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沙畹在其汉学生涯中一直关注中国佛教史研究。他继承前代学者开辟的路径，从汉僧西域行记与佛教譬喻故事等汉文佛教文献的翻译入手并进行历史学研究。沙畹创新了佛教史研究的方法，借助考古学方法对云冈、龙门等佛教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发掘并搜集大量新史料 ( 碑铭拓片、照片、史书、地方志和金石学书籍) ，极大地丰富了佛教史研究的资料。他采用文本分析法、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对碑铭和造像进行研究。沙畹的研究启发了后续一批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在佛教历史、考古以及艺术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为法国的现代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沙畹；中国佛教；历史；考古；法国汉学

作者：贺梦莹，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汉学巴黎学派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0CZS047)的阶段性成果。

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一生涉猎广泛，对中国古代历史、考古、宗教、碑铭、艺术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被誉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1]在宗教研究方面，中国佛教一直是其关注的主要领域之一。他不仅遵循前代欧洲汉学家开辟的路径，继续翻译汉僧西域行记及佛教譬喻故事，还是最早一批到达中国进行考察的欧洲专业学者。他实地考察了云冈、龙门等佛教遗址并拍摄大量照片，拓印佛教碑铭并沿途搜集拓片、史书、地方志和金石学书籍，极大地丰富了汉文佛教研究的资料，还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献互证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沙畹一生笔耕不辍，以独撰或合作的方式共出版佛教史相关研究论著5部(3部译著及2部论著),文章20余篇，书评20余篇。他的中国佛教研究以历史为主，可分为四个主题：汉僧西域行记、佛教譬喻故事、佛教碑文及佛教造像艺术。沙畹在研究中结合文本翻译与分析、考古学和实证主义史学三大研究方法，对中国佛教史进行了全面研究。

以往学界对沙畹佛教研究关注较少，相关论述主要出现在学者对法国佛教研究史或者对沙畹的综述性研究中，仅有沙畹的同事法国印度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 1863-1935)所撰《沙畹论著中的印度学部分》一文专门探讨其对印度学的贡献。[2]本文将对沙畹中国佛教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梳理，试析其研究特点及对法国汉学的影响。

一、继承：沙畹对佛教文献的翻译

纵观沙畹的汉学研究，他在各个领域的起步几乎都是从翻译经典文献着手，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历史研究，沙畹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也不例外。他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传统，从汉僧西域行记及佛教譬喻故事的翻译展开，研究贯穿其整个汉学生涯。他的兴趣一方面源自于前辈汉学家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与自己汉学研究的兴趣有关。沙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期间(1885-1888)就对佛教及旅行记感兴趣，曾借阅多部相关书籍。[3]这些书籍既有经典也有同时代的最新论著，都为后来沙畹以汉僧西域行记为起点开启中国佛教研究作了准备。

(一)汉僧西域行记

自19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界开始对汉僧西域行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着手翻译和研究，其中尤以法国汉学家为代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首位汉学教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开启法国专业汉学家对汉僧行记的翻译和研究之先。1836年，他法译了东晋高僧法显的著述《历游天竺记传》(法译名为《佛国记》),被认为是欧洲佛教研究的奠基之作。[4]他在译著中附上详细的注释和考证，包括古代中亚、南亚等地的历史、地理、交通状况和同期欧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后来的汉学研究树立了典范。[5]雷慕沙的继任者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继续汉僧西域行记的翻译和研究。他最先注意到在众多僧侣行记中，只有六份原始行记被保存下来，分别是：法显的《历游天竺记传》、惠生及宋云的《宋云行记》(又名《惠生使西域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惠立及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义净的《大唐求法高僧传》,以及范成大的《继业西域行程》。[6]为此儒莲制定了《僧侣行记丛书》(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的翻译计划，并先后译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及《大唐西域记》(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推测，上述6部原始行记中，除已被译为法文的《历游天竺记传》外，其他5部应该均是儒莲翻译计划中的候选著作。[7]不过，沙畹之前的汉学家们主要借助欧洲图书馆保存的佛教书籍和资料进行研究，研究范围十分有限，资料也相对陈旧。到19世纪中叶，随着大清帝国国门的打开，沙畹得以亲自前往中国获得比前代学者更多的资料。

沙畹首先选取了儒莲翻译计划中的《大唐求法高僧传》(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par I-tsing)翻译，并于1894年出版。据伯希和所言，沙畹1889至1893年在北京的法国驻大清公使馆工作期间就翻译了这部行记，还曾将译稿交给印度学家、自己曾经的同学富歇(Alfred Foucher, 1865-1952)和友人烈维进行审阅。[8]1895年，沙畹与烈维合作译注了《悟空行记》。[9]在这两部译著的标题中，沙畹都标注了《汉僧行记丛书》之名，清楚地表明他继续执行着儒莲的翻译计划。1897至1898年，沙畹写作文章《中国旅行者游契丹、女真记》(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Joutchen),其中翻译了10世纪至12世纪僧人旅行契丹和女真的文本。1903年，他首次全译《宋云行记》(Voyage de Song Yun dans I’Udyāna et le Gandhāra [518-522 p.c.]),通过整理和研究有关宋云的汉文文献，重塑了僧人所游历地区和当地佛教的历史演变。[10]1904年，他翻译了《继业西域行程》(Notes sinologiques. I. L’itinéraire de Ki-ye. II. Un passage d’un édit de Bouiantu-Khan),为西文有关中国僧人行记的历史补充新的资料。同时，他对僧侣的生平也有所涉及，翻译了《高僧传》中记载的三国时期最早汉译印度佛教故事的僧侣之一僧会的生平(Seng-houei僧会280 p.C.),并且他注意到汉文资料中还记录着曾到中国传教卫道的印度僧人的故事，先后研究了南宋时期来中国的印度高僧、译经家求那跋摩的生平(Gunavarman[367-431 p.C.])和隋朝时期犍陀罗来中国的僧人、译经家闍那崛多的生平(Jinagupta[528-605 après J.-C.])。

