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部分，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合理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宗教实际出发，指出宗教工作的本质就是群众工作，体现在尊重信教群众信仰自由、关心信教群众物质生活改善、尊重和保护信教群众各方面权益等。习近平总书记宗教讲话的人民性立场其来有自，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论早期基督教历史》等涉及宗教的文献，都深蕴人民性的立场；二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至今，人民性立场是一贯的；三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中，都具有人民性的要素。本文在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宗教讲话的人民性内涵时，力图将三方面来源也加以梳理。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宗教工作论述；人民性内涵

作者：王宝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决议内涵深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高度肯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飞跃，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涵深刻、涵盖广泛的思想体系，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宗教工作实际出发，对宗教工作做出过多次讲话，特别是2016年、2021年在两次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成为我国宗教工作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的讲话，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构成部分，也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合理构成部分。所以，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论述的思想内涵，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深入研究，也是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内涵的深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宗教进行科学审视而形成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史中，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管理宗教事务方面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系统的宗教认知、宗教理论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对百年历史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作出时代的最新阐释。如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依法推进宗教工作法制建设等多种阐述，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学理论的重要表述，需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实际，给予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宗教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理构成部分，人民性立场也自然是宗教工作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了宗教工作的人民性内涵，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宗教工作领域的表现。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不揣浅陋，拟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中所涉及的人民性内涵予以简要阐述，以就教于专家。

一、习近平总书记宗教论述的人民性内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开始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宗教也不例外。建国以后，党对我国宗教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提出了关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等五种特性的说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宗教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重要共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宗教研究而形成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宗教学研究、宗教工作的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各地对党的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宗教恢复了正常的活动和事务，广大信教群众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为各自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宗教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各宗教教义、历史、宗派等领域、宗教学基础理论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关注宗教现象，在各种不同场合多次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认识、宗教立场和宗教政策，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人民性讲话，是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方针一脉相承的、高度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2月3日至4日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还讲到“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2]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讲话涵义深刻、丰富，可以从以下几个要点上来理解：

一是，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这是对宗教的人民性内涵的最高概括。从目前五大宗教历史发展实际来看，任何时候宗教的信奉者多数是普通群众，“群众”一词，本身是指多数人，信奉宗教的人各阶层都有，但其核心构成无疑是普通劳动大众。这就是宗教的群众性特点，也自然是人民性的含义，正如讲话中所述“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宗教活动的主体是广大信教群众，而信教群众同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是党的执政基础，这是很高的站位，是对宗教人民性意义科学的、客观的重要表述，也是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高度一致的表述。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信教群众的高度关切和重视。

二是，在民族与宗教的关系上，讲话表述为“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讲“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个形象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形象而科学地说明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一切权益上是一致的、平等的这样一个道理。同时也表明了对不同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尊重。

三是，各民族的平等要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方面权益的平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各民族发展的现状来看，很多民族居住在偏远地区，多山多水，交通不便，闭塞落后，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民族地区比较落后，虽然这些年不断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要彻底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还需要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加强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3]“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4]通过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很多民族地区获得了很大改观。生活富裕了，才能谈得上政治上、文化上等方面的权益平等。这就是宗教、民族方面人民性立场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5]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看到各民族从极端物质匮乏、文化贫瘠、封闭落后的状态走向今天的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辉煌发展历程。

四是，这段讲话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宗教领域的体现。毛主席曾经在谈到群众信仰宗教问题时指出：“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还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去教堂。”[6]毛主席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党的宗教政策，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所要求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最大限度团结信教群众，也要耐心细致做信教群众工作。”也是表明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说明“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不是一句空话，要在工作中落实。

