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三大体系”已成为学界共同努力的学术目标，统一的研究方法作为学科体系建构的前提需予以事先讨论。恩格斯通过《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等三个文本揭示了基督教的历史起源问题，这是恩格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具体宗教问题的经典范例，“实践唯物”和“辩证思维”是贯穿于其研究方法之中的内核和灵魂。提炼其方法论范式，会为我们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建构提供必要的前提批判。

关键词：恩格斯；基督教起源；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叔贵峰，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东东，辽宁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内在逻辑建构研究”（编号：L21AZX002）和辽宁省教育厅人类社科基础项目“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编号：LJC202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学界共同努力的学术目标，具有统一的方法论研究范式是其不可缺少的前提。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不仅共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而且也确立了以社会现实为根据的宗教研究方法论。恩格斯晚年曾专门对原始基督教起源问题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为此先后撰写了三篇经典文献——《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以下简称“三个文本”）。在这三篇文献中，恩格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早期基督教确立和兴起的原因，还为我们树立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分析和考察具体宗教问题的方法论范式。在当前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建构中，学者们更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历史沿革、学理基础、体系结构以及时代价值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而对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范式的关注度明显不够。本文试图以恩格斯晚年关于基督教起源问题的三个文本为分析对象，提炼出其中的研究方法论范式，意在为我们建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提供可遵循的方法论基础。

一、恩格斯晚期研究基督教起源问题的理论初衷与研究方法的变革

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更多出自其早年时期、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密切相关，因此，马克思绝大多数情况都并不是专门地论述宗教问题，而是以宗教批判为中介，将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天国批判”引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尘世批判”。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关注更多地出现在他晚年时期，而且是就具体宗教问题展开专门性的理论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恩格斯晚年围绕基督教的起源问题写过的“三个文本”。恩格斯的理论初衷大体上有两个：一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核心人物鲍威尔于1882年3月14日去世，恩格斯为了纪念这位曾经在基督教起源问题上做出巨大理论贡献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同时更想借此机会，把自己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同样是将关于基督教起源问题的长期思考和研究成果公之于世；二是在恩格斯看来，早期基督教作为广大被压迫者的一次世界性运动，它与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性革命运动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于是，揭示原始基督教兴起的真实起因无疑会对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1]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初衷，恩格斯在不同程度地赞扬鲍威尔的同时，又明确地指出鲍威尔的致命错误是他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的泥潭，这使他在早期基督教如何立足于罗马世界以及基督教如何迅速成长为世界性宗教等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只能“用空话代替事实”。“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2]在恩格斯看来，鲍威尔陷入的“唯心主义泥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理论立场，二是他的思辨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于是，恩格斯在正面阐明自己在考察和分析早期基督教起源问题上的观点时，也针对性地站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之上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此，我们要特别重视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因为这是恩格斯为数不多、但又十分集中地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于某一个具体宗教问题研究的经典范例，它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示范价值。当然，要准确地理解恩格斯方法论在“三个文本”中的运用，我们还须从了解他赞扬与批判的“对立面”——鲍威尔的思辨唯心方法论入手。

