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贤菩萨是中国佛教所尊崇的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之一，与文殊菩萨一起为四大菩萨之首。通常汉地佛教寺院中，文殊骑狮子立于释迦牟尼佛左侧，普贤乘白象立于右侧。在大乘佛教中，普贤菩萨体现了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利益众生的愿行，也是佛教徒实践菩萨道的行为典范。在清代，由于净土信仰的普及和流传，普贤菩萨在佛教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普贤行愿品》在这个时期被列入“净土四经”（后又增加为“净土五经”），成为净土宗修行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推动了普贤菩萨信仰的普及和流传。

一、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与净土信仰

《普贤行愿品》是唐代般若译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在《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于文殊菩萨处得悟根本智后，最后又广参差别智。普贤菩萨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最后一位菩萨，他的十大行愿，是众生成就如来功德的根本法门，为《华严经》的重要内容。《普贤行愿品》卷首，普贤菩萨告诉诸位菩萨及善财童子：

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1]

这里十分精炼地概括了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深受佛教信众的喜好，并在实践中依之奉行。根据《普贤行愿品》，如果菩萨能够按照这十大行愿修行，就能成熟一切众生，圆满成就如来的庄严功德。

在《普贤行愿品》中，将十大愿王与临命终时往生阿弥陀佛净土世界联系起来，深受净土信仰者重视。《普贤行愿品》说：

又复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共围绕。其人自见，生莲华中，蒙佛授记。[2]

这是菩萨发心修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行，所得的功德。能于临终之时，一刹那之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按净土宗理论，修持净土法门，有九品往生说，即不同的根基，不同的修持，往生时有九种差别，可分为上中下三类，每一类又可各开上中下三品，惟有上品上生者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即得莲花花开，得见阿弥陀佛，悟无生法忍。而其他品位，则需要或一夜、一日一夜，乃至经十二大劫，才能花开见佛。修持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行，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符上品上生之说。这是普贤菩萨为净土信仰者所重视的重要原因。《普贤行愿品》又讲：

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3]

上文往生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的受记，是自我修行普贤行愿的功德。这里所讲的，是行持普贤行愿的利他功德，即救度一切众生皆得出离生死苦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普贤行愿品》所讲的自利、利他功德，所以普贤行愿成为修持净土法门，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重要的修行助缘。

二、蕅益智旭的普贤菩萨信仰

智旭（1599-1655)，名际明，又名声，字振之、蕅益、素华，自号八不道人，俗姓钟，吴木渎（今江苏吴县木渎镇）人。智旭的佛学思想，融合禅教律而会归净土。清顺治四年（1647），智旭著《弥陀要解》，以信愿行总摄《阿弥陀经》宗旨，系统阐述其净土思想体系。被后人奉为净土宗九祖。智旭重视普贤菩萨信仰的提倡，主要表现以普贤行愿会通华严与净土、勘辨禅净与往生净土，以及以普贤行愿赞叹血书佛经三个方面。

1、以普贤行愿会通华严与净土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与毗卢遮那佛同称为华严三圣，是《华严经》中所说的华藏世界中三位圣者。智旭经常将文殊的智慧与普贤的行愿并提，如：“文殊智海，念念清净。普贤行海，念念圆成。命终之后，生诸佛前，证度迷流，同登觉岸。虚空有尽，我愿无穷。”[4]文殊的智慧主要表现为觉悟成佛，普贤行愿主要表现为普度众生，智旭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净土信仰乃至整个佛教修持的重要内容，甚至认为“普贤行门”涵盖了一切行门。他说：

三身一体，普贤行门，不外毗卢性海。是以初心虽不修余行，令三昧易成。而三昧既成，三因圆显，岂有已证法身，庄严终缺。亦何须未证法身，预恐不具足邪。然或一门深入，或余行助成，未许执一。一行三昧，一即是多。万善同归，多即是一。[5]

