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和世界宗教所的联合邀请，美国著名中东和伊斯兰学者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教授首次来华访问，并以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为题，向两所的学界同仁作学术报告，引起热烈反响。埃斯波西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素以治学严谨、立论公允饮誉西方学术界。从80年代初发表《伊斯兰复兴之呐喊》到不久前主编四卷本《现代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在短短的十余年间，埃斯波西托相继完成了13部专著，可谓业绩斐然，令人肃然起敬。

出自专业的兴趣，我阅读过埃斯波西托的大部分著作，受益匪浅、感慨良多。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随缘而起”，大多围绕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一前沿性课题，皆有较高的信息量和学术价值。可是如果一定要我在他的著作中作出选择，我则对他貌不惊人的一部近著情有独钟，这便是在此向读者评介的这部小书。我偏爱这部著作有三点原由。一是作者来华所作的学术报告是以本书为底本，当时因受时间的限制，报告人未能充分阚释自己的观点，理当给予一个补偿的机会，以便使我国学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二是作者对“伊斯兰威胁论”所持的基本观点与我相近，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三是“伊斯兰威胁论”问题，是一个热点、难点和相当敏感的重大课题，而作者的见解同时下流行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新闻传媒中的主流话语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反差强烈，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治学方法等诸多固有的差异，笔者虽然兴致勃勃地读完了全书，并深深地为书中许多真知灼见所打动，但仍难以完全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因而，这里只能按自己的理解谈几点感受，权当作对本书的一个粗线条的评介。好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著，作出见仁见智的结论。

一、以历史和现实为立论依据，避免空论
　 

伊斯兰威胁，是精心编织的神话还是活生生的现实？这是本书的主题，也是作者欲回答和澄清的一个根本问题。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出自强权政治的需要，对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他们把原教旨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伊斯兰教，视为对西方安全的严重威胁。而在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以后，他们则把原教旨主义视为继“红色威胁”消失后对西方全球性的“绿色威胁”（伊斯兰教尚绿），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严加防范和遏制。这一偏颇的态度，不仅严重扭曲了伊斯兰教在西方的形象，使西方公众普遍产生厌恶和排拒心理，而且急剧恶化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加深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分裂和冲突。埃斯波西托决意撰著这部“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和极可能引起风波的著作，意在使更多的美国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并通过社会舆论使美国政府改变偏执、傲慢和武断的态度，从而使外事决策立足于事实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其良苦用心跳动于字里行间，昭然可见。
　  经验表明，人们之所以对同一事物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固然与个人所取的立场、观点、方法密切相关，而文化差异、传统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作者认为，由于历史上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长期处于对峙和冲突之中，双方积怨太深、难免产生误解；加之西方大专院校关于东方宗教的课程设置是以满足区域研究为主旨，只重政治功利主义、忽视宗教人文价值，往往表现出割断历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从而使西方普通受教育公众对伊斯兰教所知甚少，很难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异质的宗教文化。故此，作者并不急于“晓之以理”以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而是采取了“让事实讲话”的科学态度。
　  本书共六章，前五章皆以客观地陈述事实为基调。作者论述了当代伊斯兰教多种不同的形态、趋向和功能，揭示了伊斯兰复兴主义多元化的内涵和多重的价值取向；追述了历史上伊斯兰教与西方冲突、合作、对峙的根源和过程，分析了二者此消彼长，命运交替、优势互补、复杂多变的关系，凸现了西方自近代以来的强势地位以及由此而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多种不同的回应，诸如复兴与改革潮流、排拒与疏离潮流、世俗主义与西方化、伊斯兰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潮流。作者还着重分析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政权多重复杂的关系，描述了各国伊斯兰教组织的复杂情况，并以重点国别研究和有代表性的宗教组织为实例，归纳了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组织的类型，分析了各自不同的政教关系、社会主张、价值取向和交互影响。所有这一切意在以不争的事实为据。确证作者欲引起重视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伊斯兰教作为传统文化方式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成不变的统一体，没有固定不变、常驻常在的原型；穆斯林世界不是统一的政经实体，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其成员国之间既有亲和力也有矛盾，对西方的政治态度也互不一致；各国的伊斯兰教组织不论在政治态度、意识形态、社会目标还是在组织方式、斗争策划上都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作者进而提出，对一个复杂的事物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走捷径：“如果一种简便的理论足以解释一切，那它就什么也解释不了。”

