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诞生以来就一直遭到基督教保守派的攻击。只是这股潮流时起时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股潮流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本文对这些原因进行探究，并指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创世论与进化论的斗争至今仍未停息，这充分说明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由此可见，想通过纯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幼稚的。这场论争决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更是个社会和信仰问题。因为对创世论而言，科学上的未知数或者科学的新发展都能为宗教信仰提供依据。

进化论是否在今天的基督教会中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了，或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现在极少有人否认生物进化，物种不变论、神创论、目的论与进化论的对立将成为历史”。[1]事实上，进化论，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诞生以来就一直遭到基督教保守派的攻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股潮流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增强。

一、历史的简要回顾

19世纪末一批保守的新教徒成立了圣经研讨会。20世纪初，保守派以宣扬前千禧年主义的神旨论派[2]为核心组成了联盟。他们通过各种发预言的会议、福音运动、圣经学校和1909年出版的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等扩大影响。1910-1915年间，他们出版了由英美各类保守人士书写的捍卫基本信条的《基本要道》小册子共12卷，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并由此形成更广泛的联盟。1920年，保守派浸礼会报纸《守望者-检察员报》(Watchman-Examiner)编辑库里斯·L·劳斯(Curis Lee Laws)撰文，描述了那些正在“为忠于基本要道而战”的人们。不久“基要派”一词就成为决意与现代派作斗争的那些保守人士的称谓。这些人坚决反对现代派神学和进化论，坚持圣经字字是真理，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在与现代派的斗争中，各基要派联盟都提出要坚决捍卫“基本要道”，大体可归纳为“五要点”，即坚信圣经无谬误、童女生子、基督替人受过、基督肉身复活、基督将亲自复临。此后这“五要点”就成为区分基要派与基督教其它教派的重要分界线。

1918-1925年是基要派顶盛时期。一次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打破了自由派（现代派）所构画的人类社会将随着科学进步而不断前进的美好前景。一些人在经历了战争磨难后很容易接受基要派所宣扬的神旨论思想，把这次战争视为人为的“哈米吉多顿”（圣经中所描写的世界末日来临时天使与魔鬼的最后决战），而对自由派观点产生了怀疑，由此转向了基督教保守派。但基要派极端的不宽容，不仅把现代派视为敌人，甚至把凡与现代派有来往的教派也都视为敌人，加上它对圣经的僵化解释，使它愈来愈失去人心，因此在经历了若干年繁荣后便从顶峰开始走向衰落。这一转折始于1925年斯科普施猴子案，它与进化论有直接关系。

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某中学教师斯科普施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进化论，在当时这是该州法律所不允许的，因为它与圣经的创世论相违背。为此一些基要派人士状告斯科普施。双方都聘请了当时著名律师——积极支持进化论的达罗和顽固的基要派布赖恩。此案件引起了全美人民的密切注意，并在全国转播。当布赖恩用圣经字字是真理来反驳进化论时，达罗则追问圣经中所记载的事，如约书亚使太阳不动、鲸鱼吞下约拿又将他安然抛到海岸等故事是否全都是真实的，布赖恩竟都作了肯定的答复。布氏的回答在全国引为笑料，人们普遍认为基要派太缺乏理性，由此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基要派在主流派教会内失去了地盘，此后他们便退守到只关心“拯救灵魂”的工作。进化论为主流派基督教教派中许多信徒所接受。

从40年代起基要派内部发生分裂。以穆迪圣经学院、达拉斯神学院、惠顿学院、戈顿学院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温和基要派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基要主义如不调整和变革将无出路。二战后，在这一派中涌现了一批首次自称“新福音派”的新一代温和基要派领袖，其中不少人是由创立于1947年的福勒神学院培养的。他们的思想较老基要派开放，不再提出圣经字字是真理，而是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对科学和文化也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温和的基要派中，有5位科学家首先于1941年在穆迪圣经学院成立了美洲科学家团契，着重研究科学与圣经的关系。参加该团契的会员“必须是具有大学学位的基督徒，他们必须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信心与行为唯一无误的准绳，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藉它的救赎成为上帝与人类之间唯一的中保。同时会员也公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它用权能托住万有，让人类可用科学方法考察自然界的定律及获取可靠的知识”。[3]随着新福音运动的发展，该组织也吸收了不少人参加。其中一部分人是神导进化论者[4]，而更多的会员虽然相信地球地质年代久远的说法，但反对达尔文进化论，他们认为上帝在六段很长的地质年代创造万物，各从其类，以与圣经中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相对应，认为同类生物间可能产生有限度的进化，这种理论被称为渐进创造论。它逐渐成为福音派中的主导思想。

