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来自阿根廷的枢机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方济各）2013年当选为教宗这一事件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解放神学的关注，因为拉美是解放神学流行的地区。有些人根据教宗担任耶稣会阿根廷省省会长期间，有两个支持解放神学的耶稣会会士遭到阿根廷军政府逮捕推断，教宗方济各是解放神学的反对者。但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许多细节今天已经难以搞清楚，难以据此判断教宗方济各与解放神学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判断教宗方济各与解放神学之间关系的应该是其当选教宗后的言行。从担任教宗后发布的宗徒劝谕《福音的喜乐》和教宗通谕《愿袮受赞颂》《众位兄弟》等文件来看，教宗方济各是解放神学的支持者和发展者。

关键词：教宗方济各；生态皈依；耶稣会；解放神学；人民神学

作者简介：叶健辉，哲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3年3月，阿根廷枢机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Jorge Mario Bergoglio，1936—）当选为天主教会第266任教宗，称方济各。这是阿根廷的一件大事，也是天主教世界的一件大事，因为方济各是第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教宗，也是近500年来第一个出身于耶稣会的教宗。由于耶稣会与解放神学的深切关联，教宗方济各的当选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解放神学的关注。不断提出的问题是：教宗方济各究竟是解放神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一个事件尤其引起关注：1976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有两个支持解放神学的耶稣会士奥兰多·约里奥（Orlando Yorio，1932—2000）和弗朗西斯科·哈利克斯（Francisco Jalics，1927—2021）被逮捕并遭受刑讯折磨，那个时候，贝尔戈利奥是阿根廷耶稣会的最高领导。由此，一些人认为，贝尔戈利奥是反对解放神学的保守派，而这也是他当选为教宗的重要因素。但其中一个当事人说，他们被捕跟贝尔戈利奥没关系。[1]也许永远难以搞清楚贝尔戈利奥究竟是不是当时阿根廷军政府的同谋。但当选教宗后的方济各留下的文本是清楚的，能够说明方济各与解放神学的关系。

教宗通谕是最高意义上的教宗文本，最能反映教宗的思想和意图。自当选至今，教宗方济各总共写了三个通谕：2013年6月的《信仰之光》（Lumen Fidei）、[2]2015年5月的《愿袮受赞颂》（Laudato Si’）[3]和2020年10月的《众位兄弟》（Fratelli Tutti）。[4]《信仰之光》是在完成前任教宗未完成的工作，还算不上是完全反映方济各自己思想的通谕。教宗方济各的思想要在《愿袮受赞颂》和《众位兄弟》这两个通谕中寻找。除了通谕之外，还有必要参考一个具有行动路线图性质的文本：写于2013年11月的宗徒劝谕《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5]

一、本色化：教宗方济各的福传纲领

《福音的喜乐》意在重整教会的精神，使福音融入越来越漠视天主教信仰的当今世界，最终使天主教精神能够重新引领当今世界。为了实现当今世界的福音化，首先需要指明当今世界的基本状况。就此，《福音的喜乐》指出，当今世界的巨大危险在于一种封闭的、孤立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拒绝接受超越世界的存在，病态地追逐表面的快感和舒适（第2号）。这是当今世界在心灵层面的失衡：人丧失了对超越者的渴望，逐物而在物中迷失。与心灵失衡相关，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层面的失衡表现为排斥和不平等：技术突飞猛进，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贫困和绝望之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第52号）。之所以产生这种社会失衡，是由于当今经济的运作基于竞争机制，强者通吃，弱者只能站在隔离墙外。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人只是一种可用但也可弃的消费品。这种将人视为可弃物的体制产生了一种“丢弃文化”（cultura del descarte，第53号）：用完之后，人像任何其他物品一样被视为垃圾而丢弃。将自我调节的市场奉为金科玉律、为涓滴理论辩护的新自由主义则强化了当今世界的心灵失衡，强化了心灵的自我封闭，造就了冷漠的全球化。因为涓滴理论认为，富人的投资和消费将通过市场而自动使穷人受益，因而不能越过市场救助穷人（第54号）。《福音的喜乐》指出，这是当今世界的“金牛崇拜”，并使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过的“货币拜物教”（fetichismo del dinero，第55号）来指斥这种状况。在这个新的看不见的“经济独裁”中，市场至高无上，吞噬一切，一切都得为市场让路，神遭到放逐。这个强者通吃的体制所带来的不平等和对大多数人的排斥导致暴力的蔓延，《福音的喜乐》指出，这种经济-社会体制“在根本上是不义的”（第59号）。总之，心灵层面孤立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社会层面放任的市场体制互相支撑、互为因果，世俗化大行其道，神和教会被逐出公共领域，信仰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供人消费。这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其表征是：婚姻越来越成为出于感官需要而订立因而随时可以毁弃的契约（第66号）。

