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五千年中华文明为历史底蕴，作为在其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宗教工作，也应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寻找智慧之源，建立历史自信。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有必要将其置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脉络之中，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与二千年中外文明交流史相称的中国宗教。从宗教中国化的视角出发，本文追溯了中国宗教的历史成就，包括一脉相承的宗教传统、超大型及深刻复杂的宗教体系、中外交流融合的宗教文明体，考察了中国宗教的历史精神，包括开放、创造、包容、凝聚精神。最后提出，历史自信具有勇于面向未来的维度，中国宗教学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重整与书写“新宗教史”，包括“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重整全球宗教史；以互成论来再思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看待中国宗教互鉴史；以宗教史写作推动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宗教史学理支撑等。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历史自信；历史成就；历史精神；新宗教史

作者简介：游斌，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教授。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宗教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同时也为中国宗教和世界宗教的历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视野。它推动人们更深刻地去考察中国宗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的角色，从中建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进而将当今的宗教中国化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脉络之中，以建立“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中国宗教”，使我国各宗教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因此，围绕着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这一核心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给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什么样的历史自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要求我们站在怎样的历史高度来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意义与方向？五千年中国宗教呈现出哪些基本的历史精神？以增强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为目标，对中国宗教进行新的历史书写，即所谓的“新宗教史”，应秉持哪些基本的理念？本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回答。

一、对五千年中国宗教历史成就的自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引下，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是在拥有五千年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神州大地上进行的社会文化实践。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的，背靠的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进行的长期社会文化实践而凝结的智慧与才干。中华民族所走过的独特文明道路，反映在中国宗教五千年发展的历史成就之中。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来自于对中国宗教五千年历史成就的自信。

首先，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了悠久、绵延而又稳定的宗教传统。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在中国这么大的文明体量内保持着悠久而又始终一脉相承的宗教传统。早在距今约二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迹中，就发现先民在人的尸骨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举行葬礼的习俗。在人类文明的起源时期，如果说打制石器是人类使用器械的革命，取火是人类使用能源的革命，那么，为死者举行葬礼无疑是人类建立宗教文明的革命。贾兰坡先生曾说：“埋葬说明当时有了死后生活的观念，比较复杂的上层建筑萌芽了。”[1]对死亡的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基本前提，超越死亡的渴望成为信仰及文化的重要动力。为死者举行葬礼，也反映出人开始形成社会关系的观念，氏族、族群等社会团体亦由此而形成。距今五千到八千年的红山文化，坛、庙、冢等大型公共建筑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复杂的宗教礼仪，反映出中国宗教的敬天、怀远、尊先等基本基因。而在“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良渚文明中，以玉琮、玉璜、赤璋、青圭为代表的四大玉礼器，以五色土修筑而成的方形社坛，反映出中华先民深厚的宇宙意识，并延续在中华文化的经典《周礼》之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2]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处，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的礼制便综合在一起，沉淀为中华文化的敬天法祖、亲近自然、孝亲顺长、爱国亲民、尊师重教等理念，并浓缩为“天地君亲师”这一基本价值框架。“天地君亲师”的价值序列，发端于中华文明定型期的春秋战国，由左丘明在《国语》中提出，由荀子在《礼论》中明确阐述，在汉代道教《太平经》中得到“天地君父师”的整齐表达。在北宋初期，已经出现了正式的“天地君亲师”序列，在明后期，已广泛地在民间流行。[3]在雍正初年，正是意识到“天地君亲师”对于整合广阔帝国内多民族的共同体精神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清廷正式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将这一带有超越向度的价值序列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4]民国之后，又改为“天地国亲师”而被人们广泛尊奉。在当代的儒学解释中，以天、地、群、己四字打开的儒家精神人文主义，将国、亲、师浓缩在“群”的关系维度之中，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即“己”。[5]可以说，它仍大致沿用着中华文化的这个价值框架。故此，“天地国亲师”这五字，在中国宗教、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中均意义重大，大体上囊括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稳定、绵延而又具有巨大包容性的独特价值信念。

