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署名为“扬州僧智恺作”。然而，智恺是真谛的高足，文中所出现的诸多错误，不应该出自他的笔下。因而，笔者推定此文并非智恺所作，而是有人凭借《起信论》抄本上的一个“题记”而敷衍的，成文于唐代法藏之前。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此文中包含着一些真史料，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具体而言真谛与萧勃在一起的时间与《序》所记载的翻译时间、地点是一致的。有关承圣三年的干支问题，靖迈《古今译经图记》以及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是正确的。《大乘起信论序》所记的干支是否正确，还不能确定。

[关键词]：大乘起信论序；真谛；萧勃；智恺；陈寅恪

《大乘起信论》的真伪之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佛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笔者原本也倾向于承认《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的观点。然而，2005年前后，当笔者再次仔细研读有关该论的古代记载时，借助于现代检索工具，发现了几则令人震惊的可资验证的材料。反复考证的结果，笔者充分相信《大乘起信论》一定是真谛翻译的印度佛教论典，遂撰成《〈大乘起信论〉的翻译考辨》一文。数年之后，论文刊发于方广锠先生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学术集刊[1]。可惜，对于拙文的观点，私下讨论者众，甚至赞成者也有一些，但始终未见正式学术讨论。今年，欣闻若干同道乃至师长有重新讨论拙文的意愿，遂又翻检旧作，补充改写成系列论文，希望对重新开展《大乘起信论》的学术讨论起到推动作用。

对于费长房《历代三宝纪》中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译者、译时、译地的记载，构成一定冲击的是标明智恺撰的《大乘起信论序》(以下简称“《序》”)。笔者经过慎重考证，认为此序是后人所作。因此，费氏所记的译者、译时、译地一定是有所本的，因而是可靠的。

一、关于“扬州僧智恺”

现在流通的《大乘起信论序》署名为“梁扬州僧智恺作”，这一署名备受质疑，理应仔细辨析。

真谛的大弟子毫无争议地是智恺(518-568)，史籍中也称他“惠恺”，俗姓曹氏。道宣在《续高僧传·真谛传》提及的“慧恺”、“智恺”，都是指他。但也许是资料缺失的问题，道宣仅仅在《法泰传》中附有“智恺”简单的小传。他本住于建康佛寺，后至广州拜真谛为师、协助翻译佛典，成为真谛最得力的助手。

关于智恺在建康时的住寺，《法泰传》附传记载为“住杨都寺”[2](P.431中)，此名的意思是扬州州治的佛寺，并非寺院的寺额。而史籍中又称智恺为“扬州僧”，今人将其解释为今日江苏省的扬州②，其实是一个误解。在这一时期史籍中的“杨都”一般都是指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汉武帝时，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其中有扬州刺史部，东汉时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东汉末年治所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北)。三国时魏、吴各置扬州，魏的治所在寿春，吴的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京市)。西晋灭吴后，治所仍在建邺(曾改名建业，后又改名建康，今南京)。隋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但总管府仍设在丹阳(今南京)。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将扬州治所从丹阳移到江北，从此广陵才享有扬州的专名。综合上述说法，“梁扬州僧智恺”和“京邑英贤”两个称呼才是没有矛盾的。

关于智恺在扬州的住寺，《律二十二明了论》卷前的“序”则记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3](P.672下)。由此可知，智恺在梁、陈首都的住寺为阿育王寺。建康的阿育王寺就是史籍中的建初寺(长干寺)。

建初寺是东吴最早的佛寺，东晋时期是建康佛教的中心寺域，代有高僧。魏晋以来，中土人士相信阿育王传播舍利至中土的传闻，遍寻佛舍利，修塔崇拜。僧人慧达于晋宁康(373-375)中至京师，从长干寺塔下丈许掘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申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4](P.409中)至此，长干寺就被认定为阿育王寺。“既道俗叹异，乃于旧塔之西更竖一剎，施安舍利。晋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为三层。”[4](P.409中)从这些叙述看，长干寺有两座塔。长干寺也有阿育王像，在当时也非常著名。道宣说：“又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2](P.693中)梁武帝曾经大起崇拜之仪式，事体繁多，兹不赘述。

