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礼记·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校的设置是立国为政的必要选项，自东晋孝武帝后，学校开始立孔子之庙，“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唐太宗年间，将孔子庙的制度普遍推广至郡、县、乡、里。安史乱后，随着政治的墮败、社会的动荡，致使学校倾圮，文庙独存，文庙肩负了教育与教化的责任，尤其是地方文庙撑持了有唐后期的文化版图，这种文化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推进文化共相的建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关键词]：安史之乱；地方庙学；儒教；学校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1]自乱起至乱平凡九年，中国元气凋残殆尽，郅治不复，“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2]叛乱造成了一系列的现实恶果，杜甫在诗中描绘，“寂寞天宝后，园庐但嵩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家庐不存，民力凋敝，“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正史典籍中详细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3]社会疲敝，生民困顿之外，也开了有唐收拾不住的局面，“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4]《新唐书·田弘正传》中记载田弘正上表云：“伏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安史之乱个中原因，前人、今人多有阐释，然孟子有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安史之乱实有唐自招也。《资治通鉴》记载“初，上（唐肃宗）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浐水之东。百姓、军士、胡虏见俶拜者，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视天下为一姓之私产，至于明目张胆，以金帛、子女为交易的物品，换取家基之安稳，可谓自为盗贼也[5]。自贼者如斯自侮者必如是。

安史之乱是自招之祸实质上蕴涵了这次叛乱唐帝国积重难返的爆发，正是前期繁盛背后存在着隐隐不显的祸端，积累到一定程度被激发的缘故。换句话说，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朝开创了华夏文明隆盛之局面，“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天子乃览云台之义，草泥金之札，然后封日观，禅云亭，访道于穆清，怡神于玄牝，与民休息，比屋可封。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康哉之颂，溢于八纮。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6]一个军事叛乱显然不足以将之截为两段，即是说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次叛乱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并不是后来变局的决定根源。“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但这一事件绝不是不可避免的。”[7]

一、唐代的学制

“天宝乱后，王室凌夷，巨郡雄州，尽烈于强藩，财富甲兵，咸擅于悍镇。地方割据盛，中央之权替，欲举全国之兵财力以事外，已为时势所不许，于是藩属俱叛，帝国解钮矣。而朋党交阃枢府，寺人汩乱朝经，国本断丧。中兴道销，于是变乱四起，海内鼎沸矣。外患内难，荐臻迭乘。”[8]鼎沸蜩螗、鸡鸣不已的现实之下，教育亦难以置身于事外。《新唐书·选举志》中详细记载了唐学制：“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既罢，条其状下之属所，五品以上子孙送兵部，准荫配色。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旧唐书·儒学传序》中记载：“（唐高祖）义宁三年五月，初令国子学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已上子孙；太学置生一百四十员，取五品已上子孙；四门学生一百三十员，取七品已上子孙。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唐太宗）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合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按照《唐六典》记载：“国子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之为生者，……太学博士掌教文武官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三品曾孙之为生者，……四门博士掌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律学博士、书学博士、算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学生虽以身份之高低而有分殊，但是规制相当完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为中央体制的核心组成，员额定数分明；弘文馆、崇文馆相应有固定生员；并开设医学、天文学相辅翼；博士、助教配备各有差等；学生所学的内容有系统的体系；并有假期的安排等等。地方也有相应的规制，笼统如下[9]：

从以上不难看出，玄宗以前的学校教育基本上维持了一个平稳中有发展的状态，比如高宗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玄宗时期开设了崇玄馆，兼习《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中间的学校虽有短暂的废置，例如高宗显庆二年，设置算学，三年九月，废置算学、书学、律学，但是很快又会恢复常态，龙朔二年五月，又复置律学、书学、算学等。

二、天宝之后学校的墮败

天宝之后，整个有唐的学校教育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国本断丧，繁华梦破，公私涂炭，学校益废，生徒流散。

（一）生额锐减，度支窘迫，学业荒废

唐代宗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元和二年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比之玄宗时期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一千三百人、算学三十人、书学三十人以及律学五十人，数量上可谓锐减。