五是，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要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就宗教管理部门而言的，应依法管理；其次，是各宗教团体应当完善各类典章制度、法律法规、依法对内部事务进行管理；最后，“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就是要保障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依法保护信教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等。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人民性内涵还体现在家国情怀上，“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广大信教群众只有树立正确的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去，才能实现自己的信仰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团结和谐，则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反之，则国家衰败、社会动荡、人民遭殃”。[7]可以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国家和平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也才能有宗教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各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所以，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人民性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论述的人民性内涵十分丰富，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既是党的宗教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宗教学研究的根本遵循，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研究、推进对各宗教历史、教义、宗派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宗教观的人民性立场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原理、立场、观点、认识论、方法论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分析宗教现象、宗教问题时，就像分析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时一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决定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因为发现了这一规律，从而也发现了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从事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正如列宁所言：“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8]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肯定的同时，也看到了劳动人民对社会进步社会变革的推进作用。因而人民性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马克思不仅提到了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由此还提出了“人的解放”,人必须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从而提出了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所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也是建立在人民性立场之上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有大量论及宗教的著作，比如对马恩著作中涉及宗教较多的文献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早期基督教历史》《论犹太人问题》等，应当从总体思想、基本立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宏观层面去理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较深入分析了宗教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宗教的本质，还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从当时欧洲思想界来看，马克思不是第一位批判宗教的人，此前很多思想家都批判过宗教，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所以，马克思批判宗教是在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进行的批判，主要是对欧洲当时宗教的批判，也对当时德国社会背景下宗教现状进行了批判。可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一是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批判，二是对欧洲的宗教进行了批判，三是对德国宗教进行了批判。同时，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对存在着剥削关系社会中的宗教进行了批判。从导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批判德国宗教的范域内对宗教进行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批判。但最后还是回归到了德国的旧社会制度、各阶级阶层、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批判。文中提出了“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说法，尽管学界理解不同，但是，本文认为，这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宗教而言的。在当时的德国，宗教已沦为愚弄人民、麻醉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和控制思想自由的工具。德国当时还是政教合一的体制，而且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广大劳动人民受着阶级压迫、制度压迫、宗教压迫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人身自由。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宗教，体现出马克思对德国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注。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历史》中指出：“最初的基督徒来自哪样一些人呢?正像作为革命因素所应该的那样，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9]“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0]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在基督教历史上，社会多种势力都在利用宗教来为自己谋利，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针对德国因信仰基督教而对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产生歧视的现象，还提出了反对政教合一、主张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也是基于对当时宗教沦为压迫人民的工具、出现宗教歧视、种族歧视现象的残酷现实而言的，并进一步提出“人的解放”说法。实际上，在马克思之前的阶级社会中，宗教很难单纯地成为宗教，发挥它的“救赎”功能，往往成为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歧视另外一个种族的工具，或者成为压迫人民、钳制思想的工具。列宁讲过：“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就国家而言，革命的无产阶级力求使宗教成为真正的私人事情。”[11]马克思所讲的废除宗教的含义，一是要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中的“国家形式”的宗教，因为这个宗教已沦落为压迫人民、钳制思想的工具；二是要废除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和其他势力利用的宗教。因为这是愚弄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在存在着剥削关系的阶级社会中形成的，其人民性立场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人民性立场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事务、开展宗教学研究等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立场内涵及理论与实践体现

如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人民性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高度一致的一样，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事务的人民性立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来源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人民大众所遭受苦难和人民力量的深刻认识。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列强的蹂躏，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从清政府内部的保守派改良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都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从对国情认知层面上讲，只有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彻底变革的力量看得最清楚，对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得最清楚，清楚地看到广大劳动人民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受压迫最重、所受的苦最深，清楚地认识到，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程度最低，对改变自身、乃至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缺乏觉悟。更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最具有渴望变革的迫切希望，因而最具革命性。所以，对人民力量的认识，是一条主线，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是另一条主线，这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斗争历史的全部。

从理论认识层面来讲，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高度的人民立场站位，其最高和最低纲领，都是为了国家振兴、人民幸福，实现自由平等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斗争，直至建立工农武装等，都是基于对人民力量的卓越认知以及彻底的人民立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同志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刻分析，对湖南农民运动做了调研考察，深刻揭示了低层劳工大众才是中国最有力量、最具革命性和最需要关注的阶级。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延安时代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讲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在七大会议上成为全党共识并写入党章。1947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转战陕北在离开佳县前，应县委书记张俊贤的要求，亲笔为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一直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12]

