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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汉学:儒佛道研究   文章转自《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作者:郑天星  男,1937年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100732
内容摘要:在国外的汉学中,俄国汉学独树一帜,而儒佛道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用翔实的资料阐述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综合研究(五教合一)、儒教研究、佛教研究和道家道教研究。
  俄国汉学走过了草创、形成和发展阶段。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为草创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骨干是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他们大多数原在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喀山大学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其早期著作纯属介绍叶为形成阶段,以瓦·帕·瓦西里耶夫(1818~1900)为代表;20世纪初为发展阶段,以苏联汉学大师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汉学得到长足发展,培养出一大批汉学家。
  一、综合研究
  所谓综合研究,是指把中国古代宗教、儒教、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合在一起研究,这样会对中国宗教有一个完整认识,了解各教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它们在古今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的列·谢·瓦西里耶夫博士。他生于1930年,1953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获历史学副博士、博士学位,专门研究中国的文明史,著述很多,主要有《中国古代的土地关系和村社》(1961年)、《中国古代青铜器起源和殷朝》(1964年)、《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1970年)、《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1983年)等。他有两本关于中国宗教的著作,有必要详细介绍。
  第一本是《祭祀、宗教、传统在中国》(1970年初版,1989年第2版),全书分6章,分别论述了中国的古代宗教、儒家、道教、佛教、混合宗教。
  第一章《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崇拜和仪式》具体阐述了图腾崇拜、万物有灵论、亡灵崇拜、生殖崇拜、殷周宗教信仰的变化、最高神上帝、天崇拜、地崇拜、巫术与萨满、仪式和器具、礼仪象征、上帝像问题、宗教传统与婚姻家庭规范和礼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宗教仪式等问题。
  第二章《早期儒教:原理、崇拜、仪式》探讨了孔子及其时代、孔子的社会理想、孔子的社会秩序、孔子的道德和宗教。孔子学说中的天与国君和天与“革命”、祖先崇拜、孝道说、家庭与氏族崇拜、家庭与婚姻、家庭中的妇女、夫妻之爱、守寡和离婚、家庭中的子女:小辈和长辈、死:最早的葬礼以及安葬与服丧、祖先墓、祖先祠、祖祠中的仪式和集会、礼仪中的音乐与舞蹈等方面。
  第三章《儒学——官方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涉及孔子与法家、法家与秦始皇、儒学与法家混合、儒学的变化、孔子作品崇拜、识字与教育崇拜、学校与教学制度、国家考试制度、文官崇拜、儒家文明崇拜、孔子崇拜、儒学崇拜。
  第四章《道教》论及道教的起源、老子和道的学说、庄子与列子、道教的“无为”原则、道家哲学和道教、中国古代神话、道教神话的变化、长生不死说、成仙的基本手段和方法、护身符与炼金术、占星术与占卜术、土卜、巫术与医学、道教与黄巾起义、道教徒的神权国家、道教与佛教、中国中世纪的道教思想和理论、民间道教与道教诸神及神仙、道教衰落与变化等内容。
  第五章《中国佛教》论述了佛教的产生和佛陀传说、佛教徒的最初社团、佛教僧人与僧伽、佛教的经典与教理、大乘佛教、佛教在中国的产生、风土化的困难、佛教中国化、道安与弥勒佛崇拜、慧远和中国净土宗的开始、鸠摩罗什、中国佛教繁荣、弥勒佛崇拜、阿弥陀佛崇拜、观音崇拜、民间佛教、中国佛教的学派和教派、禅宗、中国的佛教寺院、中国寺院与经济、唐代的反佛教活动、中国佛教的衰落、佛教与中国文化。
  第六章《宗教混合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研究了三教的关系,涉及到儒学在中世纪中国的演变、新理学、新理学与中国复兴问题、儒学、道教和佛教的混合、宗教混合主义体系的特点、国家(帝王)崇拜、全国全民的崇拜、地方的崇拜、家庭的崇拜、的信念、心理、行为、思想、语言、知觉以及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一点也不逊于任何世界宗教,甚至还超过它们。至于道教,他认为道教把所有古代崇拜和迷信、信仰和仪式以及所有神灵、英雄和仙人都折衷地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满足居民各种各样的需求。谈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作者指出:佛教在中国存在近2000年,此间它在适应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变化很大并形成中国佛教。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巨大,突出表现在艺术、文学和建筑上。