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十几年的学术争鸣与理论探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而且是一定形态的文化体系、生活方式及由全体穆斯林组成的社会实体。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始，就开始了漫长的中国化进程，最终形成了既区别于汉文化的伊斯兰文化，又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中国伊斯兰文化。

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主要有两个明显的特色。

一、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传统和原则，有鲜明的伊斯兰教文化特色。

中国穆斯林成功地坚持了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后世。特别是对于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笃信不疑。

中国穆斯林遵守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恪守“天命五功”，即念诵“清真言”、礼拜、斋戒、纳天课、朝觐。

中国穆斯林遵照伊斯兰教教义，视善行（Ihsan“伊哈桑”）为自己的天然义务，命人行好，止人干歹。这些善行包括：履行五功，虔诚敬主，施舍钱财，为正道奋斗，恕人爱人，正己守洁，忍耐坚毅，孝敬双亲，优待亲友，怜恤孤儿，尊重妇女，追求学问，努力工作，不狂妄自大，不拨弄是非等等。

中国穆斯林固守伊斯兰教的传统和风俗习惯，有其独具特色的人生观、正统观及饮食、婚姻、丧葬、生活习俗。

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鲜明的伊斯兰教文化特色，从而同儒、释、道及其他民族、宗教文化区别开来。这种文化特色的保持，是其独立于中国民族、宗教文化之林的重要原因。

二、借鉴、吸收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的风格和特色。

中国各族穆斯林，特别是回族穆斯林，长期以来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说汉语，习汉字，吸收了大量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喜爱汉文诗词歌赋、匾联、绘画、雕塑、建筑、戏剧、影视等文化艺术，利用这些典型的汉文化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理想追求、道德情操，从而使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披上一袭中国文化艺术形式的外衣，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

在中国穆斯林创作的各种文艺作品中，在那些汉文匾联、汉文诗词、汉文译著、汉字碑文中，穆斯林将儒、释、道各家的许多语言、概念直接拿来，为己所用，表达自己的伊斯兰教思想观点。如分别出自儒、释、道家的“太极”、“两仪”、“玄机”、“虚灵”、“无常”、“万缘皆空”、“三纲五常”等等语言、概念，统统被穆斯林借用过来，用伊斯兰教文化内涵取代或改造其原有内涵，用以表达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理论思想，使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带上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在中国穆斯林创作的众多宗教作品中，还有一些思想内容并非伊斯兰教文化所固有，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述，形成以“经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如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来复铭》碑中“繇太虚，有天之名；繇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诸句，就源自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著《正蒙·太和篇》。甘肃临潭伊斯兰教西道堂有对联曰：“人人具我真面目，弗失即是我；物物显它假形相，化尽就如它”；“清岂易清，欲清须一尘不染；真诚难真，要真宜万缘皆空。”显然，这些观点源于佛教，因为伊斯兰教并不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是“假形相”和“万缘皆空”的。而天津清真大寺有一联句所称“帝德清净无为”，则似应是道家理论“清净”、“无为而无不为”的简要概括。即使是古代维吾尔族穆斯林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那部著名长诗《福乐智慧》的序言也说：“此书极为尊贵，他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更多地则表现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丧葬、礼仪、语言、文字、服饰、民居、文艺、节庆、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凡此种种都说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教确有影响，而广大穆斯林对此影响也是乐于接受的。

总之，千百年来，各族穆斯林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原理和传统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将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这是广大穆斯林对中国文化及世界伊斯兰教文化的历史贡献。

（来源：《中国贸易报·雅周末·东西文化》1995年9月23日第2版，引自中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