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是以留日、留法和留俄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他们通过以译介刊文、著书立说、辩论宣讲等传播方式，形成各具特点的三条传播路线：20世纪10年代东线日本为简单自发的单向传播阶段，内容零散单一；1919年—1921年西线法国处于自发转向自觉的单向传播阶段，内容趋于全面；1921年—1927年北线俄国为自觉的双向互动阶段，逐渐系统成熟。本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三条路线及分析其特点，有助于溯源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念，为新时代科学制定宗教政策、妥善处理宗教中国化问题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路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作者简介：曾志辉，历史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黔桂滇边布依族天主教中国化历程与现状研究”（编号：21BZJ038）阶段性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路径

（一）东线效仿日本（20世纪10年代）

清末民初是我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关键时期，日本作为传播的中介地有着特殊地位。19世纪中叶，欧美列强用枪炮打开日本国门，推动日本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明治维新进一步加速日本国内外市场开放，基督教传教士伴随近代工业文明一同进入日本，由于日本对引入社会主义概念多持批判态度，这批传教士从反“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介绍“社会主义”，借助社会主义的新鲜外衣，强化基督教的教化意义。但由于日本国内矛盾的积压反而推动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思潮融合的进程，使得日本社会思想界产生剧烈碰撞，诞生了日本第一批近代社会主义倾向思想家。在传播过程中，基督教社会主义体系逐步建立，这一体系深刻影响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学者，从幸得秋水、安部矶雄、片山潜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此思想烙印，他们从基督教仁爱、平和、善美的立场出发，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平等、自由混为一谈，影响早期留日中国学生的宗教思想形成。

日本能够成为马克思宗教观入华传播的中介地，源于日本相较于欧美在语言文化上与中国拥有相近的背景、日本国内留学环境宽松优厚、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指导等。安部矶雄和河上肇等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与留日中国学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的宗教思想影响较大。[1]1914年李大钊正式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其喜欢安部矶雄教授的经济学讲义课程，并曾言“在东京我从安部矶雄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2]1899年安部矶雄任教于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是最早把社会主义引入日本的先驱之一，其想法启发李大钊向社会主义思想转变，后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经济的原因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从而得出“宗教革新的运动全是近世资本家阶级自觉其经济的实力的结果”[3]。堪称李大钊精神导师的河上肇曾任教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深受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体系》范文影响。学成回国的李大钊认为宗教信仰即是“心灵上必受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没有“自由思想存在的余地”。[4]通过阅读陈溥贤在《晨报》译摘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李大钊逐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考。在《非宗教者宣言》《真理》《宗教自由平等与博爱》等文章中，可以发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深入学习，不断深化其认识，最终提出“宗教诞生于人类自身的精神缺陷，即宗教的成立多来源于消极条件”[5]。

除此之外，其他留日学生“把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责任”[6]。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和译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学者的文章，以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借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风潮，将自己初步的宗教理念渗透其中，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修正、进步、逐渐成熟。从1901年留学日本到学成归国后的1922年，陈独秀的宗教思想经历了由废弃宗教、倡导基督教、批判基督教的反转，伴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逐渐理智地接纳西方宗教观念，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辩证思想，先后在《新青年》写下了《宪法与孔教》《有鬼论质疑》《偶像破坏论》《基督教与基督教会》等若干篇文章集中阐述其宗教思想。[7]虽然此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未系统，仍处松散、零碎状态，但并不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及其本地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二）西线赴法取经（1919—1921）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这些无神论思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宗教观的转变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提出政治解放的论断，其进步性体现在公民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后所获得的人权，因此无产阶级要实现精神自由必须消灭宗教的狭隘性。[8]说明此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露端倪。

取经法国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播入华的另一重要路线。毗邻德国的法国，成为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阵地，但由于留法学生传播载体滞后，法国传播路径晚于日本路径。迟至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勤工俭学运动赶赴欧洲，包括赴法、赴比、赴德，其中又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贡献最为突出。周恩来则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代表人物。

在赴法前，刚成年的周恩来对于宗教的态度较为平和，承认宗教能唤起人“仁灵”的天性。他曾将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视为对世界范围影响巨大的“三子”，他们坚守的“诚”能使人“以仁以灵”，而“虚诈绝，诳伪逃”则令欧洲血战、华人自争。[9]欧洲游学的实践使其思想转变。1921年周恩来在勤工俭学期间深度思考英国矿工罢工风潮、英帝国会议内幕、中法借款内幕之后，对欧洲政党政治产生兴趣，观察到“耶稣教党无甚特殊政见，其宗旨在拥护教宗”[10]。次年2月，他对于劳动团体在内的欧洲政党有了更深入了解，认为社会主义成为必然趋势，对当时的劳动世界有着积极影响。[11]同年3月，他前往柏林进行了各国共产主义情况的比对，向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介绍西欧的“赤”况[12]。