佛教寺院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佛教的形而上哲学在形成中世纪中国自然哲学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禅宗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影响更大,它对朱熹的新理学哲学的影响也很明显。作者还论述了三教之间的关系,认为儒教、道教和佛教长期共处,并逐渐密切起来,而且每一种教都在中国宗教混合主义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儒教在伦理、社会一家庭关系范围内占有优势。道教及其巫术、形而上学、众多神灵属于感情范围,弥补了儒教的枯燥性和唯理性主义缺欠。佛教祈求神灵,产生和支持美好未来的幻想。第21章概述了喇纸神崇拜、自然崇拜、河川崇拜、动植物崇拜、鬼与驱鬼术、来世观念、巫术与占卜和迷信、求愿崇拜、礼仪象征和宗教与艺术创作的相互影响、中国的传统和以新代旧等内容。
  第二本是《东方宗教史》,1983年初版,1990年出修订版,改动不大。
  该书是作者为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撰写的教科书,目的是描述和分析东方宗教的产生和成熟过程以及对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全书共21章,其中第15、16、17、18、19和21章分别对中国的古代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和藏传佛教作了扼要论述。这本书实际上是对前一本书的总结,理论性较强。作者在提出儒学是不是宗教问题时回答说,在中华帝国的具体条件下,儒学曾起到了主要宗教的作用,它履行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把社会伦理和个人道德完善观放在首位。儒学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它比宗教更重要。儒学还是政治、行政体系、经济和社会过程的最高调节器。总之,它是整个中国生活方式的基础、中国社会组织的原则、中国文明的精髓。在2000多年中,儒学形成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影响了他们院、喇嘛和礼仪、喇嘛教与当代等方面的问题。
  瓦西里耶夫教授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古代中国”命名,这是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1995年由东方图书出版商行出版了第一卷:《史前史商殷;西周(公元前8世纪)》,对中国古代宗教有全面分析交代。
  《伦理和礼仪在传统中国》,198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列·谢·瓦西里耶夫教授负责编辑的一本论文集,共收文11篇,专门探讨了各种伦理和礼仪规范在中国社会及其生活的整个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展示了传统中国在三大宗教哲学学说——儒教(卡拉别季杨茨、瓦西里耶夫、马尔蒂诺夫、克恰诺夫文)、道教(托尔奇诺夫文)、佛教(A.M.卡班诺夫、马利亚文文);社会意识基本形态——宗教(克留科夫、齐宁、托尔奇诺夫、马利亚文、卡班诺夫文)、哲学和科学(科布泽夫文)、道德(瓦西里耶夫文)、法(克恰诺夫文)、政治(马尔蒂诺夫文)中实现伦理一礼仪标准的具体机制。作者们阐述了古今中国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认为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揭示和理解传统在现代中国起作用的机制。
  在综合研究方面,引起汉学界重视的是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学院的年轻汉学家康·马·捷尔季茨基的两卷本专著:《中国人:在当代世界中的传统价值》。该书是他在自己1992年副博士论文《当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1994年由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由前言、三大章和结论、参考书目组成。《前言》指出,现代中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宗教及社会现象的状况是本书研究的主题,这些现象属于中国文化的基础,同时从思想、行为和社会机制上探讨了伦理、宗教和社会三种类型的价值观。第一章的题目是《当代中国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传统社会文化评述》,第二章为《当代中国人的宗教》,第三章为《当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机制与规范》。第一章分析中国人个人价值体系状况,探讨下列问题:(1)传统型价值和传统文化心理现象在个人思想中处于什么位置;(2)它们如何影响个人;(3)现代中国人如何估价传统价值范畴;(4)传统价值在中国人社会化中起什么作用;(5)传统观念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变态心理过程。第二章考察当代中国人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意识状况,分析了下列问题:(1)制度化宗教(佛教和道教);(2)基督教;(3)混合宗教(教派);(4)混合民间信仰;(5)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选择性”宗教信仰。第三章研究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传统中的社会文化机制现状(部族和建筑在民族结构和秘密社会基础上的生产组织)。这三章都连续探讨了民族自我意识在中国人与外族的共同体及其文化交互作用中所发挥的功能。《结语》得出了关于现代中国人传统文化成分和规范状况、关于文化与现代条件下民族自我意识的相互关系的结论。本书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引用了大量证据和数字,是一部研究中国宗教现状的力作。
