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浦生

达浦生（1874-1965），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大阿訇、教育家，与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并称“四大阿訇”。

达浦生名凤轩，以字行，经名奴尔·穆罕默德。回族。江苏六合人。出身于阿訇世家，前六代均为阿訇。7岁入蒙馆习汉字；10岁进六合南寺义学，接受寺院教育。17岁，赴南京常巷清真寺，专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1894年，投学北京牛街礼拜寺著名大阿訇王宽，进一步深造。两年后，穿衣挂幛，正式成为一名阿訇。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发动各省来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公车上书”，号召变法图强。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日亟。1898年4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倡设保国会；6至9月，光绪帝接受维新主张，陆续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是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后虽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镇压而归失败，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在这种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下，年青的达浦生阿訇立志倡新学，办学堂，改革旧经堂教育，振兴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

1899年，返回故里的达浦生阿訇在当地回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下，创办了广益回民小学堂。这是他步入社会所办的第一件公益事业，时年仅25岁。

1905年，恩师浩然公赴麦加朝觐，达浦生应邀至京，代掌牛街寺伊玛目之职。1907年，王宽朝觐归来，在牛街寺创建回文师范学堂，委任达浦生为校长。翌年，他又协助恩师创办了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提倡“经书两通”，在学堂增订课程，改良教法，经堂中兼习汉文与科学，大力改革旧经堂教育，为近代中国新式伊斯兰教育局面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达浦生的名字与王宽的名字，与新式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运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1912年至1917年，达浦生随甘肃提学使马邻翼赴西北，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他在任期间，遍访甘、宁、青三省的数十个县区，大力宣传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不遗余力地倡办回民学校，并亲自创办了兰州南关回民学校。正是在达阿訇的教育影响下，兰州穆斯林移风易俗，陆续创建了尚德、崇德、明德等一批新式回民小学。

1921年至1928年，达浦生受聘于上海协兴公司。该公司是以经营海外贸易为主的民营进出口贸易公司，创办于1914年，创办人为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河南籍回族穆斯林马晋卿及刘彬如、杨福洲、哈德成等众多阿訇；旨在为筹集兴学资金，振兴上海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以商养文促教。为进一步促进中外穆斯林经济文化交流，在公司资助下，达浦生阿訇于1921年出国。他遍访印度、东南亚、中东各国，边经商筹资，边学习、考察伊斯兰教育，与各地伊斯兰学者讲经论道，学习乌尔都语、英语等。后来，达浦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写道：“余尝数游埃及、阿拉伯、印度等国，观乎彼邦伊斯兰教之精神，心有感焉。对于吾教真谛，每思有所著述，以为宣道传教之助。”可见这次出国经商和文化教育考察，确实使达浦生眼界大开，心有所感，宣道传教以阐扬伊斯兰教真谛之志更加坚定了。

1918年，达浦生回国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这一年，中国回教学会兴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由达浦生阿訇出任校长。这是一家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型伊斯兰学校。它以“养成传道著述，翻译阿、波文书籍，教授阿、波文之人才”为宗旨。许多知名的中外专家、学者、阿訇在校任教：买俊三阿訇讲认主学、修辞学、《古兰经》音韵学；马以愚先生授国文、《孟子》、《通鉴纲目》；沙善余、伍特公、杨稼山等授英语等课；此外，江南著名汉语文学者金煦生、青年历史学家傅统先、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穆罕默德·卡米莱学士、曾任英国驻上海领馆领事的印度籍埃及文科大学毕业生法都里依俩希先生等，也都先后在该校任教。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强调进行中、阿、波、英文的“四文”教育；在传授各种宗教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数学、地理、历史、教育学、哲学、体育和科学文化等课程；斋月期间，学生还要到各寺应聘，进行宣教实践活动及上海穆斯林各项社会活动。建校10年间，共招4届学生，每届三年，毕业学生60余人，其中有两届6名高材生马坚、金志晏、定仲明、胡恩钧、马有连、林兴智等被校方派遣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成为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与宗教学识的中国伊斯兰教界骨干力量的摇篮，其中身为校长的达浦生大阿訇功不可没，名垂青史。他以其革新经堂教育的思想与哈德成等先达一道，将中国新型的伊斯兰教育事业推上了一个新阶段。

1929年6月，上海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傅统先等人创办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其宗旨是“宣扬宗教，发挥教义，改良恶习，注重青年道德之培养，指导青年人之环境，唤起教友团结精神”。达浦生阿訇热情支持这一新生事物，与哈德成、哈少夫一起担任研究社的指导员。与此同时，他又与伍特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这是以培养阿訇、广设学校、创立医院与图书馆等为己任的上海伊斯兰教又一个文化教育团体。它以发扬伊斯兰教正义，振兴穆斯林平民教育，“协助完成（孙中山）先总理已始未竟之功，团结教徒辅助国家”为宗旨，制定了五项工作大纲：（1）造就优良阿訇，以发扬回教正义，砥砺道德；（2）广设学校，以振兴平民教育，启牖民智；（3）兴办职业教育，以厚回民生活；（4）延请名人讲演，以实施公民训练；（5）创设医院、图书馆，以培植教民之身体、心灵。该会因碍于经济困难、人才缺乏及种种阻力，终未能畅达其志；但作为该会创始人及执行委员之一的达浦生大阿訇爱国爱教爱民族之思想与实践，已深深印在各族穆斯林的心中。