沙畹还先后完成三篇有关取经僧侣的综述性著述，分别为：《宋云行记》附录补充的文章《唐以前中国有关印度的各类论著》(Note sur divers ouvrages relatifs à l’Inde qui furent publiés en Chine avant l’époque des T’ang),《菩提伽耶汉文碑铭》(Les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Bodh-Gayâ)文末翻译的系列宋代僧侣印度取经或中国布道的事迹，以及在法文远东旅行指南《马特罗列指南》(Guides Madrolle)上撰写的《中国之旅行家》(Les Voyageurs chinois)一文。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沙畹综述了中国历史上曾旅行外国的20位重要人物的旅行事迹、路线、著作、影响以及相关行记的西文译著，涉及人物从汉代张骞至清代图理琛。此外，他高度肯定了中国旅行家行记的学术价值，认为可以极大地补充佛教史料及中亚国家的地理和历史信息：“中国书籍中游记颇富，……中国之旅行家最能理会观察，昔日亚洲经行之大道，多数国家之地势、古物、风俗，今日皆得以昭示吾人者，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之旅行家”。“对于西方科学言，中国旅行家所居之位置，亦甚高也。西方关于亚洲地理之研究，……多数地域，皆为中国人足迹所已经、著述所已志，而为我西人所不详。是中国旅行家之著作，为今日史学家旅行家最确实之向导云。”[11]

(二)佛教譬喻故事

作为佛教布道最主要的媒介，譬喻故事代表了印度宗教与其教义。儒莲是法国汉学界在佛教譬喻故事翻译方面的“开疆拓土之人”,曾依据《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内容，翻译了三卷本共126篇《百句譬喻经》(Les Avadânas)。沙畹继儒莲之后，翻译了《佛教五百故事集》。此工作是在烈维的建议下开展的，后者最早发现梵文《大藏经》的原文早已丢失，但其汉文译本被完整保存下来，其中包含很多有关印度历史的重要信息。[12]沙畹随即于1896年与烈维合作翻译佛教譬喻故事，并首先于1903年在法国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例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成果，[13]随后于1905年在阿尔及尔第十四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展示了部分译文。[14]1910至1911年，沙畹出版了译著《佛教五百故事集》。[15]

如同雷慕沙、儒莲和理雅各一样，沙畹在翻译中加入大量注释，使得其翻译不仅是纯文字转换，更是对其中涉及的专有名词、特定表达及相关史实等内容的资料性补充和研究性考释，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在其对佛教碑文的翻译中。通过沙畹所添加的注释可以一窥他的参考文献，涉猎的书籍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一直到同代中外学界的最新论著，足可见其对汉文文献的掌握能力和对学界研究成果的熟悉程度。据烈维所言，“沙畹从一开始就展示出自己的博学，他的译文中加入了对晦涩的原文丰富的注释。”[16]不过，注释性的翻译方法也遭到一些负面评价，如学者丁文认为，沙畹在《宋云行记》的译文中“引证了一大堆中外古今名著，注上加注，释不厌烦，连‘沙弥’‘释迦’等词都加以解说，可是有些真正重要的史料，却被忽略了。”[17]从某种程度上说，沙畹的译注中确实存在如上问题，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对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二、发展：沙畹对佛教材料的发掘和方法创新

(一)借助于考古方法的材料发掘和实地考察

沙畹在研究上最具创新之处是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佛教研究中。他是欧洲最早一批亲自到达中国进行考察的专业学者。[18]沙畹非常重视考古调查，在他还未能来到中国考察前，便已开始关注同期最新的旅行报告。同年沙畹撰文《龙门石窟考》(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19]介绍石窟及造像的历史，主要参考了同年《环游世界》杂志刊登的法国矿物工程师勒佩斯·兰盖(Félix Leprince-Ringuet, 1873-1958)于1899年在龙门石窟拍摄的几张造像照片及一张记载石窟开凿史实的拓片。这些照片也是欧洲最早关于龙门石窟的照片。[20]在文中沙畹首次提到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将会非常有价值。1907年，他专门考察了这些佛教遗迹。[21]

值得注意的是，沙畹在开展某一地的考察前首先会拜访当地官员及学者，了解当地重要的考古遗址。此外，他还会以地方志作为指南手册。地方志中的一些专门章节(如“古迹志”“金石志”“陵墓志”)会按照地理位置列出当地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的古迹和碑铭细目，为遗址考察提供线索。得益于此，沙畹的考古调查避免了盲目性，更有针对性和目标性。[22]沙畹的俄国学生阿理克(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曾陪同老师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见证了老师的考察过程及方法。他说：“这些‘索引’为沙畹和我在中国考察期间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库，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学者们将无法开展中国研究，更别期待能在实地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汉学家们在研究中参考的资料百分之九十都是出自中国书籍，只有百分之十是其他国家的著述。”不过，这些在汉学家眼中非常珍贵的地方志当时在中国却不受重视，它们在书店中被随意堆放并且贱价出售。[23]得益于实地考察，沙畹获得了大量汉文史书、金石书籍及地方志，并将研究资料的范围扩展到佛教的碑铭和造像等地上文物。

在考察期间，沙畹借助欧洲考古学的方法对遗迹进行实地观测、拍摄以及石刻碑铭和图像的拓印。首先，他依据地理分布的空间差异对石窟群进行分组编号，将云冈石窟分为3组，龙门石窟分为20组，再从考古学的角度测量和记录石窟和造像的地理位置、数量、大小、材质、造型特点，收录并拓印相关碑文。据沙畹统计，云冈石窟中约有一千个洞窟和一万尊雕塑，龙门石窟有碑铭487品。此外，沙畹考察期间拍摄了大量华北地区佛教遗迹的照片，共计260余张发表在《华北考古记》[24]图册第一卷第二部分“公元5至8世纪的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 du cinquième au huitième siècle de notre ère)。有关佛教雕塑和碑铭的研究构成了《华北考古记》研究论著的第二卷《佛教雕刻》(La Sculpture bouddhique),其中详细描述了云冈、龙门等几处佛教遗址的地理信息和历史沿革。