  另据报道,亚罗斯拉夫国立大学于1995年出版了一本题名为《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教科书,作者为塔·玛·加甫利斯托娃。原书笔者没有看到,《书评报》也没有具体介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书名上看,这本教科书是把三教放在一起论述的。
  二、儒教研究
  关于中文中的“儒教”和“儒家”,俄国汉学家把它解释为“儒者学派”,“最古老的哲学体系和远东同道教和佛教并列的三大伦理一宗教学说之一”,“儒”原没有指出其创立者——孔子的名字,符合后者的出发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俄国汉学史始于18世纪,不过当时还算不上研究,处于草创阶段,主要翻译中国经典和编纂小册子,属于收集资料性质,但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是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外交部亚洲司的译员和喀山大学东方学系汉语教研室的教师,以后增加了圣彼得堡大学的东方系。最初的汉学就是由这三个中心率先展开的。最先翻译儒教经典的是阿·列·列昂季耶夫(1716~1786),他的俄译本有《格言》(1779年)、《四书集注》、《中庸》(1784年)等。19世纪和20世纪开始出现对原著有研究的作品,如克·马·卡尔亚金的《孔子,他的一生和其他人的格言》(1987年),帕·斯·波波夫(1842~1913)的《孔子及其弟子和其他人的格言》(1910年),《中国哲学家孟子》(1904),阿·依·伊万诺夫的《中国哲学资料引言,法家,韩非子》(1912年),瓦·帕·瓦西里耶夫(1818~1900)的《东方宗教:儒教、佛教、道教》(1837年),谢·米·格奥尔吉耶夫(1851~1893)的《中国的生活原则》(1888年)和《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1892年),埃格塞-巴尔捷克的《中国和中国人:现代中国的生活、风俗、习惯》(1892年),尼·亚·俾邱林(1777~1853)的《学人宗教述记》(1900年)和译作:周敦颐的《通书》、《太极图说》(1832年)及《四书》译稿。影响较大的是帕·阿·布兰热和托尔斯泰合作编著的《孔子生平及学说》(1903年),这本书中还附有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国学说复述”。需要指出的是,在俄文中“学说”有时也指“宗教”、“教义”,如“三教”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后,俄国进入苏联时期,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以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为代表。他是最著名的汉学家,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师从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5),1906~1909年和1912年曾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收集到大量中文图书资料,著作甚丰,其中《中国文学》(选集,1978年)内有他的译作《论语》(前3章),被誉为俄译范例。他的最大功绩是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汉学家,这些人后来部是学科带头人,如尤·康·休茨基(中国名楚紫气)(1897~1946)著有《易经译注》(1960年),阿·阿·什图金(1904~1963)著有《诗经译注》(1957年),维·阿·什泰因(1890~1964)著有《管子译注》(1959年),维·阿·维尔古斯(1922~1980)著有《诗品论诗人司空图》。这些人才在不同时期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无辜被判刑。如尤·康·休茨基,于1937年6月刚通过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易经”答辩,8月就以“参与兰鬼教派”的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第二年2月被判刑,后获释。他的这部传世之作直到1960年才见天日。其《中国古典易经》被誉为“欧洲汉学中无与伦比的有重大价值的学术著作”,1979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出版。他的导师阿列克谢耶夫称《易经》是众经之经、中国的《圣经》。休茨基认为这部经是一部百科全书,涉及到哲学、占卜、历史、政治、逻辑等19个方面。这部巨著当时仅印刷了1400本,进入90年代已成为稀世珍本,经过东方学所的尼·维·科布泽夫博士修订,补上了中文原本,增加了不少新的注释,于1993年出了第2版,篇幅从423页扩大到604页,发行一万册,满足了广大读者对《易经》的迫切需要。
  米·列·季塔连科博士的专著《中国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和学说》(1985年)探讨了墨子的哲学、社会政治、伦理观点,考察了墨家学派的产生和衰落。全书共分6章,作者在第五章《墨家学派的社会政治观点》的最后一节《宗教观点在墨子和早期墨家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指出,墨子学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墨家创立者不是神学家也不是宗教领袖,明鬼天志论点是时代的传统观点和迷信影响的反映,还说墨子学说之所以不是宗教,是因为他没有崇拜体系,没有成套的仪式,所以不能认为墨家学说具有宗教色彩(第104~119页)。