二、反对进化论主要派别及其社会影响

（一）新创世论派

50年代新福音运动在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参加和推动下，在全美国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70年代下半叶之后，成为美国一股强大的宗教势力。随着新福音派的发展，相信渐进创世论的人也增多。因此在福音运动发展的同时，在基督徒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抵制也日益增多。尤其是80-90年代，美国因国内社会政治等问题引发的新基要派——新基督教右派势力抬头后，反进化论思潮发展得更为迅速，较为极端的新创世论派活动十分活跃。

新创世论派较之渐进创造论要保守极端得多。他们自称“创世论科学派”或“科学创世论派”，又称“年轻地球论派”。该运动拒绝“进化论是科学”这一说法，而是完全根据圣经的记载进行推算，认为地球的历史很短，只有几千年，至少不会超过一万年。有人认为该派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天主教大主教乌撒(Archbishop Ussher,1581-1656)及赖福特(Dr.John Lightfoot)，他们认为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世，也就是距现今约6000年前（或不到10000年前）的某一时刻创造了世界。约在4000年前因世界变得邪恶，上帝用洪水灭世。唯有听从上帝之言的义人挪亚全家造了方舟得以存活。水退后，保存在方舟内的各物种重新繁衍，开始了新世界。今天该派坚信人们所发现的古动植物化石都是那次洪水所淹埋的结果，今天的许多地质学结构，如煤层或大峡谷地貌的形成也是那次洪水退后不久对当时很软的刚沉积的地层作用的结果。他们坚信世界上各类物种都是由神分别创造的，由此坚决反对一切进化论。该派总部设在洛杉矶，称为“创世论研究会”(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还附有一个博物馆，馆内绘制的陈列品都与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上帝用6天创世的情况相结合。

该派奠基者是乔治·M·普赖斯(George McCready Price)。他在20世纪20年代反进化论高峰时期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当时他对该派的创始人怀特夫人的说法深信不疑，认为上帝特殊的创造发生在并不太久远的时候；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洪水灭世是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事。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他首先提出上帝创世一天相当于一个世代的观念，并对自己的说法冠以“洪水地质学”，自诩为复临派的地质学家。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无人理睬，连老基要派都不欢迎，直到60年代，人们才发现了它，这要归功于约翰·惠特科姆(John C.Whitecomb)和亨利·M·莫里斯(Henry M.Morris)两人。他们曾参加过美洲科学家团契，而又因观点极端与该团契格格不入。1961年两人合作出版了《创世记洪水》(The Genesis Flood)一书，书中对普赖斯的观点大加吹捧，很快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但也遭到美洲科学家团契中大多数会员的反对。于是这些人便退出“团契”，并在这基础上，于1963年成立了“创世论研究会”，把“洪水地质学”作为正式信条。70年代他们把“洪水地质学”改名为“创世论科学”，或称“科学创世论”。

由于洪水灭世和挪亚方舟对该派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他们特别热衷于去发现方舟遗址。七、八十年代有人声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发现了方舟遗址，一些有关书籍，照片、录像等也争相出现。这似乎更证明了他们这一说法的正确性，由此扩大了影响。