智旭还认为，净土宗历代祖师都是以文殊的一行三昧和普贤的十大愿王作为修行的根本：“文殊一行三昧，普贤十大愿王。远公刻莲漏于东林，云栖号莲池以明志，皆归极于此也。”[6]“一行三昧”出自《文殊说般若经》，修此三昧，就是要于空闲之处，一心念佛。“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7]《文殊说般若经》中所说的“一行三昧”的念佛方法侧重于专于念佛，修习禅定，与净土宗持名念佛是有区别的，智旭将文殊的一行三昧与普贤的十大愿王与净土修行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会通华严思想与净土修行。智旭说：

阿弥陀佛，以法界藏身，示成道于极乐，则有四十八愿，广摄群机。毗卢遮那佛，亦以法界藏身，示成道于娑婆，则有普贤十大愿王，导归安养。是故欲求生净土，须究华严宗；欲识华严宗，须求生净土。[8]

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或无量寿佛，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在成道之前，即作为菩萨修行时，曾发四十八大愿，誓愿建立一个庄严的极乐世界，以救渡一切念佛名号的众生。毗卢遮那佛住于莲华藏庄严世界海，是佛的报身或法身，化现为释迦牟尼佛于娑婆世界成道，为菩萨宣说无量法门，故有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智旭得出结论：要求生净土，必须研究华严宗；而要真正认识华严宗，则必须往生净土。智旭又对李通玄所讲的华严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萨境界的说法作了新的解释：

普贤十愿导归极乐，正不思议解脱境界。彻果彻因，通凡通圣。圣全法界入一尘，凡从一尘通法界。枣柏但言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萨境界，不谓往生菩萨，非一乘大道法门也。若云华藏大，极乐小，大小之见未忘，未梦华严法界在。[9]

“枣柏”，即华严长者李通玄，唐代著名的华严学者，“一乘大道”，即华严一乘大道。李通玄曾言，华严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萨境界。智旭明确讲，往生菩萨境界，通凡通圣，既包括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也包括凡夫往生境界。只有法身菩萨，才能以十愿导归极乐。所以智旭认为，菩萨真正通达华严境界，就会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不会说华藏世界大，极乐世界小。这也是他所说的，求生净土须研究华严，而要认识华严则必须往生净土的又一说明。

2、勘辨禅净与净土往生

关于禅宗与净土的关系，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惟心净土与弥陀净土之争。智旭认为，禅宗与净土都是胜妙之法，因众生根性所以随机说法而有差别。真正的大丈夫，自然坚信自心是佛，是心是佛，没有一念与佛相隔。参究念佛是谁，以及摄心数息等，都不是真正的净土修行。而真正的净土修行，没有念外之佛，也无佛外之念。智旭说：

若舍现前弥陀，别言自性弥陀，舍西方净土，别言惟心净土，此是淆伪公案。……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谁敢收作权乘。忆佛念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谁谓定属廉纤。但能深信此门，依信立愿，依愿起行，则念念流出无量如来。遍坐十方微尘国土，转大法轮，照古照今，非为分外，何止震动大千世界而已。欲知衲僧家事，不妨借中峰一偈，通个消息。偈曰：禅外不曾谭净土，须知净土外无禅。两重公案都拈却，熊耳峰开五叶莲。[10]

智旭认为，自性弥陀与西方净土是不可分的，不能离开现前念佛之念别求自性弥陀，也不能离开西方净土别求惟心净土。又引用了中峰明本禅师的诗，说明禅净密不可分。明本主张禅宗是净土之禅，净土是禅之净土，二者密不可分。智旭则更加肯定了净土宗西方净土的地位。

针对有人问“彻悟人还须往生否”，智旭回答说：

普贤愿王，导归极乐，初地至十地，皆云不离念佛。怡山发愿，承事十方诸佛，无有疲劳。百丈清规，课诵送亡等事，无不指归净土。故天如云：若果悟道，净土之生，万牛莫挽。云栖云：悟后不愿往生，敢保老兄未悟。是知凡言不必生净土者，皆是增上慢人，非真入菩萨位者也。[11]

关于禅宗开悟者是否还须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智旭以禅门中怡山、百丈为例，认为开悟以后，仍须往生。如果不愿往生，肯定未得开悟；如果真正开悟，则决定会往生净土。凡是声称开悟不必生净土者，一定是对教理和修行未得谓得，未悟言悟的高傲自大之人。所以智旭虽然表明上谈禅净平等，实际上则是极力抬高净土宗的地位。