  东方学研究所的阿·伊·科布泽夫博士著有《王阳明的学说与中国哲学》(1983年),根据中国哲学史基本问题首次探讨了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及其对中国和整个远东的社会思想发展的影响,书中包括王阳明的生平和对其世界观的分析,认为他的综合学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揭示了儒、佛、道三教相互影响的机制,批判地评价了中国和西方学者对王阳明的评价。他特别重视王阳明与道教和禅宗的关系。这几年来他发表不少文章,不过大都涉及中国的神秘文化,在《周易》研究方面则下了很多工夫。
  关于儒教(家)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两本文集《儒学在中国:理论和实践问题》(1982年)和《传统中国学说中的人的问题》(1983年)中。前一本书收论文12篇,专门分析了儒学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根据、它的术语概念、儒学经典分析问题、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儒家原理问题、儒家与法家相互关系问题、人的本质解释问题、20世纪仞中国反孔运动的内涵等,认为中国、亚洲和欧美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对孔子及其学说问题的研究虽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但不能说彻底解决了。
  后一本文集收论文20篇,研讨了过去很少涉及的课题,即佛教、道教和儒教中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认为按《礼记·中庸》,中国人的观点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中和”。这在三教中都有充分体现。
  近年来,学界又掀起“儒学热”,这在远东研究所尤为突出。列·谢·佩列洛莫夫教授(1928~ )著有《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1、1993年由蒋经国学术基金会赞助再次出版),该书在批判性分析原本的基础上,利用丰富的中国注释文献,探讨了孔子及其学说对古今中国的精神生活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本440页的巨著从公元前4世纪一直谈到公元20世纪90年代,回顾了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命运。他还有一本书《孔子之道》(1992年),其中分析了中国智慧的源头和内容、其科学与伦理结构——儒学对形成中国民族文化和在东亚地区的意义。作者认为自己在读者面前有道德义务感,因为其父是中国人,母亲是西伯利亚人,自取中国名嵇辽拉,这就自然使他进入汉学领域,与中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所的弗·维·马利亚文博士著有《孔子传》(1992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作为“名人传丛书”的第72种出版,印数1.5万册。这是俄国图书中第一本专讲中国哲人孔子(公元前551~479)的一生和世界观的著作。在中国,孔子是“万世师表”,为此作者努力揭示孔子遗产生命力的秘密,显示其思想和个人命运的全人类意义。这本书于1996年再版,印数达2万册。
  埃·斯维特洛夫系已故东正教神学家,法名亚历山大·缅,著有《在缄默门旁——遵照祖先的遗训》,最初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版,《在国外》杂志1990年第40期选登了其中的一节“孔子一生”,提出孔子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奠基人,虽然他的名字常和佛陀、琐罗亚斯德的名字一起被提到,但实际上宗教信仰问题在孔子的世界观中占据很小的地位,《论语》始终是关于这位哲人及其学说的惟一可靠证据。
  也有持相反观点的。前苏联宗教学家谢·阿·托卡列夫(1899~1985)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1976年版)第14章《中国的宗教》一节中谈到儒教问题。他说:中国现代知识界认为儒学并非宗教,儒家学术一则为哲学体系,再则为国家和个人道德规范,这种见解不可取。儒家确也不乏某些经典,蕴涵着关于超自然范畴、精灵、彼岸世界的观念;另一方面,孔丘对宗教仪礼虔诚以待,并力主恪尊敬守。孔丘殁后,即被奉为神圣,甚至历代帝王亦顶礼膜拜。20世纪初叶,中国有孔庙约1500多座,儒术作为宗教,有其不可忽视的根本特点。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其体系渐臻完备,并独具一格,儒家的种种礼仪,最重者莫过于祀祖,这虽没有列为中国的正式宗教,但实为中国宗教信仰和礼仪的主体。这本书已有中译本(1985年),有不少内容涉及儒佛道三教。
  不过从总体上看,大多数人持儒学非教的观点,至多称其为宗教伦理体系或中国哲学体系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过讨论,学者们只是在自己的著作中略有提及而已。
  三、佛教研究
  最先接触中国佛教的俄国人是两位第十二界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1840~1849)的成员——古里(1812~1882)和巴拉第(1817~1877),前者向寺院和尚求教,对佛教受戒礼仪有具体了解,后撰写“佛教徒的界和中国的受戒礼仪”;后者根据汉文《大藏经》资料,得知佛陀的详传,然后写出“佛陀传”,两篇文章均收入《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著作集》(1852年第一辑)。巴拉第还编纂《华俄大辞典》(内有不少佛教词汇),“古代佛教历史概况”一文则收入第二辑(1858年)。但中国佛教研究的真正奠基人是瓦·帕·瓦西里耶夫(1818~1900),他也是随第十二界传教士团来华的,居京10年,回国后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和院士,著有《佛教:它的教义、历史和文献》(1857年)、《东方宗教:儒教、佛教、道教》(1873年)、《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佛教及其原理》(1891年),还撰写了《佛教术语词汇》(手稿保存在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手稿部)。1903年成立了以院士谢·费·奥登堡(1863~1934)为首的“俄国研究中亚与东亚委员会”,以探险队的名义于1909~1910年和1912年两次到中国西北,窃走大量敦煌文物,故俄国成为有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之一,涌现出几个著名的敦煌学家。