创办刊物与著文论战促进了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认识日趋全面。1922年秋冬之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欧洲负责党组织刊物《少年》的创建工作。此前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13]，对于宗教则要求实行“无宗教”。当时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污蔑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当作教祖”“把资本论当作圣经”，要破除宗教“使人思想自由，抵抗强权”[14]。对此，周恩来立即予以痛斥：“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15]在考察与论战中，周恩来将其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认识，先后在《少年》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两篇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文章。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进行宗教信仰的论战，他批判无政府主义所作的《如何掘去宗教之根》对于科学精神的不实言论，认为“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的说法是“不知其何所见”的。[16]他在该文中第一次真正谈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宗教信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能否符合科学的精神。”在1923年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起草着重将“应努力反对惑人思想的宗教（最显著的是天主、基督两教）”写入议案[17]，认为这是旅游青年团的使命，这也体现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逐渐系统化。

在近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涯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早期留欧共产主义者，利用早期党组织机关刊物《赤光》《少年》等杂志，以及留学天时地利之便，逐步将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有关宗教观的论述，翻译成中文介绍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结合在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亲身经历，在与国内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中，逐渐意识到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必须要杜绝宗教有神论。这批留法学生日后成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宗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三）北线以俄为师（1921—1927）

苏俄的建立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革命新道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特别是列宁解读后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促使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以俄为师成为时代的热潮，甚至出现“一俄独行”的局面。

列宁宗教思想产生于俄国本土宗教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尖锐矛盾中，是与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一脉相承的。由于俄国地跨欧亚大陆，受多元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俄国自身宗教多元化的特点。作为俄国工人领袖的列宁深受国情影响，迫切关注俄国社会存在的宗教问题，1905年列宁发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揭示宗教产生的根源：“劳动人民时刻受到社会的压制，接受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宗教最深刻的社会根源。”[18]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列宁认为不能通过强制方式使人民信仰无神论，他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阐释：“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这样的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19]列宁的宗教思想确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即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20]作为中国的近邻与学习对象，列宁的宗教思想对中国有着日本和欧洲不可比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自俄入华传播大致有两个传播阵地。一是由俄入华的国内传播阵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打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入华传播的通道。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考察并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他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并十分支持陈独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1920年在维经斯基的支持建议下成立上海华俄通讯社，仅1920—1921年的时间里，就在上海报刊上发表170余篇文章，包括《列宁小史》《列宁关于劳动的演辞》《布尔什维主义沿革史》等，其中已涉及列宁关于宗教的论述。二是由中入俄的国外传播阵地。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在上海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播由俄入华渠道提供了持续的人力支持与中转作用。1921年4月2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其中外国班主要招收中国的学员，大量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赴俄学习，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带回祖国。东方大学教学计划包括12门课，“第一届中国班学员在俄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两年，但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科，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上”[21]。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深受列宁宗教思想的影响，将大量殖民地斗争和反对宗教理论如列宁著名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观点传入中国[22]，并迅速将该观点作为人民反对宗教荼毒的思想武器。

早在1920年4月，瞿秋白实地考察过苏俄的宗教氛围。在莫斯科的教堂中他看见东方式的宗教文化，感叹俄国农民“因旧文化的缘故，守旧而愚昧”[23]，但经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思想上的改造取得较大成功。这期间瞿秋白陆续为《晨报》《新社会》等期刊撰写了将近20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已论及宗教问题。他在《社会科学概论》中指出：“宗教最粗浅的意义便是信仰鬼神及天堂、地狱。然而宗教是社会劳动的产物。”[24]而在人类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知识，没有科学，对自然和社会地许多现象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些现象对人类的存在颇具威慑力，人类必须作出回答，才有可靠地精神支柱，才能阻止劳动。归国后，瞿秋白在1925年9月《向导》周报谈及宗教：“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离开了社会性来谈人的宗教，背离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根本原则。”结合义和团运动，他提出“义和团讲拳术讲符咒也是一种迷信，然而义和团运动却是反帝爱国运动，他们的反抗是被逼迫出来的”。[25]他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宗教进行思考，联系社会现实条件以及经济关系，形成了较为辩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特点

20世纪初期中国国内思想界极大繁荣，历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精神洗礼，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开始摒弃传统的封建宗教观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传播主体：共产主义者为主、其他学者为辅

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力军与先锋，他们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打破中国封建传统宗教的思想束缚，解放万民之思想，拯救苦难中的中国。