大体上，这就是《福音的喜乐》对当今世界的诊断：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和绝对化的市场体制导致心灵失衡和社会失衡。教会如何应对这样一个世界呢？《福音的喜乐》提出的应对之道是信仰的“本色化”（inculturación de la fe，第68号）和“选择穷人”（opción por lospobres，第198号）。信仰本色化意在展开信仰与文化的对话，使信仰融入文化之中，成为文化的酵母，最终使文化成为信仰的通道和载体。《福音的喜乐》将信仰本色化置于“道成肉身的逻辑”（lógica de la encarnación，第117号）之上。神化为耶稣就是信仰融入文化的范型，这样，本色化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内在要求。与通常注重信仰的超越性，要求“出离”文化，拉开信仰与文化的距离不同，本色化强调信仰与文化的亲和性。尤其重要的是，这里的文化不仅指传统上被视为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文化，也指各种长期以来被视为非基督教文化的其他文化（第118号）。虽然西方文化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西方文化只是基督教信仰本色化的一种表现。实际上，西方基督徒对西方文化的神圣化使教会跌入了妨碍福音传播的狂热之中，因为这种对自身文化的神圣化导致对其他文化的妖魔化，将其他文化视为有待征服的野蛮文化。其他文化也有“圣言的种子”，也能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参天大树。或者说，西方文化并非基督教信仰的“法身”，而只是基督教信仰的其中一个“化身”。如果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本色化，各种文化都将成为基督教信仰的载体，基督教信仰将成为沟通世界各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并引领世界朝向神。可见，本色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福传计划。

在被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崇拜支配的当今世界，如何实现福音的本色化呢？《福音的喜乐》指出的基本方向是走向人民。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民拥有福传的潜力，具体而言，“民间虔敬”（piedad popular，第126号）是希望之所在。也就是说，人民是福传的主体，而不只是福传的对象。民间信仰往往掺杂着巫术因素，一般被认为不够纯正、有待净化，因此，人民传统上被视为福音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传播者。《福音的喜乐》将人民视为福传主体的看法标志着一种重大的转变。人民天然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支撑的有机共同体，是对治个人主义的良方。《福音的喜乐》强调，《圣经》宣讲的不是个人灵魂得救的福音，而是天国临近的福音（第180号）。信仰内在地具有社会性，不是个人的私有物。信仰始终意味着要改变世界，教会不能自外于为正义而斗争的事业（第183号）。由于大部分人民是穷人，因而，走向人民意味着“选择穷人”。穷人正是遭到市场排斥的人，“选择穷人”因而是对治市场崇拜的药方。由于私有财产权是市场体制的基石，《福音的喜乐》重申天主教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私有财产权不是绝对的，对物的私人占有要服从于“共同福祉”（bien común，第189号）。如果有助于社会的共同福祉，私有财产权是正当的。如果危及社会的共同福祉，私有财产权就不再是正当的，就有必要进行“结构性变革”（transformaciones estructurales，第189号），将财产分给穷人，这不是在将属于富人的财产施舍给穷人，而是在将属于整个社会的财产归还给社会。《福音的喜乐》明确指出，不能再信任市场的盲目力量，需要直面导致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第204号），使经济的运作接受共同福祉原则的引导。《福音的喜乐》还专门谈到了与家庭危机相关的堕胎问题，重申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刻着神的印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必须反对堕胎（第213号）。教会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退让，因为这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在此不存在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任何生命都不能“丢弃”（第214号）。总的来说，《福音的喜乐》要用以穷人为主干的人民对治个人主义和市场崇拜，并提出了四条建设人民这个共同体、引导社会正义的原则：时间优于空间（El tiempo es superior al espacio，第222号）、统一高于冲突（La unidad prevalece sobreel conflicto，第 226 号）、现实重于观念（La realidad es más importante que la idea，第231号）、整体优于部分（El todo es superior a la parte，第234号）。时间优于空间原则强调人民的长远利益，统一高于冲突原则强调人民在根本上的统一性，现实重于观念原则强调现实是人民前进的基础，整体优于部分原则强调人民是一个整体。《福音的喜乐》最后向圣母玛利亚呼求，号召教会重燃福传的心火，相信信仰的力量（第288号）。