此外，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沙畹的考古调查只停留于地上，且对考古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还十分有限，但仅凭他一己之力所做的资料收集与统计在当年仍是史无前例。[25]沙畹通过对拓片和图像的收集，建立起一个珍贵的20世纪初中国佛教地上遗迹资料库，尤其是曾拍摄过的遗迹有不少在今天已彻底消失或遭到破坏，沙畹的照片更突显出价值，为遗迹的修复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来源。[26]其创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也为后世研究树立了垂范。

(二)对佛教碑铭和造像的历史学研究

沙畹在佛教史的研究中关注碑铭和造像，利用考古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进行历史学研究，这也是当时西方考古学和文献学者的重要研究路径之一。当时在中国，“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他部分者；虽碑板收藏极博之人，若询以碑之其他部分，鲜能以对。……然而艺术之始，雕塑为先。……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27]沙畹则发现了当时的欧洲汉学界及中国文人阶层未关注的碑铭和造像的价值，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旅行家带回欧洲的零星中国考古资料，1907年在中国考察期间，又专门雇佣拓工对碑刻进行全面拓印，同时尽可能完整地搜集市面上流通的碑铭拓片。[28]他对中国拓片的搜集、关注和研究视角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

1.文本分析法

沙畹从佛教碑文的释读和翻译入手进行文本分析与研究，主要成果有：文章《居庸关中文及蒙文铭文的初步解析》(Note préliminaire sur l’inscription de Kiu-yong koan. Première partie： Les inscriptions chinoises et mongoles)、《居庸关西侧墙壁佛经碑铭》(“Le Sûtra de la paroi occidentale de l’inscription de Kiu-yong-koan”)、《菩提伽耶汉文碑铭》、《菩提伽耶最早的汉文碑铭(回复施古德先生)》(La première inscription chinoise de Bodh-Gaya [Réponse à M. Schlegel])、《王玄策碑铭(第一部分)》(Les Inscriptions de Wang Hiuen-ts’e[première partie]),论著《六块汉文造像碑》(Six Monuments de la Sculpture chinoise),以及内含500多品碑文译文的《华北考古记》第二卷《佛教雕刻》。

沙畹的文本分析法在其早期的碑文研究中便有体现。在对一块有关印度菩提伽耶的汉文石刻碑铭的解读和翻译上，沙畹与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产生分歧并发生笔战。菩提伽耶的汉文碑铭是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中国朝圣者在摩诃菩提寺庙所刻的弥勒佛造像记、颂词、修建佛塔记及发愿文。其部分内容已经由英国汉学家毕尔于1886年做了初步研究。[29]1892年，英国考古学家及工程师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 1814-1893)在《摩诃菩提》一书中也对该碑文做了简要分析。[30]1895年，施古德在一篇书评中对上述研究中的不足和错误给出了修正意见。[31]1896年，沙畹通过印度学家富歇获得了完整的五块汉文铭文拓片和照片，并发表文章《菩提伽耶汉文碑铭》,其中对施古德书评中的某些解读给出修正意见，并对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做了新的考证。

以对“往生内陀”的解读为例，施古德认为“生内陀”(法文给出的汉语拼读cheng nei t’o)对应的梵文是Samnaddha。但是沙畹以汉梵文的拼音转写规则为准，认为汉语中以ch开头的词在梵文中对应的是颚音摩擦音ç,而不是齿音摩擦音s, 例如Cha-men(沙门)对应çramana, 因此cheng nei t’o不应对应Samnaddha。此外，“生内陀”如果解读为Samnaddha(意为“已装备”),作为完成状态的动词出现在汉文句子的正中间不合语法规则，且这个表述在佛教语言中也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施古德对“往生内陀”的断句有误，“生”应该与“往”组合，“往生”不仅是佛教常用语，且在相应的碑文中也多次出现。而沙畹推测“内陀”表示“原因”,梵文可能为nidâna。虽然在语音上“内陀”的汉文与梵文不完全对应，但不排除这是一种可能的翻译方式。“往生内陀”四个字连起来的意思是“使将要出生的原因”,这一解释可使原碑文意思更加合理，即一位叫志义的僧人希望通过德行来换取佛祖应允他来世出生在极乐世界的理由。施古德随即于1896年至1897年间，在自己主编的杂志《通报》上连发5篇文章对沙畹进行反驳。在施古德来看，沙畹对碑铭上磨损文字的辨识、释读和翻译不足，“给出了一个不成熟且过于草率的译文次品”、“对汉文金石学没有足够的了解，太轻视其中暗藏的困难了”。[32]沙畹在1897年发表回应文章，对施古德的不同释读和翻译再次进行反驳。他最新研究认为，“往生内陀”实则为“往生内院”,即“往生净土”之意。此解读来源于王昶所著《金石萃编》中的碑铭《潭州铁塔柱文》中的类似表达。“内院”一词在《菩提伽耶汉文碑铭》的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33]在烈维及现代学者戴仁(Jean-Pierre Drège)看来，沙畹对这些充满隐喻、令人费解的中文内容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论证严谨扎实，展示出精湛的碑铭学和佛学技艺，超越了施古德这位老一代的汉学家。[34]

2.实证主义史学方法

沙畹深受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的影响，在佛教史研究中注重辨别材料的真伪和年代，并审慎地筛选资料。[35]以碑文研究为例，沙畹筛选碑文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点：有纪年，内容较完整且被中国金石学书籍所辑录。明确的时间记载不仅可以帮助学者了解碑文篆刻的时代背景和与之一同被建造的石窟和造像的年代历史，还可以帮助分析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而被金石书籍收录则方便沙畹在研究中将自己收集的碑文拓片和书籍中的碑文录文进行对比研究。