二、反对化约论，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伊斯兰威胁，是荒诞离奇的神话还是冷酷不争的现实？对这一敏感的话题，作者采取了二分法的辩证态度。一方面作者并不否认，当今伊斯兰复兴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主义派别，确实对西方的强权政治构成某种威胁。另一方面作者又反对无限度夸大这种威胁，甚至把反对西方看作是伊斯兰教的本性，而主张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估。这种“区别对待”的意向，诚如作者在导论中所阐明的：必须把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冲突与直接的政治威胁严格地区别开来，为此，必须反对化约论和简单化的倾向，对复杂的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把神话与现实、伊斯兰教的统一性与表现形态的多样性，把少教人的暴力行为与多数人正当合法的理想抱负和法规政策严格区别开来”。作者反对化约论的立场源自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文学者的社会良心，因为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深深地感到，在当今的美国，诋毁、丑化、歪曲伊斯兰文化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政治需要。作者把美国决策者的化约论概括为一个简便的公式：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而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正是根据化约论，美国和西方的新闻传媒精心编织了一个伊斯兰扩张的现代政治神话，以虚假的情报、荒诞的逻辑、耸人听闻的言辞欺骗社会舆论，对普通西方公众造成严重的舆论误导。
　  为了反驳化约论和不顾事实的实用主义，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作了精辟的分析，澄清了许多理论是非。而这些言辞出自一位西方学者之口，就更加难能可贵。例如，作者在论及所谓原教旨主义国际化趋势时，就对泛伊斯兰神话颇不以为然。作者认为，把伊斯兰教视为一个整体是一个不断重复的神话，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当西方需要渲染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时，如在两伊战争期间，就夸大逊尼派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与伊朗人、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而当需要强调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盟国的共同威胁时，就把以往说过的自相矛盾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由此作者对美国政府实用主义的政策作了尖刻的批评。作者指出，早在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就把原教旨主义看作是如同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类的幽灵，作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判断，如今克林顿政府更把原教旨主义视为主要大敌，挥舞着制裁大棒，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这种错误的判断，当今美国政府正在重犯冷战时代的错误：当年为了遏制“红色威胁”，不断夸大苏联的实力，美国有那么庞大的情报机构，而在苏联行将解体时，却无人能作出像样的形势预测；如今为了对付全球性的“绿色威胁”，竟闭眼不看当今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现实。
　  作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反驳可谓是精妙之笔。“文明冲突论”可谓是化约论的杰作。按照这一理论，差异意味着矛盾，矛盾意味着冲突对抗，而冲突对抗的最高形式即战争；既然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文明，二者的冲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在历史事实的陈述中已经针对化约论的历史观作过前提性的分析，因而在反驳其论点时更加得心应手。作者指出，用宗教和民族的词语来解释群体认同固然不失为一家之言，由此在人们的观念中造成“我们与他们”相区别的意识。然而，不应忘记，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观念正是西方教育结出的苦果。它的一个固有的倾向是对他者的宗教文化愚昧无知，并且总是从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出发来要求他者。简言之，赞同“文明冲突论”就是公然提倡双重标准：人们用一种标准去看待文化亲缘的国家，而用另一个标准去看待他国。作者指出，“文明冲突论”可以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冷战等冲突和对抗的历史事实找到根据，但这些不愉快的篇章“只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现实表明，化约论不能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对日本或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不是以共同的文化、宗教或文明为基础，而是基于国家或集团的实际利益”。合作固然可以来自共同的宗教或文化背景，然而更常见的情形是来自对国家和共同的战略利益的确认。