1932年9月、10月，上海先后发生了《南华文艺》与“北新书局”两大侮教案，激起全国各族穆斯林极大义愤，各地回民纷纷组织“护教团”、“后援会”，上海穆斯林更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教斗争。有20多名上海回民甚至洗了大净，怀揣利器，准备与侮教者拚命以求得“舍牺德”（殉教）。达浦生大阿訇与哈少夫等一起，一方面耐心做穆斯林思想工作，不搞极端行动，寻求正当途径，进行合法斗争，避免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则与伍咏霞、马天英等人在吴凯声律师陪同下，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0月30日，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事件真相。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成在接见回民代表时明显偏袒肇事者，大谈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其倨傲态度益使回民大众同仇敌忾，决心讨回一个公道的说法。10月31日，达浦生所率上海回民请愿团与北京南下的华北护教团会合，向蒋介石政府联合申述“南华”、“北新”两案情由。迫于形势，为解燃眉之急，11月7日国民党当局举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会议决定：颁布明令，称政府爱重回民，维护宗教；令《南华文艺》停刊，惩办作者，查封北新书局等。事实上，这些“明令”并未真正执行：《南华文艺》在又出版了一期后由于其他原因而停办；北新书局则是在因哈少夫请吴律师同租界当局磋商后，被强制执行停业3天，此后更名“百新书局”继续营业；两案肇事作者与书刊发行人均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一结局充分反映出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侵害少数民族权益的嘴脸。为此，以哈德成为首的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以总辞职表示严正抗议。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达浦生大阿訇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联络回族士绅，筹建了浙江路回教难民所、蒲柏路（今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接济受难教胞千余人。12月29日，达浦生乘船只身出国，赴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印度，进行抗日外交宣传活动。在埃及，他用阿文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揭露60余年来日寇侵华的一系列罪恶事实，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号召世界各国穆斯林兄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起中东各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在印度，他将该文译成乌尔都文予以发表，并拜会了巴基斯坦之父穆罕默德·真纳，向当地上万名群众先后作了9次演讲，为我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38年8月回国后，他受到蒋介石接见。他向蒋提议，希望政府帮助在大后方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迫于形势与达阿訇的崇高声望，蒋介石同意由教育部拨款迁校费用，迁上海伊师至甘肃平凉，并按月由西北行署拨发学校日常开支。更校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1941年又改称“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达浦生亲任校长。该校招收西北地区及河南、武汉等地失学回族学生约140余人。

1942年，达浦生辞校长职，赴重庆养病，并在此期间撰专著《伊斯兰六书》，于1945年脱稿。全书约30万字。其卷目为：卷一“伊斯兰教泛论”，共4章10节，论述伊斯兰教认主顺圣的重要性；卷二“伊斯兰教教旨”，共5章24节，阐释伊斯兰教本体论；卷三“伊斯兰教中心”，共3章10节，介绍伊斯兰教关于知、行、诚、信关系的主张；卷四“伊斯兰教天道与人道”，共2章12节，阐述伊斯兰教功修、典礼的要义；卷五“明真辟异”，共6章15节，论述伊斯兰教的基本学理，批驳异端邪说；卷六“宗教与科学”，共5章12节，论宗教与科学相辅为用的思想。其中，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则。言简意赅，论述谨严、透彻，是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力作，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及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该书脱稿后，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付梓印行。直至1995年，《中国穆斯林》编辑部主编马忠杰先生决定，于第2期开始连续刊发达老这一代表作（改用简化字横排，文内部分语句作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以“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爱国爱教的学者”。

1945年，抗战胜利，达浦生先归南京，又返上海。1949年，他以75岁高龄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达浦生大阿訇仿佛又一次焕发了青春。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远赴赫尔辛基参加维护世界和平大会。接着，他作为我国第一届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团长，率团赴麦加朝觐。这次朝觐因故未果，朝觐团中途返国，但在达浦生及全体团员共同努力下，积极宣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民族、宗教政策，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1953年，他与包尔汉、马坚、庞士谦、张杰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任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参与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院长。1956年，以周恩来总理顾问身份随团抵万隆，参加了著名的亚非万隆会议，以亲身体会向世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实可信、诚心诚意的，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1954年后，他历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大力协助下，他再次率团赴麦加，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朝觐功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哈吉，受到各族穆斯林的衷心爱戴与尊重。此后10年中，他除具体领导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外，还协助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各种社会活动及对外友好活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5年，达浦生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91岁。

主要参考书目：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中国穆斯林》1995-1996年各期。

王静斋

王静斋（1879-1949），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家、翻译家、大阿訇，与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阿訇”。

静斋名文清，经名叶尔孤白，以字行。回族。清光绪五年（1879）农历二月初二日诞生在天津清真北大寺附近一阿訇世家。8岁时始学习阿拉伯文，受教于其父兰庭阿訇膝下。后来他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回忆道：当时自己贪玩，“因此屡受先父痛挞，邻里亦多白眼相加。戚友怂先父迫我改途，先父不可，居恒语余曰：‘汝既知戚友不以尔为可造之材，自当努力上进。异日学成，能集二三子课读，余愿已足，不敢再作非分之奢望也。’云云。余闻而窃自奋曰：异日得志，除弊风，扬真理，愿天下人皆得正道！”

光绪二十年（1894）起，静斋正式进经堂学习阿拉伯语读本及浅近教法学十余种，间亦涉猎一些波斯语。不久，他又先后投于李长贵、马玉麟、于勉斋、金连荣、刘绪魁、海思福等阿訇门下。其中，于勉斋、海思福二师对其影响最大。

于勉斋，讳志诚，山东恩县满庄人，京津地区著名阿訇。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勤于拜功，谈吐儒雅，精于典籍，通晓伊斯兰教教法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亦颇有研究。其学问、品德及宗教操守令静斋敬佩，他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教育更使静斋愿意聆其教诲。从1897至1905年，他先后任教于北京、河北各寺时，均有静斋随往；1905年在安育清真寺，他亲自为静斋“穿衣挂幛”，举行毕业典礼。在河间任教长时，他特别注意对静斋进行汉文化的培养，要静斋到县考考棚的临时市场上购得《五方元音》、《玉堂字汇》各一部，刻苦攻读汉文。后来，王静斋能成为伊斯兰教经典汉译家，应该说是与于阿訇循循善诱、全面培养、严格要求有直接的关系。

海思福（1821-1918），字全五，沧州孟村丁庄名阿訇海四爷之子，名震华北，享誉阿拉伯世界。品端学粹，貌亦非凡，为华北地区“提倡遵经革俗之第一人”。居恒不好多言，遇事则词锋甚锐。擅长排难解纷，重口德，戒诬蔑。对教中新旧派问题有自己明确看法，说教全凭正当经典，从不逞意气，颠倒黑白，闹无原则纠纷，深受静斋推崇。海老酷爱学习，又因经济力充足，购存“印版西经”（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最多，对静斋影响甚巨。1903至1904年在丁庄寺海老门下求学期间，王静斋茹苦含辛，忍饥耐寒，求学之志弥坚，每晚利用独居寺中之机，闭扉如饥似渴地阅读海老所存经典200余种，如大部头的《沙米》（五巨册）、《斐特哈盖低勒》（八巨册）等，均一览无遗。这使他受益良多，发现前辈阿訇因袭相传的“错误不少”，为日后倡“遵经革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此外，1914至1916年，海老还与冠县沙锦章、沧县李正芳阿訇一起，以经堂语气原文直译《古兰经》六巨册。译稿虽因故未刊印发行，但作为教内直接由阿文原典译经的先行者，对静斋日后译经事业也应有示范意义，影响不可低估。