今天，我国已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立场也在不断得到深化和张扬。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6年7月，在建党9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专门指明了“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13]在二十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4]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力量的认知始终如一，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得到更为科学的阐述，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深邃把握，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和科学运用。

从实践层面来看，党的人民立场显得更为突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权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个人的权益保障等；二是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三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而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人民群众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前提是要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文化、有知识、才能有品味，才能谈得上参政议政、享受和维护个人权益，才能有当家做主的可能。

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广大劳动人民很难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至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广大民众不仅生活极度贫苦，而且多数不识字，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据当时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928年编著的《平民教育概论》中讲，中国三万万二千万文盲中，处于学龄阶段的有7000万。而当时中国总人口约4亿左右。当时的教育状况可见一斑。他评论说：“全国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20世纪的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15]民国初期的教育次长梁善济说：“改良社会在今日最为当务之急，使社会一日不改良，即国家一日无进步，此尽人而知之者。今日社会腐败已极，果宜用何种方法以改良之，盖舍教育而外无它法也。”[16]当时的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都在倡导各种形式的教育，兴办各类学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很多学校教育对广大工农子弟而言还是“无钱免进”。正如黄炎培所言，“今吾国之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17]而当时中国人口的90%以上都在乡村，广大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可能性极小。乡村教育极为落后。后来，有平教育家晏阳初、进步人士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等人大搞乡村教育试验，做了多种形式的有益尝试。虽然有很大成效，但对于广大农村落后的教育现状来讲，无异于杯水车薪。

广大普通民众接受教育，是步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民众教育。在党的“一大”决议中，就提出“党应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设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动组织讲习所”等；“二大”的《大会宣言》中提出了两条教育纲领：一是“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二是“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等[18]。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通过工会、农会组织来向工人、农民宣讲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被迫走上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不论是南方的中央苏区、还是后来北方的陕甘宁边区，都是当时中国较为偏远、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方，识字的人占不到当地总人口的10%。所以，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建设几乎都是从消灭文盲、识字活动开始的。刚创建之初的江西根据地，其苏维埃政权颁布《行动纲领》规定“男女在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一律平等，”并提出“发展农村教育，提高乡村文化”等方针；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宣言中讲到，“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19]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 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提出“使文化教育与目前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使劳动与知识联系起来。简单来说，就是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1933年10月召开了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提出：“每乡设立一个消灭文盲协会，夜学和识字小组，短期训练班，半日学校等，……”大会还通过了《消灭文盲决议案》等，相关的规定、法令、纲要还有很多，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根据1932年8、9月江西会昌、胜利等14个县的统计，共有夜校3298所，学生52298人，识字组19812个，组员87916人，识字委员2744个。据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的统计，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2932个乡中，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江西、粤赣两省有识字组32388个，组员155371人。仅兴国县有夜校学生15740人，130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561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识字组3387个，组员22529人。1933年上杭县才溪区有日校49所，夜校66所，其中上下才溪乡有12所，学员360余人，看图识字处70个。[20]从以上统计范围及数据可以看出，这些受教育的基本是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