在对龙门石窟碑文的研究中，沙畹使用统计学方法对造像题记的篆刻年代以及其中出现的崇拜对象的名称和次数进行分析，研究龙门地区佛教崇拜的高峰和低谷期，以及崇拜对象的历史演变。他发现龙门石窟经历了两次造像高峰，一次是在494年至534年北魏迁都洛阳期间，一次是在唐太宗、高宗及武则天执政期间。而在749年造像题记戛然而止，与唐代朝廷在南方地区的战败和安禄山叛乱时间相符。其次，通过统计有年代的碑文中提及的不同佛祖及菩萨的次数，沙畹发现，人们祈福最多的佛是阿弥陀佛，主要年代集中在647至715年间。他由此推测，中国人对阿弥陀佛的崇拜是自七世纪中叶即唐代起才变得普遍。而无量寿佛则主要出现在518至533年间的碑文中，虽然在沙畹的时代，无量寿佛常被认为是阿弥陀佛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沙畹认为，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在最初应该是两种佛教概念，有关无量寿佛的崇拜应该早于唐代。此外，碑文中被多次提及的观世音菩萨也是龙门地区最受崇敬的神之一。[36]

在研究佛教洞窟和造像的历史时，沙畹结合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进行考释。以龙门石窟最著名的奉先寺大卢舍那佛为例，沙畹在还未进行实地考察前，曾于1902年撰文《龙门石窟考》,试图通过汉文史书、地方志及金石学书籍等资料，推测这尊大佛的身份和开凿历史。他认为，确定出建造这尊造像的准确年代对研究中国艺术史将大有裨益。[37]在1907年的实地考察后，沙畹在《华北考古记》中对这尊大佛的地理位置、体积、神情、姿态、衣着装饰等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同时，大佛基座上的4篇题记帮助他补充了相关金石文献中的记载，重塑了大卢舍那佛的建造历史。值得注意的是，沙畹在《龙门石窟考》一文中虽然找到了大量文献记载来推测勒佩斯·兰盖所拍摄照片中的“高18—20米，龙门石窟最美的造像”的身份和建造年代，但他当时却误认为该造像为唐朝魏王泰642年建造的宾阳洞三窟中的大佛。而他所依据的资料是《河南通志》记载的龙门石窟“中有极大者三龛，唐魏王泰为长孙后所造”(卷二十)及《金石萃编》记载的“石窟最大者今名宾阳洞，像尤高大”、“宾阳洞，见泰所造二龛，佛像大五六丈”(卷十四)等内容。而实地考察后，他很容易就确定了大佛的身份和相关历史，并在《华北考古记》中修正了自己的错误。这一经历应该让沙畹更加认识到考古学调查的重要性。在《华北考古记》的“前言”中，他指出，“考古学更新了我们对古代的认知，这门学科目前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事实上，只有通过系统的考古挖掘获得四千年来中华文明所传承的深埋于地下的秘密，这门学科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但是在等待这一挖掘新纪元的到来前，我们现在即可着手去探索和研究那些所有旅行者都触手可及的历史遗迹。”[38]

在使用文献的过程中，沙畹并非毫无保留地全部采纳，而是保持审慎批判的态度。如《图书集成》中《山川典》及《职方典》记载着有关碑文造像的内容，沙畹认为其中的收录内容太杂乱也未加考证，因此不免有纰漏，使用时需要谨慎鉴别。沙畹对石刻内容更是反复核实其来源及真伪。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不少赝品碑文和浮雕的拓片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出售。1907年在中国考察期间，沙畹注意到在山东泰安、陕西西安以及山西太原三个不同地区同时出售一件标注为刻于524年的佛教造像拓片。拓片中佛陀坐于正中方形台座上，左右共站立有四位头顶光环的菩萨，背景上还雕刻有六位沙门。此图右侧有祝颂词，左侧有供奉者名单。然而，当他询问商贩这一拓片的原石所在地时，商贩的回答或是含糊不清或是互相矛盾，与其广泛流传的事实相矛盾。此外，沙畹从拓片的内容着手，发现史书中并没有拓片收藏者“富平张清如藏金石章”的相关信息。造像记的内容与造三级砖浮图不匹配，且其中对敬语的使用也很怪异。从图像内容来看，石刻上方人物的头顶纹饰和背景的沙门都雕刻笨拙且重复出现，与北魏时期普遍精致的石刻不符。而该拓片的文字清晰可辨，保存状态十分良好，完全不像公元6世纪的碑刻所该有的样子。因此他对其真实性持怀疑态 度。[39]而 在对龙门石窟碑文的整理过程中，沙畹认为找到了这块赝品碑文所依据的原石，即立于533年的一块石碑。[40]虽然原碑已大面积损毁，很难完整破译其中文字，但题记内容结构严谨、前呼后应，阐述了敬造佛像的必要性。当然，沙畹知道，质疑524年的题记是533年题记的仿制品虽然在时间上不合逻辑，但有可能是古代商人仿制了533年的石碑并将碑刻的时间提前至524年，供不识字的百姓做还愿碑。通过对比原碑及赝品碑文，沙畹认为赝品只对时间及几处段落、人名进行了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效帮助恢复原碑的内容，赝品的存在也有一定的价值。[41]在这一研究中，沙畹提醒研究者注意中国石刻中作伪现象的存在，再次体现出了史学家的严谨和批判精神。也因此，沙畹不仅雇佣拓工拓印原石，还沿途购买拓片及金石学书籍，并试图寻找到每一幅拓片的原石，通过对拓印的拓片、购买的拓片及金石书籍中辑录的碑刻信息的对比，筛选出真正可用于史学研究的可信资料。

