了历史性维度。雅氏模仿基督教的世界图景，提出“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e）、世界秩序（Weltordnung）、哲学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derPhilosophie）”等一系列世界性概念。世界哲学应当是“一种活生生的意识，以此来进行哲学思考”。雅氏对东方哲学的转向与他对世界哲学时代即将来临的预感存有内在关系，这也是今天普遍意义上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哲学的世界历史成为今天普遍交往的主要构架。作为人类“精神的新形式”，雅氏的世界哲学概念也孕育了新的哲学研究领域“跨文化哲学（interkulturellePhilosophie）”，为全球化浪潮下的人类交往提供了更为多元、直观的哲学思维路径，成为东西方哲学研究互动的理论基础。

在道与世界的关系中，雅氏认为：“道是作为无为而存在的，道的虚空是使存在物成为存在的那种无；道之有为似无为，生天地万物却静而无为，隐而不现，使自己与万物相适应；道是混沌一体的一，一是道的创生形式；所有此在物皆因道而存在；道超然于善恶之外，是持续的存在。”老子对道与世界的起源及具体事物的生成问题略有提及，即“道生万物和世界”，这种形而上的思想表明老子并未认识到一段“具有时间性的世界过程”，而是在描绘一个“作为存在基本本质的无时间性的永恒当下”。除了探究道在世界中的直观形象之外，老子还简述了世界是由道而产生的假设，人们从老子哲学中获得的是一个“作为根本本质的、没有时间限制的永恒当前”。老子所提及的世界过程“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永远不变的事件理解”，老子在世界中探求道、推行道，他的哲学形象是对世界的思考、阐释和理解，老子的道是在“超越所有有限性时达到的最深层次的宁静”。这一哲学思考进入了世界根源始终，为雅氏哲学体系中的世界哲学、世界历史等概念融入了东方精神世界的哲学论据。借助无限的开放性，世界哲学能够为非欧洲的哲学思维活动的根源提供一体化的可能。

相遇：普遍和多中心的生存交往

（一）   历史语境中雅氏与老子的交往

雅氏的交往概念主要指人与人之间语言与思想的交流，以及哲学意义上生存的、普遍的、无限的交往。雅氏强调交往的作用，“进行哲理探索意味着对有可能实行普遍交往的先决条件的探讨，哲学的世界历史能成为今天普遍交往的主要构架，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地球上的人类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历史”。雅氏勾勒出一个处于普遍交往以及多中心的世界哲学，无限的交流和交往则是“人类存在的普遍基础”，是人类历史统一性存在的核心。晚年的雅氏提出了符合全球化要求的交往形式：整体交往（totaleKommunikation），即世界范围内以公众对话为前提的交往。交往要求理性的自我意识，思维一切存在的本原，理性就是整体交往意志（totaleKommunikationswille）。

雅氏追求的哲理探索要求自由、自觉地探寻和吸收不同的哲学思想领域，只有通过与他人超越误解、超越暂时性、超越一切自明的东西的交往，人们才能认识自己。在《大哲学家》的导论“与哲学家交往”一节中，雅氏论述了与生者和与逝者交往的根本区别：“与生者的对话可以用问答的方式，这是自我存在带来的力量；与逝者的交往只能用一种类推法，提出问题，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得到回答，与逝者的交往是自我本质真理的源泉。”雅氏从斯宾诺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康德、孔子、老子等伟大崇高哲学家的思想中获得交往和思考的基础，每位思想家、哲学家都属于他的时代和世界，也是超时间的，普遍和多中心的生存交往是雅氏对老子思想进行研究的缘起和期待。