他们的这些说法遭到了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等的坚决反对。1995年澳大利亚法庭审理了墨尔本大学地球科学系系主任普利墨教授状告“科学创世论派”长老罗伯茨宣传的有关“地质学”是“一派胡言”。他指出地球的年龄已有45亿年，决非只有6000年，而且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全球性的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600年两河流域的那次洪水也并没有灭绝一切生物。挪亚方舟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所谓在土耳其发现的方舟遗址只不过是一堆形似船的泥。许多基督教自由派人士也反对新创世论派把宗教与科学生拉硬套在一起的做法，认为宗教与科学本不是一个范畴的事物，不能相提并论。一位基督教自由派，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罗纳德·农姆伯(Ronald Numbers)说：“宗教实践是与科学教育的整体性不相容的”。[5]

（二）“智慧设计论”

比新创世论更年轻的反达尔文进化论的运动是美国近10年出现的“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design)运动。参加者大抵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等高层次人士。他们形成了松散同盟。其中许多人原来都是达尔文主义者，而后转向反面的。不少人深受新西兰医学博士和人类遗传学家迈克尔·登顿(Michael Denton)在1986出版的著作《进化论：一种处于危机中的理论》(Evolution：A Theory in Crisis)一书的影响。1996年11月他们在位于加州La Mirada的Biola大学举行首次集会，共有来自98所大学、学院、研究机构的160人参加，比组织者预想的人数多了一倍。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智慧设计论”运动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们的观点正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主流。

该派与新创世论最大的不同点是他们并非出于圣经创世论信条去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而是认为随着新科学的发展，达尔文进化论已无法解释生命起源和发展之谜。在高等生命形式中所见到高度复杂的水平不可能像达尔文所说的，是来自“自然选择”突变的偶然性。他们坚信生命的复杂性表明自然界中存在着智慧，物种的进化是由这种智慧设计的。这场运动的发起人之一，Lehigh大学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 Behe)在他写的《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中声称，达尔文理论无法解释高度复杂构建的生命材料的起源。细胞生命高度复杂的水平证明它们是被设计的。[6]发现研究所成员W·D先生说，这种不能减约的复杂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除了智慧设计外，难以找到任何其他解释。达尔文关于生命进化的理论把复杂结构说成是通过不断的功能上的小小改进而建立起来的，但如果一个系统本身就具有不可减约的复杂性，这种相互作用部分必须在任何功能改进前就一起工作。在这种复杂结构存在前的一些小小变化决不可能改进任何功能，因此它们没有存在的价值。[7]加拿大比较自由学院对哲学和自然科学颇有研究的雅皮娜·皮内博士认为：“随着近半个世纪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科学进步，进化论的全部盲区，即它的全部未知数，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显露在人们面前”，她还认为：“达尔文主义最不可接受的东西……就是对偶然性的过于重视”，而偶然性是不可能在进化“这发展中起组织指导作用的。”[8]他们的这番话道出了该派反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因。

该运动的参加者们认为现代科学本身包含着两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科学经验的研究，要使它能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验证；另一方面科学运用的又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即以非人格的自然法则为基础，这样就使公众误认为科学已证明了进化过程本身就是我们的造物主。因此他们提出要真正忠于科学就必须把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研究分开。他们认为当今分子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已表明在分子水平上已具有极其严密精细的“不可减约的复杂性”，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自然界存在着智慧设计这一事实。这点在逻辑上唯物主义者是驳不倒的，只是他们的哲学观妨碍了他们去接受这一真理。因此他们号召要解放思想，向“智慧的理性”开放。

据《今日基督教》1999年11月15日报导，由智慧设计论者们组建的西雅图背景的“发现研究所”重新挑起对物种起源的争论。该研究所是一个专注于信息时代科技的保守的公共政策中心。其中的科学家们正超越了对达尔文的批判而开拓了他们自己领域的研究，包括智力归属的法律、法律辩论科学、保险研究、密码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及在外层空间搜寻生命等，以证明宇宙中清楚地存在着“智慧设计”。这些研究者于1999年9月在纽约集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采用的新方法以研究生命和宇宙的起源。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法律教授菲力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是一位智慧设计论运动的策划者，他称该研究所的科学家是一把楔子，打破了现代主义科学。约翰逊预言，正由于他们的推动，达尔文理论将会像干燥的圆木那样开裂。他的理由是进化论不可能完全根据科学本身证明，一些科学家教条地坚持这一信念并不是科学的结果。