3.跨文化比较法

沙畹是中国佛教造像研究的探索者。瑞典汉学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 1879-1966)认为，在沙畹之前，“西方学者忽视了中国图像这一领域，只有沙畹对龙门石窟雕塑的介绍以及他对几座佛教造像碑的零星研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数据。”[42]沙畹辨识出云冈石窟是中国当时保存最古老、最有印度造像原貌特征的佛教艺术遗迹，因此在考古学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3]而龙门石窟以云冈石窟为原型，又涵盖了北魏之后6世纪至8世纪不同朝代的佛教雕塑特点，造像形态更丰富、规模更大，尤其是唐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因此产生的雕塑艺术比之前的朝代更加丰富、复杂。[44]

沙畹使用跨文化比较法研究佛教造像的艺术价值，通过对比中国早期开凿的大型石窟及造像，以及其与古代中亚和西方造像的相似性，探究佛教艺术从中亚传入中国后的新发展。沙畹除了记录云冈龙门造像所在洞窟的位置、体积以及佛像的大小等物理信息外，还尝试从艺术史的视角阐释和分析造像，如形态、表情、洞窟装饰等特征。

从造像形态来看，虽然云冈石窟内的众多造像或被拙劣修葺或被风化损坏，其最初的面貌遭到破坏。不过，通过细致的观察和鉴别，沙畹发现这些造像的外观基本没有被改动，依然可以看出原始形态。[45]一些云冈佛像为交脚而坐，这种北魏艺术特有的姿态明显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启发。而在一尊5世纪的洞窟造像中，沙畹又惊喜地发现了一种“与汉文化十分不协调”的罗马神话中众神的装饰风格，即汇集了墨丘利头戴的插有双翅的帽子、海神尼普顿的三叉戟和巴可斯的双柄大酒杯的造像。沙畹在其中看到了古罗马的雕塑跨越整个中亚最终传播到中国的艺术发展历 程。[46]在 沙畹看来，北魏佛教艺术细腻又优雅：“云冈雕塑没有任何中国早期雕塑的特点，这些造像身材修长、和谐，被赋予一种深深的宗教感情，它们既是艺术的开端又达到了艺术的顶峰。”[47]而龙门石窟与云冈石窟相比人为修葺的痕迹少，由此更好地保留了造像最原始的形态。唐代672年至675年建造的奉贤寺大佛两侧的天王[48],他们“肌肉紧绷，造型与日本奈良东大寺南大门的双体金刚力士像非常相似”。该佛像下方的题记中称两侧造像为金刚，沙畹推测，这个称呼是从犍陀罗的浮雕人物形象金刚手菩萨转化而来。并且，由于北魏的洞窟中没有这样的造像，因此，值得探究北魏之后，汉传佛教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才产生了金刚形象。[49]

从造像表情来看，佛教出现在中国之前，中国的人物形象(如汉画像中的人物)缺乏表情，仅仅作为一个已经预设场景的参与者出现，他们的神态和姿势也是为了配合所扮演的角色而制作。佛像却带有人的精神特征，它们“表情温和、姿态从容优雅，望之可亲，是以往佛像所不具有的。”[50]

从雕刻内容来看，中国佛教雕塑中融入了一些特有的中国元素，如，一幅雕刻有年轻的释迦跪在父亲面前与之交谈，打算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的场景的浮雕。沙畹认为，该浮雕表现出了释迦对父亲的恭敬，是中国人品德中“孝”的体现，这是佛教故事特有的中国风格。另一幅浮雕刻画了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从左胁生出佛陀的场景，如果依照印度的传统，佛陀应该是从母亲的右胁降生，但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以左为上，所以将右胁改为左胁。[51]

此外，从洞窟装饰来看，龙门石窟的老君洞“不再只是对一块石面的简单凿刻，而是加入了大量繁复的雕饰，甚至令人目不暇接、审美疲劳。不过，一个个洞窟将这些纹饰很自然地分开并赋予其秩序与和谐。这些雕饰为参观者留下强烈的印象，当人们身处石窟内部，看到矗立高耸直冲顶端的哥特式拱顶以及墙面精美的纹饰时，就会产生一种中世纪时人们走进教堂、欣赏着艺术与宗教完美契合的相同感受。”[52]

事实上，沙畹的跨文化比较法受到了法国考古学家赖那克(Salomon Reinach, 1858-1932)的方法的影响，他曾对其评价道：

您建立的中国早期艺术(经过波斯艺术过渡)与迈锡尼艺术的演变关系，可以成为我们在今后有关考古研究甚至是更广泛的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珍贵的主导思路。多亏了您，我很高兴看到汉学最终得以进入世界科学的范畴；汉学太长时间以来都被禁锢在长城以内没有人去研究，而今后汉学将有很大的优势走出这令人不快的、与世隔绝的状态。[53]

与同时代专攻印度佛教艺术的富歇，或者专攻中国艺术的佩初兹(Raphaёl Petrucci, 1872-1917)相比，沙畹虽然不是专业的艺术史家，但他对同代艺术史家的研究了如指掌，不仅在研究中经常引用，并且发表大量书评。在法国东方学家高第看来，很长时间以来，欧洲人对中国艺术都只有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中国雕塑更是毫不知晓。[54]法国艺术史家毕雪梅(Michèle Pirazzoli t’Serstevens)认为，沙畹是第一位研究中国石刻雕塑的历史学家，他在金石学研究中对图像的关注使之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55]

沙畹的华北考古研究当年在中国学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1913年，民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连续三期刊载了沙畹《华北考古记》的图册目录的中文译文和简要介绍，而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很可能促成并参与了这项工作。鲁迅也很可能是在这本书的启发和影响下，开始持久而深入的拓片收藏、抄录和研究工作。[56]此外，梁思成在其论著《中国雕塑史》中，谈及外国学者对中国雕塑研究的贡献时，肯定了包括沙畹在内的“著名学者……俱有著述，供我南车”[57]。

