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分析、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佛教中国化”逐渐兴起的原因，涉及的内容、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分歧。本文认为，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新理论指导下研究“佛教中国化”这个“旧课题”，其考察的视野更为宽广，其探讨的内容更为丰富，其针对性、实践性、政治性、创新性也更为强烈。本文还探讨了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指导研究“佛教中国化”应注意的问题，应弥补的短板，应关注的重点，并且肯定了这是对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研究中国佛教的深化和提高。

关键词：宗教本土化；佛教中国化；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佛教中国化”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佛教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热点。直到现在，这个热点不仅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引导下继续向纵深发展。本文拟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对研究“佛教中国化”的主要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和说明。

一、佛教中国化问题溯源

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生命力旺盛的宗教文化体系，总会为了适应新流行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产生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可以是积极主动的，也可以是消极被动的；可以是形式上的、外在面貌方面的，也可以是本质上的、内在精神方面的；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也可以采用战争手段推动。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呈现的这种变化是世界性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学术界从不同角度研究这种变化，分别称之为宗教的“本土化”“民族化”“在地化”等，其含义并没有本质区别。

以佛教为例，在大约2600年的时间里，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进而成为世界宗教，就不断进行着“本土化”“民族化”“在地化”的过程。《世界佛教通史》把“佛教的本土化”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在该书的“总序”中谈到了课题承担者的最初思考：

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里讲述的佛教在古印度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自然也包括我们国家。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在地化”，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佛教中国化”逐渐成为佛教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历久不衰。这个研究之所以兴起并长期持续，既有受国外学者影响的因素，也有佛教研究工作循着自身内在规律深入发展的缘由。不过，最直接的动因，乃是时代发展对学术界重新认识和理解佛教，进而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唤。正如冯友兰1985年在“中国文化讲习班”讲授“中国哲学的特质”中所说：“在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有些工作，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做一番摸底的工作，摸摸它的底。”

在国内外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承认存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很少。其中，专门论述不存在佛教中国化，并且影响比较大的学者是牟宗三。他指出，佛教“虽处在中国社会中，因而有所谓中国化，然而从义理上说，他们仍然是纯粹的佛教，中国的传统文化生命与智慧之方向对于他们并无多大的影响，他们亦不想会通，亦不取而判释其同异，他们只是站在宗教底立场上，尔为尔，我为我。因而我可说，严格讲，佛教并未中国化而有所变质，只是中国人讲纯粹的佛教，直称经论义理而发展，发展至圆满之境界……即使如禅宗之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好像是中国人所独创，然这亦是经论所已含之境界，不过中国人心思灵活，独能盛发之而已。其盛发之也，是依发展之轨道，步步逼至者，亦非偶然而来也。何尝中国化？”

佛教在中国出现了变化，这就是“中国化”，并不是在中国佛教义理中已经完全找不到古印度佛教义理的影子了才算“中国化”。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而是“佛教”变成另一种宗教的问题了。一方面，历史事实表明，没有“义理”（也可以称为“佛学”，包括佛教思想、学说、教义、信仰等）上的中国化，就不会产生其他方面的中国化。与牟宗三基本同时代的学术前辈吕瀓就是重点在“义理”层面强调中印佛教的区别，也就是强调佛学中国化。他指出，“所谓中国佛学，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取了印度学说所构成的一种新说”。在他看来，“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

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承认存在“佛教中国化”过程基本上是学术界的共识。随着研究“佛教中国化”的学者不断增加，探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大致说来，研究工作从探讨思想教义向制度礼仪、文学艺术等方面不断拓展，从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过程向性质、规律和结果等方面拓展。截至到2015年，学术界所有的相关探讨都是在“宗教本土化”范式下进行，也就是在“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视域中进行。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理论指导下考察“佛教中国化”，是从2015年以后开始的。

二、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始终

几十年来，学者们都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是在认定这个过程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方面，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观点。梳理学术界联系佛教流传中国的整个过程讨论“佛教中国化”的实况，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三个方面的观点，权且称之为“两个时期说”“一个时期说”和“三个时期说”。

第一，“两个时期说”。这种观点认为，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佛教中国化时期，开始于佛教初传中国的西汉末年，基本结束于隋唐；另一个是与之相对的中国佛教持续发展时期，开始于两宋，一直到现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佛教中国化开始的标志，是佛教经典的翻译。方立天认为“佛典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典的翻译不仅表现在文字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也涉及某些思想内容的变化”第１版。现在，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记载最早的佛经翻译史实是公元前二年的大月氏使者口授《浮屠经》事件。可以说，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至于认定佛教中国化基本结束于隋唐时期，其标志是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成立。