关于智恺与真谛最初相识的时间，史籍中未曾明说，但肯定不会迟至真谛到达广州之后。在《摄大乘论后记》中，智恺自己说：“恺昔尝受业，已少涤沉蔽，伏膺未久，便致暌违。今重奉值，倍怀蹈舞。”[5](P.112下)由此可见，智恺早先已经在某地拜谒过真谛为师，只是“伏膺”不久，便分别了，具体地点则需要考索。徐文明兄推测是真谛在建业时期[6](P.178)，也有道理。但由此说智恺未曾到过始兴，则不妥。

根据《续高僧传·法泰传》附传中记载：智恺“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2](P.431中)，便是暗示二人同时系属京师建康佛寺，但却不是一起前往广州的。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十二月中，上南海岸”[2](P.430上)，恺已于第二年正月至广州真谛门下。在他自己撰写的《大乘唯识论后记》中说：“慧恺以陈天嘉四年岁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广州制旨寺，请三藏法师枸罗那他重译此论。”[7](P.73下)建业至广州的距离，以真谛三藏到广州的消息传播的广度和时间等因素推测，智恺当时一定已经先在南海近处，闻三藏行止于广州，才会快速来到其师身边。

关于智恺在始兴的证据，现存文献中有一例，且是陈寅恪先生曾经使用过的。陈寅恪已经注意到了江总《经始兴广果寺题恺法师山房》诗，已经大略肯定此位恺法师应该就是智恺法师。[8](P.149)

江总(519-594)，字总持，济阳考城人，是晋朝散骑常侍江统的第十世孙子，梁大同中，担任宣惠武陵王法曹参军，后担任敬容丹阳尹佐史，之后升为主簿，又升为尚书殿中郎，转为侍郎后又进官为太子洗马。又历任临安令、中军宣城王录事参军、太子中舍人。梁太清年间，江总兼任太常卿。“侯景寇京都，诏以总权兼太常卿，守小庙。台城陷，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乃制《修心赋》，略序时事。”[9](P.344)萧勃是江总的九舅。当萧勃“据广州，总又自会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征总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给总行装。会江陵陷，遂不行，总自此流寓岭南积岁”[9](P.345)。陈“天嘉四年，以中书侍郎征还朝，直侍中省。”[9](P.345)至此，江总以大宝二年(551)从会稽前往岭南投奔其舅舅萧勃，萧勃被杀而仍然流寓广州，至天嘉四年(563)方才回到建康。

江总《经始兴广果寺题恺法师山房》诗如后：“息舟候香埠，怅别在寒林。竹近交枝乱，山长绝径深。轻飞入定影，落照有疏阴。不见投云状，空留折桂心。”对于此诗的写作背景，陈寅恪先生说：“总持既曾流寓岭南，始兴为南北交通要道，行旅之所经过。总持，南朝词人也，自于其地不能不有所题咏。”[8](P.149)陈先生未明确推测此诗的写作时间。笔者冒昧推测一番。

首先，江总既然是投奔其舅萧勃，且最大可能是大宝二年(551)从会稽出发，月余应能到达广州。而萧勃于梁承圣三年(554)八月从广州北上迁居始兴。此时，江总应该是跟随萧勃的。因此，真谛在始兴翻译佛典时，江总应该是能够见到真谛和智恺的。其二，大概萧勃在始兴时，被梁元帝任命为始兴内史，但未及上任，江陵陷落，元帝被杀，此职未能落定。承圣四年(555)三月，萧勃复据广州。而这一段时间，真谛一行就在始兴翻译佛典。这一时期，陈霸先(503-559，即后来的陈武帝)从广州起兵北上攻击北齐，受封陈王。太平二年(557)二月，侯萧勃举兵反陈霸先，从广州北伐，过五岭，至南康。《续高僧传》所说真谛“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就在此时。当年三月，萧勃失败被杀。直到永定二年(558)七月，真谛一行在南康大概停留了17个月。其三，江总的活动轨迹可能是广州-始兴(554)-广州(555)……南康……广州-建康(563)，中间不确定的是萧勃起兵北上，江总是否跟随，故以虚线表示。然从江总幸存以及舅甥关系角度考虑，江总未曾跟随的可能性大些，也就是说当萧勃北上时，江总呆在广州。其四，萧勃重回始兴而将真谛一行带到了南康，智恺是否跟随真谛一同前往南康。——现存资料无法确定。其五，真谛于陈天嘉三年(562)十二月中到达广州，智恺于第二年(563)正月至广州真谛门下。而此时江总应该还在广州。