王静斋一生以追求学问为最大的乐趣。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使他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一代宗师。他通晓《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及伊斯兰教历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对古汉语、英语亦有相当造诣。历任河北、北京、辽宁、黑龙江、天津、山东、台北等地10余所清真寺教长，设帐讲学，弟子众多。1922至1923年，因“耻于应具之知识落后，当为之善功有缺”，为扩充眼界，增广见闻，取长补短，考察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实况，以便日后在华推广新式伊斯兰教育，有益于国家与教门的进步和发展，在马君图、马榕轩等人资助下，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从天津出发，经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印度麻达拉司、孟买、苏彝士抵开罗，考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在此期间，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学习，每天除在校受课外，还要携带纸笔赴埃及国立图书馆阅书并随时抄录。“于是，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以解决者很多。”1923年秋，与马宏道赴麦加朝觐后，顺便在沙特阿拉伯各地及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安卡拉等地游历，考察伊斯兰世界现状，受到近现代伊斯兰教改良主义思潮一定程度的影响；还搜集和抄录了阿文经典600余种，为后来从事译经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9月，在弟济民、子宝琮协助下，王静斋创办了《伊光》月报，自任总经理兼编辑、记者；尹伯清、陈鹭洲、张石麟、王辉庭等先后任编辑、会计、发行等。在《创刊词》中，王静斋写道：“现今的世界，非从前可比，东西洋如同是里外屋，种种的消息时发时至，所以国际间相需互助，各施其发展国权的巧妙手段。独有我国的同人，对于国外本教的消息茫无所知……本报愿作国人的耳目，按期将本教各国的近闻介绍给大家……作各方穆民同胞研讨学问、互换智识的小机关。”社址设于天津清真北大寺。月报每期4版，1万多字，内容丰富，有经训、教义、教法、教史等译文，也有述评、游记、人物介绍、专访、问题讨论、新闻报道、各地教务活动、答读者问等栏目，全面介绍伊斯兰教历史、文化，介绍中国穆斯林生活，宣传马果园等人“遵经革俗”的宗教主张。大部分文字均系王静斋亲自译写或撰写。创办《伊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创刊至1939年2月止，坚持出刊长达12年之久，月报印数每期一二千份，读者遍及全国，全部免费赠阅。抗战期间，社址频繁变更，常常是王静斋走到哪里，就把社址设在哪里，把《伊光》出版在哪里，充分体现了静斋阿訇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可以说，《伊光》月报不仅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宝贵资料，在中国伊斯兰教报刊史上占一极富特色的重要地位；更是全面了解和研究静斋阿訇品德、思想、学问、性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王静斋阿訇一生清贫，不断追求进步，爱国爱教，刚正不阿。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新文化活动也拉开了序幕。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办东亚穆民教育总会。1907年，国内14个省的36名留日回族学生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天津回民丁竹园出版《竹园白话报》；北京丁宝臣出版《正宗爱国报》；1908年，留日回族学生出版《醒回篇》。与此同时，1907-1908年，锐意兴办新式回族教育的王宽阿訇，在北京城内相继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和京师第一两等小学堂，经学之外兼习汉文与科学知识，成绩斐然。对于这些新鲜事物，青年阿訇王静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订阅《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民兴报》、《大公报》、《法政浅说》等报刊，阅读《饮冰室》、《中国魂》等书籍；主动向耶稣教徒王某学习英语；并于1912年申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支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宏伟大业，参加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他经常为《正宗爱国报》、天津《民兴报》投稿；也曾于1915年一度担任《北京新报》编辑，代张子文阿訇编辑《回教史》、《雷门鼓》两个栏目。在新保安，他曾力倡改革当地回民婚礼旧俗；在大厂，他曾大力宣传伊斯兰教严禁重利盘剥的规定；在安育村，他在正课之外向学员增授《回耶辨真》及汉字读本。30年代后，他更是“一反往常之从俗敷衍”，立志“摆脱旧束缚，改造新环境”，积极倡行“遵经革俗”。1930年1月，他在《伊光》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出：“假若《马克思全集》、《列宁丛书》人手一篇，均悉其义，则中国各省绝少任何之反动也。”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针对马良筹组伪中华回教公会，王静斋与时子周等在郑州组织成立了中国回教抗日救国协会。在《伊光》报上，他发表了大量抗战文章；在所译解的汉文《古兰经》中，他对有助于抗战的经文多加注释并借题发挥，鼓吹抵抗侵略，扶持正义，不怕牺牲，是穆民应有的信仰；要坚信中国人民的“圣战一定获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战终归败北”，“勿信逆徒的蛊惑而变节”，“慎防奸人乘机造谣”。他多次撰文痛斥降敌卖国行为，无情地揭露汉奸的丑恶嘴脸，主张以抗日与否作为分辨良莠善恶与真假学者的标准。他说：“学者一当汉奸，他那人格破产，他那学业亦连带得一文不值了。”

王静斋毕生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成果等身。其学术成果主要可分为三类：（1）各类文章与作品；（2）译著；（3）《古兰经译解》。

王静斋一生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代表作有《五十年求学自述》、《我之译经小史》、《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巡礼游记》、《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中国回教掌故》、《喂！果园马老阿衡逝世矣——一代贤豪，生来值得》等。在这些作品中，王静斋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如实地记述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资料。