“智慧设计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和反对。保守派认为它不以圣经为依据，而是构建了有选择性的起源模式。自由派则批评它是科学的异端。他们强调超自然的设计太多。加州El Cerrito的自然科学教育中心负责人尤金妮亚·斯科特说，把宗教与科学相连是违背科学研究这一非凡的本质的，“在20世纪，科学是不允许用超自然力量去作解释的”。[9]当一位该派成员堪萨斯野生公园部(the Kansas Department of Wildlife and Parks)工作的生物学家Chris Mammoliti要求堪萨斯一些地方学校把智慧设计论列入科学的必修课时便遭到堪萨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部部长(Kansas director of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Dick Kurtenback的反对，他说他的组织将发起一场反对将设计论列入科学教程的运动。

（三）反对进化论者的社会影响

自80年代以来整个形势对反科学、反现代化思潮发展有利，因此新创世论派、渐进创世论派、智慧设计论派都有所发展。近年来他们用各种方法争取群众，反对进化论，不仅通过出版大量的书籍和传媒反对进化论，并向各级政府立法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在公立学校开设创世论课程。不仅如此，他们在教育部门、学校展开了夺权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人抛弃了进化论信仰，转向了创世论。

据1995年5月24-31日的《基督教世纪》报道，民意测验表明，有47%的美国人和53%的加拿大人都拒绝科学对人类进化的解释，而热衷于上帝造人说。现今约有1/4的学院完全相信“上帝按其形象造人是在以往一万年内的某一时刻发生的。”虽然1987年美国高等法院否定了在公立学校讲授“创世论科学”，但近年来创世论者的发展却令人瞠目。离洛杉矶不远的圣迭戈的Vista就十分典型。那里的2200个学校董事会自1992年起均由创世论者把持。他们禁止学校讲授任何形式的科学进化论，而只准教授创世论。在他们尚未能掌权的地区，则通过开办基督教学校和家教等活动散布创世论。例如在伊利诺州的Arlington Heights，创世论就开办了他们的学院，并通过该学院推出的家教节目共向三、四万名学生灌输创世论。

据1999年乔治亚大学历史和法律教授Edward J.Larson和《华盛顿时报》的宗教专栏作者Larry Witham对参加神学院联盟的各学校系主任作了有关进化论和创世论教学调查。约有2/3的系主任指明他们学校讲授的或是神导进化论、或是渐进创造论，或是两者的混合。他们都支持地球存在的年代久远说。而不到1/10的学校支持年轻地球论。其他约25%的学校则混合了渐进创造论或年轻地球创造论——两者都强调上帝对特殊创造的干预行为。天主教学校中讲授神导进化论占的比例最大，约50%。渐进创造论占主导地位的学校只占新教学校的1/10不到，而天主教学校则更少。将近1/3的天主教学校教授神导进化论和渐进创造论的混合物。采用这种混合方式教授的在新教和非教派学校中约占1/4。据说在1998年招生的70000名神学生中有66%在学习了圣经后不再相信宇宙和地球是古老的这种说法。对他们而言，承认宇宙古老就部分地或整个地陷入进化论中。据统计，彻底的进化论者，在新教学校中仅占1/3强，在非教派学校中约占1/5。

不仅如此，创世论者还不断向各级政府施压要求在公立学校开设创世论，虽遭高等法院拒绝，但在某些州或多或少争取到部分议员的同情和支持，制订了或提出了某些对他们有利的立法或提案。例如圣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田纳西、阿拉巴马、密苏里等州都有过此类情况发生。在得克萨斯州他们争取到州政府对新的教育指导原则的修改，由原来规定公立学校必须教授进化论，改为在教授有关人类起源的课程中应该教授进化论或“其它可以信赖的科学理论”，为其开设创世论课程提供方便。1996年3月田纳西州有人提出要求解雇教授进化论教师的议案，虽然最终参议院以20：13的票加以否决，但创世论者势力日盛已成事实。