二、生态皈依：教宗方济各应对当今世界危机的方案

《愿袮受赞颂》的核心问题是生态问题。《愿袮受赞颂》再次提及《福音的喜乐》中提及的“丢弃文化”（第20号）：由于随意地丢弃垃圾、持续地污染环境，当今世界面临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人们通常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绿色技术之上，但《愿袮受赞颂》认为，技术无力解决问题，问题在于“丢弃文化”（第22号）。需要造就一种非丢弃的文化，才能解决问题。《愿袮受赞颂》特别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没有能够真正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相反，真正的智慧有在信息的喧嚣中熄灭的危险。《愿袮受赞颂》用“心灵污染”（contaminacón mental，第47号）这个词来描述信息的膨胀所导致的问题。与自然生态危机相伴随的还有社会生态危机：社会排斥和不平等。丢弃垃圾和排斥穷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或者说，污染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贫穷则是对社会生态的破坏。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在共同退化，不解决贫富分化所表征的人类环境的危机，就无法真正解决自然环境的危机（第48号）。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第115号），需要一场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文化革命”（revolución cultural，第114号）。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对基督教人类学的曲解，这种曲解导致现代人去追逐“统治世界”这样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梦想”（第116号），而将看护自然视为弱者之举。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最终也延伸到人身上，穷人也跟自然一样被视为统治的对象。追逐统治世界之梦的现代人是在试图取代神，这引起了自然的反抗（第117号），其结果就是当今世界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危机。大体而言，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在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统治世界”，这必然导致将自然视为“可用但也可弃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丢弃文化”，最终导致对自然生态的污染。由于人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这种“丢弃文化”也将人的生命视为“可用但也可弃的对象”，于是堕胎盛行，形成“死亡文化”（cultura de la muerte，第213号），整个社会的根基动摇。而整个经济-社会的基本运作则基于强者通吃的市场机制，这导致贫富分化，大多数人被隔离在技术进步之外，形成广泛的排斥和不平等，最后导致社会生态危机。面对由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双重生态危机，《愿袮受赞颂》提出的应对之道是“生态皈依”（conversiónecológica，第217号）：与世界万物共融，成为世界万物的守护者，最终成就“爱的文明”（第231号）。在技术层面，生态皈依意味着放弃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普罗米修斯之梦，克制对技术进步的追逐，因为劳动职位的减少将导致“社会资本”的损耗，最终伤及社会生态（第128号）。在文化层面，生态皈依要求科学-技术话语与民间话语展开对话，使科学-技术服务于人民，而不是摧毁人民的文化根基（第143号）。在社会层面，生态皈依坚守共同福祉原则，“优先选择最穷的人”（opción preferencial por los más pobres，第158号），使整个社会走向共同的未来。在政治层面，生态皈依向政治家呼吁从事“健全的政治”（第181号），致力于社会的共同福祉，而不是屈从于即时的选举需要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第178号）。在经济层面，生态皈依要求放弃“对市场的魔幻观念”（concepción mágica del mercado，第190 号），抑制以逐利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实现生产的多样化（第191号）。