王静斋的译作也很丰富。1914年任山东宋庄清真寺教长时，他以5个月时间翻译了印度名阿訇赖哈麦图拉的《伊祝哈鲁络汗格》，名曰《回耶辨真》，上下两函，共6章13节，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发行。1928年，出版自己编译的《中亚字典》（俗称“王氏小字典”），“除解释纯粹亚拉伯字句，并考证先达译而欠妥之字句外，更诠释近年列入亚拉伯文中之意、法、波、西、希腊等国译音字句，以及埃及与叙利亚之土语”，为习学阿拉伯语和汉语提供了方便。1931、1935年，先后出版《选译详解伟嘎业》第1集、第2集。1934年，在北京刊行《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俗称“王氏大字典”）。1936年，在北京西单牌楼回教俱进会总部，组织“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开拓《欧母代序文》（回教法学通论），并修润赵明远之母丁蕴辉女士遗稿波斯文的《老欧母代》，均得以刊行问世。同年，又译《回教遗产继承法》、《回教亲属篇》。1947年，以68岁之高龄译波斯诗人萨迪的名著《古洛斯汤》为《真境花园》，4月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发行。

王静斋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他的三部《古兰经译解》。1925年，即他朝觐及埃及留学归国后的第二年，便开始着手翻译《古兰经》，历时4个月，译稿全部完成。因自感“译词欠妥”，将译稿束诸高阁，仅从中节选出一本《赫提》刊出，以作投石问路之计。不久，接受北京赵文府先生建议与300元资助，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南讲堂再次试译。在侯德山（松泉）等人赞助下，历20阅月，终于完稿，存于侯氏之手。1932年，这部《古兰经译解》（甲种本）由中国回教俱进会刊印于北平。全书为绿色布面精装16开竖排本，书名为楷体字烫金，译者署名王文清，扉页有许宝蘅篆字题签。卷首有徐世昌、许世英的两篇《序》和侯德山的《弁言》，有译者所写《凡例》10条、《标点用例》14则。正文共597页，总计约30余万字。译解皆用文言，释文简略、扼要，译文准确、易懂。

1937年12月17日开始，着手译经堂语体的《古兰经》。至1938年12月7日，在颠沛流离中完成全经译稿。惜译稿尚未修正，1940年突然被日军飞机炸毁。9月，他移居重庆北碚云龙山庄，重整旗鼓，独居斗室，通宵达旦地译经不止。至1941年3月17日，再次译完全部30卷天经。旋即应邀赴宁夏整理译稿，翌年8月整理完毕，石印60部“非定草”，即《古兰经译解》（乙种本）。线装10册16开本，行体字誊抄，行款整齐、美观大方。卷首有《例言》，附参考书目8种。译文内容与丙种本相近。

1938年12月1日，在乙种本译稿即将完成之际，王静斋即已开始了他的丙种本汉译工作。该译本，他初名之为“白话汉译古兰天经”，用普通白话体裁，并加《哲俩来呢》原注，有时还补以《侯塞呢》、《煮麦利》等经注，详加注释，对每节经文颁降的原委都考证清楚，一无缺漏；有助于抗战的经文，多加注释并藉之有所发挥。1945年夏，王静斋飞抵重庆，以译稿就正于乡友时子周先生。时君熟读穆罕默德·阿力英文译本，对《古兰经》内容颇有心得；同时，更佐以郁思甫·阿力的译本对照。历时不足两个月，凡译稿中未能决定之译句，大多迎刃而解。1946年10月上旬，上海永祥印书馆正式出版印行《古兰经译解》（丙种本）5千部。该译本布面精装16开，封面由白崇禧题签。全经有注释1943条，另有“略解”、“附说”和眉批，对译文详加注解及发表译者个人看法，是深受国内穆斯林信赖和喜爱的《古兰经》汉译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据王静斋在一些文章中透露，自1937年春起曾一度着手译丁种本《古兰经》。后因听说唐柯三、孙燕翼、马松亭、王梦扬等共组译经团体，由唐氏充任汉文主稿，遂将这一工作计划搁浅。

1948年，69岁的王静斋出游西南各省，考察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情况。下半年，应台湾穆斯林邀请，出任台北清真寺阿訇。因不惯于当地生活习惯和各种环境，只呆了几个月，于翌年春返回大陆。不久，在旅经贵阳时，因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于5月25日（农历4月28日）归真，享年70岁。故后被安葬于贵阳郊外白桦山回民公墓。

哈德成

哈德成（1888-1943）是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大阿訇、教育家，与达浦生、王静斋、马松亭并称“四大阿訇”。

哈德成名国桢，以字行，经名希拉伦丁。回族。祖籍陕西南郑。父希龄先生早遭离乱，只身抵沪，遂家焉。德成幼年时，父亲为上海浙江路清真寺三掌教。见其聪颖，不忍废其学，父亲节衣缩食，要他去读“儒书”；稍长，复亲授以阿拉伯文，使其略具经学根底。16岁，奉父命赴外投学，先后负笈金陵、京江、河南、陕甘诸地，访名师，习经典，历3年，学业大进。旋因闻父病危，自清化星夜驰归。希龄公临终遗言，嘱德成“敬事真宰，毋堕先业，毋徇流俗”。德成“谨心志之”。

父归真后，浙江路清真寺执事见德成品学兼优，聘其继先父职。因月入不足以养家自给，他刻苦学习英文，赖给人打字所得以补生活所需。与此同时，他未曾一日忘习经学。只要有时间，总要手捧一卷经书，边读边记；遇有外来经师、国外同教，他就虚心求教，共相切磋。因此，其学问大进，且能熟练地掌握阿、波、英、乌尔都等几门外语，为日后大展鸿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寺中公推德成任副教长。

此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回耶辩教”事件，引起年轻的副教长哈德成关注。上海耶稣会印行一本小册子，是英人季理斐1911年所著《回教考略》。它“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颇有诋毁之处”。[1]如书中诬回教“附会耶稣”，“无非托古以自立”，信其教者“恃强好斗，战法凶勇”；“其教得一点真理，系自犹太国传来者”；称穆罕默德初受启示时“未敢遽信也，恐是鬼迷其心”；“其所定之例，如一人可娶四妻，而己之阃内则有九妻二妾之多。人有以此诘之者，则诿为上帝所默许。”[2]上海穆斯林见其“语多诬蔑，群情激愤”。耶稣教士李佳白设立尚贤堂，声言要“协合各教之旨”，其实意在辩教，扬耶抑回。哈德成阿訇乃往尚贤堂访李佳白，“旁征博引，条引书中乖谬诸事”，一一批驳。“佳白无词，卒焚书毁板以谢。于是风波顿息，阿衡之声誉遂远播矣。”[3]