三、传承：沙畹的中国佛教史教学与学术传承

沙畹在法兰西学院“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1893-1918)及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宗教学系(1908-1912)的授课中，主要授课内容之一便是中国佛教史。[58]一些后来有影响力的汉学家都曾聆听过他的课程，受其启发和影响。

在对佛教遗址的考察方面，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曾于1914年在浙江考察杭州的灵隐寺、飞来峰、烟霞洞等众多佛教遗址，并发表一篇百余页的考古调查报告，补充了老师1907年考察时未能涉及的中国南方佛教。马伯乐遵循沙畹的研究路径，不仅按照地理位置对现存佛教遗址进行分类、拍摄照片，还利用地方志、金石学书籍以及石刻资料研究佛教在中国南方的传播和发展历程。[59]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在沙畹的鼓励下，曾于1909、1914、1917年先后三次来华进行大范围的中国古迹调查，并出版三部考察报告及研究论著《中国西部考古记》(Premier exposé des résultats archéologiques obtenus dans la Chine occidentale par la Mission Gilbert de Voisin, Jean Lartigue et Victor Segalen (1914))《中华考古图志》(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1914-1917))及《中国——伟大的雕塑艺术》(Chine. La Grande Statuaire)。考察期间他全程与沙畹通信，还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拍摄、测绘和地下挖掘。[60]可以说，沙畹的考古调查对谢阁兰的中国考察和相关研究起着指导性的关键作用。[61]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1906年在新疆库车地区发掘出一座巨大的佛寺，还搜集到一些希腊佛教艺术品，证明了当地曾深受希腊和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该考察也被认为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62]1908年，伯希和对敦煌藏经洞进行考察，并将大量包含珍贵佛教资料的文书带回法国，引起法国及国际学界对藏经洞文书持续的整理、编目和研究工作。喜龙仁1925年出版的艺术史论著《5-14世纪中国雕塑》也深受沙畹影响，在写作该论著时，他感叹除了沙畹的《华北考古记》及其针对几座佛教造像碑的研究外，“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能够指导其研究中国宗教雕塑的图像”[63]。他在研究中大量参考沙畹的考察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范围更广、时间更长、角度更全的研究，是对《华北考古记》中佛教雕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在对佛教历史的研究中，沙畹的弟子们不再以旁证印度佛教的史实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开启了佛教教义的相关研究。[64]伯希和曾依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老子化胡经》残卷，研究中国佛教与道教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还译注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集《弘明集》中的篇目《牟子理惑论》(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és),研究早期佛教教理及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历史。马伯乐曾选取一些具体的中国佛教遗址、团体、事件进行研究，涉及佛教的起源以及佛道之争。沙畹的关门弟子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结合自身汉、梵、日、巴利文多语种的能力，从历史、艺术、佛经、教义尤其是禅宗的角度对佛教进行剖析。他进一步培养出巴罗(André Bareau, 1921-1993)、谢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以及弗兰克(Bernard Frank, 1927-1996)等新一代学者，带领欧洲的佛教研究进入黄金时代。

四、余论

沙畹是欧洲最早一批来华考察的专业汉学家，他的考察以学术为目的，在搜集资料的同时注意将古迹留在原地保护。沙畹热爱佛教造像和碑铭，却在考察期间没有带走一件原件，只是尽可能全面的拍摄照片并拓印石刻图像和文字。他虽注意到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群大多遭到人为修葺或风蚀，严重影响了造像的原始形态，不过这并未成为他带走造像的理由。这一行为与他同时期来华考察的外国人和古董商人形成鲜明对比。那些自认为将暴露在荒野郊外的中国古代文物带回西方是对其妥善保护的学者与那些“不尊重消失的艺术遗迹”[65]的古董商人一样，无形之中都加速了中国珍贵艺术品的流失。在沙畹的努力下，中国一部分遗迹未被破坏并在原地得到了保护，这使得沙畹成为海内外学界颇受尊重的汉学家。然而，在清末社会动荡、古物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华北考古记》图录一度被当作古董市场收藏家和商人的目录清单，间接加剧了一些中国文物尤其是石刻造像的海外流失，这应该是他所未曾料想和决不愿看到的结果。对此，沙畹虽没有明确表态，但曾撰写有关巴黎博物馆中国文物展览的论文及专著，选取同期展览中有研究价值的古物进行拍照、描述、碑文转写、翻译和研究，在古物流入交易市场前，以个人之力记录下文物的信息。[66]

在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沙畹注重跨学科合作，从研究之初起就与印度学家、精于梵藏佛教文献比较研究的烈维开展持续终生的翻译与研究合作。据冯承钧所言，“此种梵、汉合治之成绩，尚为今日学界所仅见。”[67]此外，沙畹也常与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汉学家互动交流，并以书评形式发表当时最新的佛教著述，共计20余篇。在文献搜集方面，沙畹除实地考察外，还经常向旅行者、传教士或是驻华外交官以及中国官员征购他尚未获得的拓片、古书、照片等，这使得沙畹的研究能始终吸收最新资料，保证研究质量的同时也促进了法国汉学的良性发展。当然，沙畹研究成果背后也离不开中国学者的帮助。在华北考察期间，他不仅有中国官员保驾护航，还有当地文人学者的考古意见指导。沙畹的《华北考古记》还获得其中国学生魏怀的帮助，后者抄录了除去金石学书籍中已收录的其余所有沙畹收集的原始拓片的文字，还校对了《华北考古记》的手稿。[68]

沙畹进行佛教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丰富的汉文文献来旁证印度佛教的史实，这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所谓处于隔绝状态中的中国文明的传说，推动了中西交通史的研究。[69]沙畹注意新材料的发掘和搜集，地方志、金石学书籍、佛教碑铭拓片和实地考察时拍摄的照片均被其视为研究素材，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资料和视野。他的研究以文本的翻译为基础，注重佛教文本的内容解读和中国佛教的历史重构，同时借助考古学方法、文本分析法、实证主义史学法和跨文化比较法。虽然他未在佛经或是教义方面有更深入的研究，但他对汉文文献的翻译和解读以及对佛教造像的研究，为历史上中国佛教的起源、传播、接受、影响和艺术风格的变迁都带来了可贵的发现，也为印度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中文材料。“沙畹不仅是汉学大家，且对印度学的研究有持续和丰富的贡献。”[70]