《众位兄弟》写于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之际，核心问题是世界性的社会生态危机。新冠大流行之前，一些人试图使人们相信“市场自由可以摆平一切”（第33号），但失控的新冠大流行戳破了这个幻象。新冠大流行暴露出现行全球化模式的严重不足。面对新冠大流行，各个国家选择了自行其是甚至以邻为壑，而不是互相协调、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众位兄弟》再次提及“丢弃文化”问题：当今世界的危机与“世界性的丢弃”（第18号）密不可分，许多穷人和老人被视为“无用的人”而遭到丢弃（第19号）。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丢弃文化还导致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第20号）：一些被视为无用的种族成为丢弃的对象。人们诉诸“隔离墙文化”（cultura de muros，第27号），寄望于孤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第26号）：我们安全就好，他们的安全是他们的事，他们甚至都算不上真正的人。必须摒弃这种“对峙文化”，走向一种“相遇文化”（cultura del encuentro,第30号）。相遇意味着接受他者，与他者的相遇会反过来改变自己，整个世界在相遇中变得更加丰富。由此，《众位兄弟》谈及移民问题：移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人道尊严，基督徒必须摆脱“仇外心态”（mentalidad xenófoba，第39号），避免将移民视为潜在的罪犯。《众位兄弟》再次谈到《愿祢受赞颂》中提到的“信息膨胀导致心灵污染”的问题：信息的累积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智慧（第50号），数字技术会使人成为虚拟的客体，导致对他者的尊重荡然无存，阻碍人与人之间真切的相遇（第42号）。《众位兄弟》指出，“个人主义并没有使我们更自由、更平等、更人道”，相反，“极端的个人主义是最难战胜的病毒”（第105号）。但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失去，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也见证了许多为了他人生命而奋不顾身的人。《众位兄弟》指出，生命必须高于对财富的占有，必须直面“货币帝国”（Imperio del dinero，第116号）的破坏性后果。世界是所有人的，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不能将穷人视为“累赘”（第125号），视为“危险而无用的人”（第141号）。需要形成所有人命运与共的意识：要么所有人都得救，要么没有人能得救（第137号），为此，需要“优先爱最末者”（amor preferencialpor los últmos，第187号），因为最末者往往是最先被丢弃的对象。为穷人和弱者辩护的人往往都被指责为“民粹主义者”，但“人民”真切存在，需要恢复“人民”的尊严（第163号），由于当今的危机具有世界性，人民不能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范围，需要某种“世界权威”，致力于“世界的共同福祉”（第172号），走向“爱的文明”（第183号）。而天主教社会教义所坚持的原则可以成为人人皆兄弟的新世界的基础。

从《福音的喜乐》《愿袮受赞颂》和《众位兄弟》这三个文本来看，可以说，《福音的喜乐》是教宗方济各的施政纲领，《愿袮受赞颂》则以生态危机表征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而《众位兄弟》则以新冠大流行为契机切入当代世界的危机，提出应对危机的天主教方案。“丢弃文化”问题贯穿这三个文本，丢弃无用的物导致对自然生态的污染，丢弃无用的人则导致对社会生态的污染，而最根本的丢弃则是对神的丢弃，在《福音的喜乐》和《众位兄弟》中，对神的丢弃表现为孤立的个人主义，在《愿袮受赞颂》中则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教宗方济各在这些文本中提出的对治之道是走向人民，用人民来克制意图“出离”的个人，从而走出“丢弃文化”，走向“相遇文化”。关于如何建设人民共同体，《福音的喜乐》提出了四条原则，并认为这四条原则可以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基本原则中引申出来。据2004年的《教会社会教义汇编》，天主教社会教义也有四条基本原则：人道尊严原则、共同福祉原则、扶助原则和共戚（solidarity）原则。[6]人道尊严原则肯定人的身上刻着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因而世界上一切事物和制度都不能贬低人的尊严。共同福祉原则基于人类一家观念，指明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即在于社会、人类的共同福祉。扶助原则基于人是社会动物这个基本立场，指明人有自然的结社权，国家不能越权干预低一级社会组织的职权，而需要扶助这些组织的发展。共戚原则同样基于人类一家观念，但更侧重从社会角度谈论人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和社会的职责。《福音的喜乐》中提出的建设人民的四原则难以与天主教社会教义四原则一一对应。据阿根廷解放神学家胡安·卡洛斯·斯坎诺内（Juan Carlos Scannone，1931— 2019），教宗方济各的这四条原则来自阿根廷政治领袖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1834年写给法昆多·吉罗加（Facundo Quiroga）的一封讨论阿根廷民族建构的信。[7]这表明，阿根廷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治当今世界的问题。偏离了基督教正宗信仰的极端个人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问题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上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地带，而阿根廷则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偏离了基督教的正宗，带来了世界性的危机，而第三世界则保留着正宗的基督教精神，来自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治西方的问题，这一点昭示着一个重大的变化：基督教正在第三世界化。考虑到新教改革与个人主义的紧密关联，教宗方济各很可能在暗示：500年来的新教文明已经危机重重，需要回到天主教的正宗才能克服危机。而要了解第三世界的基督教，则有必要回到20世纪60年代，看一看发生在阿根廷的解放神学运动：“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