1913年，哈德成赴麦加圣地朝觐。面对着亿万穆斯林心中的圣地克尔白，他默默地立下誓言：献身正教，弘扬伊斯兰精神！翌年归国，遂纠合马晋卿、刘彬如等教中同志，共谋裕款储才兴学之计，创办了协兴公司，经营海外贸易，发展穆斯林经济，冀以赢余为兴学之资。不久，受公司委派，哈德成出任驻锡兰、埃及经理。因业务所需，他得以赴中东各国，访硕彦名宿，讲学论道，考察各地的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历史、法学、古兰学等。他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一年，向那里的专家教授学习经文典籍，进行伊斯兰学术交流，其学问益加博深。他从国外带回大批伊斯兰教经典文献，后来经印行，在我国各地获广泛传播，推动了国内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1924年，哈德成结束了长达11年的国外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考察，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被聘任作浙江路清真寺教长。满腹经纶的哈德成大阿訇开始一步步实现其振兴伊斯兰教文化的宏伟计划。在每周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礼时，他常常即席以几种不同的语言讲“卧尔兹”，以满足不同国籍穆斯林的需要，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群众的好评。他对《古兰经》经文的娴熟记忆与准确理解，尤令人叹服。每逢有人咨询求教，他立刻举出经中某章某节为据，侃侃而谈，无须查书检阅，从而获得“《古兰》活字典”的美誉。他在寺院内开办了阿拉伯文补习学校、《古兰经》补习班，兴办了普通的回民学校，倡办伊斯兰教育基金会，将自己振兴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思想逐步付诸实践。

1925年，哈德成与上海穆斯林闻人马刚侯、伍特公、马晋卿、沙善余等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回教学会，发行《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这是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以马刚侯为干事长（会长）、哈德成为副干事长（副会长）的中国回教学会，“硕彦名流，云从雾集”，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在学会《月刊》上，不仅逐期连载伍特公、沙善余等合译的《古兰经》前三卷译文，更发表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伊斯兰教学术著作。如：伍特公（天真）的《振兴回教之管见》、《宗教顺时维新说》、《精神兴教说》、《明道达变说》，达浦生的《振兴回教刍议》，王孟扬的《哈德成阿訇讲演录》，一善的《伊斯兰之教诲》，守愚的《伊斯兰与社会主义》、《伊斯兰与基督教之比较观》（译著）、《回回教与摩尼教》，泽农的《伊斯兰之罪恶观》，啸渔的《伊斯兰与欧洲哲学》（译著）、《阿拉伯简史》（译著），尹伯清的《回教与回族辨》等。这些文章鼓吹顺时维新、发展教育，反对泥古守旧，批判蒙昧主义，提倡研究经义，推动《古兰》汉译事业，阐释教长职责，抨击“以经卖钱”的陋习等，在宣传新思想及伊斯兰文化方面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回教学会同仁的共同协助下，哈德成与达浦生等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1938），达浦生任校长，哈德成任教务主任并担任义务教学工作。在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骨干力量方面，该校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坚、胡恩钧、金志晏、定仲明、马有连、林兴智等6位高材生，赴埃深造，即是上海伊师努力的结果。1939年，在马晋卿先生资助下，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学会译经委员会。为译经，哈德成阿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据《上海宗教史》记载，1941年10月学会出版了《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译解》一书，全书约10万字，伍特公（道隐）译著。实际上，这是“由哈德成阿訇口译全文，并依据有关《古兰经》本子，对原文逐节、逐字讲解，伍特公笔录，并参照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译出初稿，撰写讲解全文，由沙善余校对，反复斟酌，最后复请哈德成阿訇审定。”“1940年学成回国的马坚先生参加了译经工作，在哈德成教长帮助下，经过一年多时间，已译出《古兰经》13卷，迫于当时形势日见恶化，译经暂停。”[4]白寿彝教授也曾指出“阿衡虽未执笔其间，而字义之斟酌，训释之商定，恒与一再往返，不惮烦劳也。”[5]1932年，在反对《南华文艺》、“北新书局”两大侮教案的斗争中，以哈德成为首的中国回教学会、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领导上海穆斯林同反动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民族尊严，受到鲁迅先生的敬重与称赞。

1937年，日寇侵扰上海，流离失所的难民日众。哈德成阿訇以上海租界为屏障，同达浦生等共办难民收容所于清真寺中，数以千计的穆斯林难民因以得济。“自是五年，阿衡处惊骇浪涛之间，屹然自持，恒相机示教胞以忍辱待时、救国家救民族之道……我教胞之得以巍然独维正气于人间鬼域，是因正教感召之伟大，抑阿衡宣导之力有足多也。”[6]

1941年12月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因哈德成声望素孚，敌伪欲利用之。但哈德成置敌人威逼利诱于不顾，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别妻离子，化名马国成，乔装作商人，于1942年3月悄然离沪。他历经皖、豫、陕、蜀，辗转数月，抵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委以编译委员会主任之职，意欲拉拢哈阿訇为其摇摇欲坠的政治统治服务；但哈德成对那里庸俗的官场作风极为反感，又兼气候不适，不愿久留，决定离开。1943年1月，在欢度“古尔邦”节之后，他取道昆明，直奔云南沙甸，寻其高足马坚（子实），共同从事译经工作。

在沙甸的日子里，哈德成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为译经，一为授课。致力于《古兰经》汉译工作，可以说是他毕生一大心愿。限于条件，虽未亲自实现这一愿望，但他始终不懈地为之努力着。他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得意弟子马坚身上。这次，他离开重庆到沙甸，就是要与马坚一起实现长期以来埋于心底的这一夙愿。在沙甸，他住在白亮诚先生家中，终日与马坚、马元卿、张子仁等人一起，探讨经文奥义，切磋疑难问题，以马坚的译稿为底本，逐词逐句地推敲译文。他对《古兰》经文的熟练掌握，对经义的深刻把握，令人折服与敬佩。因此，可以说，后来马坚先生汉文《古兰经》译本中，同样也凝聚着哈德成大阿訇的无数心血。