  进入苏联时期,最初的彼得堡佛学派(小乘和大乘)曾盛行一时,出现了费·伊·谢尔巴茨柯依(1866~1942)、奥·奥·罗森堡(1888~1919)、阿·马·波兹德涅夫(1851~1920)、戈·采·齐比科夫(1873~1930)等一批知名的佛学家。但大乘佛教研究有所减弱,一方面不少学者受到政治迫害,另一方面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仅限于西藏佛教。齐比科夫是位旅行家兼佛学家,在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著有《佛教香客在西藏圣地》(1918年),他曾于1899~1902年去西藏旅行,收集到不少西藏人撰写的宗教史、语法、哲学和医学著作,至今保存在圣彼得堡东方学所藏文手稿部。俄罗斯学者真正展开中国佛教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分述如下。
  1.敦煌佛教文书研究
  1957年原列宁格勒东方学分所成立敦煌研究小组,最初只有3人,到1964年,增至20人,并开始整理、分类、翻译、出版沉睡了长达45年之久的沙俄时代窃来的敦煌文书。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是列·尼·缅希科夫,自取中国名孟列夫。他生于1926年,1952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师从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后获语言学副博士、博士学位,从事变文研究。他著有《维摩诘变文十吉祥变文》(1963年)、《双恩记变文》(1972年)、《法华经变文》(1984年)、《敦煌中文写本佛教俗文学文献》(1963年),上述著作都包括真迹复制、研究、注释、表格等内容。他还为伊·萨·古列维奇的《百喻经译注》(1986年)写了一篇导渎序文。1994年翻译出版《搜神记》,除全部俄译文外,还有长篇导读文,附有详细的注释和索引。此外他还指导青年学者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
  除孟列夫外,列·约·丘古耶夫斯基也表现不凡,著有《敦煌学》(1970年)及大量论文。
  2.佛教文学研究
  比较突出的当推孟列夫的学生米·叶·叶尔马科夫,自取中国名叶马克,1989~1990年来华进修一年。他于1993年10月以《中国民间佛教文化中的世界观综合体》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该文章1994年易名为《中国佛教世界(根据4~6世纪短篇小说资料)》,由圣彼得堡安德列耶夫和子孙出版社作为“世纪智慧”东方丛书出版。全书由《引言》、第一章《中国民间佛教的基本定向》、第二章《地狱与天堂:中国民间佛教的彼岸世界》、第三章《中国民间佛教的经典》、第四章《众神、和尚、俗人》、第五章《奉献物崇拜》和《结论》构成。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框架来构建4~6世纪中国遮民佛教传统的世界观思想和价值观体系,所用资料取自于《冥祥记》、《宣验记》、《旌异记》之类的佛教短篇小说。
  作者曾用数年的时间研究《梁高僧传》,计划出三卷俄译本,第一卷已于199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卷的内容包括“高僧传是中国佛教传体文学文献”、“高僧传译经”、“注释”、“附录”,共251页,其中导读文就占98页,论述了作者对《梁高僧传》的整体看法。这是苏联时期中国佛教研究中未曾有过的现象。学者们如今重视基础研究,抛弃了以往教条式的科学研究,变得较为务实了。
  3.佛教禅宗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以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室主任尼·维·阿巴耶夫博士为代表,他发表过诸如“佛学禅宗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佛教禅宗对秘密宗教会社的影响”、“佛教禅宗与武术”等论文。1983年初版和1989年第二版的《佛教禅宗与中世纪中国的文化心理传统》一书的前两章论述了儒教和道教与文化心理活动的关系,后两章阐明了佛教禅宗和禅心理文化,其结论分析了现代条件下利用传统心理训练方法的可能性,书末附录《六祖坛经》、《临济录》、《大乘起信论》。他还主编出版了《佛教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1990年)。
  此外还有研究禅宗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如格·鲍·达格达诺夫的《王维作品中的佛教禅宗》(1984年);也有论及佛教与白居易、苏东坡的论文,涉及佛教与中国诗歌、小说的相互关系的论文就更多了,作者大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
  4.华严宗研究
  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列·叶·扬古托夫著有《华严宗学派的哲学学说》(1982年)一书,全书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三章:《华严宗学派的形成》、《华严宗学派的哲学学说》和《中国历史中的华严宗学派》,书末附有杜顺的《华严法界观》和法藏的《华严金师子章》的部分中文经文和俄译文。最后是中文、俄文、英文参考书目。1995年扬氏新作发表,题为《中国佛教哲学中的统一、同一性和和谐》。