对于从汉到唐的佛教中国化时期，有学者进行了更细致的阶段划分。许抗生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曾经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这一过程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汉时期，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第１版，在他看来，东汉时期“这样的佛教中国化自然是一种低级的肤浅的中国化”，因为，这个时期的佛教信众是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教，以融合（确切地说是迎合）中国固有文化，常常是牵强附会的，并未能真正懂得佛教的意义”。第三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极其重要的时期，或可称为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时期”。

既然认为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基本结束，那么，如何称呼与“佛教中国化”时期相对应的宋代以后的时期呢？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学者直接称为“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有的学者称为“中国化佛教”时期：“佛教在西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其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成中国化佛教”，也就是说，前一个阶段，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时期；后一个阶段，是“中国化的佛教”时期。尽管主张“两个时期说”的学者之间还有小的分歧意见，但在基本方面是一致的。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把佛教中国化过程只作为中国佛教自身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只是一个前期阶段，在佛教中国化完成之后，就可以认定“佛教是已经被中国化的宗教”。从研究佛教的方法论角度讲，这种观点表明：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并不能解决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出现的所有问题，因为，有些要捕捉、要认识、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出现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而是出现在佛教已经中国化的过程中。

第二，“一个时期说”。这种观点认为，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就是中国佛教的演进历程，二者在时间上是重合的或者一致的。换句话说，一部中国佛教的历史，就是一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

方立天认为，佛教“在隋唐时代走完了中国化的历程，随后是在中国化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使其中国化的程度越来越强烈”。既然如此，那么隋唐之后本质上还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这就是说，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本质上就是中国佛教演进的历程。至于佛教中国化的阶段划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两种见解。第一种见解，他认为，“佛教中国化的轨迹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汉代——佛道时期，魏晋南北朝——佛玄时期，隋唐——创宗时期，五代以后——三教合一时期。第二种见解，他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代；第二个阶段，大体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个阶段，是隋唐至明清时代。实际上，既然把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与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相等同，按照王朝更替划分阶段，有多种观点并存也是不足为奇的。学者们也恰恰是这样做的。洪修平认为，从理论上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开始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第二，完成阶段（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第三，佛教中国化表现出新特点（从北宋到近代）。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

既然把佛教中国化历程等同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历程，那么，“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方立天认为：“从思想方面来说，翻译经典、讲习经义、编纂佛典和判教创宗，就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方式。”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从研究佛教的方法论角度讲，这种观点就表明：“宗教本土化”范式对于解决研究中国佛教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全覆盖”的功能。

第三，“三个时期说”。这种观点认为，佛教在中国的流行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印度佛教在中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佛教中国化”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中国佛教发展”阶段。

按照这种观点，佛教初传阶段本质上是“古印度佛教在中国的阶段”，或者直接称为“侨民宗教”阶段，所谓“佛教在初入中国时，是典型的侨民宗教”。或者说，“两汉之际佛教初传，基本还是外族人的宗教；本土人士无论是宫廷贵族，还是一般民众，基本是把佛教当作外来信仰和方术来接受的”。孙昌武把中国佛教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两汉至两晋，为中国佛教“草创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南北朝，为佛教逐步实现中国化时期；第三个阶段是隋唐到两宋之际，为佛教中国化完成期；第四个阶段是两宋之际以后“一直延续到如今”，是中国佛教发展时代。作者的这四个阶段分期主要借鉴了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把“佛教中国化”时期细分为“逐步实现中国化”和“中国化完成”两个时期，与前述的三个阶段划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可以归类在“三个时期说”之中。

与前文讲的“两个时期说”和“一个时期说”相比较，“侨民宗教”或“草创时期”的佛教，不属于佛教进入了“中国化”时期，而是属于佛教进入中国化阶段之前的一个时期。在这种观点看来，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不仅不等于中国佛教发展的历程，更不等于佛教流行中国的全过程。从研究中国佛教方法论的角度讲，这种观点表明：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只适用于研究大约从魏晋到两宋之际这个阶段的佛教。

三、佛教中国化的本质、规律与结果

对于佛教中国化过程的本质、规律和结果，学者们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来认识和论述。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印度佛教转变为中国佛教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道家文化是促动佛教中国化作用最大的两个因素，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对于把佛教中国化直接称为“儒化”和“道化”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不是很确切。实际上，这些方面的不同观点并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在论证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对佛教的影响或浅或深方面有差异而已。方立天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的角度讲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认为“佛教的中国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就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规律问题，方立天是和其“特点”联系起来考虑的。他认为：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结果的具体形式是”“排斥与退让”“转变与同化”“渗透与吸取”“融合与重构”。关于佛教中国化的命运，他指出，“在中国古代，佛教中国化的程度愈高，流传就愈久；同时，佛教愈中国化，也就愈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两种命运也是相辅相成的。楼宇烈在总结“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时认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个根本规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自适性，一个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