在沙甸，哈德成还参加了当地养正学校的教学工作，为培养伊斯兰教的新一代人材做出了积极贡献。沙甸私立养正学校，1940年4月由白亮诚先生独资创建。其建校之意在于改革旧式经堂教育，提倡中阿并授的新型学校教育，以“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为宗旨，以粗通阿拉伯文学、精通阿拉伯语言、能通读伊斯兰教经典、有自学阿文能力和较好的中文基础、毕业后选送埃及留学深造为目的。哈德成阿訇全力支持这一教育事业，欣然应允在养正学校担任《古兰经》诵读课，每周2节。他那纯正清晰的读音，抑扬顿挫的诵读，极富感染力，使受课学生大受其益。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为当地的阿訇、乡老们讲解经典、答疑解惑，要学生们列席旁听。他渊博的学识，正直的人品，平易近人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令沙甸父老难以忘怀。

哈德成大阿訇一生以振兴伊斯兰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培育伊斯兰教人材为己任；以“爱国、爱民、爱教”为处事指针；以“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为严格要求自己的座右铭。虽文字著述不多，但他发表的那几十篇演讲，如《回教与社会之关系》、《回教的要旨与道德》、《就任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宣言》等，以及主编的小丛书《回教初步浅说》等，在社会上都颇有影响。

1943年10月25日，身心交瘁的哈德成大阿訇因病医治无效，弃世归真，年仅56岁。白亮诚先生偕沙甸同教将其安葬在鱼峰山麓，使其长眠于沙甸的土地上。6个月后，伍特公、沙善余先生以古汉语译《古兰经》脱稿；又4个月，马坚的语体译稿亦成；50年代，马坚译本前8卷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与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马坚的通译本《古兰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哈德成大阿訇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矣。

马松亭

马松亭（1895-1992）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社会活动家和回族教育家，与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齐名，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阿訇”。

松亭阿訇名寿龄，以字行，经名阿卜杜·拉希姆。回族。北京牛街人。出生于贫苦的穆斯林家庭，幼孤，遂进牛街寺作小“寺师傅”。稍长，先后投于达浦生、张子文、王友三等大阿訇门下，并在此期间有幸亲聆土耳其学者阿里雷抓的《古兰经》读法。名师出高徒。经过这几位名师教化，马松亭不仅打下坚实的经学基础，而且受到许多新式伊斯兰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对他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张子文阿訇。

张子文（1875-1966），名德纯，以字行，经名艾布·伯克尔，辽宁本溪人。学识渊博，通晓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种外语，德语尤精，素有“德国张”之誉称，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马松亭以及马善亭、杨明远、李廷相、赵铭周等一批知名阿訇俱曾在其门下习经。马松亭从1908年始，即到北京牛肉湾清真寺跟从张子文阿訇；以后又随他到马甸、花市等寺，前后长达7年之久（1908-1914、1919年）。张子文是改革旧经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清真寺中阿文兼授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此后，又与王浩然阿訇等共同创办清真教育会，积极倡导清真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等伊斯兰教育改革。1912年在花市寺任教长时，他改第五清真小学为“清真文化小学校”，实行培养伊斯兰组织会长、清真寺教长、回民学校校长的“三合一”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使马松亭大受其益。后来，马松亭将这种体制总结概括为新式经院“三长制”的教育体系，并纳入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此外，张子文在经学教育中，加入汉语文、自然科学等内容及编唱“校歌”的教育实践活动，对马松亭创办成达师范也应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马松亭是在跟从王友三大阿訇一年后，在花市清真寺由王阿訇为其“穿衣挂幛”的。此后，他依次受聘于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1924年，经天津马人圃先生推荐，他应邀赴山东济南穆家车门（西关）清真寺任教长。历史证明，这是马松亭走向辉煌创业至关重要的一步。

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能成为成达师范的摇篮，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聚集着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识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摆脱回回民族一贫二愚落后面貌和社会地位的穆斯林群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爱国老人马云亭为首的济南穆斯林成立了“回教后援会”和“十人团”，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最后，马云亭等壮烈牺牲于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镇压与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正是同属回族的济南镇守使马良。爱国志士的鲜血擦亮了济南穆斯林的眼睛，认识到要改变回民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必须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使广大回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民族兴旺则国家强盛，民族衰败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为此，就应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于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回民领袖来。基于这种认识，济南当时的回族名士穆华亭先生在自费朝觐麦加归来后，即捐献私宅建成穆家车门清真寺，延聘名经师，改革传统教育方法，并与济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闻人法静轩、马绂生等一起筹办新式伊斯兰学校。

这时，风华正茂的马松亭阿訇，有鉴于旧时中国清真寺培养的海里凡只识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谙国文汉语，只会念经了事而不通一般社会知识和近现代科学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弊端，久蓄改革旧经堂教育之志，却在京师苦无施展宏伟抱负之舞台。故收到邀请后立即欣然受聘，赶赴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在穆华亭、唐柯三等人大力支持与赞助下，以“成德达才”之意，创建了后来名闻遐迩的成达师范学校，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史上一个新篇章。

马松亭认为，使中国伊斯兰教延续了千余年生命的旧经学教育，是一种“保守式的教育”：“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7]于是，1925年4月24日，马松亭等人克服了校址狭隘、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学生缺乏、课程难定、职员缺乏等诸多困难，创建了成达师范学校，并于该年8月正式开课。

学校设立董事会，由穆华亭、唐柯三、马松亭、法静轩、朱蕴韬等12人组成。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唐柯三时任济南道道尹，故仅是名义上担任校长，实际上的主管人还是马松亭。因经济困难，他不仅主持教长职务及授课，还要担任校工的工作：摇铃、操作；而且还是厨师之一。阿文与宗教课虽一度有王静斋、张鸿韬阿訇一起任教，但王静斋阿訇仅教了半年即离开济南，张鸿韬是济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学任务主要由马松亭承担。