  5.藏传佛教研究
  对中国佛教哲学这方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克·马·格拉西莫娃(1919~ )著有《喇嘛教崇拜体系中的西藏人传统信仰》(1989年),这本书用三章的篇幅探讨了喇嘛教崇拜及其世界观基础和西藏人传统信仰的变化,认为喇嘛教崇拜体系具有混合主义性质,在中世纪社会的管理制度中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宗教观念的内容与其反映在象征、崇拜对象和礼仪行为特征上的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著作采用了两种历代阅读古代崇拜事实的语意:分析神学诠释和科学的起源性分析即恢复早期宗教形式起源的原初意义。
  维·桑·狄雷科娃著有《西藏文学纲要》(1990年),这是继佛学家安·伊·沃斯特里科夫(1902~1937)的《西藏历史文学》(1962年)后又一本西藏文学史。书中叙述了西藏文字的出现和佛教的传播,特别注意到梵文佛经的藏译、西藏哲学术语和文学语言的形成;还描述了《藏文大藏经》的宗教经文、古代印度佛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古代印度的艺术作品,以及有关医学、语法学、雄辩术、诗学和其他学科的作品。
  列·叶·普巴耶夫(1928~1991)是该所高级研究员,他的《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1981年)从史料学和史学上分析了1748年由松巴堪布(1704~1788)撰写的西藏历史文献,考察了诸如这部文献的研究历史、结构、版本学、年代学和史学以及印度、西藏、中国、蒙古从古代到18世纪40年代的历史。他于1988年还编辑出版了《居希(四部医典)——中世纪西藏文化作品》。
  1995年两本涉及西藏佛教的著作出版:一是尼·维·阿巴耶夫任责任编辑的《西藏佛教:理论和实践》,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254页,发行2100册;二是由“双星”出版社出版了俄译本《西藏度亡经》,共223页,发行3万册。在此之前《科学和宗教》杂志在1990年第10、11、12期和1991年第1期连续发表了该书俄译本,译者为叶·拉扎列夫,并附有必要的注释,从印数看颇受读者欢迎。
  6.佛教与国家关系研究
  这是苏联时期宗教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有两本文集:《佛教与社会在中世纪中亚和东亚国家》(1982年)研讨了佛教在中亚和东亚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所获得的新鲜资料。书中有关中国佛教的论文是叶·伊·克恰诺夫的“佛教在唐代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列·约·丘古耶夫斯基的“敦煌寺院下属的俗人佛教”、鲍·鲍·瓦赫京的“佛教与中国诗歌”、阿·斯·马尔蒂诺夫的“佛教与儒生:苏东坡(1036~1101)和朱熹(1130~1200)”。阿·斯·马尔蒂诺夫在序言中说,佛教渗透列所谓文化的“上层”引起了很多问题,绘画、诗歌、散文、哲学思想等文化领域无不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佛教深入艺术创作和哲学思考的基础——个人创作心理中,进而提出了诸如灵感和知识的问题,沉湎于佛教的诗人和艺术家达到了把灵感和禅划等号的地步。
  《佛教与国家在远东》(1987年)试图明确表达佛教社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的一般原理。全书分两部分,一部分论及僧伽与国家的实际相互关系,另一部分则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有关中国佛教的论文有:科米萨罗娃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取自4~5世纪中国佛教辩论”、叶·伊·克恰诺夫的“佛教与唐初(7~8世纪)宫廷”、米·叶·叶尔马科夫的“中国官方史学家观念中的佛教活动家(根据《晋书》和《高僧传》资料)”、叶·伊·克恰诺夫的“国家与西夏佛教(982~1227)”。阿·斯·马尔蒂诺夫在代前言中写道,官方性的史料显示,儒教虽占统治地位,但三教中的另两教的社会与精神意义并没有被化为乌有,君主依然把这个三位一体视为统治的辅助成分,而不得视为一种奇怪的一个正统和两个异端的总和。这一点清代雍正帝下过明确诏令(见《三教平心论》)。
  7.佛教哲学研究
  1984年布里亚特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佛教的哲学问题》的书。这本文集收文12篇,有关中国佛教的占了7篇:列·叶·扬古托夫的“中国佛教的范畴”、托尔奇诺夫的“试析《金刚经》的汉译本”、С.П.涅斯捷尔金的“禅公案的一些哲学心理方面”、尼·维·阿巴耶夫和波尔什涅娃的“佛教禅宗对罗清(16世纪)学说的影响”、阿·伊·科布泽夫的“王阳明与佛教禅宗”、谢·谢·索罗金的“王维(701~761)的诗歌与佛教禅宗”、利·阿·尼科利斯卡娅的“吴承恩小说《西游记》中的佛教动机”。文集研讨了哲学与宗教、哲学与宗教实践的相互关系、佛教哲学在佛教传播地区的变化、佛教哲学对东方各国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该书篇幅不大,只有124页,值得仔细阅读。作者大都是目前俄国佛学界最活跃的人物,反映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乌兰乌德三个中心的不同学风。
  8.佛教现状研究