其次，中华五千年历史形成了多层次、内涵丰富的超大型宗教体系。在其五千年前的起源时期，中华文明就有丰富的多源性。按其区系来划分，有面向海洋的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有面向欧亚内陆的以燕山辽河为中心的北方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以环洞庭湖和巴蜀地区为中心的西南区。[6]各大文明区系不是相互压制，而是彼此深度交流，在互鉴通和中很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在这些不同的文明区系内部，又存在着不同层级的类与型。五千年中国宗教的发展史，如同一株巨大的、纵横交错的大树根系，又如同一道由干流、支派与湖泊等汇聚而成的巨量水系。在宗教文化的类型上，它们既包括原生型，又包括次生型、续生型。在某一个阶段，从某个文明区系中发展出来的宗教可能迈向鼎盛，也有可能走向衰落。旧的形式死去，但新的样态又生长出来。在发展程度上，它们也很不相同，有的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有的则以神秘主义为基调；有的呈现为成熟的、系统的世界性宗教，有的则仍然是地方性的、简朴的自然崇拜；有的是世界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产物，有的则是少数民族的萨满崇拜。这样，中国宗教就形成了一个体系巨大、内涵丰富、层次多样、多元差异的巨型文明体。大体来说，中国宗教的底层是以天地崇拜、社稷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圣贤崇拜的民间信仰，中层是各种制度化的宗教，其中包括中国本土的道教与儒教，也包括经历了漫长本土化历程的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而上层则是由朝廷官方主导的国家宗教。由于五千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这个超大型宗教体系，中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汇聚人类宗教的活的“博览馆”。

再次，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了一个本土与外来宗教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宗教互鉴文明体。在远古的发端时期，中华文明就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格局。不同地区的文明既形成自己的特色，又在交往交流中互鉴通和，在深度学习中形成更高层级的综合体。中原的华夏文明，既吸收了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又深刻地借鉴了长江下流的良渚文明。在秦汉形成帝国之后，中国宗教又通过陆地和海洋上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与更广泛的欧亚宗教进行交流。始自于公元一世纪，佛教沿着这三条道路来到中国，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三大支系，并在深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中国佛教的宗派。基督教、伊斯兰教沿着海陆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分别通过“补儒合儒”“伊儒会通”的文化会通，形成了中国化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以宗教交流为载体，中国与世界进入全方位、立体多元的文明交流之中。二千年来中国宗教作为中外文明交流史的载体，是中国宗教五千年历史成就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中国宗教”，本身就包含着要建设“与二千年中外文明交流相称的中国宗教”。

最后，中国五千年历史形成了一个内部蕴含着深刻复杂性的宗教综合文明体。中国宗教内部蕴含着各种信仰元素，既有远古的，又有现代的；既有源于异域的，又有本土自生的；既有源于农业定居生活的，又有源于游牧生活或海洋生活的。禀持“和而不同”的精神，中国宗教对这些信仰元素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包容力，将它们综合性地吸纳到中华文化的母体之内，并促使它们在重组与变化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它们不断地重组，相互地激荡，在内部形成一个蕴含创造力的深刻复杂的中国宗教。这些信仰元素如同酿造过程中的微生物群，在中国宗教内得到长期、稳定的繁衍、生长，经过中国人民的耐心培育，在创新精神的推动下，常能推陈出新并且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

二、对五千年中国宗教历史精神的自信

五千年中国宗教的发展，形成了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大系，这是中国宗教在历史时空中取得的历史成就。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所拥有的某些精神力量。准确地把握、理解并实践五千年中国宗教的历史精神，对于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宗教，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7]

贯穿于五千年中国宗教历史之中的，首先是在宗教文化结构上呈现出的包容精神。从文明起源的远古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既有面向太平洋的沿海区系，又有面向欧亚大陆的内陆区系；既有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又有黄河中下游的粟黍文明，还有燕山南北的游牧文明。因此，中华文化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要将差异如此显著、张力强劲的多源文化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中华文化必须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包容力。当各种世界性的外来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沿着海陆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之后，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继续得以释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因为各种外来宗教来到中国之后，既从中华文化中吸收养料，又以之作为文化母体，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出发，在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激发出创新活力，从而反哺中华文化。在此过程中，外来宗教经历一个复杂的中国化过程，成为中国宗教的一部分。禅宗的思想文化、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形成的中国化思想体系、回儒哲学等，都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因为包容，而有宗教的多样性；因为有多样性，而有异质文化的相摩相荡；因为有相互的激荡、重组、交融，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确保文化的创新与繁荣。对外来宗教的包容，不是中华文明一时一地的策略，而是中华文明的天性，也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之所系。