成达以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马松亭认为，启发回民智识与阐扬伊斯兰文化密不可分。“换言之，阐扬回教文化，即启发回民智识也。况回民在精神上、意识上，很多的地方是由回教文化造成的，这种精神是世界回民能够在急风暴雨中生存的因素。在中国文化失掉重心，而中国人民意识上极散漫，以致沦落到这种地位的今日，回教文化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有相当的需要；所以阐扬回教文化，即中国图强之一道。成校之目的，即在教育兴教，宗教救国。”[8]为此，他提出教长、校长、会长“三长”一体的新型阿訇人才培养计划，要求成师培养出来的人才“至少可以担任下列的三种职务：1、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所谓教长，就是上述的阿衡；教师是普通领导人材，希望能以教长的地位，领导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职务，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领导启迪工作。3、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回民的种种社会活动。”[9]也就是说，成达师范培养的人才应是德才兼备的回族中坚和骨干，他们既精通阿拉伯文又通晓国文；既精通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又了解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既能在清真寺内主持和领导宗教活动，又能担任回民学校的校长，从事普通的文化教育工作，还能走出清真寺，组织回族文化团体和回族群众从事文化事业与社会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马松亭大阿訇关于培育回民英才的愿望基本上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成师培养的一大批回族人才，大都成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回族文化的骨干力量，有的从事翻译工作，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任教于高校，有的任职于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或宗教团体，甚至成为外交、外贸工作的人才。如今健在的张秉铎、马金鹏、周仲仁等先生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成师的成就与马松亭大阿訇呕心沥血的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成师创办不久，即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马松亭为此四处奔波，经与多方协商，决定从济南迁校址至北平东四清真寺后院。1929年2月迁校后，吸收了一批北平的学生，学生数由第1期12个人的一个班增至三个班，易校名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延聘国内知名阿訇，如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等，担任教育教学工作，师资力量大增。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马松亭阿訇1933年、1936年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埃及，晋谒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传“发扬回教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义，蒙其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中国穆斯林学员至爱大深造，同时聘请两位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位成师毕业生赴埃留学，才有了1938年成师教员庞士谦阿訇所率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产生，才有了埃及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的来华授课。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松亭阿訇率成师学生迁校至广西桂林。不久，成师由民办改为官办，他才从繁重的成师教育教学工作中逐渐解脱出来。如果说，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那么，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这一贡献的第一大功臣。

与成达师范教育同具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一是创办富有时代精神的民族与宗教综合性刊物《月华》；一是成立成达出版部，印行伊斯兰教经书与学术著作，出版《成达文荟》；一是创建福德图书馆，征集中外文图书上万册；一是邀请教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韩儒林、冯友兰、张星烺等，以及成师学生定期发表专题学术演讲。这几件大事的完成，标志着成达师范学校成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心。马松亭阿訇的名字与这几件大事的顺利完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松亭阿訇并没有将精力仅仅局限在创建成师这一个学校上。在发展成师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他还协助创办了北平西北中学、中才小学、新月女子中学等多所回民学校。抗战期间，与顾颉刚、冯友兰等共同倡议发表《72教授抗日宣言》。1943年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时，创办一所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班。1945年回北平后，任东四清真寺教长，并在寺内成立北平伊斯兰经学班，在成达出版部基础上创办伊斯兰出版社，恢复《月华》杂志社并复刊，同时增出《月华周报》：与胡适先生联系，保送部分回族学员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专业。1949年松亭阿訇因避战乱而暂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由港返京，先后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他爱国爱教之志始终不渝。“四人帮”垮台后，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饱满乐观的积极态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89年，《性风俗》一书出笼后，激起上海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义愤。年逾九旬的马松亭大阿訇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飞赴上海，亲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再立新功。在学术研究方面，限于汉文化水平不高，撰述有限，仅有《古兰经要义》、《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汉译古兰经首章》等几篇作品；此外，民国时期还曾与老友王梦扬先生合作，在电台发表了《回教与人生》的著名演讲；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都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可靠的资料赢得人们的喜爱。

1992年1月16日，备受中国各族穆斯林尊敬与爱戴的马松亭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97岁。

庞士谦

庞士谦（1902-1958），字益吾，经名穆罕默德·特瓦杜阿。回族。河南省孟县桑坡村人。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教育家、学者、阿訇。

1902年，庞士谦诞生于桑坡一家虔诚的回族穆斯林家庭。当时的桑坡，是孟县360个村子中唯一的回族聚居村，居民约1200户，1万余人；有清真寺13座，其中男寺7座、女寺6座，各寺均设有私塾式经堂，有海里凡百余人，凡河南省及长江沿岸的回族学子，大多负笈求学于此，接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这里经堂教育发达，教门兴旺，阿訇辈出，宗教气氛浓郁；但世俗社会教育却不发达，读书人寥寥无几，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不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少。庞士谦的父亲“性喜教门”，立志叫他走“念经为宗教服务”之路。就在士谦4岁4个月零4天的那一日，父亲将他送到清真寺中，开始了他的读经生涯。在长达20多年的学经过程中，他先后师从过丁长升、丁继高、王松岑、买广德、石万聚、杨泰贞、张秉礼、马蓝田、马连三、马自成、虎延璋、安宏宝等阿訇。在此期间，经他一再请求，父亲还曾允许他跟从本村品学兼优的私塾世家姬绍公先生学习汉语文。这些学习，为他日后走上阿訇之路，从事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庞士谦在20岁结婚后，常常是边工作边学习。22岁那年，他在马连三老师门下学习不到几个月，便替老师应聘至郑州清平里清真寺作代理阿訇，向两名海里凡教授《满俩》及法尔西（波斯）文的《法苏里》，边教边学。几年后，他在陇南张家川德盛皮店作皮货生意时，常到张家川市东清真寺安宏宝阿訇处听经，颇有收获。

在庞士谦从学的众多老师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晋城的马自成阿訇了。自成阿訇（1886-1935）名诚，以字行。父忠朝，原籍陕西大荔，曾参加白彦虎义军抗清斗争；斗争失败后，寓居平凉，后迁洛阳，遂家焉。自成阿訇10岁时丧父，19岁时始入寺习经，历从陕、豫各地著名阿訇。25岁时应聘为洛宁长水镇清真寺教长。因痛感旧式经堂教育制度“教授法之不合实用”，甫上任即组织兴办“中阿小学校”，既讲授汉文，又讲授阿拉伯文。数年后，应聘至晋城，更大力提倡教育，创办崇实小学校，组织通俗讲演会，还计划创办刊物。1929年以后，应聘至北京，任教于成达师范学校，从事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受马自成老师影响，庞士谦一生也以兴办新式伊斯兰教教育为己任。青年时代，他就任教于马自成创办的崇实学校。后来，又协助马君图、马自成在太原开办经汉大学，未果。不久，到郑州，协助刘志三、郑研真等创办了郑州研究社。开始时，研究社由庞士谦与志三阿訇共同主持，设有一所小学，有妇女讲演会、成人教义研究班。后因经济困难，志三阿訇离开研究社，由庞士谦独力支撑。1930年，应马自成、马松亭之约，执教于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37年，留学埃及，入爱资哈尔大学攻读法学，先后任法鲁克学院中国留学生团长、留埃中国学生部长、爱大中国文化讲座讲师，埃及国王东方事务顾问等职。1939年率团从埃及赴麦加朝觐。1947年回国后，与马松亭在北平创办回教经学研究班、月华文化服务社等，出任《月华》与《月华周报》主编，兼任北平师范大学阿拉伯语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回民学院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参加发起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先后任伊协常委、副主任。他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中国伊斯兰教新式教育事业之中，桃李满园，受到穆斯林的普遍尊敬与衷心爱戴。