三、教宗方济各与阿根廷的解放神学

阿根廷“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Movimiento de Sacerdotes para el Tercer Mundo）源于一份宣言：为响应罗马教宗保禄六世的通谕《人民的进步》（Populorum Progressio，或译《民族发展》），巴西的埃尔德·卡马拉等18位来自第三世界的主教于1967年8月15日共同署名发表了《第三世界主教宣言》（Manifiesto de los Obispos del Tercer Mundo）。[8]《宣言》引起了阿根廷教会的强烈共鸣，有400个司铎（教士）署名表示支持，于是这400个阿根廷司铎就被称为“第三世界司铎”，后来这些人自己改了称谓：“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这些教士互相联络，于1968年5月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会议，“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正式启动。从1968年到1973年，“运动”每年召开一届全国会议，讨论第三世界的解放问题。“运动”的基本主张是：教会要走向人民，与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谋解放。“运动”著名的参与者卡洛斯·穆希卡（Carlos Mugica，1930-1974）就走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区。[9]这就是“民间牧灵”或“人民牧灵”。由于与底层人民的接触而发生了对人民的发现，从而有了“人民神学”：在人民的文化中潜藏着一种可以抵抗现代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力量，[10]而且这种文化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是天主教信仰的“本色化”。[11]“运动”的目标是一种具有五个特征的“拉美化社会主义”：它是“民族的”，即从人民出发，要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它是“人民的”，即人民参与并决定其政治命运；它是“拉美化的”，即与拉美这个“大祖国”的解放连在一起；它是“人道主义的”，即强调人及其自我实现，强调人之所是而非人之所有；它是“批判性的”，即不绝对化任何成就，而要持续地革新。从1970年第三届全国会议开始，“运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庇隆主义运动就是达到其目标的途径，有些人甚至认为庇隆本人就是导向其目标的关键，这导致了分裂。这个时候，阿根廷局势非常紧张。1970年6月，曾担任阿根廷总统的佩德罗·欧亨尼奥·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将军被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个派别绑架。“运动”被认为与此有关，遭到潮水般的指责。政府方面要求主教们谴责“运动”，主教方面顶住压力，坚持市政权力不能干涉教会内务。但教会内部就有批评声音，认为“运动”是“卡斯特罗主义-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的一部分。卢西奥·赫拉（Lucio Gera，1924-2012）作为“运动”的主要神学家解释说，革命并不意味着暴力，仅指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过渡；生产资料社会化也并不意味着取消个人财产，而是要实现一种经济民主，使人民得以参与经济管理。[12]随着阿根廷社会紧张的加剧，主教们于1973年解散了“主教牧灵委员会”（Comisión Episcopal de Pastoral）。失去官方支持后，“运动”就此结束，但有些教士依然秉持“运动”的精神，在阿根廷各个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活动。

可以看到，“为了第三世界的司铎运动”的核心是走向人民，其目标是使阿根廷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正是在阿根廷“主教牧灵委员会”解散的1973年，后来当选教宗的贝尔戈利奥就任耶稣会阿根廷省省会长。教宗方济各文本的核心也是走向人民，对治的目标则并非帝国主义，而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与之相伴的生态危机。“运动”同样强调信仰的本色化，将在人民那里表现出来的本色化天主教视为抵抗帝国主义文化的基点。人民的天主教或民间天主教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曾经教过教宗的解放神学家斯坎诺内那里了解民间天主教的基本面貌。斯坎诺内在《人民神学：教宗方济各的神学渊源》（（La teología del pueblo. Raíces teológicas del papa Francisco）一书中以阿根廷西北部里奥哈省一个叫做“廷库纳科”（Tinkunaco）的节日为例说明本色化信仰的情况。“廷库纳科”是秘鲁印卡帝国的通用语克丘亚语，意为“相遇”。“廷库纳科”的节期是12月31日，会有两队人马盛装游行，一队从主教堂出发，簇拥着圣尼科拉斯的雕像，另一队从圣方济各教堂出发，簇拥着身着市长装束的小耶稣的雕像。圣尼科拉斯游行队伍代表西班牙人，而市长小耶稣游行队伍则代表印第安人。两队人马最终会在政府大楼会合，所有人三次向小耶稣下跪，承认小耶稣是里奥哈市、里奥哈省和整个世界的“市长”。代表西班牙人的圣尼科拉斯也向代表印第安人的小耶稣行礼。传说“廷库纳科”节日起源于殖民地时期一次印第安人的起义。由于西班牙人市长欺压印第安人，还没有皈依天主教的印第安人发动起义，威胁要摧毁里奥哈市。为此，方济各会修士弗朗西斯科·索拉诺（Francisco Solano）带着一把小提琴只身前往印第安人集结的地方，通过对福音的宣讲和音乐劝服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皈依了天主教。最终，不义的里奥哈市市长被撤职，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达成和解。时至今日，里奥哈省省长依然承认小耶稣是里奥哈市市长，并将城市的钥匙交给小耶稣，表示遵循小耶稣所代表的和平和正义之道。[13]“廷库纳科”节就是拉美民间天主教的一个范例。在这里，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交织在一起，天主教传统和印第安传统交融在一起，这是名副其实的“相遇”，更一般地讲，拉美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天主教与印第安传统宗教的“相遇”。在谈及与“丢弃文化”相对的“相遇文化”的时候，教宗方济各想到的很可能就是“廷库纳科”这样的例子。在“廷库纳科”，没有“丢弃”，有的是各种元素的共存和共融，一切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民间宗教能够对治当今世界危机的支点。