此外，费用度支也窘迫不堪，《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凡现任一至九品文官及出使在外而兼京正员官者，每月俸禄一贯，抽取十文钱，修国子监。宪宗准奏。《昭宗纪》记载，大顺元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制使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上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抽取官员俸禄修葺国子监和孔子庙，可见困顿已极。

而尤甚者，莫过于学业之荒废。学校自当以教育为重，安史乱后，学风丕变。学校在唐代兼具取士的功能，《新唐书·选举志》中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取士大要有三》中说“唐制，取士大要有三……愚谓虽大要有三，其实惟二，以其地言，学馆、州县异，以其人言，生徒、乡贡异，然皆是科目，皆是岁举常选，与制举非常相对。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就其以言扬者，则有此三种耳”。学校为科举进仕的途径，非仅是讲学之所，所趋学校若鹜者多为利禄，加之能够登科释褐的比例不多，《文献通考》云“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赵匡在《选举议》中说“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学子、士人多务竞走、牵引，学校有名无实，韩愈为国子监博士时，在《复请国子监生徒疏》中说：“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学”。纵然使得中央官学体制得以恢复，颓圯庠序能够得以修葺，实质上却成为了兔丝燕麦，南箕北斗[10]。

（二）释奠之礼的置与废

1.释奠之礼

顾炎武曾说，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对于先师的祭祀，在早期典籍《礼记》中就有论述，《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周礼·春官》则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祭奠先师的礼仪简言之即是释奠。释奠的礼仪大致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庙社，或施于学。山川庙社的释奠，《周官太祝》“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庙，弥亦如之”。学校的释奠如上面《文王世子》所言“春官释奠于其先师”，以及“天子视学，大昕鼓征，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圣、先师焉。有司卒事，反命。东序，释奠于先老。”《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学校的释奠与山川、庙社的释奠有区别，首先是山川、庙社之祭，不止於释奠，而学之祭，仅释奠而已。山川与庙社的释奠礼仪皆有牲币，学之释奠不是始立学则不必有币。学之释奠有合乐，则山川、庙社不必有合。学之释奠学可以分为常时和非时，《礼记正义》中说“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於学，六也”。四时释奠即是常时，而立学和天子视学为非时。释奠除了天子视学以及立学外非时祭奠外，仅仅是“陈而奠之也”。郑玄注释为：“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事”，也没有视学释奠的牲币、合乐以及献酬。贾公彦疏解为：“以其释奠直奠置於物，无食饮酬酢之事。释奠所以无尸者，以其主於行礼，非报功也。”

此后历代对于释奠之礼大都沿而不废，例如《通典》记载北齐，将讲于天子。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宣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经及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朔，制：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圣，揖颜回。日出行事。郡学则于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了隋朝的学礼，“隋制，国子寺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县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亦每年于学行乡饮酒礼”。学礼除了中央国子寺和地方州郡的释奠之礼，还有中央四仲月和州郡春秋二仲月的乡饮酒礼。

《大唐开元礼》记载学礼有三种，释奠、养老以及乡饮酒礼。这几种礼仪均是在学校内举行的，《通典》卷十五《选举典》规定，每岁仲月，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行乡饮酒礼。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乡饮酒义》中解说，“凡有四事，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乡则三年一饮，射则一年再饮，党则一年一饮也。所以然者，天子六乡，诸侯三乡，卿二乡，大夫一乡，各有乡大夫。而乡有乡学，取致仕在乡之中大夫为父师，致仕之士为少师，在于学中，名为乡先生，教于乡中之人。”

至于释奠之礼，唐代官修《唐六典》卷四名列国家祀典有四种：“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天神祭、二曰地祗祭、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於先圣先师。”释奠先圣、先师被列为中祀，“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皇帝地祗、神州、宗庙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