近一二年来，在他们的操纵下，美国一些州教育局已作出学校可以不再教授进化论的决定。最明显的是堪萨斯教育局于1999年8月，正式对生物学教学制定了新标准，提出州公立学校将不再把进化论列入科学教程。此举是经教育局以6：4的多数通过。同年10月堪萨斯教育局又把“进化”这一词从教育指导大纲中全部去掉了。尽管堪萨斯州教育局所采用的新标准并没有阻止各地方教育局采用进化论教程，但将不再把进化论作为评估各年级学生完成学业的测试，这就阻碍了地方学校将时间和钱财投入教授此课程。同时，这一决定使一些学校考虑采纳使用创世论作为教科书。该教育局内的保守成员说，他们采取这一行动是想要确保学校讲授“正确的”科学，而进化论或自然选择却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虚假理论。此事可谓是这些年来“创造主义”运动的又一大胜利。一些教育家认为该事件是美国自1987年高法规定公立学校不准教授创世论以来，创世论者向生物学家展开的最激烈的战斗，是对进化论打击最大的一次行动，其影响超过以往所见到的任何情况，因为此后进化论将不再成为该州各校的必修课，所有进化论的参考书都被删除了，这无疑为创造论长驱直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10]据说堪萨斯事件已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如今阿拉巴马、新墨西哥、内伯拉斯加等州也对各自的科学教学指导大纲作了改动，对进化论在生命科学中杰出地位的信念似乎也有所动摇，仅把它视为是生命起源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当然也有一些州，如得克萨斯、俄亥俄州、华盛顿州、新泽布尔罕和田纳西州，虽然州教育局仍表示对现有的进化论教学大纲不作任何变动，但其中也不乏遭到许多保守派的反对的情况，尤其是得州和田纳西州都是基督教保守势力较强大的地区。

堪萨斯的这场生命起源的争论得到其他宗教的支持，在Topeka伊斯兰教中心的阿訇表示完全赞同创世论，反对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五旬节派的牧师也支持这一做法。据盖洛普调查在1999年最有希望任总统的鲍威尔(Gary Bauer)曾谴责进化论“没有将神的设计包括在内”。当今的总统小布什，在任得州州长时也说，“孩子们应该对世界怎么样开始的理论作出不同的探索”，而他的政策正是推动作这些不同的探索。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一些保守的州受到冷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据美国1999年11月15日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报导，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约50%的美国人相信创造论，40%是神导进化论，只有10%的人是唯物主义或达尔文进化论。[11]另据1999年8月25日-9月1日的《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报导，如今40%的美国人喜爱在公立学校教授“创造论科学”，而不是教授进化论，68%的人提倡公立学校中既教授进化论又教授创造论。[12]

三、近年来反进化论者呈现上升趋势的原因浅析

近年来反进化论者运动之活跃，出版书籍之多较之前几十年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美国基督教发展看，在今后若干年内，反进化论的人也还会有上升趋势。其原因如下：

