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但底蕴深厚而且丰富多彩。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发展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成功的典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则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佛教的中国化在思想层面主要是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从而构成了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三教关系。总结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有助于今天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文明交流互鉴；佛教中国化；三教关系

作者简介：洪修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南雍学者”特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编号：18ZDA233）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号召，这既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但底蕴深厚而且丰富多彩。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发展并融入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佛教的中国化在思想层面主要是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从而构成了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三教关系。总结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有助于今天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文明交流互鉴与佛教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他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2]并号召：“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3]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正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能够“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得到更新和发展。一个突出的例证是，中华文化对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文化采取了包容、借鉴和吸收，外来的佛教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不断中国化，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他特别提到了佛教：“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4]

这里提到“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而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又“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这以生动的例证深刻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世界、特别是对东亚、东南亚文化产生深刻历史影响的重要意义。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明互鉴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史。从两汉之际的佛教东渐，到法显、玄奘等西行求法；从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四方学僧来华求法，到鉴真东渡、弘法扶桑，中国佛教各宗派在海外广泛传播，中国佛教文化经历了一个吸取消化—融合创造—向外传播，在文明互鉴、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在广泛交流中使中国佛教文化日益丰富和璀璨，另一方面也对世界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佛教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曾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黄金纽带”的重要作用[5]，也促成了“一带一路”沿线佛教文化的交流互鉴，而且至今仍在东亚各国乃至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精神动力”，并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6]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化更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从文明交流互鉴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其实就是佛教中国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外来佛教正是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并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传入之初，就开始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佛教也是由众多要素构成，因而佛教的中国化就通过了多种途径和方法，并表现在宗教信仰、哲学理论、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不同的方面，同时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三大支中表现也各具特色。但共同点是，外来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藏传、汉传和云南上座部佛教文化。就汉传佛教而言，佛教一方面通过方术灵神化而与汉民族的黄老方术、灵魂观念和神仙信仰等融合而在信仰和行证的层面上为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开拓道路，另一方面又通过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儒学化、老庄玄学化而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合发展，特别是通过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调和以及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吸收，逐渐走进了社会，面向了人生[7]。

中国化的佛教具有许多鲜明的中国特色，例如形成了融会般若性空说的佛性论，人人有佛性、人人能成佛成为主流思想，重顿悟、尚简易，对内讲会三归一、立破无碍、禅净教融合，对外强调儒佛道三教融合，并与社会政治和伦理关系密切，而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佛教的入世化、心性化、人本化、人生化所表现出了人文精神，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和人生的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吸收。儒家的仁爱孝亲、“修齐治平”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的社会人生担当，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的自然主义哲学和人生态度，与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菩萨精神融合，成就了以禅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佛教肯定现实人生的价值取向，铸就了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更是继承发展唐宋以来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传统，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致力于实现人间净土，从而为当下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历史表明，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佛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则彰显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

二、佛教中国化与儒佛道三教关系

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的历史，其实也可视为是一部儒佛道三教关系史。

中国在先秦时就有诸子百家，佛教在两汉之际才传入，为什么最终会主要是三教关系？从思想基础看，这与传统思想文化的“人学”特质有关[9]。从诸子百家争鸣到儒佛道三教冲突交融，有其历史必然性。儒佛道三教正是以“人学”为基点而实现了融合互补和共同发展。历史上，儒墨道法争鸣，思想各具特色，但都始终关注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以社会的和谐与人生的幸福为终极的目标，尤其是儒、道两家，分别从重人伦和重自然的角度对此做了充分的发挥，两家相异而互补，在秦汉以后脱颖而出。北齐时的《刘子·九流》篇中说：“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10]把儒、道两家相提并论并加以推崇，反映了汉代以后儒、道两家从诸子百家中突显出来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特别重要角色的基本事实。两汉时外来佛教走进中国，主要就是与儒道相遇，最早有关佛教的中土著述牟子《理惑论》反映的就是佛教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文化相遇而引起的最早反响。此后，外来佛教以它关注人的生死问题的独特视角，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在碰撞中冲突，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各自发展，又共同推进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在这过程中，印度佛教中蕴涵而又被压抑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在中华文化的氛围中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并基于“人学”基础而与儒、道互补而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教关系也由此而形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既构成了对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的三教关系，也促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三大主干的成型。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11]。三大主干或曰三大重要组成部分的形成，生动诠释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化正是由于佛教的传入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底蕴更加深厚，发展更具活力。