注释：

[1]Paul Pelliot,“Les études chinoises”,Renaissance,volume II et III,1944-1945,New York,1945,pp.258-259.张广达：《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175页。

[2]Sylvain Lévi,“La part de l’indianisme dans l’œuvre de Chavannes”,Salle Edouard Chavannes,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musée Guimet,Paris/Bruxelles,G.Van Oest,1921,pp.17-23.其他研究主要包括：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Henri Cordier,“Nécrologie-Edouard Chavannes”,T’oung Pao,vol.18,no.1/2,1917,pp.114-147.戴仁：《西方汉学第一人》,阮洁卿译,《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戴仁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张广达：《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载《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134-175页。

[3]有关沙畹借阅的相关书籍,参见贺梦莹：《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对沙畹汉学研究的影响》,《国际汉学》2023年第4期。

[4]Abel-Rémusat(Traduit et commenté),Julius von Klaproth et Ernest-Augustin-Xavier Clerc de Landresse (Revu),Foě Kouě Ki佛国记,Imprimerie Royale,Paris,1836.雷慕沙生前完成了全部译文及前二十一节的注释,雷慕沙逝世后,后面章节的注释由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及朗德雷斯(Ernest Clerc de Landresse)增补,于1836年出版。参见高田时雄：《法国汉学与汉僧西域行记》,《澎湃上海书评》2018年8月21日。

[5]李慧：《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国际汉学》2015年第2期。

[6]Stanislas Julien (trad.),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Paris,Imprimerie impériale,1853,pp.IV-IX.

[7]高田时雄：《法国汉学与汉僧西域行记》,《澎湃上海书评》2018年8月21日。

[8]Paul Pelliot,“Edouard Chavannes”,Salle Edouard Chavannes.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musée Guimet,Paris/Bruxelles,G.Van Oest,1921,p.12.

[9]Sylvain Lévi et Edouard Chavannes (trad.et annot.),“Voyage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L’itinéraire d’Ou-K’ong (751-790)”,“Note additionnelle-Le Kipin.Situation et historique”,Journal asiatique,sér.IX,t.VI,1895,pp.341-384.

[10]沙畹之前,德国汉学家诺依曼及英国汉学家毕尔分别于1833年及1869年部分翻译了该游记,参见Karl Friedrich Neumann,‘Pilgerfahrten buddhistischer Priester von China nach Indien’,Illgen’s Zaitschr.F.history.Theologie.Bd.III,1833.及Samuel Beal,Travels of Fah-Hian and Sung Yun,Buddhist pilgrims：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and 518 A.D.),London,Trübner,1869。

[11]法文原文：Edouard Chavannes,“Les Voyageurs chinois”,Extrait des Guides Madrolle：Chine du Sud,Paris,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1904。中文翻译参考[法]沙畹：《中国之旅行家》,冯承钧译,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35页。

[12]Edouard Chavannes,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Paris,Ernest Leroux,1910,t.I,p.XVII.

[13]Edouard Chavannes,“communications：Contes d’origine hindoue contenus dans les traductions chinoises des avadanas”,Journal asiatique,Xe série,t.I,1903,p.152.

[14]Edouard Chavannes,“Fables et Contes de l’Inde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Actes du XIVe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Alger,1905,pp.84-145.

[15]1934年,《佛教五百故事集》第四卷由烈维撰写前言并补充了佛教词汇表后出版。

[16]Sylvain Lévi,“La part de l’indianisme dans l’œuvre de Chavannes”,Salle Edouard Chavannes,1921,pp.17,23.

[17]丁文：《“宋云行纪笺注”读后》,《学术月刊》1957年第4期。

[18]沙畹于1889至1893年在中国工作期间已开展了一些实地调查,不过对佛教遗址的考察是在1907年进行的。

[19]中译本,沙畹：《龙门石窟考》,陆翔译,《说文月刊》1940年第二卷第6、7期。

[20]Leprince-Ringuet,“Voyage dans les provinces du nord de la Chine”,Edouard Charton (dir.),Le tour du monde：nouveau journal des voyages,1902,le 5,12,19,26 juillet et le 2 août.

[21]沙畹7月21日至22日考察巩县石窟寺,7月24日至8月4日考察龙门石窟,10月23日至27日考察云冈石窟。Jérôme Ghesquière (coord.),Missions archéologiques françaises en Chine：photographies et itinéraires 1907-1923,Paris,Les Indes savantes：Musée Guimet,2004,pp.181,186。

[22]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Anne Kerlan-Stephens (éd.),Autour des collections d’art en Chine au XVIIIesiècle,Genève,Droz,2008,p.100.及Victor Segalen,Gilbert de Voisins,Jean Lartigue,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 (1914).L’art funéraire à l’époque des Han,Paris,Paul Geuthner,1935,p.7.

[23][俄]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中国纪行》,阎国栋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3、146页。

[24]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4 tomes,Paris,Ernest Leroux,1909,1913,1915.

[25]例如,最新统计龙门石窟题记和碑铭共计3600多品。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3文化卷》,2005年,第522页。

[26]沙畹中国考察期间拍摄的原始照片及底片现保存于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目前可在法国“国家博物馆及大皇宫联合摄像机构”(L’Agence photo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et du Grand Palais)官方网站上搜索并浏览图片的电子版：https：//www.photo.rmn.fr

[27]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8]沙畹在此次考察中获得的所有拓片均收藏在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

[29]Samuel Beal,“Two Chinese-Buddhist Inscriptions found at Buddha-Gay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1,new series 13,1886,pp.552-572.