（一）80年代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包括基督教的复兴，尤其是福音派发展迅速，加大了反进化论的力量。基督宗教的发展有其外部原因：1.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造成基督宗教的复兴。如苏东解体使该地区民族主义情绪大增。宗教与民族原本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的东正教或天主教得到发展。加之在政治体制变革后，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犯罪率上升，许多人产生信仰危机，这些更增加了对宗教的需求。2.社会世俗化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由此一些人重新要求回归基督宗教。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物质生活富裕、科技发达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因激烈的竞争，生活节奏的高度紧张，家庭婚姻关系的不稳定，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盛行，使一些人失去明确的人生路标，由此造成精神上的贫困，心理上的空虚，人格上的扭曲，伴随而来的就是不安感、恐惧感、危机感、失落感与孤独感。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重新渴望回到宗教中求得精神的慰藉。由于基督宗教在西方国家中有很深的根基，人们最容易重新回到它的怀抱。3.对“科技万能论”的信仰的破灭引发了人们的宗教情怀。随着理性、科学、进步的观念盛极一时，大家以为神已不复存在，人们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但现在人们意识到科学的局限性，技术良药虽受欢迎，但并不为人们所崇拜，因为它并不能包治百病。[13]如今科技较之任何时代都发达，但人类不仅没有解决过去存在的问题，如战争、贫困、饥馑、种族歧视、人权等等，还增添了许多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问题和灾难，如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球变暖、人口爆炸、艾滋病、疯牛病、核武器或核泄漏、器官买卖等等，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倒恶化。至于试管婴儿、器官移植、安乐死以及克隆羊的问世和基因图谱的发现，这使许多人忧心忡忡，所有这些都动摇了人们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如今科学家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如没有伦理道德作指导，科研将十分危险，这种反科学主义以及强调伦理道德的态度在近些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更是有增无减，包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科学家似乎也是对这类新科技的出现担扰多于成功的喜悦。这种对科技的怀疑态度在西方国家中最为盛行，它促使人们重新寻找科技所无法提供的人生意义和伦理道德。这就给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留下了极大余地。人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又急切地希望与宗教结合。4.全球化趋势有利于基督宗教的发展。全球化虽有形成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的倾向，但更重要的是有使人类文化和宗教的同质化的倾向。强国与弱国之间因经济实力的不同，文化、价值观和宗教对全球的影响也不同，总体上看是经济实力愈强的国家，其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也必定对世界的影响力愈强。基督宗教作为西方强国的主要宗教，在全球化过程中必定会对第三世界各民族产生更大的影响。八九十年代基督宗教在第三世界的迅猛发展便是明证。再者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福利构成巨大威胁、贫富差距的加大，包括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威胁的存在，经济危机、毒品的泛滥、艾滋病的传播、传统家庭模式的破坏以及“9·11”事件以来恐怖组织活动的猖獗等无一不是全球性的，这些都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大有“世界末日”来临的预兆。这些都促使许多西方人又回到基督宗教中。

基督宗教发展的内部原因是：基督宗教各派在神学思想、礼仪制度、组织结构、传教方式等方面都作了程度不等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福音派，一是他们提倡恢复基督教的传统道德更符合当今人们反现代化、反科学、强烈要求回归传统的思潮。以美国为例，六七十年代是反文化时代。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黑人首先发起了民权运动，并进而引发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各种反对主流文化的反文化运动，包括性解放等，人们对非婚同居、堕胎、同性恋的权利等均持宽容态度，由此对传统基督教道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到70年代末，人们对那一时期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特别是性解放所造成的离婚率的增加，单亲家庭和非婚生子女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犯罪率的增加，社会的动荡。这些又促使人们对传统基督教道德的向往。一些基督教新基要派高举传统道德，提出“恢复基督教的美国”的口号，发起了道德多数派运动，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八九十年代，基督教福音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二是保守派重视的是要使世界福音化，即基督教化，不提倡多元化，由此向世界各地发起强大的传教攻势，设立各类基督教广播、电影、电视、音乐、广告、互联网、电子信箱及宣传基督宗教各类书籍、各种基督宗教音像制品、国外传教工作、神学教育等多种形式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向第三世界传教。而思想开放的主流派教会支持社会多元化，对其他宗教和其他信仰均持尊重态度，并且他们相信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从不主动拉人入教。因此在争取群众入教方面，主流派难以与保守的福音派相抗衡。当今世界上参加福音运动的人数激增，仅美国参加者就已闯过了7700万大关[14]。由于福音派都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深信上帝创世和超验力量，因此在福音运动发展的同时，创世论也得到了发展。据2000年《基督教世纪》报导，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施行奇迹，《每周新闻》的民意调查表明，几乎半数人说他们个人有过神迹奇事的经验，84%的美国人说上帝施行奇迹，79%人说他们相信圣经中所说的神迹奇事确实发生，67%的美国人说他们为上帝施神迹奇事而祈祷，63%的人说他们知道某人声称接受过奇迹，48%的人说他们亲自有过经历神迹奇事的经验。90%的基督徒说他们相信神迹奇事（非基督徒中只有46%的人相信），其中福音派有98%的人相信神迹奇事。87%的人认为其他信仰的人也可以得到神迹奇事。77%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或圣徒可以治痊被医生认定的不治之症。72%的人认为因天灾或事故而面临死亡的人可能因神迹而得救。[15]这么多相信上帝奇迹的人中极大多数也是上帝创世论的忠实信徒。