其次是中国宗教在其核心内所展示的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整体的中华文明是人类的几大原创性文化之一，她从自己深厚的文化渊源处发展出完整的文明系统。中国宗教对宇宙、人生与历史的领悟，凝结成独特的中华智慧。通过独一无二的汉字系统，中华智慧围绕着某些核心理念，形成多层级、多面向的哲学与社会文化体系。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因应于不同时代、不同外来宗教的挑战，中国宗教总能回到其创造性核心，并在与时代对话、与相异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展现创造性的力量。这种从精神核心处生发出来的开放力和创造力，使得中国宗教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断地推陈出新。举例来说，对“天”的信仰，从红山和良渚文化中的祭天，到《周易》对天的阐述，再经过孔子的系统化论述，与国家宗教的整个祭祀体系相结合，可谓中国宗教最悠久也是最本原的内核。另一个根源性的信仰即“道”，也是在《周易》中就有萌芽，经过老子、庄子等人的阐述后，进入中国宗教的核心处。儒教以“天”为中心，道教以“道”为中心，两者相互彰显，彼此深化内涵，并衍生出一系列的重要概念如太一、有无、阴阳、变化、自然等。在面对外来宗教时，这些信仰核心能在开放中展现其内在的创造力，例如，天主教于16世纪来到中国，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与思想的考察，他们不是以音译的方式来翻译其信仰的终极实在，而是嵌入中国宗教对“天”的信仰之内，以“天主”（The Lord of Heaven）命名。[8]在19世纪，基督教来到中国，在翻译圣经时，在表述其圣子上帝降生成人这一信仰核心时，则嵌入中国宗教对“道”的信仰之内，将耶稣基督的精神本体译为“道”，而拿撒勒人耶稣的降生则翻译为“道成肉身”。伊斯兰教在中国亦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明代回儒王岱舆将其思想体系嵌入中华文化的核心信仰“太一”之内，以“真一”“数一”“体一”来阐述伊斯兰有关终极实在创造及护佑天地万物、人通过功修和德性回归终极实在的信仰。[9]正是由于这些中国文化核心所具有的开放性、创造性，才使得这些外来宗教能在其信仰深处融入到中国的话语与概念系统之内，既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又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

最后是中国宗教表现出的凝聚精神。因为中华文明内蕴的包容、开放、创新，使得它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各个宗教传统在中国乐于发挥自己的潜力，并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成为中国宗教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多源的中华远古宗教，积极地参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多层级、多维度和多面向的中华文化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儒、道两家本身就是这个多源一体过程的产物，它们在交流互动中相互借鉴、彼此激荡，以双核互动的方式推动着中国本土宗教的成型。当源于异域的世界性宗教来到中国，它们也很快被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所吸引，随即开始其本土化历程，努力融入中华文化。以16世纪末利玛窦写作的第一部基督宗教的汉语神学作品《天主实义》为例。它引用儒家经典《易经》6次；《尚书》18次；《诗经》11次；《礼记》2次；《左传》2次；《大学》3次；《中庸》7次；《论语》13次；《孟子》23次；引用道家的经典如《老子》1次，《庄子》1次。[10]可以说，第一部基督教系统神学的汉语著作，恰恰是通过运用中华文化的经学资源建立起来的。这里面蕴含着生动的文化机理。首先，中国社会的包容环境、中华文明的丰富资源为这些外来宗教提供了一个摆脱其母国社会历史羁绊的新机遇；其次，源自于域外的宗教在中华文化里能找到体量相当、博大精深的对话伙伴，其内在活力在与中华文化的互鉴通和、深度互学中被激发出来，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机遇、新环境、新资源推动着它们努力理解中华文化，吸收中华文化的营养，成为中国宗教的一员。无论是佛教中国化、景教东传、天主教的补儒合儒、伊斯兰教的伊儒会通、基督新教的本色化潮流，都实在地证明着中国宗教的凝聚精神。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宗教五千年历史进程中的包容精神、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和凝聚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各大宗教，助力我国宗教实现中国化和现代化，将其建设成为“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与二千年中外文明交流相称的”中国宗教。