3、普贤行海与血书佛经

明清时期，血书佛经大量出现，这也受到普贤菩萨行愿的影响。在笔者所见过的二十余种血书佛经中，以明清时期抄写的居多，其中又以《华严经》最多，单本的《普贤行愿品》更为普遍。[12]即使抄写的是整部八十《华严》，最后往往都要增加《普贤行愿品》。在《普贤行愿品》中“常随佛学”一愿中说：“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13]受此影响，不少僧人与佛门居士为实践普贤行愿，不惜身命，刺血书写佛经。

智旭明确指出血书佛经与普贤行愿的联系：“血书一法，摄归普贤行海，条列梵网戒章。”[14]梵网戒章，即是指《梵网经》卷下所载之十重禁戒、四十八轻戒。又对血书佛经给予了肯定和赞赏：“禅师三学，血书经王。余为发明，三皆佛学。俾滴滴血，皆从普贤毛孔中流出。一一滴中，具大千经卷，无别有也。”[15]认为刺血抄写佛经，就是实践普贤菩萨的行愿。

针对禅宗学人所说的“佛法无多子”（临济义玄开悟的机缘禅语），即不必执著于形式的说法，智旭予以批评：

然《普贤行愿品》云，书写经卷，积如须弥。夫过量事，唯过量人能办耳。说者曰，佛法无多子，何用此一落索为。咄!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果荐无多子佛法，一大藏亦岂属多否。即令不识一丁，正自落索不少。当知多少有无，俱是虚妄分别。尝慨习教者，置向上于罔闻，坐禅者拨佛法为外物，何异疗饥画饼，之楚北辕邪。[16]

智旭认为，不能离开文字说解脱，不能以第一义谛否定世俗谛，否则仅仅明白佛法义理，不能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则无异于画饼充饥，南辕北辙。

综上所述，智旭通过普贤菩萨行愿来会通华严与净土、勘辨禅净与往生净土，以及以普贤行愿赞叹血书佛经三个方面，以净土法门概括整个佛教，突出了净土宗信仰与实践的重要性。

三、魏源对《普贤行愿品》提倡

清代的净土信仰多由居士提倡，魏源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曾将《普贤行愿品》列为“净土四经”之一，作《普贤行愿品叙》，对普贤菩萨信仰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魏源（1794-1856），湖南邵阳人，字默深，号承贯。早年为公羊学者，积极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提出了一系列革新图强的具体措施，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魏源晚年归依佛教，特别崇奉净土信仰。

咸丰四年（1855），魏源曾会译《无量寿经》，又将《普贤行愿品》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并称为“净土四经”。他会译《无量寿经》虽受到后来印光法师等人的批评，但他把《普贤行愿品》作为净土宗要籍，列入“净土四经”，却为后世所接受，对净土信仰产生较大影响。后来印光法师又增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合称“净土五经”。清末杨文会创立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就是经魏源编定的《净土四经》。杨文会在重刻《净土四经》的跋中说，魏源汇刻此集，“使世之习净业者，但受此本，无不具足。”（《杂录》卷三）1981年金陵刻经处重新恢复，首先刊印的仍为此经。赵朴初先生曾称赞说：

余意支谶译弥陀经法为中土大乘盛宏之始，仁山居士刊印《净土四经》为近世佛教重光之始。今刻经处继志述事，复首印此册，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17]

魏源在《普贤行愿品叙》中说：

《普贤行愿品》乃《华严》一经之归宿，非净土一门之经也。《华严》以华藏世界海，诸佛微尘国无量无边，明心佛之无尽，何尝专指极乐。——盖以经十大愿末，皆结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则并此法界微尘数佛，微尘数众生念之也。人人以为念尽法界微尘生佛，卒归弥陀。而自性弥陀之一心，本周法界，云栖所谓不知“倾华藏海水，入西方一莲华中，未曾满莲之一蕊”也。尽法界为一念，故为念中之王。修净土，而不读《行愿品》，则其教偏而不圆。故以殿四经之末，为净土之归宿。