（二）   道、生活实践与交往理论

雅氏将道家思想论述的“道与个人”“道与治国”等置于生存哲学和交往理论的哲学体系中，他的交往诉诸普遍交往和精神之战。他试图证明“真正的交往以斗争为前提”，欧洲与亚洲的相互交往是绝对必要的。对欧洲来说，“与中国的相遇意味着一种可能性”，这也正是雅氏一直试图阐明的当下的可能性。初次相遇便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相互理解，因为雅氏与老子关切同样的问题：世界的本原，道与统摄。在生存交往的意义上，雅氏对老子思想的解读和研究超越了时空、国别以及一切外在的囿限。在雅氏与老子的历史对话中，老子为领悟真理而达到的不可言说境界是雅氏最为困惑和矛盾之处。每一句话不能尽意，每一句话必须在不可言说中消失。尽管雅氏的交往理论认为，人的思想只有通过言传才能够传播，必须进入适合理解、确定的、有所指的思考，但是，有时哲学的不可言说由于自说自话而陷入自相矛盾，这也是老子的无、不可言说等概念为雅氏带来的进一步哲学思考。老子总是从形而上学的整体进行思考，在道法自然中实现澄清始源的逻辑循环。尽管看似佯谬，但老子不断引向深入的思维形式、相互矛盾事物的对立、转化和存在，也是理解哲学的另一种方式。

雅氏将“道与生活实践”作为理解老子思想的一种视角，在个人的交往与实践中，老子提出的无为、柔弱、上善若水、虚怀若谷等都是在认识道和认识自我的前提下达到的极度宽广和遥远的处世本质。当世界秩序转变为由暴力和法律共同的构造后，老子这样真正保持本真存在的人在世界中的命运就会孤独。寻道者原本期待人与人之间原初的交往，但智者本身的与众不同造就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景况，孤独并非出于老子本意。孤独并非纯粹的消极现象，它是人作为实存之不可或缺的维度。在雅氏的交往理论中，孤独与交往互相联结在一起：“不发生交往，我就不能成为自身存在，不保持孤独，我就不能进入交往。”对雅氏来说，老子既是无为避世的出世者，也作为贤人和智者重新入世，为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交往创造精神联系。老子并非神秘主义者，他通过一种确定的思维活动进行沉思，以便帮助人们认识所有存在物的存在，通过证实使之成为可能。

结语

雅氏对东方精神世界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实际上是其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延伸，老子哲学在探究终极真理方面成为雅氏哲学建构的有益补充。老子的道与雅氏的统摄一样，是“超越所有有限性时达到的最深层次的宁静”，老子特别的哲学表达和思考方式、无所不包的思想深度都为雅氏的历史哲学带来了启发，在跨越时空的历史相遇中，雅氏与老子在思想上实现了共通。雅氏始终强调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老子思想也蕴含着面对自然、顺应自然的终极精神。老子思想以及辩证思维方式使雅氏更加明确地认为，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共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历史、一个共同的哲学世界历史。老子的功绩在于“深化了神秘主义的见解，并以哲学思想超越了它，这一思维的根源性与老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与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老子在统摄中寻找哲学思维的源泉，深邃的思想无所不包。

雅氏在西方宗教观的影响下认为，老子的局限性在于“在任何的苦痛之中都保持着乐观的心境”，中国精神缺乏轮回、十字架、原罪、殉道、救赎等概念，中国人既没有在世界历史中的存在观，也缺乏非自然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人本质上的魅力对我们来讲仍然是陌生的。中国人没有悲剧，也很难接近悲剧。雅氏对中国精神和老子局限性的陌生化描述表明，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不仅是雅氏在自身的统摄、世界哲学、轴心时代、交往理论等哲学思想的伟大构建中对一种异域哲学思想的探索，更是其生存哲学理论与中国哲学在超时间层面之上实现的共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是雅氏“他者话语中的一环”。分析和解读雅氏哲学视域中的老子思想，有助于厘清雅氏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国思想来源，也为中国语境中的老子研究提供一个他者的德意志视角。

作者：作者单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期刊：《中国道教》2020年第3期

基金项目：本文基金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德、日反思文学与记忆文化研究”（15CWW025），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近代来华德国人的陕西记忆书写研究”（19JK0709），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德中文明互动：近代德国人与西安的相遇”（19XWD26）。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