三、面向未来，坚定历史自信，重整及书写“新宗教史”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不仅是对先辈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自信，更要面向未来，发扬中国宗教的历史精神，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而要增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重整并书写新宗教史。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对中国宗教的五千年历史文化脉络进行重新整理、对中国宗教五千年历史文化成就进行系统书写，我们才能明确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动力与路径，才能在世界多元宗教和文化的碰撞与激荡中站稳脚跟。对中国宗教史进行这样的重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新宗教史”。它既是一个新的研究理念，又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还必将开启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新宗教史”应秉持“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的研究理念，并由此而展开中国宗教与世界宗教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推进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应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两个大局”之下加以考虑。事实上，五千年的中国宗教史也一直向我们揭示出“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的重要意义。中华文明自成一体，但她内在地包含着面向欧亚大陆的三个文化区系以及面向太平洋的三个文化区系，从远古时代就处于与世界文化的紧密联结之中。在基本架构上，中国宗教在人文地理上就一直存在着“两半合一”和“一分为二”的深层脉动，并展现其内在的包容力和凝聚力，由此而汇聚起世界宗教的基本要素。[11]深深嵌入中华文明之内的中国宗教，内部存在着各宗教多元而又一体的模型，坚持开放互学、综合创新的信仰包容精神，这本身对于深受多元宗教纷争的世界来说，就具有普遍性意义。通过海陆丝绸之路，中国又成为三大主要宗教区系即亚伯拉罕宗教、印度宗教与中国宗教的互鉴通和之地。中国成为世界宗教三大系统的汇聚地，在自身的巨大文明体量内，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中国佛教、中国天主教、中国基督教和中国伊斯兰教。采用“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的新观点新方法重整及书写中国宗教史，将奉献给世界宗教史一个可供参照的文明互鉴模式，一个比较完整的世界宗教发展谱系。例如，从亚洲东方的中国看待世界基督教的全球传播，将对叙利亚、印度、亚美尼亚等地的基督教传统等做出新的评估，挖掘它们的独特资源。[12]一个从中国文化视角书写的诸如全球基督教史、全球佛教史或全球伊斯兰教史等，将获得独特的宗教史视角，发现众多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为世界宗教学界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二，新宗教史将推动人们以“互成论”的辩证视角来看待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新时代宗教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为我们思考近代一百年来中国文化史上关于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论争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受到激进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一些人在近代文化史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宗教取代论”，诸如“以美育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等；而另一些人则照搬国际学界基于亚伯拉罕宗教在某一时段的特殊经验得出的推论，认为存在一个边界清晰、权威显著、单向度决定文化形态的教权系统，进而发展出诸如“宗教决定文化”“宗教是文化的本体与核心”等观点。中国宗教的历史经验，以及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需要我们将宗教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一方面，宗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整体的中国社会文化又对中国宗教的性质及历史道路发挥着决定性影响。[1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考察宁夏时所指出的：“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14]，中国宗教与中华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都是“中华精神陶铸过的自然”，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表里、相互成就、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可将此称为宗教与文化之间的“互成论”。以此为研究视角，探究中国宗教与中华文化之间如何互成、为何互成的历史机制体制，将有力地推动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走细，以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时代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进而为人类构建宗教与文化之间的积极健康关系提供有益的启发。