鲍威尔长期关注早期基督教的起源问题，这与当时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运动的主题密切相关。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起源于对新约四部福音书的真伪问题进行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鉴定，其中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都认为这四部福音书绝非来自于上帝的“福音”，而是出自于某些团体和个人的伪造和杜撰。另外，他们之所以被时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不言而喻，就是作为黑格尔的弟子，他们在揭示基督教福音书的历史来源问题上仍然延续着黑格尔思辨唯心的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3]从宗教的研究方法来看，黑格尔是极力反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法国无神论在批判宗教时所采取的知性研究方法。黑格尔认为知性方法只会停留于对宗教表象的外在认识层次上，对此，黑格尔曾用一个盲人始终无法看到一幅画的内容作为例子，来讽刺那些知性方法诠释宗教的表面性和浅薄性，他说，“一个盲人可能很适合于跟一幅画的画框、画布、清漆打交道，跟画家的历史、绘画的命运、价格、归属等等打交道，却丝毫也看不到绘画本身”。[4]因此，黑格尔认为近代的宗教批判充其量只能算做“表象批判”，其实并没进展到对宗教据以产生根据的“内容批判”，其宗教批判的错误就是没有将批判矛头对准批判的靶子。正是基于知性研究方法的局限，黑格尔才提出了自己的思辨理性方法论。与知性方法不同，思辨理性研究方法不仅面对宗教的表象，还会深入到宗教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据，它会把根据与表象视为一个具有辩证结构的有机整体，用“根据”诠释“表象”。这样，我们便不可以再像知性方法那样，可以对宗教表象进行任意的人为解读和主观诠释，而是要依照宗教的根据对宗教表象予以客观的阐明。简言之，以宗教存在的内在根据来诠释宗教产生及其演变的全过程，就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坚守的方法论原则，它深深地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并被施特劳斯和鲍威尔运用于考察早期基督教福音书起源问题之中。

黑格尔认为，宗教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绝对理念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根据，宗教虽然都是以信仰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绝对理念的真理性内容，于是，各种不同宗教形态便按照含有“真”的不同程度构成人类宗教的发展史，基督教是宗教历史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绝对理念思辨运动最高形式的宗教表达。施特劳斯是青年黑格尔派中运用黑格尔思辨唯心方法论来解释福音书起源问题的第一人，他首先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变种”为犹太民族中希望得到拯救的“普遍信念”，然后再将福音书解释成为这个“普遍信念”得以现实化呈现的历史产物，也就是说，福音书确系伪造品，但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杜撰，福音书的作者是以神话的创作方式朴素地、无意识地表达了犹太民族希望得到拯救的“普遍信念”和真实情感。“如果问，在我们所谈到的福音书著作时代，为什么人们会编造出关于耶稣的这类传奇来，我曾指明，这首先是由于当时流行着一种期待弥赛亚降临的思想。”[5]鲍威尔极力反对施特劳斯把福音书产生的历史根据仅仅归因于犹太人内部的民族信念，而主张把它放逐到更为广泛的世界理性精神之中来加以考察。鲍威尔坚决地认为福音书的诞生地绝不是犹太民族的耶路撒冷，而是世界性的希腊和罗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赞扬鲍威尔时说：“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6]经过鲍威尔的历史主义考证，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已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在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中逐渐生成并深深地固化了“苦难意识”。于是，“苦难意识”就成为了那个时代世界精神的真实写照，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和希腊的斯多亚派便是这种“苦难意识”的哲学表达，福音书的作者同样是依据世界精神的“苦难意识”创作了福音书，福音书便是世界“苦难意识”的宗教式表达。这样，鲍威尔给出了完全不同于施特劳斯的另一种解释模式，即福音书被伪造出来的精神根据不是犹太民族的“被拯救意识”，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古希腊——罗马世界时代的“苦难意识”。虽然鲍威尔在此得出了与施特劳斯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却是师出同门，如出一辙，与黑格尔一样，都是将一个被抽象出来的精神实体作为了阐明具体宗教问题的终极根据。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在他们的思辨唯心研究方法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唯心论的解释论循环，也就是说，它始终是用一种被想象出来的精神实体来说明另一种同样被想象出来的精神现象，于是，“以精神释精神”“以主观释主观”就成为了自黑格尔以来的思辨唯心研究方法无法自我克服的理论局限。鲍威尔运用这种思辨唯心方法来考察早期基督教问题，也就注定了他只能在唯心的精神世界为早期基督教寻求根据，而真实存在于罗马世界的“唯物性”根据则是他永远也无法洞悉的。“在对基督教起源问题的分析中，恩格斯所做的超越前人的工作乃在于：走出思想领域，去探寻基督教产生的社会根源。”[7]这样，只有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从“思辨唯心”向“历史唯物”的彻底转变，才能让关于早期基督教起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成为可能，当然，这项理论任务是恩格斯晚年在其“三个文本”中完成的。