（二）创世论者抓住了当今人们对西方社会道德日益沦丧的担忧把造成今天各种社会问题，如性开放、未婚先孕、堕胎、艾滋病的扩散、离婚率上升等等统统归罪于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和性教育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达尔文进化论不仅构成了对基督教传统神学思想的巨大冲击，包括对上帝和人的原罪说等等一系列基督教根本信仰的冲击，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进化论还构成了对传统基督教伦理道德的直接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创世必定有美好的目的，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则重新发现自然界的暴力与斗争，这是完全违反道德和逻辑的，因为一个至善美好有序的上帝是不会通过暴力和无序做工的，也不可能去创造一个充满弱肉强食残酷的生存竞争。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只能导致对社会尔虞我诈的肯定。而且达尔文要人相信人是从猿猴变来，就会使人降低到猴的水平上去，做出种种不道德的事。反之，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是上帝按其形象造的，就会按上帝给与人的尊严来对待规范自己。这些说法貌似可笑，但对许多担心孩子学坏的学生家长却正中下怀。这也就是他们得以在某些教育部门掌权以及他们的家教和学校能吸引这么多学生的原因。

（三）今天的创世论者，特别是新创世论者也打起科学旗号，用所谓的科学来论证圣经，由此说动了不少人。而这点也正是他们与老创世论者不同之处。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是老创世论派，即老基要派发展时期，那时他们并不打科学旗号，而是用纯信仰主义、反理性的态度捍卫圣经字字是真理，包括圣经《创世记》中所描写的一切。上面提到的1925年在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施猴子案”是个较为典型的事例，这最终导致基要派的衰落。新创世论者吸取了这一教训，不再用完全非理性主义的态度去解释圣经，而是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用所谓的地质学、考古学去解释圣经《创世记》中有关上帝创世的说法。他们把上帝用6天创世中的“天”说成是一个世代，有些则说成是地质学上的“纪”，以此说明圣经创世论完全与地质学相符。一些创世论者特别注意利用某些科学新理论作为其依据。如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那是最能说明宇宙原本就是上帝从无中产生的。甚至一些原本最能证明进化论的理论，如物理学家普里高津于1969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16]，都成为对上帝创世的最好论证。该理论本身改变了长期以来物理学界认为宇宙基本规律是可逆性和决定性，宇宙没有历史，时间没有方向等观念，使他们看到了自然界的基本过程是不可逆的、随机的，时间是有方向的，承认非生命系统也有类似的生物进化的从混沌到有序演化行为。[17]但创始论者却认为这一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依据。既然时间是有方向性的，宇宙也就是有开始的，由此推论出宇宙的原始动力就是上帝。时间也是由上帝从无中创造的。

（四）近年来反进化论者能得到较多的科学家支持还得益于当今的科学哲学的变化，与当今的科学哲学更注重整体论有关。按加尔文学院的Ratzsch教授的说法是“由于当今的科学哲学的变化，为这类思考提供了余地”[18]。所谓科学哲学的变化就是指现今人们更注意整体论，因为随着新的量子物理学、宇宙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的发展，在哲学上已打破了牛顿那种封闭式的因果关系决定论和逻辑的认识论，人们喜欢把一切低级的（物质的）、高级的（精神的、道德的），微观的、宏观的作一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全盘考虑，这就发展出整体论的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为上帝（或智慧）参预人类活动保留了余地。正因如此，反进化论的智慧设计论在近10年被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等人接受，而在20年前却不可能有这情况发生，那时如果提出这种观念去解释科学就会被视为不合理。