将上述历史事实排列可知，江总与智恺认识、相处应该是在始兴，当萧勃离开始兴重归广州时，江总应该跟随其舅南下，而智恺重回真谛身边时，江总仍然在广州。由这些可知，江总写作《经始兴广果寺题恺法师山房》只可能有两个背景：一是写于承圣四年(555)三月，江总跟随萧勃离开始兴重归广州时。二是写于天嘉四年(563)离开广州前往建康，路过始兴。前者是与“真人”话别，后者则是对朋友昔日住寺的瞻顾。从情理和诗的内容分析可推知，写于第一种情形可能性最大。

综合这些证据可以确知，智恺确实参加了真谛在始兴的翻译活动。而且，智恺初次拜见真谛应该就在始兴。

二、《序》非智恺撰

依陈寅恪氏之意，徐文明主张《大乘起信论序》为“托名智恺之作”[10]；而日本学者镰田茂雄则力图将此序的作者归于智恺[11](P.121)。后者的观点，本人也不大认同。纵观序文，确有几处无法辩解的错误。

关于真谛简历，《序》中说：

故前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摩伽陀国取经，并诸法师，遇值三藏拘兰难陀，译名真谛。其人少小博采，备览诸经，然于大乘偏洞深远。时彼国王应即移遣，法师苦辞不免，便就泛舟，与瞿昙及多侍从，并送苏合佛像来朝。[12](P.575上)

文中有三大醒目的错误：(1)依照史传，梁武帝遣使送扶南国(今柬埔寨)贡使回国，并请诸名德及经论等，《序》中却说成“遣使中天竺”，是第一个错误。顺便指出，此文只说真谛是从中天竺摩伽陀国派至中土的，没有说真谛是此国人。(2)史、传均说，真谛有两个名字，一个的汉语译名为“亲依”，一个的汉语译名为“真谛”，“拘兰那陀”的意译应为“亲依”，而《序》说为“真谛”，是第二个错误。(3)说真谛与瞿昙及多一起来华，可能是听信后人传闻的结果，缺乏文献支持。这样的几条错误相加，确实很难使人相信此文是智恺所写。

《序》所记载的真谛在始兴翻译的经论目录有误，也为多位学者所指出。《序》中说，真谛除译《起信论》外，还译有《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记》两卷[12](P.575上)。《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不知何指，而《长房录》《开元录》等未曾记载真谛译有《十二因缘经》。《九识义记》两卷，《历代三宝记》记载：“《九识义记》二卷，太清三年，于新吴兴业寺出。”[11](P.22)据镰田茂雄考证，真谛太清三年(549)不在新吴美业寺，可能“承圣三年”(554)在。这一考证是正确的。从这些情形看，《序》中这四部经论的记载是缺乏根据的。

三、“题记”包含的真实史料

真谛翻译《起信论》的过程，《序》中是这样叙述的：

遂嘱值京邑英贤慧显、智韶、智恺、昙振、慧旻，与假黄钺大将军太保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徒，遂翻译斯论一卷。以明论旨。《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缘经》两卷，《九识义章》两卷。传语人天竺国月支首那等，执笔人智恺等，首尾二年方讫。[12](P.575上)

这段引文，解释得最透彻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指出，文中“遂翻译斯论一卷”之前的文字“乃实录，非后人所能伪造者也”[8](P.148)。又指出其中包含真实史实。主要有：其一，萧勃的“新”(其它史籍所未见)名号。其二，真谛与萧勃在始兴的时间重合。——这两点，笔者在陈寅恪先生论证的基础上所作的《〈大乘起信论〉的翻译考辨》一文中已经作了补充论证。其三，慧显等确实曾为真谛的弟子。《历代三宝记》卷十一的记载，梁承圣三年，沙门慧显等名德十余僧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宝田寺出《弥勒下生经》一卷，为第二译[13](P.98)。此处所说的慧显与《序》所说的慧显应是同一人。《序》中所记的智韶、昙振、慧文等人名不见经传，或许即是共同追随真谛的“名德十余僧”之辈。