魏源对云栖祩宏所讲的“倾华藏海水，入西方一莲华中，未曾满莲之一蕊”深表赞同，并特别重视《普贤行愿品》在净土宗修行的作用，修净土者，必须诵读《普贤行愿品》，才能使净土一宗的教理与修行圆满。甚至说，《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最后一种，是净土的归宿。

魏源对《普贤行愿品》的提倡，还表现为以净土法门融摄佛教其他宗派及修行法门，他说：“一切法门，无不从净土流出，一切行门，无不还归净土。”又言：“从一念佛法门，遍通华藏海一切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前者说一切法门均由净土法门而产生，一切修行法门全部回归于净土。后者则净土与华严的融通。这是魏源提倡《普贤行愿品》，重视普贤菩萨信仰的重要特点。

四、天台宗谛闲的《普贤行愿品》讲记

谛闲（1858-1932），浙江省黄岩人，俗姓朱，讳古虚，号卓三，清末民初著名的天台宗僧人。46岁首任永嘉头陀寺住持，此后历任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宁波观宗寺、天台山万年寺住持。谛闲一生勤于著述讲经，遗著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普贤行愿品辑要疏》、《圆觉经讲义附亲闻记》、《观经疏钞演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大乘止观述记》、《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教观纲宗讲录》、《始终心要解略钞》、《劝发菩提心文讲义录要》、《梁皇忏随闻录》、《水忏申义疏》、《语录》等，皆已刊行于世。

谛闲一生奉持《普贤行愿品》，据《普贤行愿品辑要疏缘起》记载，他在清光绪八年（1882）冬，第一次听到《妙法莲华经》，当听至《法师品》时，心生仰慕，本想立愿终身奉持全经，作为每天行持的功课，因为担心经文内容多，无法每日讽诵，所以犹豫不决。正好有法师赠送给他一本《普贤行愿品》，当读至“又复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有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时，心里欢喜不已。从此以此品为每日念诵的功课，“终身奉为净土指南”。

民国十六年（1927），杭州功德林经理钟康侯，于城中菩提寺组织讲经会，邀请谛闲法师讲《观音菩萨普门品》。谛闲担心此经“被机不溥”，便以病为由，坚决不肯前往。后改为讲《普贤行愿品》，便欣然允诺。由此可见谛闲法师对《普贤行愿品》的重视。

谛闲法师一生多次宣讲《普贤行愿品》，在《谛闲大师遗集》中，收录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以下简称《普贤行愿品辑要疏》）、《普贤十大愿王别释》；《谛闲大师语录》中收录有《释普贤行愿品题及大愿王义》（讲于永嘉城）共三种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基本都是用天台宗五重玄义（即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的方法来解释《普贤行愿品》，着重阐发了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对推动普贤菩萨行愿在佛教信众中影响起到很大作用。

如上所述，不管被尊为净土宗九祖的蕅益智旭大师，还是作为居士佛教代表者的魏源，以及天台宗的谛闲法师，均对普贤菩萨行愿极为重视，并大力提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普贤行愿品》中十大行愿与往生弥陀净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受到净土信仰者的重视，并由此推动了普贤菩萨信仰的普及。

注释：

[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大正藏》第10册，第844页。

[2][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大正藏》第10册，第846页。

[4]智旭《受菩萨戒誓文》，天启四年岁次甲子十二月二十二日。

[5][9]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三之一，“答问一”。

[6]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六之三，“莲漏清音序”。

[7]《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大正藏》第8册，第731页。

[8]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七之四，“结社修净业兼阅华严大钞助缘疏”。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三之一，“答问一”。

[10]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四之一，“卓左车茶话”。

[11]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五之三，“参究念佛论”。

[12]国内所藏血书佛经，据笔者所见，以福建鼓山涌泉寺和苏州西园寺所收藏的最多。

[1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大正藏》第10册，第845页。

[14]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七之一，“寄南开士血书法华经跋”。

[15]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七之一，“三学血书华严经跋”。

[16]成时编《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卷第七之三，“刺血书华严经疏”。

[17]赵朴初《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来源：《普贤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