（五）反进化论得以发展，还得益于有部分人并不强调圣经《创世记》的真实性，或者上帝是创造者，由此争取到一些非基督徒参与。这特别体现在智慧设计论者身上。虽然当前绝大多数智慧设计论者是基督徒，包括许多福音派新教徒和许多天主教徒，如“发现研究所”最初由一位新教主教制教会信徒创建，但他们并不强调上帝是创造者。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宇宙是被智慧设计的，而不是谁来设计或怎样设计。《达尔文的黑匣子》的作者天主教徒Michael Behe(Darwin's Black Box.1996.CT,April 28,1997,P.14)是一位“发现研究所”的追随者。他说，“智慧设计理论是一个更大的帐篷，它并没有把《创世记》视为科学的教科书。许多其他人，如斯多噶派和穆斯林也都能同意宇宙是被智慧设计的”。这样使他们能尽量避免参与进化论者、神导进化论者与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之间的争论，更多地争取群众。

（六）反进化论得以发展也与部分推动者，特别是智慧设计论者躲开了所谓“政治道德游戏”有关，诸如美国当前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学校是否一定要将进化论纳入必修课。不少智慧设计论者并不反对学校内开设进化论课程，Behe甚至还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敦促堪萨斯学校讲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他主张同时也要讨论这种进化论是否真实，哪些地方可以用取而代之的说法，那怕是“异端”。这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也容易得民心。

总之，反进化论之所以在当今社会得以发展有各种原因。当然也与它们有各种不同流派，适合不同人群的需要有关。实际上，这些流派的看法也有极大的出入，只是在反进化论这点上是一致的。创世论与进化论的斗争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已达一个多世纪了，但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充分说明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当今几种主要反进化论的派别，如渐进创造论者、新创世论者和智慧设计论者都声称自己的理论才是真正符合科学，而达尔文进化论则随着科学的发展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可见，想通过纯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十分幼稚的。这场论争决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更是个社会和信仰问题。因为对创世论而言，科学上的未知数或者科学的新发展都能为宗教信仰提供依据。

注释：

[1]张诗忠：《生物进化与人类进化的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62页。

[2]神旨论(dispensation)：基督教保守派千禧年前论中的一派。该派认为根据圣经，整个人类历史有7个天命阶段。第一阶段为伊甸园时代、从人类被赶出伊甸园至洪水泛滥为第二个时代、从水退至人类建造巴别塔，上帝变乱人的口音，使此工程无法再进行，人们分散至世界各地为第三阶段等等。当今人类是处在第六个阶段，即教会时代，它将随着现代文明或称基督教文明的结束而结束，以色列复国是这一时代将结束的标志。每个天命时代结束前上帝都要考验人类，而人类总是经受不住考验，以失败告终。如今上帝正在为最后一个天命时代，即千禧年时代做准备。

[3]李志航：《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台）雅歌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4]该派相信上帝用进化的方式创造万物，即在上帝引导下，万物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与猿猴有同一祖先，但人的灵魂是由上帝直接创造，人类要对上帝负责。

[5]Christian Century,May,24-31,1995,P.575.

[6]Christianity Today.Jan.,6,1997,P.64.

[7]Christianity Today.Nov.,15,1999,P.26.

[8]《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1997，第7期，第2-3页。

[9]Christianity Today.Jan.,6,1997,P.65.

[10]Christian Century,Aug.25-Sep.1,1999,P.798.

[11]Tony Carnes：Searching for a blueprint；Discovery Institute reshapes the origins debate.Christianity Today,Nov.15,1999,P.26-27.

[12]Christian Century,Aug.25-Sep.1,1999,P.795.

[13]约翰·奈斯比特等：《2000年大趋势》，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336页。

[14][15]Mary Rourke：“重新界定美国的宗教”，《交流》，2000年第1期，第42页。

[16]普氏通过实验，用四种特殊化学物质（丙二酸、铈的硫酸盐、溴酸钾、硫酸）以特殊浓度加以混合，放在浅盘中进行，数分钟内得到螺旋型的波纹，并持续达数小时之久，表明了反应物的交互催化，上一阶段的生成物对下一阶段起催化作用，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图案。在这期间浅盘中熵减少，向周围输出熵。生命体就是这种典型的耗散结构体系。如果系统内部涨落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内部组织就能维持，反之，或走向崩溃，或达到更高层次。这就是进化。见陈蓉霞：《进化的阶梯》，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17]张昀：《生物进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Christianity Today.Jan.6,1997,P.6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