关于佛教中国化涉及的内容、最终产生的结果，也就是所谓“中国化”“化”什么和“化”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十年前讨论比较少，洪修平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佛教的中国化，一方面不应该违背佛教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又应该在探讨和解决中国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中，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通过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别于印度宗教文化的佛教，就是中国化的佛教。”

2015年之后，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略有不同。杨曾文借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讲的“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一句，认为“中国各个宗教，包括佛教在内，把握时代走向，进一步适应和融入社会，实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化”。楼宇烈认为：“‘化’并不是彻底地‘化’掉，而是适应一个环境，不与本土的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不管是保留理论特色还是实践特色，都是允许的。”

关于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自身发生的变化，笔者曾总结四条：其一，使佛教具有崭新的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其二，佛教理论固有的重视神异灵迹、鼓励厌世情绪，以及容忍自残行为等非理性成分大幅度减少，倡导“正信”和反对盲从逐渐成为自觉的认识和行动；其三，全面吸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政治伦理体系，坚持以儒家原则处理与王权、社会的关系；其四，一些重要的佛教理念被重新诠释，被赋予新意，成为不仅在佛教内部流行，而且为社会广泛接受的思想。同时，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也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佛教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第二，“佛学构成了中华学术文化思想发展链条上不可替代的关键环节”；第三，“佛教与儒道两家形成了荣辱与共的联系”。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这既是中国佛教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四、“佛教中国化”与“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2015年5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2016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做了深入系统的论述。2016年第15期《求是》杂志上，孙春兰发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文章，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其中包括“必须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的论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首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正如孙春兰所说，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社会转型思想多元化背景下，有的宗教出现了一些与中国化方向相背离的倾向和苗头。因此，必须强调“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必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同时，也要发挥宗教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宗教界自觉推进宗教中国化。应该需要注意的是，“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以推动宗教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并不是要“改造宗教、改变信仰”。在坚持宗教走中国道路的过程中，也决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不能搞运动，不能瞎折腾。“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宗教健康发展传承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我国宗教优良传统的进一步弘扬。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做出的科学论断，是党的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不仅对政府各个部门现在和未来的宗教工作有指导意义，同时，对于提高、深化历史研究也有指导意义。在此之前探讨“佛教中国化”，是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进行研究，是在探讨世界各大宗教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或普遍规律下的研究，是对佛教在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化优良传统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主要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探讨。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注意到，任何一种中国宗教，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无论是汉族信仰的还是少数民族信仰的，都毫无例外地要走中国化道路，坚持中国化方向。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新理论指导下研究“佛教中国化”这个“旧课题”，其考察的视野更为宽广，其探讨的内容更为丰富，其针对性、实践性、政治性、创新性也更为明确。

“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内容。最近两年在这个方面探讨的文章数量增加比较快，课题设置也明显增多。当然，这些还是比较初步的研究工作。未来研究“佛教中国化”，应该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给这个“旧课题”赋予新意，把“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思想贯彻到学术研究的始终。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工作实践和体会到的一些问题，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几点初步思考。

第一，进一步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在研究佛教中国化方面，学者们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同时也还有需要加强的方面。在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演进、对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多方面重要影响考虑不够。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学说，考察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变迁对佛教中国化的制约、诱导作用，是以后应该加强的方面。

第二，充分借鉴和吸收以前重要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学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佛教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完全抛开以前重要的有价值的成果，完全不闻不问，重起炉灶，是很难把有关“佛教中国化”课题研究推上新台阶的。以后的研究，应该是在已有基础上的继续前进。针对以前“佛教中国化”研究工作的精细化不够、笼统论述比较多的问题，要加强在不同专业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第三，注重把解决“本土化”和“现代化”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学术界以往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研究佛教中国化，佛教的“现代化”成为与“本土化”并列的两个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某些宗教主要是解决“中国化”问题，某些宗教主要是解决“现代化”问题。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指导下研究，有利于把“本土化”与“现代化”两个问题结合起来，避免分割和对立。因为，“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既包括“本土化方向”也包括“现代化方向”。

第四，重视强化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在“佛教中国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在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要求重视强化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要求更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要求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相对于我们以前运用“宗教本土化”范式研究佛教中国化，这无疑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提高指明了方向。

第五，注重开发可以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价值。既要重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理论指导下进行佛教中国化研究，也要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掌握我国佛教话语权的意识，开发中国特色佛教文化中蕴含的可以为全球共享的价值。笔者曾经以弥勒文化为例，提出“在当今世界局势处于巨变时期，倡导全球共享弥勒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和理念，有利于激发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共鸣，有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魏道儒，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佛学文化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

（期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3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20@ZH026）研究成果之一。）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