总之，陈寅恪先生所说是不易之论。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段话与《序》的全文是什么关系?其中是否蕴含的真谛翻译《起信论》的事实?下文依据笔者的研究，补充论述几个问题。

四、《序》由某“题记”而作

正如学者所公认的，此《大乘起信论序》不是智恺所作。其实，关于它的由来，此文的结尾已经作了交代：

马鸣冲旨，更曜于时，邪见之流，伏从正化，余虽慨不见圣，庆遇玄旨，美其幽宗，恋爱无已。不揆无闻，聊由题记，傥遇智者，赐垂改作。[12](P.575中)

上文最费解的是划线的四句。为了使此句意思能按照自己设想的意思理解，徐文明曾经试图将“由”改为“申”来解释。[14](P.124)如此以来，此文的写作动机就是说明、申述“题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上文划线的四句，如果逐字逐句推敲解读，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此中的关键词是“题记”。什么“题记”呢?是否是写于《大乘起信论》抄本上的有关翻译过程的“题记”呢?更进一步说，这个“题记”，是否就是上文所引的陈寅恪认定为“真”的哪一长句呢?划线的四句话的意思是：我不揣见闻浅陋，全凭(这一)题记(来写此《序》)，倘若遇到智者，希望能够改作。

本人也不揣见闻浅陋，推测两个结论：(1)“扬州僧智恺作”这一署名是后人不知何时想当然地加上去的，不排除出现于智昇之后。(2)《大乘起信论序》产生的时代已经难于准确断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产生于陈、隋之际。如果是这样，就有两个疑问：费长房是否看到过这个《序》?法经是否看到过这个《序》?后者所说的“人云”，是暗示他看到了“题记”，还是看到了《序》?第二种可能，产生较晚。因为从隋代到唐初，包括道宣编写《大唐内典录》时都未提及《大乘起信论序》。当然，这个《序》也可能存在于文献中，只是没有受到他们的注意。最早接受此说的是唐代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那么，是否可以猜测它产生于《大唐内典录》至《大乘起信论义记》之间呢?然而，这样的推断也只是盖然性的。因为其立论依据奠定在编写经录者未曾看见此《序》，而不是看到了却有意忽略，而喜好以“真谛译经目录”类文献为依据编经录。而智昇则把这个《序》作为了他的依据。总之，《大乘起信论序》产生的时间难于断定。

综上，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是依据有关《起信论》的一个“题记”而敷衍成文的，出现在法藏之前。陈寅恪先生此前曾经揭示出这一序文错谬甚多而又有后人发现所不能伪造的真史料，正好可以借此解释。

五、《序》中纪年错误的缘由

此外，还需要辨析一下《大乘起信论序》的一个纪年问题——“承圣三年”的干支并非“癸酉”，而是“甲戌”。“癸酉”应是“承圣二年”，但此时真谛还未至衡州始兴，他第二年到达，这一年岁次甲戌。对于这一错误，认为《起信论》为伪译的学者将其看得很严重，而陈寅恪却说：“至承圣三年为甲戌而非癸酉，则记述偶差，事所恒有，毋容置疑。”[8](P.150)不过，现有的证据不能直接推出此错误就是《序》的原本所有，不能排除是后世传抄所致。这可从法藏与智昇所记文字的差异说起。

法藏在叙述《大乘起信论》翻译缘起时，未曾采用费长房和道宣的记述，而是沿袭了《大乘起信论序》的写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承圣三年”的干支是正确的。法藏在《〈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一记载：

即以太清二年讫承圣三年岁次甲戌……译……《大乘起信论》等……。此论乃是其年九月十日，与京邑英贤慧显、智恺、昙振、慧旻等，并黄钺大将军大保萧公勃等，于衡州建兴寺所译，沙门智恺笔授，月婆首那等译语。[15](P.246)

上引法藏原文之上还有根据《译经纪》等字样。经核对《古今译经图记》，发现“此论乃是其年九月十日”之前的文句是由《古今译经图记》卷四文字改写而成，而《古今译经图记》卷四说：真谛“即以泰(太)清二年译(讫)承圣三年岁次甲戌于正观寺(等)译《金光明经》七卷、《弥勒下生经》一卷、《仁王般若经》一卷、《十七地论》五卷、《大乘起信论》一卷、《中论》一卷、《如实论》一卷、《十八部论》一卷、《大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一卷、《三世分别论》一卷，总一十部合二十卷。”[16](P.364)