一般据史料记载而言，唐初的释奠之礼，皇帝是亲临主持的，比如《旧唐书·徐文远》记载有唐高祖李渊“幸国学，观释奠”，《通典》卷五十三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幸国子学，亲释奠”等。在贞观二十一年皇太子主持释奠之礼以后，大致就由皇太子进行此项典礼了，新、旧唐书以及《唐会要》等多有记录。释奠的详细流程和内容均见于《大唐开元礼》，大致如下：皇太子斋戒，“皇太子散斋三日于别殿，致斋二日于正殿。前致斋一日，典设郎设皇太子幄座于正殿东序及室内，俱西向”；陈设，“前享三日，典设郎设皇太子便次于庙东，西向；又设便次于学堂之后，随地之宜”；出宫；“前出宫二日，本司宣摄内外，各供其职。守宫设从享宫官次于东宫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卤簿陈设于重明之门外”；以及复杂的馈享等。州县的释奠在《大唐开元礼》中也有详细的记载。

释奠的典礼，除了祭祀孔子之外，孔门弟子也有配享和从祀的配祭。孔庙的从祀最早或可上溯到东汉明帝，“明帝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后来汉章帝“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

唐朝的释奠制度一开始还攸关孰为先圣孰为先师的争论，唐高祖李渊在国子学内并立周公与孔子庙，“唐高祖武德二年，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甚者，武德七年，孔子沦为周公的配享。不过到了贞观年间，情况则有很大的变化，太宗贞观二年，左仆射房元龄等建议：“武德中，诏释奠於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为周公、尼父倶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11]诏从之。周公的祭奠被叫停，孔子得以升为先圣，颜回开始配享。“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尼父庙堂。”[12]配享的人数激增。

唐贞观二年以及嗣后的定制实际上并没有一直严格贯彻执行，永徽年间高宗李治再改周公为先圣，“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从祀”，从祀者变成了颜回和左丘明。但是终以孔子为先圣的论据以及舆论占了上风，唐显庆二年，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诏，亦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于太学，并为先师。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丘明并为从祀。谨按《礼记》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郑元注云：“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先师者，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师者。”又《礼记》云：“始立学，释奠于先圣。”郑元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据礼为定，昭然自别。圣则因天合德，师则偏善一经。汉魏已来，取舍各异。颜回、夫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求其节文，递有得失。所以贞观之末，亲降纶言，依《礼记》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说，正夫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永垂制于后昆，革往代之纰谬。而今新令不详制旨，辄事刊改，遂违明诏。但成王幼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又说明王孝道，乃述周公严配，此即姬旦鸿业，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宏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代。故孟轲称生灵已来，一人而已。自汉已来，奕叶封侯，崇奉其圣，迄于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师？又且丘明之徒，见行其学，贬为从祀，亦无故事。今请改令从诏，于义为允[13]。

长孙无忌等的奏议，被获准，周公回归原位，配享周武王，孔子复为先圣。而从祀制度随着争论的尘埃落定，也渐渐趋于完善。唐高宗“总章元年，颜回赠太子少师，曾参赠太子少保，并配享孔子庙”。孔子弟子颜渊和子夏之外，曾参也被收录在内了，但是其他的弟子尚未入祀，这就导致了士人的诘问，据《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奏言：“京国子监庙堂。先圣孔宣父。配坐先师颜子。今其像见在立侍。准礼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颜子道亚生知。才充入室。既当配享。其像见立。请据礼文。合从坐侍。又四科弟子闵子骞等。并伏膺儒术。亲承圣教。虽复列像庙堂。不参享祀。谨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贤。犹沾从祀。岂有升堂入室之子。独不沾配享之余。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者。则文翁之壁。尚不阙如。岂有国庠。遂无图绘。请令有司。图形于壁。兼为立赞。庶敦劝儒风。光崇圣烈。曾参孝道可崇。独受经于夫子。望准二十二贤从享。”

皇帝接受了建议，诏曰：“颜子等十哲宜为坐像，悉令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因图画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于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制赞，书于石。闵损以下，仍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题其壁焉。孔门的十哲以及七十二弟子开始配享从祀。