  1998年2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以《信息通报》第二期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名为《20世纪(10~9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团体》的著作,全书162页,除导言和结论外共分4章:第一章《僧伽的地位和基础(大乘传统的佛教寺院)》,第二章《世纪上半叶佛教在中国的复兴》,第三章《佛教协会的创立史,50~60年代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四章《佛教团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这是俄罗斯汉学中第一部有关佛教团体历史的专著,书中比较了佛教在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特别以大篇幅阐述了佛教协会的现状。作者斯·阿·戈尔布诺娃1949年生于莫斯科,1972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80年获历史副博士。该学者最初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后到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担任汉学协会的秘书。1988~198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见习,收集到不少中国佛教资料。1997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到北京作学术访问,曾以《中国历史上的佛教联合组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同仁们进行座谈。
  9.编写佛教辞典
  1992年,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袖珍本《佛教辞典》(286页),总编为娜·利·茹科夫斯卡娅博士、阿·尼·伊格纳托维奇副博士和弗·伊·科尔涅夫博士。辞典由22人撰稿,编写中国佛教辞目的有А.М.卡班诺夫、阿·阿·捷连季耶夫、阿·尼·马利亚文、托尔奇诺夫、Е.Д.奥格涅娃和伊格纳托维奇。
  四、道家道教研究
  关于俄国研究道教的情况,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道教大辞典》中有过介绍(第1741~1744页),这里再就近年来的情况作些补充。
  阿·叶·卢基杨诺夫系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著有“东方哲学的形成(古代中国和印度)”(1986年)及“道德经:前哲学和哲学”(1989年)、“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老子自传片断)”等论文,论述了道教的起源问题。1991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老子(早期道家哲学)》(164页)。本书探讨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家老开辟了联系其他民族哲学文化的世界渠道。在儒家和法家存在道的情况下,自印度而来的佛教通过道家扎根于道教概念体系的基础之上。道家植根于神话—礼仪禁忌化的氏族意识,这种意识的再生机制完全是建筑在客观的、阴阳循环存在的宇宙和天下的协调基础上。天下所有自然和人类的体系都是按道的节律调整的,并在自己的循环中再生道的物质、精神和理想的形象。所以,道拥抱天下并把它调整到统一的生活方式上,按统一式样展开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精神的生活。整个天下就是一个物质的、精神的、理性的文化,这对文化具有统一的意义内容及每一瞬间和每个空间点的价值。
  叶·阿·托尔奇诺夫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高级研究员,1993年12月以论文“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在圣彼得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调入该校。他最初在原列宁格勒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专门研究道教,也研究中国佛教(主要是俄译汉文佛经)。已出版两部专著:《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1993年初版,1998年第二版)和《悟真篇译注》(1994年)。这两本书是当前俄国汉学界研究道教的代表作。
  《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由引言、正文老子(公元前6~5世纪),研究了道家的前史和老子的道论,分析了老子的《道德经》经文,从复原中国天下及其和谐的宇宙开创论法来考察道的“物质”、“精神”、“理想”的范围,根据《道德经》及其相似作品《德道经》来构造老子的传记。
  本书依据《道德经》、《大学》、《易经》、《列子》、《论语》、《淮南子》、《庄子》、《山海经》、《诗经》、《书经》等中国经典来分析早期道家哲学,其中《易经》和《道德经》的资料占有相当的比重,按照“道家的历史哲学地位”、“道的概念”、“《道德经》不是废物堆集”三个大问题来展开,认为《易经》对《道德经》起到了某种哲学入门的作用。通过论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所有主要阶段,包括儒家和法家都反映在道家的起源及其古代世界观系统“黄帝—老子—庄子”中。道家为自己取名(或者被给予)为道,而道则是整个古代中国哲学文化的象征。所以,如果把儒家和法家视为纯中国学说,那么道家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了中国哲学,通过道简要阐述。
  《引言》阐述了研究道教的目的和任务及道教的史学史问题。目的是构建历史发展中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体系,深入研究道家(教)传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这一目的具体反映在以下任务中:分析道教研究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和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途径;阐明道教教义和宗教哲学基本论点的内容,确定道教的特征和道教最重要的世界观特点;按历史顺序考察道教学说演变的主要阶段;提出经科学论证的道教历史分期;确定哲学在道教学说中的地位。
