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呼吁世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致力于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治理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全球风险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全球治理难题。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全球宗教风险；全球治理；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疫情的叠加影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它明确宣示了我们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不断加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二十大报告精神上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此，笔者拟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线，探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个大局，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夯实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人文理念基石和“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并提出这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一个实践路径。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疫情的叠加影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同时，党的二十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内容写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心怀天下”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展示了愿意为世界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和平合作力量的政党形象。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理论价值体系，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安全与发展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思想深邃的天下观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坚持以实践创新不断推动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反过来又指导着发展着的实践，并提出一系列关于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

早在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就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命题既根植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源自于世界百年发展过程中“同舟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发展条件，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贡献的重要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世界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着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的主旋律。而在全球风险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全球治理难题。如果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二、全球宗教风险是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世界性难点，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共同探讨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解决方案

第一，研究表明，全球宗教风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外力作用下可能成为风险，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以不同形式体现，甚至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笔者曾经在《“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和必要性的视角》一文中提出宗教风险是“躲不开，藏不住”的问题，“如果不尽早开展研究，对其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影响范围、致损程度等进行专业、深入的分析和评估，很可能会让我们在未来陷入被动的局面，疲于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无视宗教风险不等于规避风险，无论个人、团体组织还是国家，其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在哪里，而这正是宗教风险意识的现状”。例如，欧洲的难民问题及其宗教风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

根据全球宗教分布格局、全球宗教人口分布格局、相关宗教活动活跃程度、宗教组织等一系列宗教变量作用为逻辑主线，从政教关系、宗教与法治的关系、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宗教传播路径等维度进行风险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不同程度地存在风险，全球宗教风险已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有区域性的宗教风险，有全球性的宗教风险，有强弱等级不同的宗教风险等。

第二，宗教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全球宗教风险始终伴随着世界公共危机而存在。在宗教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变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征有可能形成宗教风险。就全球宗教分布格局而言，可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呈现多样化和不均衡发展的特征，在不同的区域，宗教的变量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地区各宗教之间和谐相处，而有的地区各宗教势力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发生激烈冲突，造成社会冲突，带来安全隐患，同时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全球宗教变化的趋势，决定了我们在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方略时，必须将民族宗教问题提高到一定的位格加以重视，而且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的频频爆发也倒逼我们必须直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判。时至今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延续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之外，各宗教的势力呈现了此消彼长的情况。例如，“一带一路”是典型的多宗教聚集区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都发源于此，逐渐形成了全球宗教分布格局。在世界性宗教传播发展的进程中，全球化时代带来的世界公共危机也对世界各国宗教内部格局的稳定性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例如，近年来斯里兰卡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之间的冲突、缅甸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冲突、泰国南部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冲突、菲律宾的穆斯林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等等日益出现国际性特征，为南亚、东南亚各国政府处理这类冲突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一方面，这是全球化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区域性和世界性公共危机反而诱发了相关地域的宗教冲突。当前世纪疫情对东盟各国的影响也在加大，这一领域的宗教风险逐渐外溢，成为全球性宗教风险。此外，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弧形地带成为世界公共危机的震荡地带，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是引发这一“弧形震荡地带”产生全球性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因素。又如，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宗教风险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世界性公共危机交织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的溢出效应将会愈发凸显。因此，全球性宗教风险问题较为突出，需要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对之进行研究，方能有效地防范或化解全球性宗教风险。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风险时代的宗教治理是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必然

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对此，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全面推进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要多途径参与全球宗教治理，积极探索化解全球风险时代宗教问题的多边治理经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技术革命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全球化成为一种可能，与此同时，宗教在线上线下传播的方式日趋多元，网络空间的传播使互联网宗教的活动更为迅速、便捷，也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由区域性、局部性、“慢热型”的风险扩展为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如何应对“全球风险”中的宗教风险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挑战，而在全球风险时代积极探索宗教治理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则成为我国应对各种风险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中国而言，对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是提升我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非常完整的分布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风险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是不可能彻底完全化解或消除的，只能防范或或降低其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看待宗教的作用。既要看到宗教具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前瞻性地充分认识到宗教的变量作用是双刃剑，机遇与风险并存，应意识到宗教发挥的作用还具有不确定性，宗教风险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蝴蝶效应。在全球风险时代，全球治理的效果将会对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在宗教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系统性的宗教治理原则。“既有国家政策法规层面的不断完善，又有宗教内部系统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更有社会治理体系层面的不断探索经验。对于宗教治理原则而言，既需要从国家治理体系开展系统治理，需要从法治化层面依法治理宗教，需要从宗教内部体系对宗教进行源头治理，更需要从社会层面对宗教进行综合治理。这四个原则是有机互动，相互联系，密切配合的，是进行宗教治理应该坚持的原则和行动指南，是宗教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之关系的体现。”与此同时，在全球风险时代，我们不仅要从思想和观念层次上深入认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宗教风险问题，为真正化解冲突、维护世界持久的和平提供理念支持，更需要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考量，防范和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对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我国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应多途径参与全球宗教治理，搭建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引导和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同时，还要看到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能存在的风险，积极引导各种宗教作用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力，努力消除与此对冲的各种显在的或隐性的趋向，从而降低或化解宗教风险。努力建立区域-跨区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文明互鉴，努力使因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变化带来的宗教力保持平衡，探索化解全球风险时代宗教问题的多边治理经验，逐渐形成全球宗教风险防控治理机制，求同存异，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体系中，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具有共通性的价值观基石。面对各国间存在的具体利益分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呼吁各国以“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智慧化解矛盾冲突，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增加和平合作的“砝码”在国际关系“天平”上的分量；面对不同人群、地域存在的价值理念分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呼吁通过对话和交流，让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得到有序发展，“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天下大同”，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推动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在面对世界公共危机，在面临人类重大现实发展难题时，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开展对话，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与发展优秀文化交流经验，夯实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人文基石，增进相互了解，合力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一个实践路径。