等到唐开元二十七年，孔门弟子开始被追封爵位，颜子赠兖国公，闵子骞赠费侯，冉伯牛赠郓侯，曾参等二十二贤人被赠为伯爵，《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诏曰：宏我王化。在乎师儒。能发明此道。启迪含灵。则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呜呼。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遑旅舍。固可叹矣。年祀寖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令三公持节册命。其后嗣褒圣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仍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且门人三千。见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畅元圣之风规。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其颜子既云亚圣。须优其秩。颜子赠兖国公。阂子骞赠费侯。冉伯牛赠郓侯。仲弓赠薛侯。冉有赠徐侯。子路赠卫侯。宰我赠齐侯。端木子贡赠黎侯。子游赠吴侯。卜子夏赠魏侯。又夫子格言。参也称鲁。虽居七十之数。不载四科之目。顷虽参于十哲。终未殊于等伦。允稽先旨。俾循旧位。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二十七日。命尚书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庙册命毕。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礼。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东都就庙行册礼。二十一日。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像。宜改服冕衮。其诸州及县。庙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须改其衣服。两京乐用宫悬。春季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七十子并宜追赠。[14]

2.释奠之礼不复

承安史乱后国势陵夷的恶果，唐肃宗以下释奠之常礼也开始无法保持，间隔断续的情况成为常态，史籍记载的典礼也寥落无几。《旧唐书·礼仪志》记录了唐肃宗上元中太学的释奠，“肃宗上元中，以岁旱罢中、小祀，而文宣王之祭，至仲秋犹祠之于太学”。唐代宗永泰年国子监的常典，二年二月的释奠，“令京兆尹黎干造食，集诸儒、道、僧质问竟日”。还有同年八月的释奠“京兆府置食，讲论讲论，观军容使鱼朝恩说易，又于讲论堂画周易镜图”。《新唐书》对此也有记载：“二年八月，修国学祠堂成，祭酒萧昕始奏释奠，宰相元载、杜鸿渐、李抱玉及常参官、六军将军就观焉”。《续通典》记载了唐德宗贞元二年二月的释奠，“二月丁卯有司释奠于文宣王庙，自宰臣下毕集于国学，学官升讲座，陈五经大旨先圣之道”。唐僖宗乾符年间国子监的视学释奠，《唐摭言》中的记载为“释奠礼毕，令博士刘子振讲《礼记》，陆鸾讲《周易》”[15]等。

释奠的频次减少，而祭祀的典礼规模也随之缩水了。《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玄宗二十七年二京之祭犹“牲太牢、乐宫县、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而叛乱平定两京收复之后，“惟正会之乐用宫县，郊庙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鱼朝恩典监事，乃奏宫县于论堂，而杂以教坊工伎”。甚者，还有大臣以为这种礼节过重，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四月，归崇敬为膳部郎中奏议“每年春秋二时释奠。祝版御署讫。北面而揖。臣以为其礼太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受之。请参酌轻重。庶得其宜”。境遇每下愈况，后唐长兴三年，国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见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释奠于文宣王，以兖公颜子配坐，以闵子骞等为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贤图形于四壁，面前皆无酒脯。自今后，乞准本朝旧规，文宣王四壁诸英贤画像前面，请各设一豆、一爵祠飨”。祭祀皆无酒脯，可见零落。

宪宗时候刘禹锡在上宰相的奏记中说道，“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指摘孔子庙的祭祀不合古意，希望能够“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恢复唐玄宗时候的春秋祭，借以达到“籍其资，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的效果，从这里的奏议或可以看出有唐的官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地方和中央政府并没有完全废止释奠等礼仪式样，但是学校有名无实，鄙陋不堪，学生堕窳败业，争竞声华，自然失去了学校教育的宏旨。薛居正在《旧五代史·唐明宗纪》记载，“长兴元年夏四月甲午朔，国子司业张溥奏，请复八馆，以广生徒。按《六典》，监有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是也，而溥云八馆，谬矣”。馆学之别，国子司业犹不能知晓，可见荒废已极。[16]文教的兴起自然须赖地方人民之自为了。

三、地方庙学的兴起

韩愈在《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中说：“准今年赦文，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今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后放行。上以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除却官方的崇儒尚学择师授教之外，地方兴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所达文教的效果上都远愈其上。