三、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
　 

如前所述，如何看待“伊斯兰威胁论”问题，所关涉的不限于如何评估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关系等现实问题，还涉及历史文化观等根本问题。西方故意夸大来自伊斯兰的威胁，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表现为欧洲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态度。为此，作者在批驳化约论、武断论的基础上，深入批判了欧洲文化中心论，弘扬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宽容等人文主义思想，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和理解，开展有益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这方面以三点最引人注目。
　  首先，从文化语境上批评了关键词语的失范。作者指出，原教旨主义一词源自英语表述中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一词，而这一词语概念有特定的内涵，专指20世纪基督教新教传统中对圣经意义作字面解释的基要派的主张。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语境下，只要谈及基要主义，人们便立即联想到保守僵化、复古倒退和不顾常规的极端主义思想倾向。显然，这些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不符合实际，难以作为一个科学的术语来界定当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应用，往往同主张暴力的“政治行动主义”、“政治的伊斯兰”、“激进的伊斯兰”相联系，往往等同于极端主义、宿命论、恐怖主义、反美主义，而实际上在伊斯兰世界只有少效人从事这类不合常规的宗教政治活动，大多数人则是在现存秩序下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宗教政治见解。此外，原教旨主义一词含义过于宽泛，使用得相当混乱。正本清源、复归传统是当今各种世界宗教共同的趋势，不独伊斯兰教所特有。如果按此标准，则凡尊经崇圣的穆斯林都可称为原教旨主义者，而一个反对尊经崇圣者，也就不再被认作一个穆斯林了。
　  作者认为，上述词语失范，归根结底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反映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深广影响，但科学的态度是求同存异，不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
　  其次，作者严肃批评了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作者在著作中多次使用“原型”(sterotype)一词，意指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偏执态度皆可在欧洲文化中心论中找到它的“原型”，皆源自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作者写道：过去西方关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思维原型”不外乎是游牧民、干热的沙漠、骆驼、一夫多妻制、富有石油的酋长，而如今一成不变的“原型”则是持枪杀人的毛拉、热衷于圣战的恐怖主义者、留着长胡子的反西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形象固然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伊斯兰教总是被看作是与西方的真理观、人生观、价值观格格不入，是某种消极有害的“不祥之物”。
作者不无感慨地回顾了西方近代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在肯定它的正面价值的同时，冷静地分析了它对西方思维的负面影响。作者指出，西方排拒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根据是西方社会世俗化的原则，而伊斯兰教是一种广泛的生活方式，提倡政教合一，因而遭到排拒。其实西方津津乐道的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也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而远非一以贯之的基督教传统。历史上大凡世界性的宗教都曾经是广泛的生活方式，都曾经实行过政教合一制度，不足为怪。令人不解的是，近代欧洲在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以后，就把这一模式看作是永恒的绝对真理，不仅模糊了西方的文明史，而且据此来排拒异质的东方宗教文化。结果，西方人一听说有些穆斯林主张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立即便从世俗主义出发，给他们定性为“原教旨主义者”，视为对西方发展观的严重威胁。这种不容异己的偏执态度模糊了西方人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发展进化的过程，忽视了已经步入现代进程的当代伊斯兰教的活力。
　  最后，作者剖析了“世俗原教旨主义”(Secular Fundamentalism)的危险性。所谓世俗原教旨主义，这里指的是西方世俗的世界观的绝对化倾向，作者认为它是妨碍人们理解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障碍。世俗化进程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当然有其进步意义，但世俗主义走向绝对化，势必带来消假后果。其突出表现首先在于，按照世俗主义的预设前提，注定会把异质的伊斯兰教化约为原教旨主义，进而把原教旨主义化约为极端主义。这是因为世俗主义把宗教简单地看作个人的私事，与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涉，因而政教分离意味着宗教与发展理论和国际关系毫不相干。然而，宗教文化传统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必然要以其传统的方式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宗教传统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宗教传统也在不断进化，也有其富于活力的一面。就伊斯兰教而论，其内部的现代主义潮流不仅与社会发展理论密切相关，而且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世俗的原教旨主义否认其它发展道路的可行性，这种绝对化和唯我独尊的倾向本身就有悖于欧洲启蒙主义的初衷。
　  此外，世俗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世俗化为方位，把目光紧紧地盯着穆斯林社会中世俗观念强烈的少数社会精英，而对传统的伊斯兰学者（乌里玛）和大众层面的伊斯兰运动则不屑一顾。结果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伊斯兰教只是毛拉、伊斯兰学者和目不识丁的文盲的宗教，而看不到它同时也是一种影响深广的传统文化方式。作者认为，由于深受世俗的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西方在对东方发展理论的看法上落入了自我设计的陷阱：“只关注穆斯林社会少数有权势的政治、知识精英；把世俗化等同于进步，把宗教等同于落后和保守主义，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看作一回事”。
　  对一部著作的评价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对埃斯波西托教授这部近著的评价也应当如此。我们推崇这部著作至少有一个站得住的理由：它使我国读者在几乎一边倒的西方舆论中，清晰地听到了关于“伊斯兰威胁论”的不同声音，而且是来自一位国际知名学者的声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转自西亚非洲（双月刊）（京）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