  第一章《道教研究的基本问题》专门研讨道教宗教哲学和道教历史的主要方法论问题:(1)道家道教的统一;(2)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3)道教与民间信仰;(4)道教与国家;(5)发展规律:道教与道家;(6)道教与炼丹术在传统中国;(7)道教学说的总评价;(8)道教中的宇宙起源论和宇宙论。
  第二章《道教史概念》科学地描述了道教从形成到现在的主要历史阶段:(1)道教的起源问题;(2)前帝国和早期帝国的道教;(3)公元2~3世纪的天师与道教教会;(4)公元4~6世纪天下分裂时期的道教;(5)唐宋时代的道教:混合与变形;(6)道教的改革及其后果;(7)公元14~19世纪的晚期道教。接着概述了道教从辛亥革命至今的情况。
  《结论》中作者根据以上提出的道教历史分期,列举了涉及道教发展规律的主要结论。
  本书有许多新意:探讨了道教研究的一般问题:道教道家传统的统一问题;合理地认定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道教与传统中国的国家、民间信仰的关系;科学地论证了道教在发展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传统科学形式中的作用;探讨并回答了道家和道教的相互关系问题;以道教的宇宙起源论和宇宙论观念为例,分析了道教世界观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早期道教宇宙起源论体系的结构;分析了道教的起源、中心宗教学说的基本内容——关于获得长生不死的学说;首次在俄罗斯提出从观念上论证和描述道教的历史及其历史分期;引入学术讨论中未曾研究过的中文原文资料。
  《悟真篇译注》由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作为《东方文化作品》第一辑出版。本书译自《道藏》,选用董德宁的注本《悟真篇正义》,认为董本曾参考过翁葆光、戴起宗、薛道光等人的注本,因此比较可靠。俄文版《悟真篇》包括全部俄文,译本附有详细的术语和宗教学注释,以及带有研究性的(有关道教长生不死学说)导读长文,此外译文中还附有《道藏》版中的版画以及明清时期的民间画60余幅。书末附有参考书目:中文资料、俄文图书与翻译资料;日文资料;西文资料(318~341页)。译文包括悟真篇原序,上、中、下各卷和原后序,把董德宁注本自序及其“外篇”删去不译。俄译本注释结合董注本注释重新编译俄文注释,略有增删。
  导读文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说“成仙”是道教的核心宗教学说,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古代宗教信仰有什么关系,佛教传人后对道教的成仙说有什么影响,成仙说形成的主要阶段。作者认为研究成仙教义对汉学东方学以及宗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研究成仙教义外,作者还研究仙道,即成仙的途径,自然把成仙与道教的内外丹联系起来,提出诸如炼丹术的界定;炼丹术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炼丹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道教的关系;中国炼丹术与其他地区炼金术形式(印度和阿位伯)的异同。此研究综合了英美学者对中国炼丹术的研究成果(如英国的李约瑟和美国的西文)。
  《道教伦理学》1993年由莫斯科法布拉出版社出版,是弗·阿·克利弗左夫教授的专著,包括作者多年研究的部分成果。本文根据大量原著资料探讨了道教的哲学,以及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神秘主义方面。
  《中国哲学·百科辞典》由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93年出版,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列·季塔连科博士主编。这是首次用欧洲文字编撰的中国哲学史综合性著作。全书词目分5部分:术语(概念);作品;哲学题目和派别;人物;中国哲学研究者(其中有不少道教、佛教的内容)。参加辞典撰写的人员,除俄国的汉学家外,还有中国的学者。辞典附有按俄汉字母和笔划顺序编排的术语、人名和名称索引。
  《太极中国的世界模式及其在文化和文学中的派生物(1~3世纪)》1995年由莫斯科东方图书出版社出版,共164页。作者基·伊·格雷金娜生于1935年,系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中世纪前夕的中国散文》(1983年),本书是她的新作,为核对和收集资料作者曾来京作短期学术访问。书中把“太极”这个术语作为比喻用来表现奠基于中国的世界模式和民族存在概念的可能性和极限,描述了这一模式及其新理学的基本特点,提供了从根据神话和仪式产生形象和情节的阶段到以短、中篇小说形式发展的小说性散文的广阔全景。作者试图思考中国的文学过程,并提出自己的中国中世纪文学类概念。书中包含丰富的有图例说明的材料。
  据报道,《中国哲学百科辞典》出版后,以季塔连科博士为首的编委会又有新的构想,认为这只是一部哲学辞典,还不足以囊括全部中国文化,所以决定编辑一部《中国哲学与文化辞典》,使之成为民族精神世界的窗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远东和东南亚国家有着广泛影响,因此这部详解辞典将成为对中国哲学乃至东亚区域文化基础的扼要叙述。目前出版准备工作已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上海复旦大学的部分专家学者应邀参加编撰工作。有消息说,该辞典即将出版。为了宣传这部辞典,远东研究所所刊《远东问题》开辟了“中国哲学与文化辞典”栏目,1993年第2期刊登了托尔奇诺夫、尤尔凯维奇和扬古托夫三人合写的“儒教”、“道教”、“佛教”三个词条的释文(128~141页),行文简明扼要,反映了俄国学者对中国三教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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