佛教的中国化及其逐渐融入中华文化，佛教与儒、道构成的三教关系，对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汉以后中华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从三教关系切入，也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特点和精神，以及文明交流互鉴对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儒佛道三教关系不仅体现在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也体现在文学的、艺术的其他不同的思想文化各领域；不仅体现于精神文化中，也体现在器物形态中，还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随着中华儒佛道文化的向外传播，海外也有三教关系及相关的讨论。例如日本高僧空海就有一部著名的系统讨论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著作《三教指归》（又称《聋瞽指归》），越南也曾出现专论“三教同源”的著作《道教源流》（又名《三教管窥录》或《三教通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三教论衡为中心的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性影响。

三、三教关系与文明互鉴启示

佛教中国化和三教关系发展的历史，为我们呈现了中华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生动图景，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外文明交流的增多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加强，儒佛道基伊的五教关系日益突显，即传统的儒佛道再加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从三教关系到五教关系，既体现了中华大家庭的多民族、多宗教，人类不同的文明样态、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共同的文明追求，也是三教关系研究领域需要开拓视野、更好地总结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展望未来三教关系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儒道的关系，这是中华民族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融为一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就目前而言，讲三教关系主要以汉传佛教与儒道的关系为主，随着民族的大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进，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儒道的关系也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儒佛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文化将积极参与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去，既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也推动中华文明自身不断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教关系、五教关系将扩展为与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

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对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所做出的方法论反思值得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发展，而且还在方法论上对这种交流发展有深刻的反思。例如南北朝时面对外来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夷夏之辨”。

过去一般都把当时的“夷夏之辨”视为是捍卫华夏正统而排外的表现。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华夏正统论，并不等于对非正统思想的排斥，很多情况下只是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其他学说加以包容和统摄[12]，唐代佛教思想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一方面破斥华严教义之外的种种异说，另一方面又以华严教义来“会通本末”，把包括传统儒、道等思想在内的各种异说调和会通起来的判教，即是典型的一例。反映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虽然强调夷夏之别，反对“舍华效夷”，但同时却又在肯定华夏正统的基础上包容夷术，允许夷夏并存，南北朝时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也是这方面的反映。《夷夏论》花大量笔墨辨析了佛、道二教的同和异，然后得出“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的结论，同时认为两者有“优劣之分”，因为外来的佛教不重礼仪孝道，并不适合华夏，故反对“舍华效夷”。但《夷夏论》同时也在引经据典的基础上“寻二教之源”，得出了“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的结论，认为两者“法有左右”，“其迹则反”，但“圣道”则同，“其圣则符”[13]，因而其也是有价值的，只是仅适合夷戎而不适合华夏。夷夏之辨和夷夏论实际上体现出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一种方法论反思，其蕴涵的合理性在于，需要辨明“自我”与“他者”的异和同，接受他者不能舍弃自我，而是应该用来更新发展自我。中华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的相对封闭和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使其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和发展的稳定性，而其相对的开放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使自己始终充满朝气和活力。传统思想文化对待外来文化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同样深刻体现到日后儒佛道各自的更新与发展之中，三家既保持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又融摄另外两家来充实发展自己，这对今天的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中华文明如何参与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都有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外来佛教融入中华文化，与儒、道融合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三大主干，形成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中华思想文化的多元结构和丰富内涵。中华传统文化对历史上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博大胸怀和所进行的成功交融，既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气质，也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其中在讲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时，他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4]因此，在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如二十大所提出的，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同时，在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方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15]，要让中华文明参与到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作用。

佛教中国化和三教关系发展的历史提示我们，中国佛教是在坚持中国化方向，通过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融合而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佛教仍然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时也需要继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吸收世界人类文明的成果，以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以历史为鉴，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6]要努力“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7]

注释：

[1]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巴黎），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80.htm。

[2]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9年5月15日，北京），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syxw/2019-05/15/content_2087219.htm。

[3]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https://www.ccps.gov.cn/zl/20dzl/202210/t20221025_155436.shtml?eqid=a9fa58000003746d00000005645de3ae。

[4]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5]赵朴初：《中日韩三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惜、爱护和继续发展，《赵朴初文集》，华文出版社2007年，第1222页。

[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https://xcb.fjut.edu.cn/2014/1009/c1110a17617/page.htm。

[7]关于传统佛教思想理论层面的中国化，请参阅拙文《论汉地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与老庄玄学化》，载《中国佛教与儒道思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41—259页。

[8]张载：《近思录拾遗》，《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69页。

[9]请参阅拙文《从“三教”关系看传统文化的“人学”特质》，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0]傅亚庶：《刘子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521页。

[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

[12]秦汉以后，随着统一国家的建立，出于“统天下，理中国”（《汉书·陆贾传》）的需要，在华夏文化内部，各种学说也有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但非正统并不一定就被视为是邪说，官方认可的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排斥其他学说，即使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等思想学说也并没有被扼杀，这是华夏文化正统论的一个重要特色。请参阅拙文《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载《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3]《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

[1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8/content_6901250.htm。

[1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7]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1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