二、恩格斯考察早期基督教起源问题的方法论范式及其理论特质

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基督教起源问题的“三个文本”中，特别有针对性地围绕着“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这两个鲍威尔根本无法回答的核心理论问题而展开，恩格斯分别考察了早期基督教产生时罗马世界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首先从“物质状况”来看，罗马帝国用武力打破了被征服各国原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建立了新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具体包括：罗马世界日益分裂为国家统治者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其他所有社会中成员之间的对立，结果导致了除统治者外的全体社会成员均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奴隶状态；同时，国家为了充实国库，在经济上加大对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盘剥与压榨，使整个罗马社会全面陷入现实的苦难之中。罗马法作为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政治工具，让被统治者们长期处于只能顺从、却无力反抗的无奈境地。其次，是与罗马世界的“物质状况”相适应的人们“精神状况”。被压迫的社会各阶层由于长期身处苦难的社会现实之中，久而久之便在精神上产生了对现实绝望、只求心灵慰藉的“苦难意识”，“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8]最后，恩格斯在全面考察罗马世界的基础上，正面回应了基督教如何在罗马世界立足和其进而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等“两大难题”：一是因为罗马世界的现实苦难产生了广大被压迫者的普遍“苦难意识”，基督教恰恰是因为迎合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心中的“苦难意识”，才让它逐步发展成了罗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导致基督教从当时众多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中脱颖而出。“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9]二是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是因为罗马社会的苦难现实不仅存在于罗马帝国中，而是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社会现实的普遍状况。同时，罗马社会中人们心中的“苦难意识”也不是它的专属，它同样是那个时代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需求。所以，正是罗马世界中苦难社会现实和苦难意识形态的世界化拓展，才决定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是历史的必然。“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10]这样，恩格斯以罗马世界的社会现实为根据，对早期基督教的产生、确立以及发展为世界性宗教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述。

恩格斯能够正确地揭示早期基督教确立和兴起的历史原因，这主要取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的成功运用。沿着恩格斯具体考察早期基督教问题的分析路径，我们可以将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个依次递进的“生产逻辑”：第一，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出全部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秩序。恩格斯依据当时罗马世界所处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古典古代国家所有制[11]）判定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性质，由其生产方式的奴隶制性质“生产”出了罗马世界的所有经济政治关系，即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必然是以国家的名义来剥夺和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社会其他各阶层也必然被沦为经济上被压榨和政治上无权的奴隶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同样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剖析了罗马帝国的社会现实状况，“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李奇尼乌斯土地法就是证明），从内战发生以来，尤其是在帝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12]第二，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再“生产”出与之相一致的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根据罗马政治经济等奴隶制性质再进一步推演，经济上的压榨和政治上无权必然“生产”出社会现实的苦难，再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现实世界的苦难反映到人们的主观意识中，再必然“生产”出包含现实苦难“内容”的普遍社会意识形态。最后，恩格斯再通过考察基督教本身具有的通俗化形式，指出它正是由于消除了其他民族宗教中繁琐的宗教仪式和狭隘的民族观念，才最终成为了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当时广大被统治者精神需求的“安慰剂”。这样，恩格斯研究早期基督教问题的方法论范式也就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以生产方式为总根据，再按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具体宗教形式的逻辑推演顺序，由一个总根据一步步地“生产”出所有的“历史必然”。这种研究方法既保证了推理形式上的合逻辑性，又坚持了推理内容上的合历史现实性，实现了逻辑推理形式与历史现实内容的内在统一。