[30]Alexander Cunningham,Maha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London,1892,p.73.

[31]Gustave Schlegel,“Review o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ï,by W.Radloff”,T’oung pao,1895,vol.VI,no.5,pp.516-525.

[32]Gustave Schlegel,“Les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Bouddha-Gayâ”,T’oung Pao,vol.7,no.5,1896,pp.562-580;vol.8,no.1,1897,pp.79-105;vol.8,no.2,1897,pp.181-218;vol.8,no.3,1897,pp.322-340.“La première：Inscription Chinoise de Bouddha-Gayâ (Réplique à la réponse de M.E.Chavannes)”,vol.8 no.5,1897,pp.487-513.

[33]参见《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十五,《潭州铁塔柱文》。Edouard Chavannes,“La première inscription chinoise de Bodh-Gayâ (Réponse à M.Schlegel)”,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t.35,no.1,1897,pp.88-112。

[34]Sylvain Lévi,“La part de l’indianisme dans l’œuvre de Chavannes”,Salle Edouard Chavannes.1921,pp.18-19.Jean-Pierre Drège,“Edouard Chavannes et l’épigraphie chinoise en France”,Catalogue des estampages chinois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Paris,Société Asiatique,2003,p.5-19.需要指出的是,沙畹的碑文释读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详见周达甫：《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不过周达甫指出的错误有些是由于碑文模糊不清导致的,有些则是在其反殖民主义情感影响下的非客观评价。

[35]有关沙畹所受实证主义史学的训练,参见贺梦莹：《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对沙畹汉学研究的影响》,《国际汉学》2023年第4期。

[36]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5,pp.538,541-546,550.

[37]Edouard Chavannes,“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pp.133-159.

[38]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3,Avant-propos.

[39]Edouard Chavannes,“Un faux archéologique chinois”,Journal asiatique,Xe Sér.,XI,1908,pp.501-510.被沙畹质疑的碑铭为《刘根造像碑》,碑高39.5cm,宽144cm,厚16cm,实乃“三级砖浮图”,即三层砖塔的塔铭,现存于河南博物馆。参见宫万琳：《北魏〈刘根造像碑〉的刊记与书艺》,《中国书法》2017年第8期。

[40]沙畹未给出这一原碑的名称,但据笔者研究发现,沙畹所指的原碑为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的《佚名孝武帝永熙二年(533)》一碑文,高53厘米,宽37厘米。录文参见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446-447页。目前中国学界对沙畹的这一质疑和推测还未有相关研究。

[41]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5,pp.417-424.

[42]Osvald Sirén,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London,Ernest Benn,Limited,4 volumes,1925.中文译本参见[瑞典]喜龙仁：《5-14世纪中国雕塑》(上),栾晓敏、邱丽媛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2-83页。

[43]Edouard Chavannes,“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p.159.

[44]Edouard Chavannes,“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s résultats archéologiques de la mission accomplie en 1907 dans la Chine du Nord”,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no.3,1908,pp.199-200.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5,pp.322,540-541.

[45]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5,pp.301-302.

[46]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5,p.309.

[47]Ibid.,pp.291-295.

[48]此处沙畹称为天王的雕塑被后来学者认为一个为天王、一个为力士。参见[瑞典]喜龙仁：《5-14世纪中国雕塑》(下),第577页。

[49]Edouard Chavannes,“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s résultats archéologiques de la mission accomplie en 1907 dans la Chine du Nord”,pp.198-199.

[50]Edouard Chavannes,“Voyage archéologique dans la Mandchourie et la Chine septentrionale”,T’oung Pao,1908,p.517.

[51]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5,pp.306-307,319.

[52]Edouard Chavannes,“Voyage archéologique dans la Mandchourie et la Chine septentrionale”,pp.517-522.

[53]沙畹致赖那克的信,1901年2月2日,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市梅冉纳图书馆藏(Bibliothèque Méjanes d’Aix-en-Provence),“赖那克通信(1858-1932)”,档案盒33号。

[54]Henri Cordier,“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58e année,no.7,1914,pp.670-682.

[55]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u collectionnisme et de la science des antiquités à l’archéologie scientifique en chine”,Journal asiatique,2010,vol.298,no.1,p.129.

[56]He Mengying,“Édouard Chavannes,Lu Xun et la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Bulletin d’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2017,pp.453-472.

[57]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第2页。

[58]有关沙畹中国佛教史的授课研究,参见贺梦莹：《论法国汉学教育的现代化奠基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之教学实践》,《汉学研究通讯》2023年第1期。

[59]Henri Maspero,“Rapport sommaire sur un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au Tchö-kiang”,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14,t.14,pp.1-117.

[60]Victor Segalen,Lettres de Chine,Odyssées,1993.中译本：[法]谢阁兰：《谢阁兰中国书简》,邹琰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61]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Du collectionnisme et de la science des antiquités à l’archéologie scientifique en Chine”,Journal asiatique,2010,vol.298,no.1,p.129.

[62][法]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耿昇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

[63][瑞典]喜龙仁：《5-14世纪中国雕塑》(上)第82-83页。

[64]以下综述内容主要参考[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

[65]Henri Cordier,“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no.7,1914,p.679.

[66]Edouard Chavannes,Six Monuments de la Sculpture chinoise,Paris-Bruxelles,Librairie d’art et d’histoire/G.Van Oest et Cie,1914.及Edouard Chavannes,“L’Exposition d’Art bouddhique au Musée Cernuschi”,T’oung Pao,vol.XIV,1913,pp.261-286.

[67][法]烈维、沙畹：《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页。

[68]Edouard Chavannes,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1913,p.2.

[69][法]马伯乐：《沙畹与法国汉学研究的新时代》,载戴仁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

[70]Sylvain Lévi,“La part de l’indianisme dans l’œuvre de Chavannes”,Salle Edouard Chavannes,1921,pp.17,23.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10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