四、结语

教宗方济各是解放神学的支持者吗？1976年担任阿根廷耶稣会最高领导职务的贝尔戈利奥没有像同时期的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罗梅罗那样因支持解放神学运动而殉难，就此而言，贝尔戈利奥并非解放神学运动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但从2013年就任教宗以来发布的《福音的喜乐》《愿袮受赞颂》和《众位兄弟》这几个重要文本来看，教宗方济各的思想与解放神学如出一辙。教宗方济各很少使用“解放”一语，但解放神学的基本精神在教宗方济各这里清晰可见。解放神学的标志性格言是“优先选择穷人”，在教宗方济各这里则是“优先爱最末者”。最末者当然包括穷人，还包括已经成为国际性关注焦点的移民。将移民视为教会需要优先选择的对象，这是对解放神学的发展。解放神学斥责资本主义和“体制化的暴力”，致力于实现某种社会主义，教宗方济各同样斥责“货币拜物教”、倡导“结构性变革”，意图实现“爱的文明”。阿根廷的解放神学——人民神学——寄望于民间天主教抵御帝国主义，教宗方济各也号召走向人民，走向“相遇文化”，以应对造成当今世界危机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丢弃文化”。可以说，教宗方济各是解放神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所以，当著名解放神学家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在《罗马的方济各和阿西西的方济各》一书中将教宗方济各视为“教会的春天”时，[14]我们不必感到奇怪。

[1]Mario Escobar, Francisco: El primer Papa latinoamericano, Nashville, Tennessee: Grupo Nelson, 2013, p.23，p.124.

[2]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s/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30629_enciclica-lumen-fldei.html.

[3]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s/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4]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s/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html.

[5]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s/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6]Pontifl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2004, p.99

[7]Juan Carlos Scannone, La teología del pueblo. Raíces teológicas del papa Francisco, Maliaño (Cantabria): Editorial Sal Terrae,2017, p.209.

[8]Sebastián Politi, Teología del Pueblo. Una propuesta argentina a la teología latinoamericana (1967-1975), San Antonio de Padua,Argentina: Ediciones Castañed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Guadalupe, 1992, p.152.

[9]Sebastián Politi, Teología del Pueblo. Una propuesta argentina a la teología latinoamericana (1967-1975), p.178.

[10]Sebastián Politi, Teología del Pueblo. Una propuesta argentina a la teología latinoamericana (1967-1975), pp.258-259.

[11]Sebastián Politi, Teología del Pueblo. Una propuesta argentina a la teología latinoamericana (1967-1975), p.280.

[12]Sebastián Politi, Teología del Pueblo. Una propuesta argentina a la teología latinoamericana (1967-1975), pp.150-169.

[13]Juan Carlos Scannone, La teología del pueblo. Raíces teológicas del papa Francisco, Maliaño (Cantabria): Editorial Sal Terrae,2017, pp.113-115.

[14]Leonardo Boff, Francis of Rome & Francis of Assisi: a new spring in the Church?, tr., Dinah Livingstone,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14, p.151.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