第三，“新宗教史”应为人们探讨中国宗教互鉴史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助益。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五千年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国宗教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伴相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中国各宗教依照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搭建起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精神和文化纽带。儒家以国家宗教的天地崇拜、孝敬祖先、尊圣敬贤等形式，将华夏民族整合在一起，展现强大的凝聚力并吸引历史上不同的族群融入其中，搭建起一个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话融通的精神桥梁。道教以天道信仰、光明忠孝、功德成仙等理念，为众多少数民族的民族信仰如白族的本主信仰、壮族的布洛陀信仰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增进汉族道教信众与少数民族道教信众之间的感情。佛教在推动汉族、藏族、蒙古族、满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5]回儒们通过“伊儒会通”，将源于华夏民族的儒家思想资源接引到中国穆斯林的信仰体系之中。中国的士大夫基督徒，继承并发展了利玛窦提出的“补儒合儒”路线，以源于古代两河流域的犹太基督教文化体系来充实和丰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并以此沟通各民族的基督教信教群众的思想感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新宗教史”书写中将中国宗教互鉴史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加以融通结合，必将助力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第四，“新宗教史”将助推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的建设。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最长远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形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精神相一致的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16]综观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史，那些能够发展顺利、在历史上实现创造性转型的宗教，无不有赖于其在关键时期建立起一套中国化、时代化的宗教思想体系。因此，通过“新宗教史”的重整与书写，梳理中国各大宗教思想发展历史，探索其中的思想资源、创新精神和成功经验，深入把握每一个宗教体系的根基性宗教经典、基本信仰核心、教规教义、礼仪制度等，进而鼓励各大宗教开放诠释其核心信仰与教义体系，与中华文化对话融通，才能做好宗教经典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内的翻译与阐释，实现宗教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进一步来说，只有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体系，才能提升中国宗教在世界宗教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最后，“新宗教史”还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文化视角和思想资源。宗教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基本保持同步，即使历经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强烈冲击，宗教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世界上的多数人口仍然保持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即使在那些深度世俗化的国家或地区，宗教形成的文化传统仍然深刻地支配着人们的伦理信念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舆论话语和价值判断。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社会文化体系，是我们开展“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对话伙伴。通过“新宗教史”的研究，深入探索这些宗教传统内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文化资源，总结不同宗教传统在历史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验与路径，能够丰富中国宗教学面向世界的学术语话体系建设，提升我们面向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国际传播能力。

总之，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我们背靠的是一个在五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独一无二、充满活力、结构稳定、体系巨大的宗教文明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像中国宗教这样，拥有在如此广阔的时空之内形成的、历久不衰延续不断的宗教文化大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样，要在如此悠久绵延、体量巨大和深刻复杂的中华文明脉络中进行现代化、本土化、中外文明交融的宗教工作。服务于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工作，新宗教史将面向中华五千年的宗教文化史、二千年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以及更为广阔的全球宗教史，进行整体与部分、纵向与横向、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研究，中国特色宗教学也必将呈现出一种新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象。

注释：

[1]贾兰坡：《氏族公社在山顶洞时期已经形成》，《历史教学》1959年第8期。

[2]《周礼·春官·大宗伯》，见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第411页。

[3]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清）稽璜等撰：《皇朝通典》卷48-49，浙江书局1882年，第16-29页。

[5]杜维明提出作为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即按“己、群、地、天”的方式“成人”，见《儒家贡献给人类的共同价值：在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上的发言》，《船山学刊》2017年第5期，第1-4页，尤见其第4页。

[6]对中国远古文明区系的划分，参看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58-59页。

[7]参看游斌：《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2期；以及《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中国民族报》2022年4月2日。

[8]再如，在中国文化处境中诠释基督宗教的崇拜礼仪时，传教士最初以儒家古代经典《诗经》《礼记》中的“昭事”指称崇拜、弥撒，利类思翻译的第一部天主教礼书称为《昭事经典》，艾儒略第一部解释基督宗教礼仪的作品称为《昭事祭义》。张西平编：《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丛刊》第38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49与68页；亦见叶农：《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澳门文化艺术学会，2012年，第194页。

[9]关于王岱舆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参见金宜久《王岱舆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10]参看Matteo Ricci: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T’ien-chu Shih-i),translated by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n,edited by Edward J.Malatesta,Saint Louis: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1985.

[11]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83页。

[12][美]莫菲特：《亚洲基督教史》，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编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0年，另参Philip Michael Forness,Preaching Christology in the Roman Near Ea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对于叙利亚神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再如对于基督教内非卡尔西顿派人物的研究，参I.R.Torrance,Christology After Chalcedon:Severus of Antioch and Sergius the Monophysite,Norwich:The Canterbury Press,1998.

[13]对宗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参看吕大吉《泛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44页。

[14]见《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奋力前进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7月21日，第1版。

[15]孙悟湖、班班多杰：《多元通和：汉族、藏族、蒙古族宗教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16]关于“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建设在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中的意义，参看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26/c_1125277447.htm，并参游斌：《中国特色基督教思想体系的跨文化构建》，《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第34卷）。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5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