第一，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不断推动形成文明交流的新境界是解决世界主要公共危机的重要途径。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呈现螺旋形上升趋势，不断推动形成文明新境界。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纪疫情全球大流行，则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变量和催化剂，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已超过疫情本身的严重性，让本就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更加快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步伐。此外，俄乌冲突加剧了世界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等世界性公共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社会冲突等问题凸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种种的复杂变量因素推动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因此，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坚持和平发展主旋律是解决世界公共危机的重要途径。

第二，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以和平包容的平等对话模式，不断夯实文明交流的历史人文基石。

世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研究世界文明交流史，有助于我们增强历史自觉，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夯实世界文明交流的基石。世界文明是多样的，因此，需要我们尊重差异，以平等包容之心相互学习；正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多元丰富，平等包容地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形成文明新境界。

世界文明发展史表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

与互鉴始终是相互学习、创新发展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不是固化的、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兼容并蓄、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稳定向前创新发展，不断推动形成世界文明的新境界。其中既有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也有每一个时代文化精神和经验的不断积淀。世界不同文明正是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的发展进程中，汇聚成辉煌壮观的人类世界文明发展格局。我们应以史为鉴，增强历史自觉，研究不同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发展规律，这有助于我们以平等包容的姿态去对待不同文明的差异性，以和平包容的平等对话推动世界文明创新发展。

第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是进一步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

在加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进程中，需要形成“最大公约数”，有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就必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通文化价值，体现出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格局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特点，使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的一个重要“公约数”。

正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世界不同文明在固守其文化传统和精神特质的同时，不断进行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断创新发展，增进了解，维护世界和平，从而凝聚成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格局。例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阿拉伯数字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使用都是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佳话。深刻反映中华文明独特宇宙观、世界观和深厚哲学底蕴的《道德经》及四书五经等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多语种译本广泛传播，也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又如，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国古代《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英国的《莎士比亚全集》、俄国的《战争与和平》、日本的《源氏物语》等经典名著，更是超越了时空、疆域、语言、文化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推动着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发展，也反映出各国人民在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上的相通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度全球化”时代，逆全球化是行不通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拥有和平和谐美丽富强的生活，这更需要各国人民在多样性的“文明大花园”中相互交流，共同以开放包容之心，展开广泛的文明对话，寻求共识，共同建构一个基于多元文明共存、互鉴的“人类大家庭”。

第四，守正创新，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打造有深度有广度的文化交流机制，有助于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的重大风险。

当今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纪疫情的叠加影响更加剧了大变局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共同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公共危机。在这样的情境下，各国必须持续加强对话，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的世纪变局。不断探索建立深入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本身就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实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创新动力；在当前应对世纪变局的进程中，通过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来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其意义尤为重大。

开放包容、平等团结地推动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公共危机、全球风险挑战时的冷静理性之举，也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世界文明的多元共生格局是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构成了历史长河进程中人类文明自信的重要基础。只有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明自信，尊重差异，以平等包容之心，兼容并蓄，相互学习，与时俱进，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不断探索建立深入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才能防范化解宗教领域重大风险。

综上所述，文明交流互鉴是实现各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路径，只有继续保持改革开放、文明交流互鉴的胸怀和劲头，才能携手世界各国共同面对风险挑战，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繁荣；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只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更好地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只有夯实世界文明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基石，才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全球治理，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为此，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个大局，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全球风险时代，虽然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全球治理难题，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有不同的途径，其中，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作者：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期刊：《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10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阶段性成果（项目号为20＠WTS005）、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重大工程项目“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为16ZDA168）；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