抗战前的陕甘宁边区，150万人口中有100万人不识字，旧有小学120所。1936年，“全边区没有一所中等学校，12500人中才有一所小学。”边区主席林伯渠说，“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21]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本文仅将起初四年的办学情况列表如下：[22]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陕甘宁边区极端落后、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学龄儿童基本接受了正常的教育。边区继承了中央苏区的多种教育形式，从扫盲识字、到冬学、夜校、半日制、星期学校、巡回学校、短期培训班等以及各类大学、专业院校、各类干部培训学校等，当时，边区已向全国各抗日战场和根据地输送受过培训的各类干部达10余万人，他们分别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运动，为广大民众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教育，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指导下，各地教育机构纷纷为广大人民群众办起了全方位多种形式的教育机构，除了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以外，还办起了各类专业学校、专科学校、各类干部培训学校以及走读、夜大、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甚至老年大学、老战士大学等，使教育贯穿于人生全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教育的极端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于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公布，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在其他领域也不断出台惠民政策，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全面免征农业税。2006、2007、2010等年份，由中央、各地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保障农民工工资问题，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12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于2020年1月7日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从2013年提出而逐步实施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作，也是新时代条件下对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关注和提升。限于篇幅，不再列举。中国共产党人民性内涵既有深刻丰富的理论认知，更有广泛而影响深远的社会实践，党的百年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四、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宗教的人民性要素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从上古到先秦诸子对民本思想都有清晰地认识和记载，如《尚书·大禹谟》中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23]《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4]《管子·牧民第一》言“政之所行，在顺民心”。[25]这些关于民本思想、民生思想、关心民间疾苦的记载很多。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对人民抱有同情之念的吟唱，屈原《离骚》有“哀民生之多艰”、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法，表现出古代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关心民生的善愿。儒释道三家也包含了很多民本思想的元素。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也包含有民本民生思想。《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尽心下》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6]道家也不是仅仅以“逃名为务”,《道德经四十九章》中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27]第五十四章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28]也有对于天下万民的关切。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也相即相融、一脉相承。《华严经》上讲：“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种精神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美德是一致的。下面仅以佛教众生思想为例来说明其人民性要素。

佛教对众生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对众生的关切、慈悲和救度情怀。简单来说，佛教众生思想是指十法界的众生，有四圣法界，即佛、菩萨、声闻、缘觉，有六道轮回法界，三善道即天、人、阿修罗，三恶道即地狱、饿鬼和畜生。这里的众生，范围很大，类别很多，一方面是对无量无边众生客观存在的揭示和描述，一方面也是对凡夫众生的思维进行提升、眼界予以扩大，让人们能够走出狭隘、自私、受到各种限制的“小我”藩篱，来成就本具的、基于心性的“大我”,也蕴含着佛教信仰者的发心之量，即无量无边的菩提心，即普度包含十法界的众生。如在唐代般若三藏翻译《华严经》中谈及十大行愿时言：“言恒顺众生者，谓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卉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寿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承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29]可看出众生是指十法界的全体，包含了从形体到心性种种差别的一切众生。在玄奘法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中也有相似的发心之说，“佛言：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趣如是之心，所有诸有情，有情摄所摄，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乃至有情界、施设所施设，如是一切，我当皆令于无余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30]客观来说，自有史以来，众生无量无边，很难有一个具体数字，所以，佛教讲的发心，就是对包括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的、也包括空间上有形无形的一切众生而言的；修行者的起点，要发四弘誓愿，其第一誓愿即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广大菩提心，这是佛教的基本立场。