李大钊、陈独秀都曾留学日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们最早发表了对于马克思宗教思想的看法，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分析中国的宗教问题。陈独秀较早指出宗教的本质在于使人相信神灵的存在，使人的精神有依托。李大钊认识到宗教的本质在于不公平的关系，“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故宗教必信仰神”[26]。留法勤工助学的周恩来认为宗教精神更接近“迷信”，要“掘去宗教之根”，拥护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27]他有意识地区分迷信、宗教和信仰之间，特别是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之间的差距，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是高级的精神活动，是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支柱。此番言论无疑是对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污蔑共产主义为宗教迷信当头棒喝，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无神论信仰，避免宗教有神论信仰的影响。早期共产主义者最终肩负起剔除封建愚昧的历史重任，不自觉地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的历史主体，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早期本土化，也得益于在日流亡的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都曾借鉴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并提出各自宗教观念，助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入华传播。如恩格斯所言“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28]，孙梁二人不约而同地热衷讨论宗教问题对国民教育、开启民智等方面的利弊作用。梁启超强调批判宗教对思想自由的制约，认为宗教压制自由思想不利于开启民智、建立强大国家，契合马克思有关宗教消极影响的论述。与此相反，孙中山则认为宗教能感化民众，鼓励人们追求幸福与高尚品格，打造一国之合格公民，契合马克思有关宗教积极意义的论断。贾立言在《基督教史纲》中记载：“孙逸仙某次曾说：‘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将圣经和教育，从欧洲输运给我们不幸的同胞，由此令他们得到公平的律法的福祉，并且从这高洁的文字中，得以革除他们的苦痛。’”[29]

（二）传播方式：报刊传播为主、论战激辩为辅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的传播以报刊传播为主要方式；论战激辩则是共产主义者与非基督运动反对者之间有关“信教自由”的辩驳，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扎根、发芽。

报刊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早期入华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五四运动前后出版众多报刊，其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综合类报刊，其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实践层面，报刊内容传播了比较多的有关宗教作用与影响的内容，通过剖析宗教的本质，揭示宗教愚昧大众、束缚大众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在现实层面上，报刊的思想多针对中国具体实际选择的内容。陈独秀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同时，希望引进基督教以完成文化重建，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对耶稣和基督的教义赞扬备至，描绘耶稣具有伟大的人格和深厚的感情。[30]最后是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由李大钊最初宗教鸦片思想的阐释；到周恩来通过阶级革命消灭宗教毒瘤；再到瞿秋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从社会性谈人的宗教，趋于完善。

论战的方式极大增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以陈独秀、蔡元培、吴虞等人为一方，以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就非基督教运动是否符合宪法“信教自由”原则以及相关的各种问题展开了论辩，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有关“信教自由”的这场论战对马克思宗教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非基督教人士将“信教自由”与维护“天赋人权”联系起来加以讨论，揭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秉赋了反对由教会沿袭下来的中世纪封建主义余毒，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理解。论战还促成了非基督教阵营的自我反省，为非基督教运动始终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保证，也从客观上使人们建立了自由的评价标准，理性评价宗教信仰。

（三）传播内容：由零散单一走向系统成熟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历尽千难万险，从最初传入中国星火点点到五四运动后百家争鸣，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推陈出新的过程。

零散初传阶段主要是借助日本渠道进行零星的片段式解读，不能全面分析和介绍。早期留日学子中，一部分学者直接对东方宗教持否定态度，他们坚决摒弃中国传统儒教，积极引进基督教，推崇基督教的教义与自由的精神。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宗教实质、发展、作用等角度剖析宗教。由于渠道的单一且不连续，不免出现理论重复、知识零散、认知错误、思考片面等一系列问题。

系统成熟阶段，法国线和俄国线的相继联通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介绍更加全面、趋于系统。知识分子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传播主要集中于宗教的唯物主义批判、阶级论和社会变革等方面。蔡和森指出：“古来宗教都是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用以维持其支配地位的工具。”作为上层建筑，宗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关系的反映，生产力的落后是宗教能够得以存在的根源，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前提将不复存在。瞿秋白则认为一切的非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离开了社会性谈人的宗教，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仅把宗教的本质归于人的“主观意识”。二人的宗教观为结合当时经济背景和社会制度的综合考察，特别是瞿秋白在旅俄归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较为完整地论述了宗教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内容丰富且鲜明。

早期共产主义者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传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各有侧重、焦点不一，甚至对错掺杂。但是相较与五四之前，逐步实现了从唯物主义视角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关宗教本质、发展演变规律、宗教的作用等几个基本部分融会贯通，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框架，传播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四）传播动因：从自发传播到自觉传播