智昇有关《大乘起信论》的记载并未依据费长房的记载，而是沿用了《大乘起信论序》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他纠正了《序》中的干支错误，却改错了年份：

《大乘起信论》一卷，初出，与唐实叉难陀出者同本。承圣二年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兴郡建兴寺出，月婆首那等传语，沙门智恺等执笔并制《序》，见《〈论〉序》。[17](P.538)

对照可知，智昇修改了承圣三年为承圣二年，从而使得年号正确。智昇相信了此《序》为智恺所写，所以多了智恺“并制《序》”数语。

综上所述，有关承圣三年的干支问题，靖迈《古今译经图记》以及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是正确的。那么，现存的干支记载是法藏所改?是沿袭《译经图记》的?抑或法藏所见的《序》文所载原本正确，而错误发生于法藏至智昇之间的传抄过程?这些还不能确定。

结语

现存的《大乘起信论序》并非真谛的高足智恺的手笔，而是唐代法藏之前的某人根据《起信论》的“题记”而作成的，其中有明显的错误，也保存有真史料。真谛与萧勃在一起的时间与《序》所记载的翻译时间、地点是一致的。智恺当时正在始兴；《〈大乘起信论〉的翻译考辨》③一文进一步证明，“传语人”月支首那参与翻译，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有关承圣三年的干支问题，靖迈《古今译经图记》以及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是正确的。错误发生的时间，暂时不能确定。

近世以来，屡屡有学者称此序为“伪作”，上世纪20年代起，凡是声称《起信论》为中土撰述的日本学者一直以“有意作伪”来论说此序，并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断言此序是为了掩盖“中土撰述”的真相而有意作伪。较新的秉此观点的有杜继文先生和徐文明。如徐文明在《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一文中明确断言：“然学者多以此序为伪序，并非只由其是伪托智恺之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伪证，其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真谛确实译过此论，为此作者煞费苦心，有意篡改历史，以达到其目的。”[10](P.217)本文的考证将证明，这些指责其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过度”怀疑，而在怀疑隋唐文献所记载的《大乘起信论》翻译过程之真实性之后，不断地猜测此论所谓“真正”的作者的研究，自然就陷入了“疑古”方法的过度使用以及“解构主义”史学的陷阱中难以自拔。笔者的研究和论证，希望能够对判此论为中国撰述的观点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也期待就此问题展开进一步，并进而影响到佛教本土化(中国化)之进程的重新定位。

注释：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佛典汉译史的诠释学研究”(12BZJ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传佛教解经学研究”(13AZD030)阶段性成果。

②徐文明在《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说：“智恺本为扬州僧人，不居建邺”云云。(《国学研究》第4卷，第217页。)

③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总第14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参考文献：

[1]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总第14辑)[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一)[A]//《大正藏》(第50卷)[Z]。

[3][印]弗陀多罗造，(梁)真谛译：《律二十二明了论》[A]//《大正藏》(第24卷)[Z]。

[4](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A]//《大正藏》(第50卷)[Z]。

[5](梁)智恺：《摄大乘论后记》[A]//《大正藏》(第31卷)[Z]。

[6]徐文明：《慧恺、真谛与早期唯识学的命运》[A]//《吴越佛教》(第四卷)[C]，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

[7](梁)智恺：《大乘唯识论后记》[A]//《大正藏》(第31卷)[Z]。

[8]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A]//《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9](唐)姚思廉：《陈书》(卷二十七)[M]。

[10]徐文明：《梁译<大乘起信论序>考证》[A]//《国学研究》(第4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日]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四卷)[M]．关世谦译，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12]佚名：《大乘起信论序》[A]//《大正藏》(第32卷)[Z]。

[1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一)[A]//《大正藏》(第49卷)[Z]。

[14]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唐)释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上)[A]//《大正藏》(第44卷)[Z]。

[16](唐)释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卷四)[A]//《大正藏》(第55卷)[Z]。

[17](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六)[A]//《大正藏》(第55卷)[Z]。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