纵观恩格斯晚年关于基督教起源问题的三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鲍威尔和恩格斯是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同一个早期基督教起源的理论问题，前者是思辨唯心的研究方法，后者是历史唯物的研究方法。虽然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的立场和研究方法，但就思维方式来说，鲍威尔也是遵循着以“根据”来分析宗教现象的研究方法，其方法论也同样达到了辩证思维的认识层次。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所遵循的“根据”是精神实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主观臆造品。因此，恩格斯是在宗教据以存在的终极根据上实现了对鲍威尔研究方法的变革，即由以“自我意识”为根据的研究范式转向了“生产方式”为根据的研究范式，因此，二者的变革是基于同一辩证思维层次上的“根据”转换。这样，恩格斯的历史唯物方法论中便同时包含了“实践唯物”和“辩证思维”的双重内核，这也构成了恩格斯研究方法最为显著的范式特质。“实践唯物”是恩格斯分析具体宗教问题的现实根据，而“辩证思维”则决定了恩格斯考察具体宗教问题的理论思维高度，二者有机结合，共同铸成了恩格斯方法论研究范式的“灵魂”。如果我们要给这种方法论范式寻求一个比较契合的概念表达，那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论”应是准确和恰当的。

三、恩格斯的宗教研究方法与建构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的前提批判

任何一个具有科学性的学科体系建构都离不开内容与方法，而方法作为内容建构的理论工具，往往具有预先设定的先导性。当前，国内学界正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理论建构，还是话语体系的概念重塑，都要遵循统一的方法论研究范式，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何以可能”展开深入的理论前提批判，就成为了我们务必要事先讨论的迫切理论任务。与其他的宗教学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体系建构要高度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性质，它不仅要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而且还必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恩格斯晚年针对早期基督教起源展开的理论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科学运用于具体宗教问题的经典范例，特别是其具有辩证思维理论高度的方法论，更需要被我们继承并运用到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中，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脉相承。以恩格斯的宗教研究方法为指导，我们在建构未来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之前，在研究方法上应达到以下两方面的理论自觉：首先，它应是以“根据诠释表象”的哲学研究方法。以“根据诠释表象”是辩证思维方法论的根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知性思维和知性方法的局限与不足，主动克服以“表象看表象”的认知模式，坚决避免以“表象说明表象”的解释论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13]另一方面要坚决拒斥用形式逻辑方法论混同或替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方法论的研究倾向。形式逻辑中也存在着分析、归纳、综合以及演绎等一些方法论，但形式逻辑只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法则，其法则只能在主观领域中有效运用，当形式逻辑的方法试图触及事物的“客观根据”或“客观内容”时，便会暴露出其抽象、僵死、主观、片面等方面的局限性。辩证逻辑则是关于事物自身的“内容逻辑”，辩证方法也是研究事物自身和内容的唯一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运用辩证方法发现了人类历史“自身”的客观规律，并将包含宗教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真理的高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之前，必须要养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4]

其次，它应该是回到中国现实“本身”的理性研究方法。辩证思维方法论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回到“事物本身”，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就是回到了罗马奴隶制生产方式这个“本身”，才科学地阐明了早期基督教从确立到兴起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就知性方法只能诉诸于事物的表面现象来说，“回到事物本身”就是更为高阶的理性研究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具体宗教问题时，要以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现实“本身”为根据，将一切宗教现象看作是包含了“本身”内容的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或样态，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知性方法的主观片面性，达到基于宗教“本身”研究的客观真理性。同样道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体系建构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根植于中国社会现实“本身”，全面考察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客观发展进程，从中发现它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相适应的客观规律，进而达到用中国社会现实“本身”来阐明我国现有各宗教意识形态存在和发展的“何以可能”，这同样是我们要事先达成共识的方法论理论自觉。“在方法论上，与一切唯心主义的宗教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确认了宗教的现实基础，为如何进行宗教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方向。”[15]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国内学界的共同努力。研究方法是体系建构的先导，恩格斯晚年在研究基督教起源问题上的方法论无疑是我们形成统一方法论范式的前提和基础，需要被我们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为，这也是被马克思视为唯一科学的宗教研究方法论：“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16]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5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1—342页。

[4]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17卷，梁志学、李理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2页。

[5]大卫·弗里德希·施特劳斯：《耶稣传》上卷，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2页。

[7]关春华、卜祥记：《恩格斯晚年对基督教起源问题的分析初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1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地指出过这种历史形态是古典古代国家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页。

[15]叶小文：《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探析》，《文史哲》2019年第2期。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9页。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6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