（一）安史乱前地方的立学设教

以范阳之变作为分期的话，前期地方兴学设教的史料中记载的有，唐高宗时期髙智周，《旧唐书·良吏传》记载，高智周，常州晋陵人。少好学，举进士。授寿州刺史，政存宽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学官。见诸生，试其讲诵，访以经义及时政得失，然后问及垦田狱讼之事。

《韦机传》记载，韦机，雍州万年人。显庆中为檀州刺史。边州素无学校，机敦劝生徒，创立孔子庙，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旧唐书·忠义传》记载海南教育第一人王义方，泗州涟水人也。少孤贫，事母甚谨，博通《五经》，而謇傲独行。贬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将以酒脯致祭。义方曰：“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乃酌水而祭，为文曰：“思帝乡而北顾，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诸己，义负前修。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四维雾廓，千瑞安流。灵应如响，无作神羞。”时当盛夏，风涛蒸毒，既而开霁，南渡吉安。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龠，登降有序，蛮酋大喜。

《新唐书·循吏韦景骏传》载，韦景骏，司农少卿弘机孙。中明经，景骏后数年为赵州长史，道出肥乡，民喜，争奏酒食迎犒。有小儿亦在中，景骏曰：“方儿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旧恩，何故来？”对曰：“耆老为我言，学坊庐、馆舍、桥障皆公所治，意公为古人，今幸亲见，所以来。”景骏为留终日。后迁房州刺史，州穷险，有蛮夷风，无学校，好祀淫鬼。景骏为诸生贡举，通隘道，作传舍，罢祠房无名者。景骏之治民，求所以便之，类如此。

《新唐书·倪若水传》记载，倪若水，恒州稾城人也。开元初，历迁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政尚清静，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庙堂及州县学舍，劝励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间称咏不已。

（二）范阳之变后兴学丕盛

安史乱后，地方兴学劝化之风弥盛，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言道，“请兼广学校，以弘训诱”。《新唐书·李栖筠传》记载，李栖筠，李光弼守河阳，高其才，引为行军司马，兼粮料使。改绛州刺史，擢累给事中。出为常州刺史。岁仍旱，编人死徙踵路，栖筠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贼张度保阳羡西山，累年吏讨不克，至是发卒捕斩，支党皆尽，里无吠狗。乃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以治行进银青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子，赐一子官。人为刻石颂德。

《新唐书·偱吏传》记载，韦丹，字文明，京兆万年人。还为容州刺史。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

《旧唐书·曹华传》记载宪宗时候，曹华恶沂之地褊，请移理于兖，许之。初，李正己盗有青、郓十二州，传袭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顽骜，不知礼教。华令将吏曰：“邹、鲁儒者之乡，不宜忘于礼义。”乃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立学讲经，儒冠四集。出家财赡给，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归。

《新唐书·髙承简传》记载，高承简，少事忠武军，后更隶神策。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拜承简刺史，治郾城。始开屯田，列防庸，濒溵绵地二百里无复水败，皆为腴田。先是，贼筑武宫以夸战劳，承简夷其丘，庀家财以葬。葺儒宫，备俎豆，岁时行礼。野有荍实，民得以食。将吏立石颂功。

《旧唐书·张镒传》记载，张镒，苏州人，朔方节度使齐丘之子也。以门荫授左卫兵曹参军。大历五年，除濠州刺史，为政清净，州事大理。乃招经术之士，讲训生徒，比去郡，升明经者四十余人。撰《三礼图》九卷、《五经微旨》十四卷、《孟子音义》三卷。

《旧唐书·郑余庆传》记载，余庆砥名砺行，不失儒者之道；清俭率素，终始不渝。专欲振起儒教，后生谒见者，率以经学讽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极其俭薄。及修官政，则喜开广。镇岐下一岁，戎事可观。又创立儒宫以来，学者虽行己可学，而往往近于沽激，故当时议者不全德许之。其子翰，文宗登极，擢为翰林侍讲学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检校户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余庆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馆，至瀚之来，复继前美。