庞士谦阿訇是爱国爱教的典范。1939年2月18日，他收到唐柯三、孙燕翼、达浦生、马松亭来电，要他组织留埃学生朝觐团，赶赴麦加朝觐，一方面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华真相；另一方面监视华北伪政府派遣的所谓“中国回教朝觐团”活动。庞士谦立即召集全体留埃学生讨论，并把各项具体工作分配到人，办妥各项手续，准时开赴圣地麦加。一路上，他组织学生们向同去朝觐的各国穆斯林揭露日本侵华暴行，揭穿日本帝国主义欺骗国际舆论的毒计，表达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赢得各国穆斯林的理解与支持，大家一起为中国抗战作祈祷。在麦加，他组织学生们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敌伪所派“朝觐团”成员作斗争，说服他们均以中国国民政府的国旗为标志，与学生朝觐团一起活动，有效地粉碎了敌人借朝觐之机行日寇侵华政治宣传的阴谋。

在《埃及九年》中，庞士谦阿訇以朴实的语言多处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他借一位侨居新加坡的19岁华侨之口，明确提出：“美国对于中国是有野心的，将来至少要侵略中国的经济。看现在中国大部分都用的是美国的物品，不如趁早把他们赶出中国。”“中国还谈什么民主，一切都操在国民党手里，一党专政和抗战前一样。抗战八年以来，老百姓的死伤损失不可以数计，完全是为国民党争天下。换句话说，就是为极少数的资本家而消磨国民的生命财力，至今还没有走向民主，由于最近民主同盟的主干李公仆、闻一多之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而更明白。”他热情讴歌“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很正确的”；“现在我们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起来了……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也翻身了，并且也成为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各族兄弟应相互了解彼此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避免“无谓的误会”，加强团结，共建祖国。[10]

庞士谦阿訇毕生从事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教育教学工作，对于中外伊斯兰教寺院教育的历史沿革、规章制度、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因此，他对中国伊斯兰教传统寺院教育的弊端，对中国伊斯兰教育事业的落后状态，有深切的感受。他指出：“在教育方面，我们虽有数千所私塾式的经学校，但不仅是只读些旧东西，而且在教学方面也有许多缺点。新式的学校，就中学而论，不过十余所而已，较诸中国的耶教则相差太远了。他们的信徒全国只有数百万人，但是单就他们所设立的中学而论，就有三百所。”[11]他力倡中国伊斯兰教的建设“应由教育着手”，以启迪穆斯林民智、提高穆斯林整体素质为目的，普及普通教育，开办中学教育和职业学校教育，进而发展大学教育与留学生教育。他大力宣传马自成、马果园等前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提倡中阿文并授，改革旧经堂教育，发展适应时代进步的新式教育。他强调“治贫治愚是我们奋斗的两大目标，多提倡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鼓励回民生产”，中国穆斯林才能前途有望。

庞士谦阿訇作为一名教内学者，在从事宗教教育的同时，还致力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对中外伊斯兰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勤于笔耕，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作品和译作主要有：《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开罗版）、《埃及九年》、《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马自成阿衡传》、《中原回回》、《桑坡惨案》、《和平之使命》、《回教认识的派别》、《脑威四十段圣谕》、《回教法学史》等。他的作品资料性强，保存了中外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寺院教育、教派、教法、圣训等大量可靠的珍贵资料。迄今为止，庞阿訇的这些作品仍是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工作者的必读之作。在这些作品中，庞士谦阿訇总是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非分明，态度明确，绝不遮掩。例如，在论述“回教与科学”的关系时，他写道：

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近些年的成就更大，如潘尼西林与原子能的发明。科学越进步，人类越幸福。不过要把科学用在给人类谋福利上，不要拿它来杀害人类。这次对于日本使用原子弹，在人道上来讲是不应该的。《古兰》云：“你们为主道而杀害那杀害你们的人，但是不可过为，安拉不喜过为的人。”（2：190）

有些人认为宗教是反科学的，也有些宗教人认为科学是反宗教的。但是回教则不然，因为科学是使用理智推测物质的原理与作用，而回教正是鼓励人类使用理智观察万物的。在《古兰》中提到理智的地方有49处之多，圣谕中也有很多地方鼓励人类使用理智。教法的每一条例都举出经典的证据和理智的证据。因此中世纪时回教对于科学有很多的贡献，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导源于回教。还有些人认为宗教是不可理解的，那是错误的。今后我们应当利用科学来发挥宗教，利用宗教来提倡科学。[12]

应该承认，庞士谦阿訇的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与价值。

极“左”路线使庞士谦阿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世人的巨大精神财富，使庞士谦的名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穆斯林及阿拉伯人民心中！

注释：

[1]《中国回教史鉴·序》（增订本），商务印书馆，第1页。

[2]《中国回教史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第155-163页。

[3]白寿彝《哈德成阿衡墓表》，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636页。

[4]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9、517页。

[5][6]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第637页。

[7]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第1035-1036页。

[8]同前，第1038页。

[9]同前，第1038-1039页。

[10]《埃及九年》第57、40、3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出版，1988年10月。

[11]同上，63页。

[12]《埃及九年》第88-89页。

（来源：原载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引自中文伊斯兰学术城网）

备注：事实上，白寿彝主编、马寿千、李松茂副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全2册），中华书局于2003年9月才出第1版；这《五大阿訇传》被收入其下册第1420－1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