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大心，是因为佛教深刻揭示了众生的无边痛苦，在佛所讲的苦谛中，一切众生会经历种种苦。如苦谛内涵：“说生为苦，有情生时，领纳摄受种种身苦事故，领纳摄受种种心苦事故，领纳摄受种种身心苦事故，领纳摄受种种身热恼事故，领纳摄受种种心热恼事故，领纳摄受种种身心热恼事故，……”生、老、病、死是一切生命所必然面对的客观事实，也是生命的过程和必然，如老苦之义：“云何老苦，老谓老时，发落发白，皮缓面皱，身曲背偻，喘息逾急，扶杖而行，支体斑黑，衰退暗钝，根热变坏，诸行故败，朽坏羸损，总名为老。”又如病苦之义：“云何病苦，病谓头痛、眼痛耳痛、鼻痛舌痛、面痛唇痛、齿痛腭痛、喉痛心痛，风病嗽病、气病噫病、癞病痔病、痢病痳病、寒病热病、瘨病痫病、欧逆疮肿、廯疥瘿、下漏泄、痃癖枯痟，及余种种依身心起、身心疹疾，总名为病。”[31]对世间的种种苦，任何一个凡夫众生都感同身受。佛所讲的修行方法，就是对众生深切慈悲的体现，既包括对众生物质层面的关怀，也有对精神层面的关怀，也包括对众生未来究竟彻底解脱的指引。佛是通过修行，实证众生一体，因而对众生产生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佛教的众生思想既体现出整体观、同体观，也体现平等观。其平等的含义在于，一是在佛的眼中，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二是在佛性上，众生是平等的，从凡夫众生到佛的境界“等无差别”,一切众生均可成佛。三是在因果律方面众生是平等的。所以，发心的菩萨对待众生，“如敬父母，如奉师长”,“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普度就是要发心利益众生，众生因为无明，不觉悟而沉沦苦海。佛教就是一种人生教育，或者说是对众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使众生得到觉悟。佛教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存仁心、与人为善、持五戒、以及从事十善业道等美德，特别是佛教以“无我”的精神品格利益众生，在唐代玄奘所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佛对地藏菩萨功德的赞言，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德：“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之所庄严，……此大菩萨，……是趣涅槃商人导首，如如意珠雨众财宝，随所希求皆令满足，譬诸商人所采宝渚，是能生长善根良田，是能盛贮解脱乐器，是出妙宝功德贤瓶；照行善者犹如朗日，照失道者犹如明炬，除烦恼热如月清凉，如无足者所得车乘，如远涉者所备资粮，如迷方者所逢示导，如狂乱者所服妙药，如疾病者所遇良医，如羸老者所凭几杖，如疲倦者所止床座；度四流者为作桥梁，趣彼岸者为作船筏；是三善根殊胜果报，是三善本所引等流；常行惠施如轮恒转，持戒坚固如妙高山，精进难坏如金刚宝，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能除臭秽如疾飘风，断众结缚如利刀剑，护诸怖畏如亲如友，防诸怨敌如堑如城，救诸危难犹如父母，藏诸怯劣犹若丛林，如夏远行所投大树，与热渴者作清冷水，与饥乏者作诸甘果，为露形者作诸衣服，为热乏者作大密云，为贫匮者作如意宝，为恐惧者作所归依，为诸稼穑作甘泽雨，为诸浊水作月爱珠。”[32]这段经文一方面表明了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所作所为及其功德，一方面正指明了佛教信仰者应该为众生所做的事情，同时，从中可看出，佛教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用心。佛教的修行离不开世间。六祖慧能曾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教虽然以出世的情怀利益众生，但始终着眼于世间的所作所为。出离世间所以能做到“无我”,不离世间所以能利益众生，以“无我”的精神，奉献社会、服务众生。所以，佛教的众生思想，包含着丰富的人民性要素，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内涵有高度一致性。

五、结语

人民性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宗教论述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的创新性认知。从宗教的群众性来讲，群众性特点，也是人民性内涵的表现形式，信教群众是宗教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在剥削关系存在的社会里，宗教很可能沦为人民的鸦片、成为被压迫者的叹息；在消除了剥削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信教群众既是宗教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信教群众在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导下，与不信教群众一起，都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推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宗教的群众性特征，或者说宗教的人民性内涵，结合宗教的历史来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6页。

[2]习近平2022年2月25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4]习近平2021年8月27日至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习近平2021年8月23日至24日在河北承德考察时的讲话。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4-1095页。

[7]习近平2022年3月5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8]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9]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41-543页。

[10]同上,第525页。

[11]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参见唐晓峰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76、777页。

[12]参阅欧阳康、赵琦:《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5页。

[1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2页。

[15][16][17][20] 转引自吴晓伟:《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发展嬗变及特征》,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8][19] 转引自仪淑丽:《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21][22] 参阅吴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建设与制度创新》,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24]同上,第93页。

[25](春秋)管仲:《管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2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75页。

[27]刘康德:《老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28]同上,第186页。

[29][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10册第0845页,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

[30]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九会能断金刚分》,《大正藏》第7册第0980页。

[31]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阿毗达磨法蕴足论》,《大正藏》第26册第0480页。

[32]《大正藏》第13册第0721页。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8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