欧阳修《新五代史·一行传叙》中说，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于此之时，能以孝弟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着，而无可纪次；犹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示得一人焉，曰李自伦。作一行传。

《资治通鉴·梁贞明六年》记载“汉杨洞潜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汉主岩从之。”

（三）“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

地方吏员立学设教，奖诱风化不遗余力，学校的设置大致如欧阳修所言，“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着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依托孔子庙为立学兴教、化民善俗的所在。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周公、孔子并立为二圣，各立庙一所，位于长安国子学内。东都洛阳国子监设置于唐高宗龙朔二年，位于外郭城南的正平坊，内亦有孔子庙一所。孔子庙作为教育之所在，或者说兼具学校的功能可以追溯在阙里孔子庙兴学的故事。

黄初二年，魏文帝即位之初，访求孔子后裔，得其二十一世孙孔羡，拜议郎，诏书云：“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17]除了封“宗圣侯”之外，还在鲁郡修起了旧庙，“令鲁郡修起旧庙”，又依庙立学，“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阙里孔庙始具庙学之特征。

马端临所言：“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8]主要意思是指除却两京国子监的孔子庙，以及曲阜阙里的孔子家庙。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赠孔子为司寇，谥‘文宣’，旋准房玄龄议停周公祀，专祀孔子，尊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配享孔庙。”贞观四年，又诏“州县皆特立孔庙，四时致祭，以左丘明等廿二人从祀。”[19]《旧唐书·高宗纪》记载：咸亨元年，五月，诏曰：“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有破坏并先来未造者，遂使生徒无肄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致飘露，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营造”。贞观和咸亨年的诏令，使得庙学制普遍推广至全国州县。

不过在高宗年间犹“诏州县皆营孔子庙”，显见在贞观诏令发出之后，犹有地方未兴建孔子庙，下面就史书所载，确实兴建或者存在的地方庙学罗列表格如下[20]：

注释：

[1]陆贽：《翰苑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3]《新唐书·郭子仪传》。

[4]《旧唐书·僖宗纪》。

[5][1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4、1064页。

[6]《旧唐书·玄宗纪》。

[7]《剑桥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21页。

[8]蓝文徵：《蓝文徵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页。

[9]《旧唐书·志第二十四职官三》。

[10]语见《魏书·列传第五十四·李崇传》：“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

[11]《唐会要》卷三十五。

[12]《旧唐书·太宗纪》。

[13]《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六。

[14]具体爵位为：曾参赠郕伯。颛孙师陈伯。澹台灭明江伯。宓子贱单伯。原宪原伯。公冶长莒伯。南宫适郯伯。公晢哀郳伯。曾点宿伯。颜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开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马牛向伯。樊迟樊伯。有若卞伯。公西华郜伯。巫马期鄫伯。梁鱣梁伯。颜柳萧伯。冉儒纪伯。曹恤曹伯。伯虔邹伯。公孙龙黄伯。冉季东平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子敛武城伯。颜子骄琅琊伯。漆雕徒父须句伯。壤驷赤北徵伯。商泽睢阳伯。石作蜀石邑伯。任不齐任城伯。公夏首元父伯。公良孺东牟伯。后处营邱伯。秦子开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颜相临沂伯。鄡单铜鞮伯。句井疆淇阳伯。罕父黑乘邱伯。秦商上洛伯。申党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荣子期雩娄伯。县成钜野伯。左人郢临淄伯。燕伋渔阳伯。郑子徒荥阳伯。秦非汧阳伯。施之常乘氏伯。颜哙朱虚伯。步叔乘淳于伯。颜之仆东武伯。原亢莱芜伯。乐欬昌平伯。廉洁莒父伯。颜何开阳伯。叔仲会瑕邱伯。狄黑临济伯。邽巽平陆伯。孔忠汶阳伯。公西舆如重邱伯。公西祝阿伯。

[15]转引自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7]《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18]《文献通考》卷四三《学校考》。

[19]《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

[20]本表格借鉴了高明士先生的成果，详参氏著《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