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入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东线日本，简单自发阶段。早期无产阶级、地主阶级、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都曾留学或避难于日本，人们当时留学日本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李大钊和陈独秀正是在历史的必然性支配下，偶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实践中并未进行系统性和理论性的阐释，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武器从事现实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被引入中国，起初并未受到重视，传播者也并未打算完全依靠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打破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

西线法国，自发到自觉转折阶段。五四运动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的学子在探索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过程中，深入英国、德国、法国的城市和乡镇，亲历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潮迭起，他们在实践中思考马克思对于宗教起源、本质，初步具备了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他们奔赴法国工人运动和罢工最为活跃的地方，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发源地去锤炼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从而成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过程中，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共产主义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

北线俄国，自觉阶段。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人迫切希望学习俄国的成功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去冲破中国封建顽固的宗教束缚。从目的上看，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党为了培养赴俄高级人才而专门设立的，这些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思想觉悟、和远大的计划目标，想用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之危亡。从结果看，这些归国的共产主义者几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流砥柱。正是他们将在俄国吸收到的宗教思想理论运用到党的宗教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奠定基础。

（五）传播模式：从外来单向输入到中外双向互动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日本和法国的传播主要是依靠留学生，通过翻译、直译著作文章，创办报刊杂志的方式，由外向内将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传入中国；俄国渠道不同于日法，它的传播主体并非单一的，而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主义者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

东线突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日本入华单向传播。早期中国留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主要通过创办刊物和翻译著作。1902年以来留学生在《游学艺编》《译书汇编》《湖北学生界》《民报》《天义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述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包含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些理念。仅1902—1903年就有《社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概评》等十数本著作被翻译到中国。

西线法国与东线日本类似，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法国入华单向传播。但其传播的内在发生了变化，是有组织、有群体、有权威刊物的系统性传播。纵览中共旅欧党支部刊物《少年》《赤光》可以发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发表了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包括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翻译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文件、翻译苏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现状的文献。传播趋势逐渐系统化。

北线俄国则逐渐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俄传播的双向互动。原因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之后，俄国面临内忧外患，急需与周边主要国家建立和谐稳定的关系，因此派使者来华、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二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内也开始组织学生赴俄国留学。1921东方大学招收的第一届中国班学员，是从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拔的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等34人，许多成绩优秀的学员在学习之余还翻译马列著作、撰写文章，向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奠定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基础。

三、结语

19世纪中叶，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宗教的根源、本质和价值，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与各自本土文化相结合，且通过早期在日本、法国和苏俄的留学中国共产党人输入，成为早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过程中的域外理论资源。

日本是近代中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初中转站，河上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李大钊等留学生产生巨大影响，他们以报刊为登刊翻译的载体，自发地将零散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入中国。同时，早期共产主义者展开与其他学者以宗教为主题的激辩，引起中国思想界的关注和讨论。法国因拥有毗邻德国以及革命实践的优势，成为勤工俭学留学生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地，以周恩来为代表的青年学生通过阅读原著、亲身考察欧洲国家社会主义活动，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阵地，利用《赤光》《少年》机关刊物自觉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宗教思想的建立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俄国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马克思主义经列宁发展已趋向系统成熟，中国共产党与俄国的双向互动促进了瞿秋白等留学生吸收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理论的进程，将反宗教与反帝国主义相结合，使中国能够形成较为完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宗教问题事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兴衰成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党和政府制定宗教政策、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依据，也是深入宗教学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近代中国的输入、传播与发展，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理论认识的萌生与演变，最终形成早期宗教问题思想框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与域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难以割裂，务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从而推进党对宗教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促进新时代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经验，对于做好新时代宗教中国化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注释： 

[1]关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以及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参见杨鹏《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3期。

[2]关于安部矶雄对于李大钊的影响，日本学者森正夫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参见森正夫、韩一德、刘多田《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4]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页。

[5]同上书，第568页。

[6]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第367页。

[7]陈独秀著，胡明编选：《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页、65页、68页。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1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8页。

[11]同上书，第428—435页。

[12]同上书，第447—452页。

[13]唐仕春：《师复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14]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6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465页。

[16]同上书，第463—467页。

[17]同上书，第516、517页。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2页。

[1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76页。

[20]徐光春：《马克思主义大辞典》，崇文书局2018年，第539、540页。

[21]栾景河：《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22]马克思将宗教比作“鸦片”是对宗教社会功进行界定而非否定，列宁将其演变为国家与政党处理宗教信仰的基本方法，参见李向平《“宗教鸦片论”,还是“宗教社会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2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2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6页。

[25]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1925年9月第128期。

[26]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8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464—467页。

[2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3页。

[29]转引自陆丹林《革命史谭》，中华书局2007年，第94页。

[30]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417页。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6期，该编辑部已授权转载）

（编辑：许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