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最初围绕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印度中观学派和汉地禅宗之间的“顿渐之争”而展开。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更多的藏文禅宗文献。目前，在法藏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中，与禅宗相关的文献有38个卷号，包含70余篇长短不一的文献。

文献分为不同种类

日本学者冲本克己将这些文献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类型。狭义的藏文禅宗文献指直接的中国内地禅宗文献，以及直接涉及由中原入藏的摩诃衍禅师的文献。广义的禅宗文献包括在中原禅宗影响之下，在西藏或敦煌地区独立编纂并改观后的文献，尤其包括大成就派或大瑜伽派文献，以及与禅宗具有很深关系的中原伪经类文献。按照这一分类法，冲本克己将具体文献分为五类：中原禅宗文献、涉及摩诃衍禅师的文献、中原制作的伪经、大瑜伽派文献和其他藏文禅宗文献。其后，木村隆德进一步细化了文献种类，他分为两大类，即翻译文献、著作文献。著作文献又细分为：诸禅师教义论说、看心教义、教义问答、如来禅、中观义和其他文献。

按照文献流传的时间和性质，笔者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分为以下几类：第一，“顿渐法诤”前流传的禅宗文献，主要包括可以判断出的一些较早的禅师语录、禅宗传法录、禅宗伪经等翻译文献；第二，“顿渐法诤”时期的有关记录文献，主要包括对当时记录《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内容的翻译和相关记录等；第三，“顿渐法诤”之后变化的禅宗文献，主要包括以摩诃衍之名撰写的文献，以及对摩诃衍之说进行阐释论证的教义论说，还有进一步融汇中观、唯识思想的大瑜伽文献等。大部分文献包含在这部分之中。

“顿渐法诤”后禅宗并未停止发展

敦煌藏文禅宗文献P.T.116文书的禅师语录中，有“无住禅师语录”；P.T.121和P.T.813文书则引用了“七祖禅录”，可知它们出自774年以后成书的禅宗剑南系保唐派无住的作品《历代法宝记》。这说明在顿渐之争前，就已经有禅宗派别布道和禅宗典籍流传。

关于“顿渐法诤”，目前最为直接证明的文献是在敦煌汉文文献中发现的《顿悟大乘正理决》（P.CH4646）。关于其藏文内容，目前发现的有：（1）P.T.21（Ⅰ），此文书是王锡编辑的《顿悟大乘正理决》（P.CH4646）问答中旧问部分的藏译，内容主要是摩诃衍的“看心教义”，此文几乎和P.T.823（Ⅰ）的译文完全一致；（2）P.T.823（Ⅰ），此文书是由13组问答组成的问答体，与《顿悟大乘正理决》旧问部分相对应，为汉文原文的译文；（3）P.T.827（Ⅱ），为《顿悟大乘正理决》旧问部分的第一至第四问，并有所简略。

目前所知“顿渐法诤”的禅宗代表人物是摩诃衍，从问答记录中可以看出其核心教义以“看心教义”为主，而且从师承和引用文献来看，属于北宗禅派。

“顿渐法诤”后，摩诃衍回到敦煌，但禅宗并没有立即停止发展。从敦煌文书可以看到，“吐蕃禅宗”以更为积极的形态，整理、汇编大量禅宗语录、禅宗经典，并在与印度中观派进行较量后，吸取了中观派的教义，撰写了《无所得一法论》等大瑜伽修习文献。从文书的书写来看，既有起草文书，也有成型的贝叶形文书。可见，“顿渐法诤”后，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达到了更为丰富的形态。

通过对“顿渐法诤”后敦煌藏文禅书的分析和归类，可以看到，在此时期，一方面大力阐发摩诃衍的看心禅法，另一方面开始逐渐融通印度禅、中观、唯识等派的经论和思想，形成极为丰富的“大瑜伽文献”。这批文献虽然处在创立、汇通的混杂状态，但成为“吐蕃禅宗”中最有特色的一面，为后弘期藏传佛教的教派思想提供了过渡的思想状态。

文献研究前景广阔

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相关的文献内容不断增加，涉及的问题日渐复杂，研究的前景更为广阔，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意义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

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这批文献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吐蕃僧诤”的深入了解。这批文献记载了“顿渐之争”的内容，以及许多禅师的语录和思想，反映了相关禅宗文献的翻译状况。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吐蕃僧诤”的实际情况及其与这批文献的关系。

其次，这批文献可以说明禅宗吐蕃时代在藏区的传播、发展状况，反映了禅宗传入吐蕃的过程和实际表现。因此，在禅宗研究中，可以开辟“吐蕃禅宗”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最后，这批文献与宁玛派伏藏文献具有一定关系，研究者可据此更为深入地了解禅宗思想与宁玛派大瑜伽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纠正某些错误叙述。

当然，我们既要认识到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所具有的重大研究意义，也必须意识到，这批文献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吐蕃腹地文化的差异性、资料不完整性和复杂性，会对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影响。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2015年4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